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生态文明及其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奴论文,生态论文,价值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1)05-0004-06
匈奴得以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称雄几个世纪，与其拥有的生态文明密切相关，在他们所建立的生态文明的基础上，他们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璀璨的艺术。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匈奴的生态文明对于我们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匈奴所表现出的生态文明
（一）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
W·施密特指出，“在父权游牧和畜养文化圈中所保持的原始宗教成分比任何其他文明为多。在他们广大的沙漠和草原中，高而无际的天空，他们更将至上神看为是他们的天帝，甚至将神与某种物质的天空本身混在一起。父权的氏族制度是畜养文化的特征，也是建立社会阶级的开端，时常将至上神颂扬的高高在上，与人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建立了几种神属下的较低的神的等级，世人只能藉着他们来与至上神发生关系，而至上神的住处转移到天的高层。”[1]匈奴人有“天所立”“天地所生”的“天”意识。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据记载，匈奴人“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习俗。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自匈奴始，我国北方草原的各个民族把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流传下来，突厥也是一个崇拜“天”的民族。在突厥文碑铭中，有许多“从天生”“天所生”的概念。在粟特语中，也有相同的“天”的概念。蒙古人的“长生天”意识更为人所周知。
“图腾”一名，为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其实体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含义为血缘亲属、祖先和保护神。原始人把与自己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等作为血缘亲属或祖先或神加以崇拜，进而产生图腾文化。在所有匈奴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动物为装饰的器物，这种动物造型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征。动物造型是欧亚草原古代民族通用的装饰题材，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蒙古国、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国外学者将此命名为“野兽纹”。匈奴自然崇拜，当然离不开大自然赋予的动物，马、牛、羊、虎、鹰等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与匈奴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图腾。祭祀的祖先也与动物图腾有关，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动物认为与自己的来源有关，把之作为祖先崇拜。匈奴有把偶像作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马、牛、羊、鹿、虎、鸟等动物便成为匈奴的崇拜物，即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物。匈奴文化的主要内涵为各种质地上的动物造型，这不仅体现了战国至汉朝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当时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状况。费尔巴哈曾说：“对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2]动物本身来源于自然生态环境，与匈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匈奴对动物有着某种亲近感，最终产生对它们的崇拜，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宗教。匈奴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对牧畜和野兽有着特殊的感情，表现在艺术上便塑造了各种形态的动物图案，并赋予深刻的文化含义，即图腾文化。动物造型不仅体现了匈奴的经济类型、生活情景和剽悍勇敢的民族性格，还上升到观念形态，作为图腾去崇拜。
匈奴的图腾文化对后世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很大影响，动物造型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说明图腾文化为北方草原地区诸民族的文化共性。匈奴人的萨满教信仰在北方民族中也广为流传。在接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之前，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都曾经信仰过萨满教，他们继承匈奴的生态文明，崇拜自然、神灵、图腾、祖先。时至今日，在通古斯语族的许多民族中以及一部分蒙古人中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萨满教信仰。从匈奴肇始，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形成了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和意识，从而形成了天地崇拜、山地崇拜、树木崇拜、水草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崇拜。
（二）根据气候变化创造伟大的游牧文明
早期匈奴人及其先民本来是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的。匈奴民族最初并不是选择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而农业才是匈奴及其先民最先选择的经济生活方式。但当自然环境和气候发生变化时，他们的生产方式根据地理环境及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做出相应的调整。从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为游牧文明，适应了自然环境。
在匈奴故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类在此以农业谋生，农业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在河套以北地区，相当于仰韶晚期的人类遗存是“阿善二期文化”，时代约相当公元前3700－前3000年之间。这时期人类的遗存较为丰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的经济生活特征明显。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包头地区，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阿善三期文化”。从以上考古学资料得知，匈奴及其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依赖有利于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从事一种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
气候上的变化是造成匈奴变迁的重要因素。许多古气象学家都曾指出，就全球整体而言，公元前2000－前1000年，是一个逐渐趋于干旱的时期。这个趋势，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有学者指出，公元前6000－前1000年，华北地区是较湿润的时期。在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里最后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了，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再度形成。在鄂尔多斯地区，由于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的影响，全新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便逐渐形成并持续加强。以致形成了现在大青山以南的套北地区以及鄂尔多斯东部、土默特平原都属于温暖的半干旱气候；鄂尔多斯西部，则属于温暖的干旱性气候区，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区，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体来说，这区域干旱的程度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增的；降水量不平均且变化大是其特点。人类想要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只得适应新的自然环境，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
公元1世纪之前，匈奴及其先民由从事原始农业转变为从事畜牧业，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从远古以来，就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盐铁论》则载匈奴“因水草为仓廪”，“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史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史记·匈奴列传》说其“即‘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耕田之业’”。《淮南子·原道训》说“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盐铁论·备胡》亦说“外无田畴之积”。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从匈奴的畜群规模也可以看出当时游牧经济的成果，《史记》记载，冒顿围汉高帝于白登山时有“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山”，“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兵北击匈奴，“得牛羊百余万”。公元前124年，卫青击匈奴右贤王，得“畜产数千百万”。公元前71年，汉校尉常惠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公元89年，窦宪追击匈奴败兵于私渠比鞮海，“获牲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公元134年，“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就一个地区、一次战役而言，而且又仅是被获之数，每次已多至百万或近百万，汉代匈奴人与内地边贸是很发达的。杜笃在其《边论》中记曰：“匈奴来请降，……帐幔毡裘，积如丘山。”公元135年，“乌恒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这里记述了乌恒动掠汉朝与匈奴边贸商队的情形，但其所记述的“商贾车牛千余辆”的情形，说明了当时商贸交易量是很可观的。[3]匈奴人驱赶牲畜前来互市时，少则万余头，多则十几万头。公元84年，北单于派一个亲王，“驱牛马万余头号，与汉贾客交易”。汉武帝时，把“互市”当做诱歼匈奴的手段、公元前127年“互市”时，汉朝突然出兵4万骑，分击上谷、云中、代、雁门，“虏三千余人，获牛羊百余万头”[4]。可见当时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草原是畜牧业的基础，足见草原植被之优良。
游牧文明就是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产生的，游牧文明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显著的优点就是相比农业对自然的破坏力小得多。就北方蒙古高原半干旱性草原而言，保持对自然合理利用是人们赖以长期生存的法则。匈奴人选择游牧，是“适应北方寒冷、干旱气候条件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成功选择，是人类延续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胜利。游牧经济的诸多优点，更为匈奴之后陆续出现的北方诸民族所延承和发展，其奠基性是不容忽视的”[5]。亦邻真先生指出：“游牧经济的产生是蒙古地区上古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北方民族人民的伟大历史贡献。”[6]这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俄·彼得洛夫语）。匈奴人的游牧业生产方式为后世几乎所有亚欧草原游牧民族所继承。据记载，突厥人“随水草迁徙”，所从事的游牧业生产基本上与匈奴相同。蒙古人也是如此。匈奴人及其先民所创造的家畜的驯养、改良、杂交等生产技能，如骆驼的驯养、骡的生产等，也被许多游牧民族所继承，许多匈奴游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诸多游牧民族传承和发展着，有些穿越了两千余年的历史雾霭，流转至今。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地再现匈奴的身影。
匈奴人轻柔地踏在北部的草原上，尽管他们的戏剧是如此的有声有色，但他们没有在这片草原上留下任何痕迹。在决定本民族，甚至它们之后若干民族历史命运的历史关头，它们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二、匈奴生态文明的现代价值
（一）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在现代社会前较好的草原生态环境
众所周知，从匈奴到蒙古，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北方草原的降水量少，土壤层薄，是一个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所幸有匈奴创造的伟大游牧文明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所幸匈奴之后的少数民族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在现代社会前较好的草原生态环境，否则，这里有可能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完全沙漠化了。我国北方良好的草原环境对于今天我国，甚至全球的意义我们还未曾完全揭示出来，至少可以从国防、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的基因资源价值、草原文化等多重价值的视角进行挖掘，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充分认识蒙古高原所具有的战略地位。现代地缘战略理论的创立者，英国新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将蒙古高原称为“世界心脏地带”，足见这里绝不仅仅是饲养家畜的简单“牧区”。
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像匈奴一样都有根据气候和自然资源适时调整生产方式的文化自觉，文明的故乡最终演化成了文明的墓地的案例比比皆是，因为农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两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定居和人口的增长。为满足稠密的人口对食物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过度耕种，过度放牧，这导致了草场和耕地的退化，沙漠化和盐碱化接踵而来。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被茂盛的森林和草原覆盖着。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汉谟拉比王朝开始大肆砍伐两河流域上游的森林。失去了森林的护卫，上游的水土开始大量流失。日复一日，河流携带的泥沙淤积在河流入海处，河床越来越浅，地下水位抬高，地下水中的盐分随水上升到表层土壤，土质逐渐盐碱化。同时，由于失去了森林的屏障，沙漠开始大举推进。于是，千里沃土的巴比伦王国最终变成了不毛之地。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也重复了巴比伦文明的宿命。匈奴创造的游牧文明避免了这一问题，在匈奴盛时人口仅在150万到200万人左右。
匈奴所居住的地方最适宜的经济形式就是游牧生产方式。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繁殖一定要扩大耕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轮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农区和牧区既互相依存，需要互通有无，而又互相排斥，难于长期和平共存。这种关系在传统生产技术没有突破以前，决定了过去我国边区农牧接触界线上长期发生的你去我来，我来你去的拉锯局面。”[7]种植业涉及清理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的平衡和原来那种生态系统内在的稳定就被破坏了。多种多样的植物和长久性的自然植被，被种类很少的庄稼所替代。开辟出来的土地，只有部分时间得到了利用，比起从前来，土壤暴露在风吹雨打之下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尤其是当地里没有庄稼的时候，所导致的土壤侵蚀程度远远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时的情况。灌草覆盖地的土壤流失量只有粮田的几十分之一；而且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雨水资源，具有更高的生物量水分生产率。
由于匈奴的尊重自然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的适时调整，创造了游牧这一生态文明的形式，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尽管蒙古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在游牧民族居于主导地位时，这里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历史上的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巨大，生态系统复杂，生物层次多重。而且这种苍茫广袤的草原和万木争荣的森林组成的生态系统，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历史一瞬，而是从远古一直延续至近代，只是在现代，由于抛弃了这两种力量，才使这一系统以加速度迅速退化。
据史料记载，西汉元帝时，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郎中侯应就指出：“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意即阴山和河套一带是匈奴民族依山（阴山）靠水（黄河）在此生息繁衍、猎牧为生的“苑囿”和“治作弓矢”的军事手工业基地。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证的文字：〔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善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人善骑射，“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据统计，阴山—狼山地区岩画中的动物共有40余种。狐、狼、虎、豹、黑熊、家犬、野马、野驴、家马、岩羊、盘羊、北山羊、羚羊、藏羚、黄羊、绵羊、梅花鹿、马鹿、麋鹿、驼鹿、驯鹿、狍、白唇鹿、大角鹿、野牛、家牛、牦牛、羚牛、双峰驼、单峰驼、野猪、野兔、跳鼠、蛇、草蜥、龟、鸵鸟、鹰、扇形海螺、锥形海螺等。[8]广袤的北方草原，不仅是放牧畜群的天然草场，同时也是黄羊和其他兽类以及鸟禽的良好栖身之地。匈奴驻牧时期的祖国北方，全都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间或有疏林荆棘分布，西起今自治区极西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南部的合黎山、北大山、龙首山，包括今甘肃省境内的祁连山（及焉支山），腾格里沙漠东端的贺兰山，河套以北的狼山，以及乌拉山、大青山，直到大兴安岭西南的山地丘陵区，到处森林蔽野，禽兽出没，被匈奴游猎民当成制造穹庐、毡车、弓矢、鞍勒的原料取给基地而射猎游牧其间。[9]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夏国国王赫赫勃勃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建都，城名为统万，在今乌审旗南境，那时的统万，“土苞上壤，地跨胜形”。赫赫勃勃曾在北游契吴（在今乌审旗北境），赞叹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已北，大河已南，未之有也。”据北宋沈括的《使辽图抄》记载，在唐、宋之前，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到处都是“木植甚茂”。拉施得在其《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的前七世祖土敦蔑年之妻莫纳伦夫人，“她的马和牲畜多得无法计算，她常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顶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遍地牲畜时”，她才意识到其行政管理畜到齐了。否则她就念叨：“牲畜全聚拢来！”并命令人们去找畜群。[10]700多年前，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路过鄂尔多斯高原时，为这里的碧草茵茵的旖旎风光所陶醉，忘情地说，我看这个地方很美，死后就把我埋到这里吧。辽金之际，严羽的《塞下曲》描绘了黄河河套西北部风光：“渺渺云沙散橐驼，西风黄叶渡黄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与严羽齐名的严仁也写了一首《塞下曲》：“漠漠孤城落照间，黄榆白苇满山关。千只羌地笛连云起，知是胡儿牧马还。”宋代诗人欧阳修、金代诗人赵秉文都曾以诗赞美过科尔沁草原的壮丽景色。元代诗人周伯琦赞扬河套地区“朔方戎马最，趋牧万群肥”。明初僧人楚琦有咏塞北草原的诗作数首，对当时的漠北漠南的描写说明当时的生态环境。如《当山即事》：“水草频移徒，烹庖称有无。肉多惟饲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缣蝶，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马，不羡水田租。”在明代，钱逊的《胡人醉归曲》：“更深宴罢穹庐雪，乱拥旌旄马上归。”描写别有风味；于谦《塞上即景》中的“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及“坐听鸣笳送夕阳”；李梦阳《云中曲》中的“黑帽健儿黄貉裘，匹马追奔紫塞头”，“白登山寒低朔云，野马黄羊各一群”；谢榛《漠北词》中的“石头敲火灸黄羊，胡女低歌酪浆。醉杀群胡不知夜，鹞儿岭下月如霜”；李攀龙《观猎》中的“胡鹰掣镟北风回，草尽平原使马开”等。直到公元13世纪，明、清时期，内蒙古赤峰一带是一片松林草原地带，克什克腾旗，“傍多松……及佳山水”，这里“甚似江南，……树林蓊郁，宛如村落，水边榆柳繁茂，荒草深数尺”。据《经棚图志》记载，当时，“森林滋润，草绿而肥”。1705年康熙皇帝北巡漠南，记曰：“前巡行塞外，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清代诗人也诗曰：“牛羊自散千屯雪，草木青回万灶烟。”“群牧牛羊量论谷，诸蕃庐帐到如廛。”[11]17世纪上半叶，清太宗皇太极曾经在科尔沁左翼前旗到张家口一带设置了不少牧场，被称之为“长林丰草”。甘肃省民勤县的白海地区在13世纪时水草丰美、湖光粼粼，而今湖水却已经枯涸见底。1936年，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绥远省进行采访，并在《塞上行》一书中谈到了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现已改为市），“绥远境内地蒙古区域，南面河套以内的情形我不很知道，阴山北面乌兰察布盟区域里，大半是水草茂盛的牧地。草地地势，平坦润泽，不但行驶汽车相宜，而且风景悦目”。
（二）为今天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生态智慧
卡逊在《寂静的春天》指出，人类的文明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我们正在其上高速行驶的工业文明之路，虽然被“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但“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只有“另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才能给人类和地球的其他生命提供希望。卡逊提及的很少的人是谁？又走了一条怎么样的路呢？笔者认为，像匈奴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就是这很少的人，他们走过的路就是给人类和地球的其他生命提供希望之路。
从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那里，我们应重新建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改变是人类走出目前的困境的关键因素，比如，我们能否摈弃对于“经济主义”的崇拜，像匈奴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对自然尊重？今天对自然，也是对人际关系破坏得最厉害的是“经济主义”(Economism)及其背后的人生观及价值观。正如麦丹尼尔(Jay McDaniel)说：宗教是一种安排生活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在这个星球上的主导宗教是“经济主义”。它的上帝是无尽的经济增长，它的祭司是经济学家，它的传教士是广告商，它的教会是商场。在这宗教中，德行(virtue)中叫做“竞争”(competition)，而罪是叫做“欠缺效率”(inefficiency)。拯救则来自唯独购物(shopping alone)。[12]著名学者曼弗雷德·马克斯尼夫指出：“从经济主义的发展眼光来看，只管毫无区别地使用GNP一类的累积指标来衡量所有市场交易过程的好坏，而不管它们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或是破坏性的，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掘自然资源来增加GNP，这就好像一群病人拼命滥用药和医疗设施一样，药量和费用在不断增加，但病人健康状况改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从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那里，我们应重新唤起人类对自然关爱的记忆，甚至以宗教为手段，让人类重新产生对自然的敬畏在“国在山河破”的今天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关怀的发展，可以诱发不同的宗教在伦理思想上的转化，甚至可以启迪宗教间的对话与合作；而宗教人士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对宗教信念、象征、礼仪、故事以至灵性操练的反省、重新诠释及实践，也可促进生态关怀的发展。”[13]“各宗教群体，不论是一神或多神的信仰，皆按其上帝或神明的训令，叫人类爱护并关怀世上的一切野外生物，这在伦理中的理想世界是完全可能的。在一种神秘主义中，把人类理智的最高状态，理解为与自然世界共在的境界，也与尊重自然的道德态度协调。”[14]学习匈奴的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生态智慧，需要正确认识经典作家对于宗教的认识，比如，关于恩格斯的精神鸦片说，恩格斯指出的：“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15]这些阐述更多的是从唤醒工人阶级不要被统治阶级用宗教所蒙蔽而说的，今天从建设精神文明的视角，宗教则有一定的文化约束作用，笔者在牧区调查时发现，凡信仰萨满教的牧民，在家畜载畜量方面的确有禁忌。
从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那里，我们应学习匈奴的宝贵传统文化精神和生态智慧，需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文明，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作祟。不应认为，汉族的所有文明都是高于少数民族的以及所有西方文明都高于东方文明，至少在生态文明的视阈下这种认识是不成立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C·恩伯(Carol Ember)和M·恩伯(Melvin Ember)在《文化的变异》一书中指出：“民族中心主义阻碍我们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从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看来我们就不会问一问为什么我们要按我们的办法行事，更不会问一问为什么别人会按他们的办法行事了。”[16]比如，长期以来，将游牧文化与落后愚昧画等号。而事实上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所评价的，“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比如，早在2100多年前的匈奴时期，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就已经知道了通过牡牝分牧，实行人工控制生育期的方法来繁殖羊了。1978年，达拉特旗出土的西周到东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的青铜针，经鉴定认为是医畜用针，说明内蒙古地区的先民至少在匈奴时代已运用针刺和放血疗法。匈奴时代，在北方蒙古高原地区的兽医药方面（包括人医）不仅广泛地使用了针刺、放血、灸等外治法，而且也有了普遍应用草药治疗疾病的内治法。《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马在游牧于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养马术，驯马术以及训练战马的技术”，发展了制作各种马具的工艺，包括马镫。正因为这样，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指出，“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浸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队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17]
从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那里，我们应在草原牧区尊重生态规律进行生产方式的调整。对于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考虑到草原生态系统的巨大经济外部性特点，在草原牧区要树立千规律、万规律，生态规律第一条的思想。摒弃在草原牧区进行种植业的政策偏好和发展传统工业偏好，走一条符合草原生态环境的产业发展之路。在环境完全破坏的情况下，人类没有生存的条件，任何经济行为都不可能发生。法国经济学家勒内·帕塞在谈到经济发展和人文与环境的关系时指出：“我们要维持环境的运作状态，因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以及经济活动，都有赖于环境。你若破坏环境，你就毁灭一切，包括经济。”
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我们到了用少数民族的生态文明对目前的主流文明——现代文明逆向传播的时候了！是对包括全球化在内的现代性全面反思甚至批判的时候了！包括匈奴生态文明在内的一切有利于生态文明建立的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生态智慧都是重要的思想武器。正如内蒙古政协主席陈光林同志指出的：“在当代世界人类生产发展普遍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的形势下，历史上以游牧文明为基础的草原文化这种固有的先进生态理念，更彰显出新的生命力和价值，实为不可多得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