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内需不足的收入梗阻及其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收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启动内需的关键是启动消费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归结起来，其核心还在于消费市场疲软、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启动内需关键在于启动消费需求。这主要是因为：
1.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过程中消费与投资变动的规律已经发生了背离。传统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属于一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在这种体制下，消费的变动规律与投资的变动规律是一致的，消费需求是随着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基本上是与投资需求对经济的贡献度同步变化。与此相适应，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也主要靠投资政策。自1992年开始，我国的市场供求状况便开始由买方市场逐渐向卖方市场转变。到1998年买方市场的格局已经非常明显。统计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市场上供大于求及供求平衡的商品已占99.9%，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0.1%。买方市场的形成，使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趋于理性化，不再表现为短缺条件下饥不择食的“消费饥渴症”，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由原来的供给约束型逐步转变为需求约束型。在这种转变中，消费变动的规律逐步独立化、个性化，逐步与投资变动的规律相背离。消费的变动不再取决于投资的变动，从而使通过加大投资规模来带动消费需求的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实际效果也大大下降。因此，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启动内需不能再像短缺经济那样单纯依赖投资拉动，而应当采用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2.在社会总需求构成中，消费需求所占的比重最大，对GDp的贡献也最大。在我国的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由于消费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因此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最大。过去20年里，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在50%以上。凡是经注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消费增长率都在6个百分点以上。相反，只要消费增长速度下降，则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二者有很强的一致性（见下图）。
3.消费需求的波动比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波动要小得多，但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惯性却很大。因此，消费需求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投资及出口的增长情况来看，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最高为13.1%（1985年），最低为-0.5%（1989年），最大波幅仅为13.6%；出口增速最高达31.9%，最低为-0.4（1983年），波幅为32.3%；而投资的增长最高为1993年的61.8%，最低为1989年的-0.07%，波幅达到62.5%。很显然，消费水平的增长是最平稳的。
4.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投资需求属于一种中间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其本身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的拉动力量，而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真正起点和终点，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启动内需的关键在于启动消费需求。
二、消费需求不足的收入探因
（一）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分析
研究消费需求离不开消费函数理论。消费函数理论就是研究家庭消费支出与决定消费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当前，西方比较流行的消费函数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上述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收入因素在消费需求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消费变动的深刻影响。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下述消费函数：
C=a+bY[,d]
其中，C表示总消费需求，a是一个常数，表示自发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表示可支配收入。从这一公式我们可以看出，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二是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水平的高低与收入水平以及边际消费倾向都成正相关关系。然而，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说，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却越高。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则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小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这样一来，影响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就归结为一个：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及其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货币收入的波动与消费需求的波动所呈现出的极强的同步性正说明了这一点。
诚然，利率、消费模式、以及居民的心理预期等也都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都不是消费需求真正的因变量，它们的影响都是浅层的、间接的，都不是决定性的。只有可支配收入及其差距才是是直接，也是最深刻的原因。
（二）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及收入差距状况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了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与收入差距拉大并存的现象，这已经构成了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首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我国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加上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使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又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从1993年到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费收入的增长率从10.2%下降到34%；农民人均纯收入1996年以前均是增长之势，但1997年也下滑至4.6%，比上年增幅回落4.4个百分点。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也有加剧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1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二者相差182.4元，二者的比例为2.37:1。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二者的差距扩大到3070元，比例扩大到2.47:1。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5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比为1.15:0.88:1，1995年扩大为1.42:0.97:1。第三，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由1981年的2.3:1扩大到4.2:1。第四，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1986年，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距为1.80:1.10:1，1993年扩大至2.89:1.20:1。东部地区最高的上海市和西部地区最低的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78年为2.95:1，1995年上升至4.75:1。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到1995年，我国已经有100多万人的个人存款在100万元以上，按1995年末全国居民存款总额3万亿元计算，仅占全国千分之一的这部分居民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1995年我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比1988年的基尼系数高出7个百分点。按照国际上一般的看法，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在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按上述1995年的数字已经属于比较大的，而且这其中还没有考虑大量的所谓“灰”、“黑”色收入。
（三）收入增速的减缓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使我国近年来社会总需求相对不足
第一，收入增速减弱，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直接影响着实际购买力的提高。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受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大居民的支出却大幅度增长，这就使得我国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相对于支出而言，有下降的趋势。而实际可支配收入的下降构成了居民购买力的强大收缩力量。使得我国的总消费需求缺乏购买力的支撑。
第二，收入增速减缓，收入稳定性下降，给居民的消费心理造成严重的不良预期，使居民压缩现期消费，导致了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在世界各国中，我国的储蓄率一直是比较高的，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80年代，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的储蓄分别为16.3%、31.6%、22.5%、16.6%和20.7%，而我国的储蓄率从改革开放以来直线上升，1990已达到39.8%，1995年更高升至51.4%。近年来，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持续下滑，给居民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使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急剧下降，从而尽量压缩即期消费。尽管自1996年以来我国连续六次降低银行利率，但降息并没有能够阻止居民储蓄的增长，居民储蓄余额却仍然持续迅速增加，居民消费倾向并未有所改观。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调查统计处在1998年7月1日降息后进行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120户居民中，降息后要增加消费支出的仅占1%，消费支出不变的占68%，而表示要减少消费支出的占31%。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使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收入断层，产生了购买力脱节，进而形成消费断档。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缺乏热点支撑，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结构断层。有人称之为消费断档。笔者认为，与其称之为消费断档不如说是收入断档。这种消费结构断档脱节现象的产生，固然有消费结构升级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收入水平或收入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断层。是由于收入水平的“青黄不接”而导致所谓的消费断档。
第四，收入差距拉大，使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形成了对消费需求的一股强大的收缩力量。边际消费倾向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下降的趋势。因此，相对而言，在不考虑消费模式的情况下，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却越高。对一个国家而言，收入分配越公平、收入差距越小，则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反之，则越低。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拉大的趋势，已经成为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1995以来的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从0.845下降到1996的0.733和1997的0.576。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仅影响消费需求的增加，而且也直接削弱了投资乘数的杠杆作用。（注：根据投资乘数原理，增加投资可以成倍数地扩大总需求。而投资乘数等于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边际储蓄倾向＝1－边际消费倾向）。这就是说，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的乘数作用就越大。）
第五，收入水平不高、收入增速的减缓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还直接影响了消费信贷的推行。消费信贷是通过信用的形式使消费者能够用未来的收入进行即期消费，它不仅可以使消费者更加合理地分配其一生的消费及支出，而且可以有效地扩大社会总需求。同时，通过分期付款形式，使原来一次性完成的消费行为经过多次的小量购买来完成，这一方面减轻了消费者购买大件商品的现金压力，也使得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过程“非耐用化”。所以说，消费信贷是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目前在发达国家颇为流行。然而，在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还相当落后，而这种落后是与我国当前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下降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般而言，发展消费信贷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储蓄能力；二是收入水平比较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较高；三是消费观念超前。在我国，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获得了较快的增长，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居民的收入水平离大规模开展住房、汽车消费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开展消费信贷首先受到了收入水平的限制。再者，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虽然取得了大幅度增长，但收入的增长波动较大，收入的稳定性不强，尤其是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连年下滑，造成广大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故而对开展消费信贷心存疑虑。即使有足够的能力，也往往不敢贷款消费。所以说，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不稳定，深深妨碍了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开展。
三、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消费需求
由于收入是消费背后的最终决定力量，收入水平及收入的稳定性不仅直接影响居民及社会的购买力，而且也影响居民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消费需求。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实际收入是当前启动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关键。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调整收入政策，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当前，国家花大力气扩大投资需求。笔者认为在当前条件下，这种做法事倍功半。勿庸置疑，扩大投资是增加有效需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尤其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这也一直是我国扩大需求、启动市场的法宝。然而，时过境迁，我国当前的市场状况已经由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已不是原来短缺经济的大环境，因此，一味地简单照搬过去的作法已经行不通了。而且，当前我国的市场不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供需结构的错位，有很多积压产品不是由于消费者不需要，而是由于产品不适销对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进行投资起到的效果不是扩大了需求，而是增加了积压和浪费。因此，笔者认为，与其盲目投资，不如实实在在地增加居民的收入。这才是更直接、更简单、也是更有效的出路。
首先，国家应当适当地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使其能够在扣除各项支出之后有一个实际的增长。在职职工是消费的主体力量，而他们的消费直接取决于他们的收入与支出的比率、增幅及未来的预期变化。当前，我国在职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而各项支出却不断增长或预期将要增长，导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及预期未来收入双双下降，进而拉动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急剧下降。因此，国家应当适当而稳定地提高在职职工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居民的收入预期，解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其次，切实解决下岗与失业问题，增加收入总量，减轻在岗职工的心理压力。下岗与失业人群的大量存在，给消费需求造成的打压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这主要体现在：(1)下岗职工及失业者的收入很低，导致全社会收入总量下降，消费需求赖以扩展的收入基础之基数下降，必然造成消费需求不足。(2)下岗与失业人数的增多，给在业者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人们对未来的就业及收入缺乏信心，失业预期强化，收入预期不稳，加上各项改革的结果都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从而强化了人们的储蓄心理，使广大居民有钱不敢花、不敢用。(3)下岗与失业者属于收入的最底层，按照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的关系，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因此，这部分人数量的增加以及收入的下降必然会大大降低全社会的消费需求。1997年末，我国下岗职工总数已达1151万人，如果把下岗职工与登记失业人口合计，我国1997年城镇的社会实际失业率为9.36%。从城镇职工生活费收入情况来看，1997年全国因下岗或停、减发工资而无收入或收入在基本线以下的职工人数约为1600万人。试想，如果这1600万人每人一年增加收入5000元（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5160元），按边际消费倾向0.8计算的话，便可增加消费需求640亿元左右。可见下岗与失业对消费的冲击之大。所以，当前我国的下岗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就业问题，它还与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减员增效、压缩冗员等各项政策，固然很必要，也很紧迫，但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应当考虑延缓执行。否则，这对于本已疲软的消费需求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还应当广开就业门路，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再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民不仅收入低、增长缓慢，而且收入波动大、负担繁重。我国农民收入在80年代前期增长较快，但从1985年以后便逐渐趋缓。“七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八五”期间增幅降到4.3%；1996年尽管上升到9%，但1997年又降至4.8%。1996年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仅1926元，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只能维持温饱生活，而且，全国尚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因此，政府应当努力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以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1)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60%以上来自于农业经营收入，因此，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还在于加大农业投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同时控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2)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转变农业经营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经营效益很低下，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这就使得我国广大农村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长期居高不下，目前高达52%，严重影响了工业品的农村市场。通过农业产业化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必然途径。(3)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缓慢，是我国农业及农村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长期难以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目前农村人口的总数是城镇人口总数的2.4倍，但收入水平仅是城镇人口的五分之二，平均消费水平不足城镇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的购买力。因此，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村地区非农产业人口比例，对于启动我国消费品市场有着相当大的作用。(4)切实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不能解决，造成农民收入难以增长的同时各种负担却不断加重。这种情况大大影响了农村居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展。
（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平衡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呈两极分化局面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莫过于两方面：一是市场化发展的不平衡；二是税收杠杆调控不力。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从东部向中西部逐步推进的，这就使得最早摆脱计划体制束缚、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先一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居民的收入也早一步获得增长。目前经济特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边疆地区10倍以上。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不仅可以提高这些地区居民收入、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也是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根本途径。
我国税收体制的不健全，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设置和征收的不科学，也是形成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两方面：第一，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水平。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800元。这是1980年我国刚刚开始设置个人所得税时的起征标准，如今，近20年过去了，人们的个人所得已经增加了好几倍，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却没有提高。这样就将大量的低收入者也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其结果是使低收者的收入水平更低。这就使个人所得税不仅没有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同时，由于起征点过低，征收面过广，必然导致低收入者集体及个人共同合作，想方设法逃避个人所得税的消极后果，增加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难度。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使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免征或少征个人所得税。按照目前的收入水平，笔者认为，以2000元作为起征点比较合理。第二，个人所得税征收不严格，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我国每年税收流失至少达1000亿元，比全国县级财政一年的收入还要大。逃税面个体经济超过60%，公民超过80%。个人所得税1994年实收72亿元，仅占应收数的5%。照此比例推算，从个人所得税开征以来至少流失千亿元。由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从而影响了我国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这既不利于社会公平，更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平稳发展。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强化税收力度。笔者认为，目前急需加强的，一是切实贯彻税法，坚持依法收税，并加强打击力度，严惩逃税者；二是严格会计审查制度，建立纳税约束机制；三是推行收入申报制度，增强公民纳税意识；四是使隐性收入公开化，切断偷税漏税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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