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叔本华和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哲学论文,王国维论文,叔本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41;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1-0037-05
从哲学史上看，叔本华和王国维分别处于西方和中国的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既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受到异质文化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加以融会的特点。在西方，叔本华被认为是“直到今天真正精通东方思想并使之与自己的著作联系起来的惟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1](P15)。而在中国，王国维则受到这样的称赞：“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2](P82)。可见，叔本华和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分别在西方和东方具有典型意义。对此作一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东西哲学融会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势。
一、叔本华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
叔本华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开始背离西方哲学的传统而转向东方思想的哲学家。在叔本华之前，西方虽然在近代启蒙思想初期有伏尔泰等人基于批判神权专制的需要而一度推崇中国儒家的某些思想，但此后不久这种倾向便沉寂下去，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大都对中国传统思想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这是因为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与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和专制主义大相径庭。然而，随着近代启蒙思想在西方逐渐陷入困境，西方开始重新认识东方的思想。叔本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到东方思想的。他在年轻时曾说：“生活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我将用一生来思考它。”[1](P9)这表明叔本华从事哲学的出发点已不再是理性，而是生活。这就使他有可能突破西方近代的哲学传统，看到东方思想的独特价值。
叔本华的哲学首先是基于对康德的批判。对于叔本华来说，康德的自在之物表明理性的认识方式已经走到了终点，必须被直观的认识方式所代替，他正是由此建立其意志哲学。这实际上是向整个西方哲学理性和信仰的传统发起了挑战。众所周知，柏拉图首先在西方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从而开创了思辩形而上学的传统，并由此提出造物主的观念，奠定了后来基督教的哲学基础。与柏拉图相反，叔本华将意志推到哲学的中心地位，把理性降为意志的工具，从而走上了与基督教相对立的道路。对理性和基督教的批判清除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间的最大障碍，为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融会创造了条件。从康德到叔本华正是从西方哲学到东方哲学的道路。由此看来，叔本华从西方哲学出发走到东方哲学传统既是必然的，又是出乎意料的。叔本华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谓“也许天的意志可以从人的意志为何物中推知”与他的哲学十分相似[3](P144)。这似乎意味着，叔本华在西方提出的新思想其实是东方古已有之的传统，或者反过来说，东方古代的传统思想早已道出了叔本华所要说的话。这一结果是由于叔本华和中国古代思想家都不是以神和理性，而是以人和直观为出发点去解释世界而造成的。叔本华认为梵文经典引入的影响将不亚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他预见到将东方的无神论引入西方必将导致基督教的崩溃，从而使西方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叔本华明确地否认上帝存在的证据。当他说上帝的存在基于启示的时候，他把启示的经典非神圣化为仅仅是圣者的思想，使上帝成为只是人类的虚构物”[4](P307)。叔本华的继承者尼采进一步释放了叔本华的哲学所蕴涵的精神力量，他从叔本华哲学的前提即肯定意志出发，彻底地颠覆了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为西方现代哲学开辟了道路。
然而，叔本华并没有因为转向东方就完全否定西方，而是表现出对东西方哲学进行融会的倾向。这首先体现在叔本华对理性的批判本身是以近代理性启蒙为前提的，而不是像东方传统思想那样从未经历过西方近代理性启蒙阶段。这就决定了叔本华并不是要完全走到东方传统思想上来，而只是要借此来促成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叔本华说：“这强制性的机构是国家，它的惟一存在的理由就是保护它的庶民，个人方面互不侵犯，集体方面不受外敌侵犯。这一腐败时代的少数自诩为德国哲学家的人，确实希望把国家歪曲成发展道德、教育和陶冶教化的机构。但是这样一种观点包含暗藏的这一阴险的目的，即废除人身自由与个性发展，以及使人仅仅成为一个像在庞大的中国政府和宗教机器中的轮子。而这就是过去导致宗教裁判所，导致对异教徒的火刑和宗教战争之路”[5](P244)。叔本华的批评正击中了中国儒教传统政治的要害——王国维曾说中国“自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6](P268)。忽视叔本华和启蒙思想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及其与东方思想之间的性质差异，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叔本华对东方思想的吸取和西方哲学在现代的发展，而置身于东方传统思想背景中的人却极易犯这样的错误，即把叔本华对东方思想的吸取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看成是东方古代思想对西方近代思想的胜利，从而得出东方古代思想能够解决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陷入的理性困境，西方在近代之后将走向东方传统思想的错误结论。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文化派中的许多人就往往引用叔本华、柏格森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话来否定西方近代思想，证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正确性。如张东荪说：“最近哲学大家法人曰葛孙（柏格森）曰‘吾人之知识，自乎狭义观之，专为保护身体使之适应外境而己。’此近世人本主义之根据。孔子之说，精确虽不及此，然孔子之精神未尝不在此。”[7](129)王国维也认为“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6](P254)。他们在看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东方古代传统思想相似的同时却忽视了两者的前提和含义的本质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是以近代理性启蒙为前提的，是要求进一步摆脱理性专制的束缚，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独立和自由，而东方古代传统思想却更接近于前理性启蒙时期，需要理性启蒙来加以批判和改造，而不是属于理性启蒙之后，提供了解决理性困境的答案。
其次，叔本华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表现在他并没有完全抛弃基督教，而是企图将基督教同印度教、佛教等东方宗教结合起来。他对“得救”（解脱）的看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原罪的工作及其结果必须或者被他者所原谅，或者被我们自己的另一种较好意识的显现所取消，否则世界就没有得到拯救的希望。”[8](P604)在关于得救的动力方面，叔本华从否定意志出发倾向于同时肯定他力和自力，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的拯救依赖于他力，佛教的解脱依赖于自力。如果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既否定了基督教，也否定了佛教。这正是尼采哲学的结论。尼采认为叔本华不愿看到个人对道德的解脱，因而他虽然通过将自在之物归结为意志而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最后还是通过否定意志而回到基督教传统中去了。叔本华一方面否定了传统基督教的上帝，另一方面又企图从人里面去寻找上帝，即用圣人代替了上帝。导致叔本华这一“倒退”的原因可以在其后继者尼采那里看到。尼采说当人进入“怀疑的大海”之后，“那就意味着死亡与毁灭”，“在这不可测度的观念的大洋中，人们常常会渴望返回到坚实的地面……”[9](P390)，“上帝已经死了，上帝依然是死的。我们已经杀死了他。我们，一切谋杀者中的谋杀者，又将如何安慰自己呢？”[9](P393)这就是说，破坏之后还要建设，而建设比破坏困难得多。叔本华正是由此回归到基督教的传统之中。这不仅是叔本华个人的命运，而且是许多过渡时期思想家的共同宿命。下面将会看到，王国维在这方面与叔本华十分相似。
叔本华既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传统，肯定东方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同时又继承了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批判东方的专制主义，这使叔本华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先驱。叔本华最后向基督教的回归也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基督教，而是已经通过东方宗教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造，从而使基督教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显示出基督教并没有因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兴起而绝灭，而是通过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而生存了下来。因此，叔本华在哲学传统上不再是囿于西方或东方（这是以前东西方哲学家所不可避免的），而是企图将东西方哲学融会起来，由此建立起一个能够同时容纳东西方哲学的体系，开创出新的哲学方向。正因为这样，叔本华才不仅影响了西方，而且影响了东方。
二、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
与叔本华相似，王国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位真正开始背离中国哲学传统而接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在王国维之前，虽然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介绍西方近代思想，但他们大都着重于政治制度方面，并非对学术有“固有之兴味”，而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即使严复所介绍的英国功利主义经验论，也仍未摆脱“中体西用”的传统模式。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的出发点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6](P37)。这一动机无疑更接近哲学本身，从而使得王国维对西方思想的引进虽然不如以上诸人在当时影响大（“占一时之势力”），但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王国维在20世纪初既积极学习和介绍西方哲学，同时也开始对中国哲学传统进行反思批判。他曾自述其学习西方哲学的经历：“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康德”[6](P37)。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国维一开始是通过叔本华才得以理解康德的，但他后来又是通过康德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批判和摆脱叔本华的。例如，王国维批评叔本华的解脱：“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6](P37)，“然叔氏之说，徒引经据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10](P67)。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批判也贯穿了康德哲学的这种理性精神。他否定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长期争论，认为它们都并非先天范畴，在经验上必然相互矛盾，因而超出了认识的范围。否定性善论与性恶论，也就动摇了以此为基础的“圣人”观念。王国维批评荀子：“其最显著者，区别人与圣人为二也。且夫圣人独非人也欤哉！常人待圣人出礼义兴，而后出于治，合于善；则夫最初之圣人，即制作礼义者，又安所待欤？”[10](P10)这种追根溯源的精神与康德用理性批评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观念是相一致的。王国维指出，“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6](P45)。他正是以这种“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从而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顾颉刚认为“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所以我们单看静安先生的形状，他确是一个旧思想的代表者，但细察他的实在，他却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2](P132)。王国维看到了中国缺乏康德那种理性精神是由于缺乏西方主客分立的形而上学传统所导致的。“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惟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10](P106)。王国维从理性出发对中国哲学的批判起到了一种将中国从其人本主义的狭窄视野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他在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所倡导的个体独立自由精神和对纯粹客观知识的追求，正是后来五四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全面反思批判中国哲学传统的先声。
除了康德的理性之外，王国维还吸取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这使他看到了中国儒家传统乐观主义的性质：“我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10](P58)这种乐观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缺乏反省和自觉的表现，其消极的影响在于造成一种沉沦麻木的精神状态。正是出于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批判，王国维才推崇《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10](P159)。王国维的这一批判预示了稍后鲁迅吸收尼采哲学的精神对中国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鲁迅所描述的阿Q精神胜利法及阿Q“大团圆”的结局正是对麻木的国人的当头棒喝。王国维和鲁迅都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力图“从负面参透人生”，而与中国孔子只问生不问死的传统相对立。正像叔本华和尼采一样，王国维和鲁迅也只是由于能够“直面人生”才得以成为传统旧文化的背叛者和现代新文化的开创者。
然而，与叔本华相似，王国维也并没有因为在哲学上转向西方而完全抛弃中国的哲学传统，而是表现出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这首先体现在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并不是全盘承受，而是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和批判。王国维在接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同时否定了其中所蕴涵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因素。如他认为关于理性是独立自由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其所谓的自由其实仍是不自由的。同样，王国维批评叔本华的解脱观念：“叔本华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谓拒绝生活之欲者，又何自来欤？古今之论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10](P8)他并没有看到，更无法接受叔本华所谓解脱来自“天惠之功”的说法。这些其实都反映出王国维并不能接受康德和叔本华背后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传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取舍终使王国维陷入了矛盾的困境：接受康德的理性而拒绝其基督教信仰，最终会导致对理性的否定，因为康德的理性最后是以上帝的必然存在为前提的；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拒绝其解脱观念，将会使悲观主义走向绝路，因为叔本华的解脱正是对其悲观主义的解毒剂。这就是说，没有信仰作依凭的理性和没有解脱作安慰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出路的。王国维接受康德的理性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使他背离了中国人本主义传统的核心，但他拒绝康德和叔本华从基督教而来的“彼岸世界”又使他缺乏西方思想的根基，这就使得王国维不得不陷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徘徊。这在他的诗中有着形象的揭示：“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11](P606)王国维后来向传统的回归及其最后的自沉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
其次，王国维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而是有所继承甚至强调。他在把经典历史化，圣贤人化的同时又把历史价值化，人天才化了。王国维不愿看到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完全解脱并由此完全转变到个人的立场上来。与叔本华从肯定意志批判基督教到否定意志以回到基督教相似，王国维也经历了一个从前期反对中国的传统到后期向中国的传统回归的转变（与此相对应的是他早期推崇西方哲学到后期排斥西方哲学）。导致他的这一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他的立足点的转变中找到。前期王国维从学术本身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学习西方哲学有助于推进中国哲学的更新，“余谓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学问之事，本无中西”[11](P415)。这使他不仅超越了当时的“中体西用论”，同时也避免了后来的西化派的偏颇。后期王国维则忧虑中国的传统被西方思想破坏造成的结果：“今混混然输入中国者，非泰西物质之文明乎？……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12](P38)这种忧虑使他将中西对立了起来：“臣窃观自三代至于今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新旧之争，更数十年未有己，国是淆乱，无所是从。”[13](P538)这与他前期批评张之洞等人把西方哲学视为致乱之源，而极力倡导学习西方哲学正相对立。一般认为王国维前后的思想转变是一种倒退，却没有注意到王国维后期所关心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甚至同其前期一样具有某种预见性。后来辛亥革命的西化实验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
王国维前期学习和介绍西方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后来的西化派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点。王国维后期批判西方哲学，重新回到中国儒家人本主义传统，这可以被视为后来新儒家的先声。因此，从总体上看，王国维在哲学上并非单纯立足于西方或东方，而是企图将东西方哲学融会起来，开辟出新的哲学发展方向。
三、两种融会的启示
叔本华和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既表明了东西方哲学融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显示出这种融会的困难所在。
叔本华和王国维通过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第一次打破了东西方哲学历史上相互隔绝的状态，通过引入异质哲学分别使西方和东方走出自己的哲学传统，从近代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恰是由于东方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与西方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对立，才使得当这两种哲学传统相遇和融会时彼此在对方的反照下被置于一种可疑和被否定的地位——它们原来各自在其传统中惟我独尊的地位现在受到了动摇，而不能不从此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生转变。换句话说，异质哲学的引入为东西方哲学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自己哲学传统的视角。东方向西方显示出形而上学和基督教所谓的绝对真理其实是一种虚妄。这就打破了西方的二元论哲学传统，肯定了没有基督教信仰的无神论人生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更加真实。这在西方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则向东方显示出理性所推崇的个体独立自由精神和追求纯粹客观知识的巨大价值，惟有通过提倡这种个体独立自由精神和追求纯粹客观知识，东方才能摆脱其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然而，个体独立自由精神和纯粹客观知识都是从西方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二元论的传统中产生出来而在中国人本主义传统中所不可能形成的。叔本华和王国维所开启的东西方哲学的融会使得东西方哲学不得不从此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好像双方都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在叔本华之后，西方现代思想家进一步批判和否定其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传统，出现了一种向古希腊哲学，尤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回归的思潮。而苏格拉底哲学，特别是赫拉克里特哲学，是与东方哲学相通的。在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影响之后，中国在五四运动时期掀起了一场批判和否定儒家传统，重新研究诸子学的思想运动。而诸子学，尤其是墨学在许多方面是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接近的。这就是说，在叔本华和王国维之后，东西方哲学的融会向着更深的层面推进，并由此使得东西方哲学分别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简言之，东方帮助西方走出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传统，转向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肯定，西方则帮助东方摆脱传统人本主义的束缚，转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东西方哲学融会的困难在于，也正由于西方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传统同东方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传统之间的相互对立，东西方哲学的融会就往往不能不陷入矛盾和尴尬的困境之中。这在叔本华和王国维的思想和遭遇中都有所体现。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对方的传统都只能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并因此而被双方的传统保守主义者所抛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叔本华在西方长期受到敌意，而王国维则在中国走向绝路。这是因为，在东西方哲学融会的初始阶段，东西方哲学分别从自己的传统出发，难以理解和容纳对方的哲学传统，由此也就导致吸取对方哲学传统的思想在自己的哲学传统中难以生存。在排除障碍方面，西方比中国要好些。可以看到，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哲学的吸取是出自其自身从近代向现代转向的思想需要，因而是主动的，自觉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理性所固有的反思和基督教信仰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使西方形成了一种始终追求向上的力量。相反，中国人本主义传统则具有一种强固的保守力量，并且从其自身内部也无法产生出走出这一传统的能力。中国社会在历史上的长期停滞就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只有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作用下，中国才得以被迫批判和放弃其已不适应现实的传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也仍然显示出强大的阻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明显的。西方在近现代表现的是不断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思批判和对东方文化的积极吸取，而中国尽管也有类似的表现，但总的看来，更为明显的是传统的抵抗和向传统的复归。可以设想，在明代大致相当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期，如果中国也能象西方吸取中国的四大发明等技术推进其社会转型那样吸取西方思想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中国将不至于从此落后于西方达数世纪之久。
正因为同时存在着东西方哲学融会的积极意义和困难，东西方哲学的融会才是一项必须长期致力的工作。尤其是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东西方哲学的融会就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在此叔本华和王国维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当一种文化因袭已久而陷入困境的时候，异质文化的引入常常能够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该文化的承受者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困境以及对异质文化的长处具有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地吸取后者而对前者进行批判改造，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改造，而不是通过单纯向自己传统的回归和对异质文化的拒斥，才能使自己的文化传统获得新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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