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选择——适时调整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战略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的经济环境是未来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90年代末，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从而表明中国经济经历了20多年高速增长后进入转型期，外生变量——经济体制改革、调动积极性政策、下放自主权等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将由内生变量——劳动力和资金所替代。90年代末买方市场中的资金剩余意味着经济增长脚步放慢。由此，适应资金剩余现状，选择促进经济增长的适时发展战略就显得甚为关键。
一、适时调整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2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实证，已充分证明选择适时调整战略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何谓适时调整，即适应经济增长阶段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资金短缺，其发展战略选择应该是避免资金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中国成功地满足经济增长所需投资资金的适时性战略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提高存量资本产出率，取得经济高速增长。
1.对外开放吸收处部储蓄，并顺利地完成外部储蓄向内部储蓄供给的转换。在1978年经济发展初期，单纯依靠国内储蓄推动经济增长是根本不可能也不现实的。当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339元人民币，以62%的消费率计算（1978年），可用于投资的消费剩余即储蓄资金人均仅128元人民币。1978年居民实际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余额为210亿元，人均储蓄余额21.9元。（注：当时我国即无内债，也无外债，更无资本市场，居民消费剩余用于增值的唯一方式就是银行储蓄，所以居民银行储蓄应该等于居民总储蓄额。）在如此低的起点上发展，单靠国内资金支持经济增长势必会延缓经济发展过程。而对外开放则可以借助国外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弥补高速增长初期资金的缺口。整个8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几乎均处于逆差，最高的1985年外贸逆差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大幅度的贸易逆差表现为国外资金随着进口货物的大量涌进，1980年～1989年我国海关进口额增长约2.6倍，初级产品进口额增长68.9%，制成品增长3.6倍。竞争性的制成品进口在弥补国内同类产品缺口的同时，也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供给。
经过8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民收入增加，90年代我国经济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这表明对外贸易由进口支持供给转向出口拉动需求。而这一成功的转变得益于国内储蓄增加可以替代进口部分，也就是说，我国在经济增长中成功地完成了外部储蓄向内部储蓄的转换，可以避免因长期经常项目逆差可能带来的外汇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经济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产出，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2.7倍，投资支出增长2.4倍。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因素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1978年～1989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2.5倍，（注：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均为实际增长率。）平均消费率为65%。消费的大幅增长相应地带动了一批新兴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发展。新产业的形成，在改变国内产业结构的同时，也改善了出口结构。1980年海关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50.3%，工业制成品占49.7%；1999年前者占11.2%，后者占88.8%。外向型发展政策是成功的，成功的战略选择在于以国内需求为导向，依靠对外开放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出口结构的改善、工业制品出口比重的提高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从而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了所需的储蓄资金。
还需要指出的是，除贸易领域开放外，对外开放还包括对国外资金开放国内市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实际外商投资增长112倍，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最初的1.2%上升到1994年8.0%，90年代末维持在5～7%之间。引进外资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意义在于，80年代引进外资同扩大进口一起弥补了国内收入水平低造成的内部储蓄不足；90年代在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条件下，通过资本项目的流入来获取国外资金，以补充经济增长所需投资资金因贸易顺差导致储蓄外流和国内储蓄无法完全满足的部分。通过多项优惠政策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功地吸引外资，既避免了长期持续外贸逆差可能造成的外汇短缺，也避免了赚了外汇短了储蓄的尴尬。而外资的“一揽子”作用，（注：外国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意味着获取发展所需资金，而且还有随其带入的管理技能、现代技术、技术技能和进入世界市场的能力。）也为国内企业创造了打开联接世界市场的通道，推动了内部经济技术和产业的升级。引进外资对我国资本形成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发展初期我们能充分认识本国经济的特点，并依照比较优势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取得高增长率。
2.提高国内储蓄率。我国在发展中顺利完成外部储蓄向内部储蓄转换，主要得益于内部储蓄的迅速提高。
(1)收入水平提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4.9倍，平均每年增长8.3%。在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向居民个人倾斜：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初次分配中，企业收入占39%，居民收入占44%；80年代末企业收入占35%，居民收入占51%；到90年代末企业收入占16%，居民收入占67%。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量部分逐步向居民倾斜使总储蓄格局发生变化——居民储蓄迅速增加：1978年居民储蓄仅占总储蓄的的5.8%，企业储蓄占77%，现在前者占到53%，后者占到31%。1999年仅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达59622亿元，人均储蓄余额为4300元。如果包括手持现金、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居民总储蓄约为81674亿元。（注：赵春萍“手持现金知多少”《经济日报》2000年1月21日。）总储蓄格局的变化一方面表明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格局是以“工资侵蚀利润”，影响企业发展后劲为代价；另一方面储蓄格局的变化意味着投资来源机制的市场化，意味着储蓄转化为投资将更多地依赖于银行中介机构，或资本市场。由此，投资由政府拨款更多地转向银行贷款、资本市场筹资，将促使企业正确选择投资方向，学会测算投资与收益。
(2)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总体上全体居民收入均出现提高，但这种提高又是不均等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孪生物。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初期实施的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裕，然后共同富裕的政策，储蓄高速增长实质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结果。靠利润收入的人总比靠工资收入的人储蓄倾向高，我国经济数据也证明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高于低收入阶层：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96.8%；低收入户为90.2%；中等偏下户为85.3%；中等收入户为81.6%；中等偏上户为78.2%；高收入户为76.2%；最高收入户为69.3%（1998年），可见储蓄与收入水平呈正比。由于经济增长是国内收入—储蓄比例的函数，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层倾斜，储蓄和增长率会提高。但收入分配不均长期、持续地扩大，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一是会产生需求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均等产生的结构性矛盾会反映到产业、产品结构上。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缓慢，结果是形成一个与产业结构偏差的消费真空，出现供给过剩；三是农村与城镇间的收入不均现象严重，至使工业品难以找到农村市场而不能继续快速增长，阻断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惯性。
二、适时调整战略的内含
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之外，在于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进行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适应性调整是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日本在其工业化时期保持17年10%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韩国由60年代起飞时期到现在保持9.3%的平均增长率；新加坡保持31年9.4%的平均增长率。（注：根据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浙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75、85、95、120、139页数据整理。）这些国家之所以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在发展中进行适时调整。90年代末，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由资金短缺转为资金过剩，这一方面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放慢，另一方面对我国未来发展战略选择提出新的要求。所以，选择适应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调整战略是必要的，适应性调整的含义是广泛和全方位的。
首先，要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未来世纪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将与过去世纪不同。二十世纪末国际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变化，美国《商业周刊》经济学主编迈克尔·曼德尔曾评价这一变化：近10年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创造出一种新经济模式，在革新性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并同时对金融市场、政府和公司进行改革，以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和提高效率，这一新经济模式被称为新经济。（注：迈克尔·曼德尔《商业周刊》中文版，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2000年第4期第8页。）新经济造就的高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格局最引人注目之处：一是世界经济中技术投资不断增加。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萨缪尔·科图姆和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乔希·勒纳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与1美元的研究与开发所带来的专利相比，1美元的风险资本带来的专利要多3～5倍，可见风险资本更有效；二是国内市场开放度提高。1999年初“乌拉圭协议”最终签置，这意味着继生产领域之后，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贸易及服务业的开放更加速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它进一步促使企业的技术革新成果在全球最大限度地传播，以获取规模效益和提高生产力；三是金融市场改革使储蓄能更顺利和有序地转移到生产率最高的投资领域，避免资金过多地涌向发展成熟的市场。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说，一国经济中资金分配状况如有改善就会产生巨大的效应。由此，得益于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失业率得以下降，而且使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结果经济增长了又不引发通货膨胀。美国近10年经济的实际表现正是如此，它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1)只要技术能转化为快速增长的生产力，并存在能使这一转化成为现实的体制基础，技术提高创造的就业机会会比破坏的就业机会更多。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剩余条件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行性选择。当然，这一过程的发展应该是渐进的。(2)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资产的重组，资源重新配置而获取收益。过去5年中全球共有4万起企业并购活动，并购总值超过5万亿美元。（注：陈振安《经济日报》2000年4月17日。）(3)将现代技术运用于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新经济实际是在目前世界经济以传统经济为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是游离于现实经济的神话或空中阁楼，而是通过投资信息技术，加快革新转化速度促使经济增长，所以它是在与传统产业互动中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使资源更合理地运用，创造出更多的供给。
第二，要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变化。(1)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自1990年起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持续的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90年经常项目顺差为87.4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110.93亿美元，到1999年前者达到291亿美元，后者达到1547亿美元。(2)90年代末国内经济由资金短缺转向资金剩余，突出表现在金融机构出现多年未见的存贷差（存款大于贷款），并呈逐渐扩大趋势。1994年金融机构存贷差为526.5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存款比重1.3%；1999年达到15045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存款比重的13.8%。(3)资金供给充裕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资金价格迅速回落。1～3年期固定资产贷款由1994年的14.04%的年利率降到1999年的5.94%，下降8.1个百分点，相当于80年代初的利率水平（1983年同档利率为5.76%）。应该说，发展中国家剩余资金数额过大对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不利的，这表明这部分没有转化为投资的储蓄资金效率无法发挥，并对宏观均衡产生影响。
第三，要适应经济发展现状。20年经济高增长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由此出现了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的状况，而这却意味着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开始减弱。新增劳动力的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均会出现的现象，而经济战略性调整产生的就业人员下岗和企业改革产生出的隐性失业显性化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这使我国劳动力过剩问题更严重，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经济增长20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增长16倍，扣除价格因素增长4.4倍，平均每年增长7.7%。同期在生产成本中劳动者收入所占比重逐步上升，目前增加值中劳动者报酬约占到60%左右，而香港制造业劳动力报酬占其增加值的55.6%（1997年）；澳门工业行业增加值中劳动者报酬仅占48%（1996年）。在经济发展阶段中劳动力成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比如，80年代香港在经历了20多年发展后，劳动力成本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原有比较优势开始减弱。而当时亚洲的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以更优质的产品，东盟国家以更低廉成本的产品冲击香港的制造业和市场，同时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在金融市场和贸易方面成为香港的强劲竞争对手。为此，香港通过吸纳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培植新兴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顺利地转移到大陆，成功地实现了结构调整和新的发展战略目标，使香港成为了国际金融、贸易、商业和服务中心。
三、未来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适应性调整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经验，也是走出经济不景气的经验所在。从亚洲“四小龙”发展进程看，经济长期增长中出现暂时的下滑是难免的。韩国曾经历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衰退，1980年经济负增长6.2%；新加坡也同样出现过1964年经济负增长4.3%，1985年负增长1.6%。但这都没有影响到这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水平总体提高。我国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已表明适应性调整的重要性。适应性调整使我们实现了外部储蓄向内部储蓄、初级产品出口向制成品出口成功的转换。针对90年代末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趋势，适应性调整战略选择应该为：
第一，体制的适应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中资金过剩是相对的，这意味着经济体并不缺乏投资机会，而是缺乏创造投资机会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因缺乏要素市场，资源流动不畅；缺乏完全的价格机制，市场调节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充裕的劳动力不能被国民经济高生产率部门全部吸收，阻碍了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进度；缺乏激励创造的经济体制，技术创新和开拓新市场的动力不足。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发展中通过体制创新和转换增长机制，解决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国近20年经济增长的速率是最具说服力的验证。一旦经济增长开始，制度会越来越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面变化，并因此而加强引起增长的力量；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放慢，制度也会变得不利于增长。因此，对影响增长的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将相对剩余的资金转化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必须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
(1)创造促进经济增长的适应性体制。
剩余资金转化为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转化的前提是投资者投资。激励投资者进行投资取得报酬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所有权形式；二是努力经营的效益。所有权是指排除其他人使用某种资源的法律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是属于个人的、集团的，还是政府机构的；也不管享有这种权力的人数是多还是少，它都遵循排他性的基本原则。要促进经济增长就要使资本的权力得到保护。如果一种资源及其成果不能受到保护而大规模地受到侵害，很少有人会为改善这种资源去投资。而如果资本的权力得不到保护也同样不会有人尽力去寻求投资机会。维护法律和秩序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社会要使潜在的投资者相信他的投资肯定可以获得回报，（注：获得的回报不一定必须是利润或货币，也可能是享用资源。比如，个人投资房屋或其他耐用消费品；政府投资学校、道路等等。）使他把自己的财产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这一原则对个人、集团和政府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确定明确的投资主体，加强财产权力的管理是鼓励投资的重要要素。
合理解决财产所有者和财产使用者（委托—代理）关系是公司制产生后最困难的问题。其中，如何使人关心财产的维护和改善则是主要的，由此产生了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我国而言，法人持股也许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形式。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后，防止企业过分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以及防止企业为追求一方利益相关者收益而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收益的最重要机制，就是相对集中企业金融权益。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存在一个有能力、也有动力行使控制权的委托人。对管理人的激励则可以采取股票期权制，以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与企业长期发展捆绑在一起。实行期权制的前提：一是建立经理人市场，变企业管理人员由政府认命为市场选择；二是加快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有股可期；三是完善资本市场，规范作为期权股票的来源；四是完善财务会计制度，以保证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建立在一个完整真实的财务数据之上。
(2)创造剩余资金转化的适应性体制。
90年代我国出现资金剩余和劳动力剩余并存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劳动力剩余并存的复杂局面，这无疑使我们对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更加困难。单一地解决劳动力就业，会使资金剩余矛盾更加突出；选择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则会提高失业率，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又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开始下降。选择劳动力密集型还是选择资本密集型应该从我国现实出发，发展中国家选择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资本缺乏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现实。其实，“选择较高水平的或较低水平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方式与现有的要素比例并不相关……它不依存于现有的劳动对资本（作为存量）的比例，而却是像选择高的还是低的投资速度那样基于同样的考虑。”（注：莫里斯·道布“关于不发达国家中所谓投资资本密集程度的说明”，转引自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2～383页。）现代工业化大生产很难将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绝对分开。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储蓄量相对于过去会变的更多，资本价格下降，而就业和工资成本会随之上升，于是所有的生产者将会节约使用劳动力，转而使用更多的资本。我们是在资本和劳动力均处于剩余条件下选择如何将宝贵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调整战略。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最重要的是创造适应性的体制，即通过市场机制达到二者合理的配置。因此要加快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调节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提高资本—产出比率。
第二，经济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世界银行官员钱纳里等曾对100多个国家的结构转变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和分类整理，并建立多国模型模拟结构转变过程，确定以人均收入作为划分标准，表明人均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间有很大的关联度。（注：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114页。）当然，两者的关联度并非完全对应，而只是说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产业结构相应产生变化。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占GDP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第二产业基本维持不变，基本与世界各国发展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相吻合，但主要问题在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较慢。从与国际比较来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在这一收入水平中，服务业应占GDP比重约在50%左右，而中国是32.9%。尽管这一计算和比较有其缺陷，但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是不争的事实。(1)服务业价格居高不下。90年代不管是在通货膨胀期，还是在通货紧缩期，我国服务业价格都保持上涨势头。1998年居民消费价格年变动率呈负增长以来，服务项目价格一直为正增长（1998年为10.1%，1999年为10.6%）。价格是市场供需的指示器，价格上涨表明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但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其价格的上涨而提高，由此显示出服务业增长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90年代GDP增长2.5倍，平均每年增长9.6%，第三产业增长2.2倍，平均每年增长8.2%，低于经济增长率1.4%个百分点。如果服务业在未来发展不起来，则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瓶颈”。(2)产业发展好似一条链，如果产前、产后的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就不能满足生产环节的需要。比如，研究开发、经营管理、信息服务、会计服务以及人员培训等产前服务的滞后会影响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应变能力、经营效率；而运输、仓储、通讯等能够创造价值的产后服务业落后则会影响最终需求的实现。因此，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竞争力较弱的服务业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这种不均衡现象势必对中国持续发展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
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不仅是传统产品竞争，也是服务业的竞争。在当今国际贸易增长中发展最快的不是有形商品贸易，而是无形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加快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已刻不容缓。发展我国服务业最关键的是消除垄断，垄断一方面造成服务业发展速度放慢，满足不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不利于服务业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宏观政策的适应性调整。90年代末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政府持续地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随着2000年经济增长回升，对宏观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应该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因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率并没有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一是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长期的，即财政赤字会造成国民储蓄的减少，而低储蓄总会伴随低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90年代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由1992年29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赤字转变为1998年690亿美元的盈余，期间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财政政策转型对本轮经济扩张贡献功不可没。二是我国对财政政策的运用更多地是考虑它对公共投资的作用，而很少考虑财政政策与长期稳定目标的相适应。美国90年代财政转型的直接效果是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并不伴随通货膨胀。其实运用积极的、功能型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并不受到推崇，因为财政政策在未来会产生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注：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5、290页。）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对此，我国宏观政策适应性调整应该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四，对外开放的适应性调整。90年代我国持续出口盈余，出口盈余要求资本流出或者增加外汇储备，以平衡国际收支。当发展中国家必须还债或克服贸易的条件暂时下降时，这是有益处的。否则，多余的储备会在牺牲维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国内投资的情况下积累起来。所以，在内部经济资金过剩的条件下应该适当允许资本流向国外。一是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比如，美、日、英、德、法等发达国家60～70年代对外贸易依存度增长较快，80年代以后出现相对稳定和缓慢增长，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开始出现快速增长，金融资产国际化超过商品国际化。我国90年代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35%，加之近20多年的对外贸易使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将内部经济的触角伸向外部经济，触摸变幻莫测的外部经济已经具备条件。二是对外直接投资使我国经济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在国际经济联系机制发生重大转变过程中，创建国际生产体系已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外直接投资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由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在我国创建国际生产体系的同时，国内企业应当成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知名跨国公司。中国目前有许多企业和技术已具备向海外投资的能力，在国内资金剩余条件下，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海外获取利益是可行的。当然，要加强管理和鼓励实业投资，并防止短期资本外流进行投机活动。
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是引进外资的扩大。随着国内资金的相对剩余，我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和方式要进行调整和转换，应该顺应目前发达国家将某些技术型产业转移到国外的趋势，通过利用国外跨国兼并、收购等先进吸引外资方式，引国外大公司资本进入国内市场，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加强国内产业资本（大型企业）、贸易资本（大型贸易公司）和金融资本同国际先进资本的连接，提高引进外资的档次，改造和提升国内产业水平。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银行存款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