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人口学家如是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家论文,如是说论文,三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三农问题”可能是时下学界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2003年2月底我在撰写本次论坛背景的时候曾上网检索“三农问题”，结果雅虎网站出现了22119个有关“三农问题”的网页。在2003年春的两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3月17日的雅虎搜索引擎上出现了86994个相关网页。
纵观学术传统，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观察有两个经典的视角，即经济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社会学家的观点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譬如，破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身份的不平等，从制度上减轻农民负担；大力推行税费改革；彻底进行县乡机构改革；解决财政金融问题，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彻底改变国家对农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现状。甚至主张废除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转轨为私有制，来加快土地的流转，把农民转移到城镇。
以研究农村经济问题著称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三农”问题的具象表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但经济学家同时看到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
以研究农村社会问题著称的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跳出“农”字抓“三农”。农民收入的提高仅靠农业这一系统的单一运行是无法实现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伴随工业快速发展的是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获得较高收入，工业发展了再来“反哺”农业。中国农民收入提高缓慢与城市化率较低有密切关系。陆学艺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当务之急是，打破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政策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概括来说，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一是要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也就是说，要在制度创新中寻求未来的出路。二是要改变“一个国家，两个市场”的局面。
有关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为特征的“三农问题”也引起了人口学者的关注。《人口研究》2002年第6期发表过何景熙教授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一文。综观各家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三农问题似以农业劳动者的问题为最。本次论坛就是要检验这样一个假说：三农问题是人口问题吗？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人口问题？如何从人口的角度来解读时人关注的“三农问题”？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三位中青年人口学家做此笔谈。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朱国宏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三农”问题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而城市化又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兴起的。在18世纪欧洲工业化开始以前，虽然有城市也有农村，但没有城市化，因而，“三农”不成其为问题，甚至，农村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丝毫不比城市生活逊色。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而兴起的城市化改变了这一切，尽管像英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相联系，但是，结果却是，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状况开始分化，在二元经济的互动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强化。渐渐地，城市开始成为富裕、高生活水平、高教育程度、文明等的代名词，而农村则相反，成为贫穷、低生活水平、低教育程度、愚昧等的代名词。从欧美国家的历史进程看，这种两极分化因二元经济的不断互动而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减少了，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而且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也现代化了，农村的基础设施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三农”问题也因此而没有凸现出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三农”问题，事实上，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只是由于这些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性倾斜而淡化了。
在中国，情况迥然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中国的“农”和西方的“农”不同。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进入农耕社会，而且发展而为小农经济，即以高劳动投入为特征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式农业生产方式；而西方社会，在工业化以前基本上属于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不同对于后来工业化兴起后的城市化道路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由工业化引发的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制约着农业的规模经营，从而束缚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后者则不同，粗放式的农业发展方式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从而也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其次，工业化的农业基础不同。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发展取决于工业化为农业注入现代化要素，同时，农业为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断循环的结果。一方面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促进；另一方面是城市化的兴起和发展。而在中国，如果说工业化主要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话，那么，这时候中国的农业已经是高度成熟的精耕细作农业，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实际上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从而也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再次，工业化的道路不同。中国工业化道路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是资金密集型的，资金投入很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一则不利于为农业注入现代化要素，从而从农业转移出过剩劳动力；二则不利于吸收劳动力，从而不利于带动城市化的发展；三则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本身。所有这些，已为建国后30年的历史所证明。
再再次，城市化的道路不同。部分由于前述原因，中国在城市化问题上采取了抑制甚至是逆反的政策。农业人口不仅不能转移到城市，相反地，城市人口还以“支边”、“支农”、“上山下乡”等方式转移到农村，绝大部分变成了农业人口。这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二元经济的互动不同。按照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的互动是良性的，即，农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城市为农村提供工业产品；城市的工业化提高了农业的效率和现代化水平，农村则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人口减少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但在中国，城乡的分割非但没有因为二元经济的互动而融化；相反地，因为一系列的政策壁垒而强化了。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不能起到提高农业效率和现代化水平的作用，也不能源源不断地吸纳由农业转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城乡良性互动的机制也就无法建立起来；相反地，户籍制度、城市补贴制度、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不断地强化甚至扩大城乡的差距，使“三农”问题在城市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益显突出。
这些不同，部分地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发展为什么滞后的原因，也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而这个历史背景中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性质。正因为这种特殊的性质，使得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从而形成了愈来愈引人注目的“三农”问题。而其消弭，当然也不能简单地重复西方的经验模式。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被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所大大强化。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属于稳定型，而且是相对缓慢的，增长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而在1949年以后，很快攀升到2%以上，进入高速增长时期（70年代以后由于计划生育而不断减速）。中国人口由1949年的不到5亿到1999年的近13亿，50年间净增约8亿人。作一个简单的推算，假定期间中国的人口像西方国家那样接近于零增长，那么，1999年中国城镇人口近4亿，中国城市化程度为80%，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假定期间维持历史上约1%的增长率，那么，1999年中国人口为8.2亿，则城市化程度约为50%，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样看来，假如没有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比现在高得多，也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当。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推算，并且假定城镇人口的增长全部来自农业人口的转移，而事实上，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部分并非来自于农业人口的转移，而是来自于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
人口增长是中国城乡分割被强化，从而是“三农”问题被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就人口本身而言，一则在于进一步加强人口控制，因为城乡人口增长的差异也是城乡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二则在于农业人口如何转移出来，即提高城市化水平。就前者而言，历经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控制已收到巨大的成效，人口增长的态势也基本得到控制，目前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阶段。虽然人口仍然在增长，而且增长量依然庞大，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庞大的人口基数的惯性使然。所以，主要的问题在于后者，即如何不断地转移农业人口，提高城市化的水平。这种转移由于其数量庞大而益显艰巨。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金斯(D.H.Perkins)早在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把2.5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的话，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在下一世纪成为亚洲的经济巨人。
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其根本途径而言，出路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根据前述特点，应当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经验模式的道路。这一道路，在我看来，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1)“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的发展，而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造传统农业。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是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小农经济，这种农业经济束缚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必须为传统农业注入现代化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规模经营，使农业劳动力在小农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2)“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又在于工业化，因此，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应当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工业化，既不能沿袭传统的不顾环境后果的工业化道路，又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新科技，而应当兼顾信息化与工业化。因为中国既要在工业化过程中现代化，又要兼顾庞大人口压力下的就业问题。
(3)城市化自然有道路问题，道路问题曾经有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似乎在究竟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等城市、小城镇。考虑到中国人地关系的特点，大量占用耕地的城镇化受到批评，主张发展大城市甚至城市群的观点有很多支持者。在我看来，问题也许不在于哪一种道路更好，而在于应当因地制宜，关键在于如何使城市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
(4)城市化的实现还有赖于城市化过程的通畅。显然的是，这一过程尚有诸多壁垒需要打破，不仅要让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而且要使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自由通畅。
“三农”问题的人口学研究
于学军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都有一个“农”字，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农村是相对城镇的地理概念，农业是相对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概念，农民则是相对市民的身份概念。尽管这三个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是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必须通盘考虑。与此同时，“三农”问题的三个方面又不是平列的，不能等量齐观。“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对“三农”问题的形象描述。在我看来，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占中国人口2/3左右的“农民”人口问题，因为农村是农民居住的地区，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产业。无论农村还是农业，行为主体都是农民。
农民为什么苦？从“经济人”的角度看，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可耕地的减少（注：我国人均耕地解放初为0.18公顷，1975年为0.16公顷，1981年只有0.1公顷，形势是严峻的（陈阅增.普通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加之在土地上获得的边际报酬递减，农民在土地上获益越来越难。就算一年到头，农民千辛万苦地将粮作物拿到市场，遇到的却是连年的粮价低迷，收入提高还是缓而又慢。农民之所以苦还在于沉重的税费负担，除了三提五统外，还有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摊派。
当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所剩无几，甚至不够用来上交，靠土地维生显然不行。于是，农民不得不转而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靠劳动挣钱过日子。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居无定所，不得不辗转城乡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不知深浅，不得不承受各种风险；由于自身素质不高，他们不知所措，不得不受人白眼；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他们的劳动价格低于实际价值，不得不忍气吞声。
如此说来，“农民真苦”主要有以下几层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含义：一是农民在农村获得收入的手段是有限的；二是农民获得收入后的税费负担是沉重的；三是在被有限的土地和沉重的费税负担“挤出”农业后，进城务工所受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由于身心劳苦，且收入不丰、地位不高，因此“农民真苦”。作为纳税人口的主体，农民进城务工后谁来向农村交税？农村的财政收入从何而来？农村市场怎能景气？公共基础设施谁来建设？我们看到的自然是“农村真穷”。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流失、公共基础设施的退化、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村基层组织无法正常运转，其结果当然是“农业真危险”。
形成“三农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三农”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密不可分；从全球看，中国农产品价格、品质和卫生标准等在国际市场处于劣势，走出去困难；从宏观上看，“三农”处在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中；从微观上看，虽然农村自给性程度高，但是货币性支出负担具有刚性直接影响了农户实际生活水平，等等。这些方面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均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本文只是从人口学的角度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2 形成“农民”问题的人口学分析
如上所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人口问题，而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农民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注：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论述了历史上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的并存现象。“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或时期，是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有效地供养现存的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而过剩的人口又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指制度本身要求发展生产力，需要减少过剩的人口，以便达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主要在农村，表现在众多农村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现有的土地无法有效地养活庞大的人口，形成过剩人口。我国幅员辽阔，但是耕地面积有限。目前，我国可耕地面积为13004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54%，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公顷。按照目前5亿农业人口计算，每公顷可耕地有将近4个人在耕作。美国与我国国土面积相差不多，耕地面积为17900万公顷。美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即只有800万人，平均每公顷可耕地只有0.045个人在耕作。也就是说，中国1公顷可耕地上的农业人口是美国的85倍。我国可耕地上如此高密度的农业人口，自然是人口压迫生产力。
为了生存的需要，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对称，最主要的是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他们只能辗转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庞大的流动人口。如果农民在城镇没有合法的身份、稳定的住所和合适的工作，特别是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他们只能是“两栖”于城乡之间。农民的数量不减少，农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就将继续存在。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是一个现实的结果。
从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城市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吸收过多的劳动力，城市新增的劳动力人口和失业人口与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共同形成了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按照马克思人口理论，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人口规律。其实不然，只要劳动力是商品，只要有劳动力市场，就一定会存在失业，存在相对过剩人口。这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现象，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普遍的规律。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只认价格和质量，而不管你是谁。从微观上看，在劳动力严重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作为“经济人”，所有的雇主都会雇用“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从中观上看，“市长的手”，为了妥善安置本地的下岗职工，维护社会稳定，在同等条件下，一定会首先解决本地的就业问题，因而倾向于排斥使用农民工。从宏观上看，这些年实施积极的宏观财政政策可谓“一箭多雕”，“政府的手”不但拉动了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创造了无数个适合农民的就业岗位。
虽然目前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率比较高，但是农民在城市里的岗位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的是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和服务业等以体力为支柱的简单劳动，四个行业集中了跨省流动就业人口的85.6%（注：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就业率高达97.7%.中国信息报，2002-10-23）。如果国债项目减少，通货继续紧缩，或者宏观经济形势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农村人口在城市的就业状况。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提高产品质量，中国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要求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简单劳动、体力劳动已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3 解决“农民”问题的人口学思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绝对数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了2001年的2366元，恩格尔系数也从1978年的66.7下降到了2000年的47.7。农民自己和自己比，没有人否定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得更快，绝对数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了2001年的6860元，恩格尔系数也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了2000年的37.9（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由此可见，人们之所以关心“三农”问题是因为农民没有公平地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相对全国发展，特别是相对城市发展的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是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存在多年了，为什么前些年没提到议事日程，而今却成了热点问题？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将背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共同富裕是一个从贫穷到温饱、小康再到富裕，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循序渐进的艰难过程。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部分先富是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各地经济基础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劳动者能力不同，生产发展水平不同，也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贫富过于悬殊，富裕地区和人口不带动贫困的地区和人口，那就无异于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更违背了邓小平的初衷。
当前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今后的20年里，“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人们也从农业发展战略、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等多方面为解决“三农”问题开出了良方。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加快城镇化速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至关重要。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是解决小康社会“水平比较低”问题的前提。在经济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人口减少一倍，就意味着人均收入提高一倍。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市。目前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高于城市0.5左右。也就说，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平均多生半个孩子。如此下去，人口将继续增加，同时也会减慢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速度和人口结构的改善步伐。因此，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提高人口素质是解放农村人口的要求，也是解决小康社会“发展不全面”问题的条件。应该说，现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约束正在逐渐破除，户籍制度改革已开始迈出第一步。但是，农民的路还要靠自己走，想走是好事，但还要能走、会走。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全国4亿多青壮年农民中有近1/4是文盲和半文盲。滞留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以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为主，转移这部分劳动力的难度较大（注：李景国.中国百姓蓝皮书·城市化.北京青年报（第18版）.2002-09-02）。因此，农民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会发展、能发展，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加快城市化步伐是解决人口分布问题的关键。要解决农村地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实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增加土地，要么减少人口。在耕地面积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只有减少耕地上的农民数量。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问题在于怎么转移？我认为，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不现实，一年转移1000万，50年也转移不完。主要的途径可能是就地城镇化，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例如美国农业人口为3%，但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却占25%。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农村人口结构问题重要环节，也是解决小康社会“发展不稳定”的办法。土地不但是农民的生产要素，也是保障之本，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甚至强过生产功能。土地是不能流动的生产要素，农民不能将其搬进城里。没有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农民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土地，减少农业人口也是一句空话。社会保障也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否则社会稳定没有保证，三农问题无从谈起。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该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发展、农业发展，以及农民收入提高的瓶颈并不是技术性的，也不是资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
1 农业经济规模与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规模的矛盾是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性质，以及农产品市场需求和价格等方面的特点，农业经济的人口（劳动力）容量是有限的。这个限制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在生存经济条件下，由于食物不仅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而且还是最主要的需求，因此，农业经营者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当生存型经济转变为发展型经济时，农产品作为人类生存资料依然非常重要，但是，财富价值的体现主体已经转变为其他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例如，1997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降到20%以下，2000年降到15.9%；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和农业上。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我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共计43051万人，占全部在业劳动力的64.38%，其中农村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共计3853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5.24%，占全国该行业劳动力总数的89.51%。这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失衡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这种失衡的直接结果是，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收入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为在恩格尔定律下，由于食品需求缺乏弹性，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人们在食品上的支出比例就会下降。正式由于这种需求的刚性，造成了农业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而使农业经营者的收入增长受到限制。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1985～2000年期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增长的幅度大大低于纯收入增长的幅度。
由此可见，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人口（劳动力）承载力与农村人口（劳动力）压力之间的矛盾。自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都把控制农村人口生育作为解决这个矛盾的最主要途径。但是，从我国的现实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并不是控制人口增长，而是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可以说，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根本办法是减少农民。
2 人口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
人们一般是把人口城市化理解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和人口城乡分布的失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瓶颈，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农业收入的提高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即提高土地生产率；二是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即劳动生产率。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第一个途径的收入增加边际已经不大，并且还受到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制约；而第二个途径的技术安排是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和转移该产业的过剩劳动力。在我国农业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土地使用制度安排下，农业收入的增长已经面临着极限。经营规模小已经成为收入增长的最主要的瓶颈。在小土地经营的模式上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经营规模的扩大只有在土地所有权或产权可以交易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平均收入要达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的社会平均收入，那么，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势在必行。而土地制度的改革将会导致两种人口现象：一是无地农村人口的出现；二是无地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迁移。因此，人口城市化，特别是以人口迁移为主体的人口城市化在我国已经是大势所趋。
3 我国人口城市化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制度障碍
自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和农业实现发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实行了土地家庭责任承包制，在一个时期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大力发展农村非农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转移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并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三是城镇地区向农民开放了劳动力市场，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地区工作。而造成这种“因果分离”现象的原因是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的制度障碍。
在城市方面，虽然我国城镇地区已经开始向农民开放，一些地区的“二元户籍制度”也开始进行一元化的改革，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势头的出现。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我国户籍改革的政策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或者是因为改革的时间还比较短，其效果还没有显现。但仅凭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能够实现我国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这是因为在我国城市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制度障碍，这些障碍过去虽然与户籍制度之间相联系，但它们实际上也是相当独立的。如果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相应改革，仅仅是执行了统一的户籍制度，仍然不可能彻底消除农民进镇入城的障碍。因为，农村迁移人口要融入城镇地区，首先需要的是在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获得与原城镇居民的同等权利和待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尽管城市对农村人口具有巨大的拉力，但是这种拉力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阻力抵消。
从农村方面看，前面所提到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人口（劳动力）承载力与农村人口（劳动力）压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形成了农村迁移的巨大推力。但是，由于城市方面的制度障碍，对于农民来说乡城迁移存在着较高风险。对于已经流入城镇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具有一种保障功能，而这种保障所防范的是他们在城镇地区无法生存下去，或者不得不离开城镇的风险。而对于已经转移到其他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土地可能价同“鸡肋”。我国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使迁移农民与土地民不能彻底分离。而且，我国土地产权交易制度还没有形成，土地难以“失而复得”，因此，也增加了农民向城市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
所以，现在阻碍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在城镇方面的障碍并不是户籍制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在农村方面则主要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加速人口城市化的目标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4 城镇融入政策和土地剥离政策应该成为我国人口城市化制度安排的两项基本政策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城市化程度之所以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其原因主要还是我国相应的制度安排不合理。在我国，促进人口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应该具有两个基本政策：其一，应该使流入城镇地区的人口和劳动力彻底融入城镇，我们可称其为城镇融入政策，这要求流入城镇地区的农村人口得到与城镇原有人口完全相同的权利；其二，应该使流入城镇地区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与农村彻底剥离，我们可称其为农村剥离政策，即割断迁入城镇地区的农村人口与农村之间的制度“脐带”，从而改革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产权制度。关于前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我国政府和一些学者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就业压力和公共支出压力问题。关于后者，无论是政府、学者还是农民都怀有一种“恐惧心理”。流入城镇地区的农村人口与农村的剥离实际上就是与土地的分离，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与土地产权的分离。我们可能面对着“无地者”问题的挑战。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不足以虑。原因有三：第一，“无地者”并不等于“无地农民”，严格来讲，我国的城镇居民都是无地者，只要我国的城镇融入政策合理并有效，那么“无地者”增加并不意味着无地农民的增加；第二，“无地农民”并不等于“贫困者”，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条件下，“无地农民”与城市劳动者一样，可以获得与劳动贡献相称的收入，即使存在失业农民，也不过和城市中的失业工人一样；第三，无地者还可以转变为有地者，只要建立了有效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就可以实现。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对我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
主持人评论：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关系的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问题。
本次论坛达成了一个共识：“三农”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密不可分。“三农”问题既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也是一个人口问题。正如李建民所指出的：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人口（劳动力）承载力与农村人口（劳动力）压力之间的矛盾。
任何一个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在细致分析了中国二元结构与西方的差异之后，朱国宏得出了历史的结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由于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缺乏良性互动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政策的重工业优先倾向和制度性壁垒处在分割的状态中，结果“三农”问题日积月累。同时，他注意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剧了“三农”问题。顺理成章地，控制人口和转移农民成了必然的选择。“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寻求一条中国特色的合理的城镇化道路。
人口学家的人口意识通常是强烈的。于学军认为，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占中国人口2/3左右的“农民”人口问题。他从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这两个经典命题出发解释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具体说，就是农村存在着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众多农村人口堆积在有限的耕地上，现有的土地无法有效地养活庞大的人口，形成过剩人口。于学军提到的一个数据给人印象深刻：中国1公顷可耕地上的农业人口是美国的85倍！但是农村人口的外出又遇到了制度性障碍，只能“游走”于两个社会之间。这就又回到了社会学家所关心的城乡分割的制度上来。答案的确显然，农民的数量不减少，农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如何消除？但这好像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有人估计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大约有1.2～1.5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来，另有1.2～2亿的劳动力沉淀在农村或处于半失业状态。但正如《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著者、社会学者曹锦清所指出的：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一个渐进的道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道路，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不能焦虑地期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这一问题。至于生产力压迫人口，于学军强调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普遍的规律，是“看不见的手”、“市长的手”和“政府的手”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人口学的对策设计中，三位学者的观点再一次达成一致：简单说，就是“减少农民”四个字。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继续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于学军）；二是朱国宏说的“提高城市化的水平”，于学军说的“加快城镇化速度”，李建民说的“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
但笔者拜读这三篇言简意赅、文采风流、新见迭出的佳作之后，如下问题还不得不问：(1)三农问题固然与人口过剩有关，但人口过剩的消解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三农问题的解决步伐？人口学的对策到底治本还是治标？(2)实现了城镇化或者乡城人口迁移的一定是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吗？如果这样，那么很可能我们会遭遇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一些农村人口转移了出来；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过剩现象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撂荒现象说明了三农问题是在人口与土地分离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并不是无地可种，而是无意种地。迁移选择性和比较利益的诱导似乎说明了恰恰是农村的精英或者说必要劳动力转移了出来，所以仅仅从总量、规模的角度看农村人口的过剩恐怕是不够的。
通过这次讨论，我们发现：在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实人口问题与诸多社会问题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解决一定要纳入总体发展的框架中，特别是要与制度创新、政治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合理的制度设置将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李建民谈到的“城镇融入政策”和“农村剥离政策”的设想也许可预期这样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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