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未来_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未来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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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认识不清自己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仅仅创造了一些重要的物质、社会和思想前提,就谈论什么“发达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同马克思称之为一个成熟社会的“整体”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如果看不清我们当前所处地位的历史价值,就不可避免地会犯灾难性的错误:就会从盲目的自以为是中,从种种灾难中发展到自我诋毁和自暴自弃。时下流行的喧嚣声是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中抹去或者说将马克思主义这具僵尸埋葬掉,这类言论是十分可笑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几千年的传统,这种传统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思想潮流,这些潮流都是从下述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中吸取力量的:某个时候的历史主体和单个个人是怎样发展,精确地说是怎样创造人类的共同生活的?这一创造脉络是(这里所述绝不是历史开端的标志)从奥略里.奥古斯丁的理论,发展到上升阶段的日益自信的资产阶级哲学。奥古斯丁的理论认为,神的创造物自身负责在“天堂”和“尘世”之间作出抉择,而资产阶级的哲学认为,人本身就是他自身的造物主,它反对种种神的历史观点。接下来发展到机械唯物论,它为了将人从形而上学的奴役中解救出来,又重新将人视为创造物,不过这一次人成了“环境”的创造物。最后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上重新提出上述老问题的。

具有新质的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新质的人道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确定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是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的条件。斯宾诺莎早就阐述道,人只要仍受他背后发生作用的势力的制约,他就不是自由的。认识和战胜这势力,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人虽然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是人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他自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同时还要认识到,政治革命(法国进行的革命是典型)对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剥削和异化以及一再阻挠人们的期望、思考和努力的机械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中有着极其深刻的根源。正是这些关系造成人们只关心国家的独立,造成政治公民和普通平民的分离。在这种社会里,人无法实现自身,而是处处受到限制。

古典哲学根本就没有研究过剥削,但黑格尔认识到要克服异化。针对这种仅仅是思想上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解放所要求的还更多:要建立更加清楚、更加明了的关系。马克思向那些致力于摆脱任何宗教异化的聪明的宗教批评者提出异议:如果某个人并未觉察他是在同异化打交道,而以为是在尘世间抗议和呐喊,因此认为应该做的是克服那些卑劣的关系,那么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偏离,勿宁说是自身的理解。看一看我们的世界,我认为还是萨特说得对:至今为止,只存在着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世界可能和要求成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而在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彼岸,还没有这样一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国家、社会、民主

今天回过头去看一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工人运动中对国家和民主的理解总是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思维取向,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可调和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没有革命就无法想象人类的解放,革命导致国家的消亡,同时也导致阶级的消亡,而且向国家发出呼吁,施加压力,以实现人类的自由。伯恩施坦走得更远,按他的观点,历史的基本规律就是社会不停顿地走向民主化:他的出发点就是卡尔·考茨基当时的“正统论”中最虚弱的观点,即考茨基所谓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的理论。考茨基的世界观是机械论的和虚妄的,与伯恩施坦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按他们天真幼稚的公式,社会的发展只能这样进行:逐渐进化,没有不舒适的跳跃,没有令人烦恼的危机,也几乎没有暴力。结果当然是也没有任何变革。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则坚决地肯定阶级、组织、政党和个人这些主观因素。首先谈谈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应取得统治地位这一观点。无论是在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中,还是为建立革命的民主国家这一历史的过渡形式的斗争中,结成联盟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列宁断言,由于经济权力的日趋集中,会出现非民主化的趋势,即否认民主。于是列宁合法的发动民主的群众运动来对此作出回答。列宁认为,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是进行民主的决定性领域。对“民主化特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群众的觉悟和直接的民主制形式,就象在反对沙皇的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那样。

如果人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并不令人振奋,大概会说,农业问题和民族问题这些普遍民主化的难题,今天在国际上仍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当然必须注意到后来由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化而带来的失败。不过列宁当时对如何利用民主机构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或许是因为这个问题当时在俄国几乎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提到日程的是要进行革命。

更为令人遗憾的是,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快被人遗忘或是被弃置一旁。卢森堡在批判所谓不断前进的民主化这一基本规律的假设时指出,这与资产者的民主化兴趣是有区别的,是在沿着“下滑的路线”进行的。民主的命运只能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不能同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兴趣是区别的,是在沿着“下滑的路线”进行的。民主的命运只能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不能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混为一谈。应该区别“民主的成分”,这些成分是群众斗争的结果。利用和巩固这些成分当然同工人阶级有关,也同整个政治体系有关。这种体系是具有阶级性的,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卢森堡还对致命的偏见进行了批判,这种偏见或者只是囿于民主设施,或者只是热衷于暴力和强制手段。

毫无疑问,鉴于欧洲现实社会主义的解体,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十月革命,苏联在运动中的优势以及在运动发展中的特点和发生的特殊变化会给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社会和民主的理解带来什么后果呢?事实是,这场革命最终只限于一个国家。这就要求对国家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一次激进的重新思考。但是鉴于世界上旧事物的强大势力,更多的人必然认为国家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巴黎公社的榜样已被证明是不适用的。于是这场革命面临一个不典型的情况──面临经济落后和文明落后这样一个深刻的客观矛盾:首先需要为一个新社会创造经济前提,但同时又要将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要求铭记在心。而这个社会的基础几乎还不存在。当时甚至可以说连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

列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上述这些矛盾,也包括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极为注意赢得社会基础的支持,结成联盟,并确立能够领导这场革命的“统治地位”。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列宁同托洛茨基关于工会军事化的论战上。列宁论证道,假如人们认识不清工人阶级应该保护国家然后它才有可能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国家的侵犯,那么就是完全认识不清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权力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权力,但遗憾的是权力还不可能成为一切劳动者的权力,而在将来它应该是一切劳动者的权力。

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说,什么东西对今天是不可缺少的,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如果想弄清楚,在我看来,就必须意识到当时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断裂,这个断裂仅仅用个人、领导状况或客观条件来解释已经很不够了。当时,辩证的和现实主义的有所区别的观察方式被放弃了,受到灾难性的“伟大的同一性”理论的排挤。社会主义化、国家、社会、民主被说成是同一的事物,而认为党是可以包罗一切的,当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等等作了系统的探讨,还研究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人的发展空间。但“伟大的同一性”理论认为:探索任何问题和其它可能的变化都是离经叛道的,是一种应受惩罚的敌对行为,甚至被视为犯罪。

后来尽管取消了压制手段、恐怖的方法论和独裁,但所有的改革仍然保留着同样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停止过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方式的断裂,同列宁方法论的断裂。相反这种断裂甚至更深。一再用策略来对抗战略,一再抵制卢森堡的观点。在某个意义上说,一切实践的问题都是目标问题。

假如说最近的历史插曲就是运动的全部历史,人们有理由问:“运动究竟是否留下了什么有用的东西?留下的东西就是丰富和发展了有关民主和社会理解的理论和实践。这种趋势同葛兰西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继红十月之后伟大的革命浪潮平息下来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人们怎样才能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夺取政权,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创造前提?葛兰西在阐述他在同旧社会进行斗争中需要结成联盟这一战略时,引证列宁的话,并称列宁为“国家这个暴力机构的理论家”,是“主张文化优势”的理论家。当然谁要在列宁和葛兰西那里寻找今天这些问题的答案,谁就违背了他们的思想。

阶级、政党、个人

当然我们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应该得出一些结论。所有的人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大家也都认为,按照在苏联试验过的那种方式,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取代过时的致命的“伟大的同一性”理论的是一种只是在策略细节上仍有争论的公式:市场、自由和个人。这个公式是资本主义的最古老的、最平庸的和最虚假的公式。资本主义在其生存的每个时刻都在揭穿这个公式的骗局。另一个结论是(我认为这是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上占优势,不仅有能力从它的70年代中期的深刻危机中,从科技革命的新要求中发展自己新的力量。并为它自身的稳固开拓了新的储备。资本主义证明在政治上,但不是在世界观上仍占优势。资本主义对对手的挑战比现实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能和适应能力作出的反应更加周密和细微。

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想要进一步学习和前进,他们就必须向对手学习。我认为,几个真正占统治地位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采取的方式各异而且程度不同地做到了粉饰和掩盖客观和部分不调和的矛盾。不仅仅是通过巧妙的操纵手段,不仅仅是通过对正当体制的调整,不仅仅是建立隐蔽的安乐窝和制造自我抉择的假象这些小环境,而且还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劳动、各个不同的生活领域、社会的和个人的再生产和变化等等向人们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的充分利用来做到这一点的。在我看来,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弱点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客观的相互作用缺少敏锐的普遍的了解,对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数以百万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中所产生的政治行为和意识及其进一步形成的各种可能性都缺乏说明和利用。

这就是说只要共产党善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研究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表现为一种所谓多元化的体制的,那么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的和不可替代的政党还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希望的。不言而喻,我这里不是指无可争辩的利益和意见的多样性。这里涉及这样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尽管各不相同,但都要求致力于并体现所有可能的人世间中的最美好的事物。如果人们按马克思的观点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人们借以了解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的形式,那么这种多元论则具有一种特殊性。就是说,意识形态可以骗人说,根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制造震憾社会的冲突,因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是多元的,各,各种各样的,如按照协商好的原则进行合作,就可能或多或少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里原来是这样一种高度的统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罪犯和受害者,骗子和受骗者之间所谓的相互理解和同心协力的合作。

几个世纪以来,民主主义一直追求一种“共同福利”。对这种理论来说,当然是不存在“共同福利”的。这种理论的唯一公式就是“一步一步地”前进。向往一个原则上不同的社会则是大逆不道的。而为这样一个社会去斗争显然是违背这种多元主义的,这一点在几十年前联邦德国关于禁止德国共产党活动的判决中就可以读到。这种多元主义的致命弱点就是关于“国家是阶级中立的”这类胡言乱语。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人类的生存已成问题,从短时期看好象“阶级性”已经过时了,世界的统一是不可争辨的应加以注意的事实。但这个世界仍然有对立。人类如果不能生存下去。那么关于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所有考虑都是无效的。然而保证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生存下去,并不能回答每个人都看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更好地、更具尊严地和更安全地生活。而不再过那种悲惨的生活?不久前有些人以为看到一种“新现实”,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的结果,那么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又在哪里呢?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些思想不愿承认利益的不同和对立。在有些国家围绕阶级性的问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对工人阶级中不断发生的变化置之不理,将工人阶级本身设想为一个无论如何都是统一的主体,甚至用种种方法去颂扬工人阶级都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这当然是可笑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单独的个人之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

一个政党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社会的广泛利益和社会变革向社会提出的各种要求。按照某种分工和思想观念去建立政党是不会有成效的。这是因为一个政党,如果对本国的特点并不比其他政党认识得更清楚,就不会得到承认。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罗网,由于资本主义在它好似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要实现一体化仍有困难,一个政党就应将这一切有关的经验、愿望和考虑纳入党内。这些经验和考虑怎样才能普遍化和再现出来呢?怎样才能省力地了解到思维和行为的消极结果和积极结果呢?怎样才能有条不紊地协调好同对手的合作?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能力学习一切科学,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发展其特点和党性,又怎样去胜任上述那些要求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思想来说,越是摆脱任何组织,就越有好处。在某个方面这也包含着真理。不过有一个问题:现实的变化在哪里呢?如果问题只是在于重新解释世界,那么我们可以免除我们的政党。我们并不是生活在马克思的时代,而是在马克思身后,在他的《论费尔巴哈纲领》之后。另一方面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是政党的事情。谁不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那他就是十分可悲的,即使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个能将知识和群众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教育团体发挥作用的政党,才能真正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握社会主体和个人主观性的相互作用,建立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有关个人的理论也是十分重要的。两年前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使工人运动的最有价值的传统都包括进去,但是也应包括新的要求、态度和期望,这些东西是从反对社会的立场和新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从今天许多政党所作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是多么的缺乏这种政治文化。无论是涉及政治文化的形式和内容,还是涉及更好的、有推动力的组织结构,政治文化的发展都要求许多标准。最重要的是它的目的性和对我们的事业的有用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卢森堡的话是十分值得铭记在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目标问题。

我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马克思阐述到,在这个社会里,人在其他人身上找不到自身的实现,而只是发现他的自由受到限制。因此,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存问题始终是:我们如何推开和冲破这种限制?有些人只是满足于这个社会的矛盾,一再产生对立的运动,一再要求人类作出抉择。但对我们说来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应该通过继续发展和证实马克思主义来迎接这种挑战。

(中国发展研究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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