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界的东北作家群批评的视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视域论文,美国论文,批评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2-0173-06
东北作家群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且为世界文坛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库藏。该创作群体在中西学界都曾形成了持久的冲击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国内外诸位学者分别基于各自的视角对其予以阐释，从而促成了数次研讨与争鸣。一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兴起之后，该群体引发了一些著名的作家或研究者(例如：鲁迅、茅盾、王统照、巴人、冯雪峰、胡风、周立波、李健吾、周扬与胡乔木等)的关注与评论。1951年，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将该群体引入文学史。新时期以来，白长青、严家炎、王培元、逄增玉与马伟业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继50年代(即：美国汉学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的肇始期)以来，有关该创作群体的研究不仅从未间断，而且逐渐呈现出蔚然成风之势。尽管相关研究的确存在某些误读现象，并且尚待形成完善与系统的研究领域，但是，诸位美国汉学家作为中美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人与积极参与者，的确突破了固有的研究视野与传统的研究范式等极限，其研究成果在问题意识、理论基点与言说方式等诸多层面建树颇丰。鉴于此，本文涵盖传记批评、历史哲学与性别政治等研究视域，具体考察美国汉学界的东北作家群研究的视域转换及其与之相应的诸种特质。
一、传记批评视域中的东北作家群研究
欧美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立派者夏志清始终为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未及详述东北作家群而深为遗憾。首先，他盛赞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胜过鲁迅的《呐喊》、《彷徨》，指出：“讲起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一般人心目中都以冰心、丁玲为代表。其实最有才气，真正写过两本好书的倒是萧红。”①基于此，他预言萧红的小说将成为经典之作。其次，他承认自己早年有关萧军的研究存在失误，直言：“我对《八月的乡村》所作的评论，也稍欠公正。”②再者，他认为端木蕻良是“第一位中国现代小说家”，《科尔沁旗草原》是“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与“当时最具实验性的中国小说”③。无庸讳言，夏志清凭借其在美国现代汉学领域的独特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该国汉学界的东北作家群研究的潜在影响。
例如，被誉为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不仅将萧红的数部作品译成英文，而且曾经数次亲赴哈尔滨与阿城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先后出版了《萧红评传》(香港文艺书屋1979年版；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萧红新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与《萧红传》(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此外，他还在其专著《漫谈中国新文学》(香港文学研究社1980年版)中将“东北作家群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再有，他曾在其所参编的《中国现代小说概论》④中为“东北作家群”设立专题。
具体而言，葛浩文有关萧红的传记批评体现出如下特色：
第一，对于萧红的创作成就予以了高度评价，指出：“当许多在民国时代(即一九二○年至一九四○年)的作品，因受时间限制而遭读者唾弃时，而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⑤上述对于萧红的历史定位与价值判断在当时是极富创见意义的。
第二，他的萧红评传体现出内外部研究综合融会的特征。一方面，详尽剖析了萧红的生存境遇与其创作经历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深刻揭示了萧红小说的文学性与本体性特征。在他看来，“总而言之，《呼兰河传》要算是萧红的代表作，是与她一生亲身经历休戚相关而又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也是她写作才华的不朽明证”⑥。客观而言，葛浩文的萧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史蕴诗心”⑦的传记效果。
第三，不仅针对有关萧红的论题进行了追踪研究，在其参与编纂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⑧中收入了萧红的《手》，而且对于中国大陆的萧红热现象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评述。在他看来，萧红在中国文坛声誉日隆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层面：“一、已故：盖棺容易定论。死无对证，作家无所顾忌可畅所欲言。二、女作家。三、鲁迅最喜爱的几个人之一。四、复杂而又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性格和生活。五、当前在世旧友们对她的内疚，想有所补偿。”⑨
第四，对于二萧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新时期伊始，他不仅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了大量相关资料，而且与萧军取得了直接联系并从后者那里获得了一些珍贵的手抄本、照片等原始文献，进而撰写了《萧军小传始末》与《萧军小传》等文章。此外，他还在其编著的《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⑩中收入了萧军的《个人陈述》(A Personal Statement)一文。基于此，他针对萧军、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以及二萧的创作进行了参照研究。首先，对于二萧与鲁迅的关系，他认为，萧军与萧红与他们的导师鲁迅之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萧军是个性情易变、热情洋溢的革命爱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层面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鲁迅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之中；与之相悖，萧红则安于传统中国女性的角色，她从鲁迅那里所寻觅到的是自己渴望已久的情感层面的安全感。其次，关于萧军对于萧红创作的影响，他表明，萧红小说的主题之所以由农民生活转变为抗战情势，可以从其个人生活深受萧军影响这一史实当中找到答案。再者，他非常关注二萧的创作观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指出：“萧红认为她所能写的与她或萧军认为她所应该写的之间的距离，可以更进一步地从她描写‘小寡妇’金枝离家去哈尔滨的一段看出来。虽然书中提到金枝在路上几乎遭日本兵的凌辱(当然，作者是想不离她抗日的主题)；实际上这一章仅不过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11)
再如，美国华人学者孔海立师从葛浩文，按照他的观点，“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东北流亡作家从一开始出现于文坛就表现出一种颇具冲击力的‘野性’，这种‘野性’也就是在文学创作上的非‘正统’倾向。而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应该就是萧红和端木蕻良了。萧红和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中最有文学个性的代表”(12)。由此，他不仅同夏志清合编了《大时代——端木蕻良40年代作品选》(1996)，并且出版了专著《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1999)与《端木蕻良传》(2010)。在言及撰写该著述的初衷时，他指出：“因为我已经发现端木蕻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就是斐然的，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更何况在海外的评论界，他的《科尔沁旗草原》和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猫城记》、巴金的《家》几乎是齐名的，甚至是‘比那三本更好的作品’。”(13)基于此，该著述对于端木蕻良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进行了富于开创性的综合研究。与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相比较而言，孔海立的端木研究在系统性与客观性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历史文化视域中的东北作家群研究
东北作家群不仅在美国汉学界的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史学领域也颇受重视。例如：史景迁曾在其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指出：“在满族作家中，除老舍之外，萧军无疑是最有名的文学骄子，尤其是他的小说《八月乡村》更是脍炙人口。”(14)再如，凭借《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享有盛誉的柯文(Paul A.Cohen)对于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予以了高度评价。此外，文化研究的日益规范化与系统化也为美国学界的东北作家群研究提供了诸种操作策略与批评范式。与之相应，上述研究趋向无疑在某些层面影响了美国学界从事东北作家群研究的诸位学者。
以美国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李欧梵为例，凭借文史兼修的学术积淀，他对于东北作家群的考察体现出历史与文化融会贯通的独特研究维度与范式。
第一，从历史维度而言，他在其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表明，“由于东北(满洲)的一群流亡作家——东北诸省1931年遭受到日本人的入侵——来到上海，这种新的区域文学类型的政治意义便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动力。在席卷整个民族的爱国主义旋风中，这些最先亲眼看到日本侵略暴行的青年作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出了名。他们的作品描绘了东北农村受到异族侵略者劫掠的景象，从而为区域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而且几乎取代了都市式的‘无产阶级文学’的那种时髦和名望”。基于此，他将萧军视为东北作家群的领袖，并且予以了如下历史定位：“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的主题，显然是1920年代遗留给像萧军这种在19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人的重要遗产。”(15)
第二，从文化研究层面来看，他深受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有关现代性的诸种观点。由此，他认为与西方学者相比较而言，中国知识分子过于沉溺于世俗现代性之中，而在文化与美学方面则明显缺乏现代性。鉴于此，他对于东北作家群的解读综合运用了文化研究的诸种观照视野与操作方法，凭借浪漫美学观对于现代东北作家群的审美思维、审美情趣、审美追求及其创作成果的审美价值进行了独到的审视与阐述。
首先，立足于文化地理学层面剖析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所蕴涵的黑土文化的区域情势与群体性格等因素。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不同的地理景观。”(16)与之相应，李欧梵在其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非常注重揭示其中蕴涵的地理文化因素。他在梳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时，表明：在1927至1949年间，“一个新的文学亚类——‘区域文学’——逐渐出现了，作者试图以这种方式抓住现实韵味和特定地区的乡土色彩，那些地方常常是作者的故乡”(17)。由此，他充分肯定了萧红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中所体现出的乡土记忆。此外，他还依据地域文化背景对于萧军笔下的人物进行了具体解读，进而指出：“对萧军来说，‘诚实无畏’的人与广阔崎岖的‘东北’或满洲大自然相结合。以这种背景衬托出他同乡的愚蠢残忍，成为他大部分早期故事的主题。”(18)。
其次，基于跨文化视野将现代东北作家群置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进行了多元考察。例如，对于创作主体予以定位时，运用了中西参照的研究范式。按照他的观点，《八月的乡村》中的两位主人公萧明和铁鹰队长的性格，无可否认地反映了斯巴达克思与开普勒的共同特性。同时，在现实生活情境中，萧军将鲁迅视为是拥有预言能力的开普勒，并且自喻为是既有勇气又有杰出本领的草根英雄斯巴达克思。并且针对具体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例如，在对于《八月的乡村》予以评价时，他认为，“萧军对角色的处理，可以直接地与《八月的乡村》的模仿对象，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相比较。两篇小说都以东北农村作背景，谈到一支游击队的漫游和挣扎(法捷耶夫的故事发生在内战期间的苏俄远东沿海三省)，两篇小说都有三个主角：唐老疙瘩和木罗式加，萧明和美谛克，铁鹰队长和莱奋生”(19)。在他看来，较之法捷耶夫的木罗式加而言，萧军在情感上更为介入唐老疙瘩的角色。
总体而言，李欧梵的东北作家群研究体现出历史想象与诗学批评的一致百虑与殊途同归。
三、性别政治视域中的东北作家群研究
第一，基于文化政治的视域而言，诸位美国汉学家依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角度对于东北作家群进行了再解读。例如，夏志清不仅从读者接受角度深入剖析了该创作群体兴起的政治与文化原因，而且认为尽管《科尔沁旗草原》堪称是一部充分体现出复杂性和规模性的小说，但是的确难以摆脱时代戳记式的文本的负面效应。再如，王德威的专著《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中题为“小说政治·政治小说”的部分，将司马中原的小说《荒原》视为是对于东北作家群诸位作家之创作的承续，指出：“全作上承三、四○年代作家如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的草原》)叙述农民抗暴的史诗视野……”(20)
第二，从性别政治角度来看，美国汉学界对于东北作家群作家的文本进行了独到的重释。例如，周蕾的专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题为“爱(人的)女人：受虐、幻想与母亲的理想化”的部分，依据性别政治视角对于萧红的短篇小说《手》进行了深入剖析。
首先，探讨了文本中有关母亲形象的理想建构。她注意到萧红的自传式文章中曾讲述自己身为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所承受的痛苦，进而对于后者的《手》中的母亲形象予以了深入考察。《手》中的女孩王亚明在阅读辛克莱的《屠场》中女工玛利亚晕倒在雪地上的段落时触景生情，回想起自己母亲生病时遭受医生歧视的经历，进而深有所悟。针对此种人物境遇，周蕾认为，“玛利亚在此是王亚明‘向内投射’(introject)而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客体’(object)，过去她自己母亲被医生拒绝医治是这种自我投射出的结果，引发阅读时刻的痛苦”(21)。事实上，萧红本人的自述可以为周蕾的相关阐释提供某些佐证，她曾回忆自己在19岁时初读《屠场》的复杂体验，并曾记述了如下情境，“在那个时节，我读着辛克莱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于这本小说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下去，在那么明朗的玻璃窗下读”(22)。
其次，剖析了人物命运的现实政治因素。她认为女主角王亚明的受虐境遇并非仅仅由于她那双因长期在染坊工作而变色的手，而是饱受多重歧视的结果。她指出，“叙事结构中持续着不曾稍减的残酷，不只是因为对于这女孩的‘手’所怀着污名化态度的结果。对于她外表的歧视与另外一种残酷平行并置，即王亚明表现出心智不佳的状态”(23)。由此，她进而表明：“因此，王亚明不管是外在方面或是内在方面都是个受害者。萧红的文本之中，最为精彩之处在于这两种的迫害过程被联结在一起，借着王亚明的家庭地位显现。”(24)
再者，阐释了文本的叙事策略与接受效果。在她看来，萧红的“施虐式叙事”促使读者生发出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具体而言，“这样的阅读方式是受虐地将倾略性‘返求回到’主体自我之上，此时主体的反身性与母亲的角色相互结合。如果说读者的接受启动并且完成叙事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接受必须置于故事之内，而非故事之外，是由王亚明阅读行动所引发的一连串反身性的幻想过程。这些幻想产生出认同影响的直接结果，而这些结果都与强烈的情感相关”(25)。
再如，刘禾在其专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与《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对萧红《生死场》的阐释可谓独辟蹊径。
民族国家观念自近代起逐渐赢得了西方学界的关注。例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Nationalize与Nationalization出现在19世纪初期，表达了一种过程——组成国家或使某事物具有国家特点的过程。”(26)基于此种学术发展态势，刘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并且将萧红的《生死场》视为是此类文学形态的经典范本。
首先，通过梳理萧红的《生死场》的接受史，她对此前的相关研究提出了质疑。指出文学批评领域对于《生死场》的评价始终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控制，这种宰制试图抹平萧红对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及其对于男性挪用女性身体这一策略的否定。由此，大多数评论者将《生死场》视为是一部“民族寓言”，在她看来，“我们几乎离不开这一高度发达的、体制化的、男权中心的批评传统，去解读萧红，因为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其小说意义的理解”(27)。
其次，她对于萧红的研究汲取了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观念与批评范式。按照斯皮瓦克的观点，“如果认为埃利-卢卡丝与阿尔及利亚非主流妇女之间的距离，比西克苏与吓坏了的女作家新秀之间的距离或波伏瓦与那些急需堕胎的法国农民或工人阶层未婚母亲之间的距离更小，就等于决定要忘记第三世界的多元性”(28)。基于此，刘禾通过重释萧红的《生死场》，揭示了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联性。在她看来，“萧红拒绝将女性身体升华或者置换，这便导致了一种性别化的立场，该立场介入了小说表面上建立起来而实际上予以颠覆的民族主义话语。民族主义于是成为深刻的男权意识形态，它将主体位置赋予到男人身上，促使他们为领土、所有权、以及主宰权而战。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却因为自身被男性所占有，所以并不能共享那种男性中心的领土感”(29)。
再者，她基于性别政治维度对于二萧进行了参照研究。她认为，“就仿佛是有意戏仿萧军的小说，发生在萧红作品中的强暴行为(也设置在抗日战争的前夜)的肇事者不是日本军人，而是中国男子。这是值得深思的”(30)。由此，在她看来，二萧视野中的社会图景如此不同，惟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的文本中蕴涵着不同的性别因素：萧军的作品重在描绘男人的自足心理和戎马生涯，而萧红则侧重于乡村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最终命运。
综上所述，纵观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有关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历史谱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相应研究的考察视域展现出多元转换与复杂流变，从而体现出西方学术体系的历史变迁、目前状况与发展态势的诸种特征。鉴于此，美国汉学界的相应研究对于深化该创作群体的文学成就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从而拓展其世界向度而言，的确具有独特的学术贡献。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美国学界的相关学术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公允与偏颇及其超越与局限之处，无疑为相应学术领域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拓宽与提升研究视野与水平提供了可兹借鉴的参照模式与诸种启示。
评审意见：东北作家群研究在北美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尤其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相比，更显突出，所取得的成就在国际汉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同时也反馈到中国大陆，促进了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研究，作者以此为题，作为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的论题之一，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在大量阅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传记批评”、“历史哲学”与“性别政治”三个方面加以分述，基本反映了该领域几十年来的研究历史概貌，同时对具体学人及著述特点的分析也有自己的判断，论述简洁扼要，评价较为准确恰当，对了解相关学术概况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评审专家：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注释：
①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序”，第16页。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④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Yang,Winston and Nathan Mao,Boston:G.K.Hall & Co.,1981.
⑤⑥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98-99页。
⑦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页。
⑧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Edited by Joseph S.M.Lau and Howard Goldbla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⑨葛浩文：《漫谈中国新文学》，香港文学研究社1980年版，第74页。
⑩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1980s:The Fourth Congress of Writers and Artists,Armonk:ME Sharpe,1982.
(11)葛浩文：《漫谈中国新文学》，香港文学研究社1980年版，第55页。
(12)(13)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255页。
(14)[美]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15)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16)[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17)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6页。
(18)(19)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35页。
(20)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21)(23)(24)(25)[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4、199、200-201、204-205页。
(22)萧红：《萧红全集》(下卷)，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4页。
(26)[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8页。
(27)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8-279页。
(28)王逢振：《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2页。
(29)(30)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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