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志论文,尤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3月31日）
史海钩沉
编者按：俄国科学院《远东问题》杂志于1994年第5期披露了一篇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历史档案，还登载了A·格里戈利耶夫和Г·扎泽尔斯卡亚写的题为《毛泽东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的政策》的大段按语。按语称，这份文献系首次全文发表，目的在于推动“斯大林与中国”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本文译者征得他们的授权，将此文全文译为中文发表。受版面所限，本刊对该文作了部分删节，现摘要如下，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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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Ю·尤金日记
绝密 第1份
1956年4月5日
NO·289
今天前去拜访毛泽东并向他转达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联就下述方面提供援助的信件1.建立51个企业和3个军工研究所；2.修建乌鲁木齐——中苏边界段的铁路。毛泽东请予转达他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深厚谢意。
我接着说，此次我回任返京后就想立即拜访他（毛泽东）并向他介绍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情况，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大会秘密会议上就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做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回答说因身体欠佳，他不得不推迟了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参加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已经向他介绍过大会的某些情况，并带回了一份赫鲁晓夫就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现已译成中文，他已经看过了。
谈话中讲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说，斯大林处理中国问题的路线虽然基本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时期他（指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些严重错误。1926年斯大林多次讲话，都夸大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把后者看成中国唯一的革命势力。……
毛泽东接着说：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实际上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大量不正确的指示。这些错误的不正确的指示，其根源乃在斯大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王明经常见斯大林，带有偏见地向斯大林报告中共党内情况。很清楚，斯大林认为只有王明一个人能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活动总的评价是，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共产主义运动力量的集聚，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不过，这只是共产国际活动中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式的人物进了共产国际，他们在处理中国事务时，相信王明胜过相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共产国际到后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主持工作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季米特洛夫更多地依靠和相信的是中共中央，而不是王明。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而遗憾的是偏偏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把主要精力用在东方。毛泽东直言不讳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挫折，除了其他原因外，共产国际不当的、错误的活动也是原因之一。毛泽东说，因此，平心而论，得知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时，我们很满意。
毛泽东继续说，在下一个时期，斯大林依然对中国形势和革命发展趋势做出不正确的评价。他依旧相信国民党胜过相信共产党。1945年他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例如，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莫明其妙的署名“俄共（布）”（实际上是斯大林）的秘密电报，内中坚持让毛泽东到重庆①去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反对此行，因为蒋介石正在寻衅制造事端。然而，毛泽东说，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被迫去了。1947年，当反蒋武装斗争战火正炽时，当中共的军队胜利挺进时，斯大林坚持让与蒋介石签订和约，因为他不信任中国革命的力量。斯大林的这种不信任感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的不信任感和怀疑情绪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况且毛泽东有些发火地说，当时有不少传闻，说中国共产党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而毛泽东就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没有这种情绪和言论。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尤其是右派社会党人马上附和“中国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并且大为赞扬。毛泽东认为，当时斯大林显然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分子对“中国式南斯拉夫道路”抱有幻想，只有蒋介石“保护”毛泽东，他起劲地呼吁资本主义列强绝不要相信毛泽东，说毛泽东“不会改弦更张”等等。蒋介石的言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了，他不止一次地同我们打交道和兵戎相见。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到毛泽东访问苏联时也有表现。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过我们，苏联是否会同新中国签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旧条约至今还合法存在，等等。是否签订条约，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前途。
毛泽东说：我同斯大林第一次谈话时就建议缔结国家关系的条约，但是斯大林辟而不谈。第二次谈话的时候，我旧话重提，并向斯大林展示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建议请周恩来前去莫斯科签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便趁机利用这个建议，把它当作借口推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就回避我。绝不见我，我往他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回答说他不在家，让我找米高扬。毛泽东说，这一来我就生气了，决定不再做任何事情，呆在别墅里。后来我同科瓦廖夫和费德林会谈，话不投机，他们建议我到各地观光。我坚决拒绝，回说宁愿“在别墅睡大觉”。
毛泽东接着说：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②。文中说，就中苏缔约一事的谈判正在莫斯科进行。这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毛泽东说，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他们分别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这一点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接着就开始了谈判。参加谈判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谈判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企图独占中东铁路。但是，后来通过决议共同经营中东路。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海军基地，还在中国开办四家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根据斯大林提议，东北和新疆实际划为苏联势力范围。斯大林一再坚持，在此二地区只准有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存在。其他外国代表，包括一向留居该地区的捷克、波兰和英国人应一律逐出。斯大林唯独对朝鲜人避而不谈，东北有150万朝鲜人。毛泽东说：斯大林的类似强求，令我们大惑不解。所有这些也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头面人物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问题，真正是在讨价还价。提出这样的问题实不光彩，显然表明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应当高兴地指出，中东路和旅顺港现在已归还了中国，几个合营公司不再存在③。在这部分谈话中，毛泽东强调说，赫鲁晓夫未参加谈判，布尔加宁的参与也是微乎其微的。
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也有表现，包括科瓦廖夫关于中共领导有反苏情绪④的那份糟糕文件。斯大林交给中共中央这份报告，显然是想强调他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我在莫斯科期间，更为强烈感到这种对中共的不信任情绪，因此，我请求苏共中央向中国派遣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去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
毛泽东提醒我说，在我（尤金）访华期间，他曾一再坚持，特意建议我在全国都走走。为此，我告诉毛泽东，我从中国返回后，曾和斯大林有过一次谈话，当时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场。斯大林那时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听了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这就好！可以放心了。是他们没有我们的帮助，自己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这种提问题的方法本身也说明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
毛泽东认为，我（尤金）的中国之行的报告和朝鲜战争，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是重要契机，这有几分加强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信任。
毛泽东说，因此，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可以说，是有过严重错误，在共产国际存在那段时期，影响特大。1945年后，在同蒋介石斗争时期，由于对国民党力量估计过高和对中国革命力量估计不足，斯大林打算缓解和抑制革命事态的发展。甚至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依然表示对中共不信任。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坚持革命立场。如果发生动摇和犹豫，那么我们大概也早就不存在了。
后来，毛泽东转而总的评价斯大林的作用。他指出，斯大林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但是，在其所从事的重大工作中，长时期内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其中主要的，赫鲁晓夫报告已一一指出。毛泽东说，主要错误可以归纳为7条：
1.目无法纪的肃反；
2.战争中犯有错误，不过，主要是战争初期，而不是终结时期；
3.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的错误。毛泽东说，关于这条大错误，特别是对待农民的不正确政策，赫鲁晓夫同朱德在莫斯科会谈时已谈到。
4.在民族问题上，如非法迁移某些民族等，有错误。毛泽东说，但总体上说，民族政策处理正确。
5.否定集体领导原则，骄傲和只听信谄媚；
6.在领导工作中的独断专行方式和作风；
7.在对外政策上（如对待南斯拉夫等）有严重错误。
毛泽东继续强调他的想法，认为总的来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有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阵营由2亿人增长到9亿人，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在前进道路中，个别国家和个别党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他说此一彼一错误将来还可能发生。我说，斯大林的那种错误最好别再重犯。对此，毛泽东的答复是，显然还会有这种错误出现，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出现此类错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大家知道，社会通过矛盾斗争而发展，通过新与旧，新生着的和消亡着的斗争而发展。毛泽东说：我们的意识里，还有许许多多旧时代的残余，它们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物质世界和现实。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两国有许多东西都是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例如，对犯人实行体罚问题。早在1930年红军就有逼供信。毛泽东说，我当时亲眼看见殴打犯人的事。当时已通过有关禁止体罚的决议，但到延安时期，这决定遭到破坏。确实我们想尽可能防止不经法律手续的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进一步同这一丑恶现象作斗争……此外，讲排场，好浮华，动辄大搞庆祝纪念活动，这也是资产阶级的残存心理，因为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客观上不可能有这种习惯和心理。毛泽东说，这样和那样的环境就滋生了共产党不可能不犯这样和那样错误的条件。
我说，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近乎神化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说斯大林的错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由小而大。除此之外，他还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虽然大家都知道，人难免犯错误。毛泽东说，通过看列宁的手稿，他深信，就是列宁著作，有些句子也要反复涂改。毛泽东最后归结对斯大林的评价，再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
总而言之，他强调说，代表大会的文件使他印象深刻。他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和代表大会后所造成的气氛，也会帮助他们广开言路。苏共提出了这些问题，很好。毛泽东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能先说话的。
毛泽东说，今后就这些问题，俟米高扬同志来后，继续再议，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志交换意见。
后来，毛泽东离开这个话题，以很大的兴致，简短谈及一些哲学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他特别强调，不可想象，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竟然没有各种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各种遗毒留存。毛泽东说，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仍会有好人和坏人。他又说，中国的思想工作在相当程度上还有生搬硬套和死啃教条的毛病。尤其是，中国出版界还没来回答思想工作所提出的要求。报刊上也未见各种意见的交锋，在理论上也没有认真的讨论。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希望再次见我，专门谈谈哲学问题。
谈话结束时，我问毛泽东，他是否看过《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关于个人崇拜》。这篇社论的译文已载于3月30日《人民日报》。他答道，还没来得及看这篇文章，但有人告诉他，这文章很好。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及此问题的社论⑤，应该下星期见报。他开玩笑地说，从3月16日起，世界所有报刊就此问题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唯独中国还在沉默。
后来，我简要告诉毛泽东，有16位苏联著名学者来华，以及讨论20大的理论会议今天已在苏联专家俱乐部开幕。与会做报告的有苏中学者。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听了这个消息。
谈话持续3个小时。毛泽东心情很好，常说笑话。
谈话中间，在坐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斯科沃尔佐夫。
苏联驻华大使
尤金
现代文献保管中心
全宗5，目录30，案卷163，第88-99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手稿。
李玉贞
1994年12月译自莫斯科
注释：
①这封电报和反映1945年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其他文件还没有发表。
②见1950年1月20日《真理报》，塔斯社记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谈话。
③指1950年3月27日在两国政府协议的基础上建立的四个混合公司。根据协议，1950年10月12日，苏联的股份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④指1949年底，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交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把这份执行的文本转给了毛泽东。
⑤指1956年5月《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