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事论文,汉语论文,方言论文,参数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汉语普通话，基本词序属于“主语—动词—宾语”类型，是所谓的“SVO”语言，(Huang 1982:26)如例(1)。事实上，普通话也允许“主语—宾语—动词”词序，如例(2)。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前置宾语称为“受事话题”，如例(2)中“语言学”，而像例(2)的“SOV”句子则称为“受事话题句”。（注：“受事话题”在文献里也曾称为“次话题”（刘丹青、徐烈炯1998）。本文所讨论的受事话题句只包括“SOV”句型，而不包括“OSV”句型。）
(1)我喜欢语言学。(SVO)（普通话）
(2)我语言学喜欢。(SOV)（普通话）
根据受事话题句的使用情况，刘丹青(2001)把汉语方言划分为“最强的SVO”、“温和的SVO”和“最弱的SVO”三大类型。
在汉语方言里，粤语属于“最强的SVO”。基本上，粤语只接受“主语—动词—宾语”词序，受事话题句并不普遍，如例(4)在粤语中就显得不自然。
(3)我中意语言学。（我喜欢语言学。）（粤语）(4)？我语言学中意。（我语言学喜欢。）（粤语）
此外，刘丹青(2001)认为粤语都具有VO类型词序和谐的结构，是“最典型”的SVO语言。它主要有如下特点：1)“把”字句／处置式不发达，如例(5)；2)方位处所放在动词后，如例(6)；3)差比句的基准放在形容词之后，如例(7)。
(5)读完中学先至讲。（把中学念完再说。）（粤语）
(6)去南京。（到南京去。）（粤语）
(7)你肥过我。（你比我胖。）（粤语）
虽然普通话允许受事话题句，如例(2)，但是刘丹青(2001)认为普通话是一种“温和的SVO”，（注：刘丹青(2001)原文采用“官话”一词指北方方言。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以普通话作为“温和SVO”的代表。）而吴语、闽语却是“最弱的SVO、最明显的SOV倾向”的语言。他指出普通话否定句和疑问句的词序是“动词—宾语”，然而在吴语上海话里，否定句和疑问句的词序却是“宾语—动词”。如：
(8)我不爱吃
。（普通话）
(9)我勿喜欢吃。（我不爱吃鱼。）（上海话）
(10)你有
吗？（普通话）
(11)侬有伐？（你有剪刀吗？）（上海话）
至于闽语（闽南话）的情况，刘丹青(2001)指出闽语的词序类型总体上跟北邻吴语很接近，并且引述李如龙(1997)的观察：“泉州话的受事成分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灵活地前置于主谓之间或句首。不同的语序所表示的语义重点有一定的差别，但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刘丹青(2001)也把闽语分析为“最弱的SVO”，跟吴语属于同一类型。如：
(12)汝
有看见无？（你见到贼了吗？）（泉州话）
(13)我
孤读着一年。（我只读过一年英文。）（泉州话）
虽然这一划分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是一项突破，然而，“最强、温和、最弱”等术语仍然只局限于描述层面，受事话题句的“强弱”能说明什么问题，到底某种词序的“强弱”是一个孤立现象还是跟别的现象有联系。在以下讨论里，我们将从形式句法学入手，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可行的研究方向。
2 方言语法的参数分析：动词移位
根据生成语法学的“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s-and-parameters framework)，语法由两大部分组成，“原则”和“参数”。(Chomsky 1981)“原则”具有普遍性，所有语言都应该共同拥有和遵守。“参数”在不同语言里可以有不同的值，参数的值决定了个别语言的面貌。除了解释不同语言的差异外，参数理论同样适用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解释方言语法的差异。（邓思颖2003b,2005)本文讨论焦点集中在参数方面，特别是动词移位方面。（注：参数不—定是某种特定原则的参数。不过，动词移位参数跟“内部合并”(internal merge，即移位）有关。假如内部合并具有普遍性，(Chomsky 2004)那么，动词移位参数也可以理解为内部合并的一项参数。）
我们曾提出过汉语方言动词移位参数，认为粤语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移动得更靠前（邓思颖2003b）。根据此论断，普通话和粤语中一系列语言现象都可以有一个合理解释，包括格结构的词序、处所介词短语的词序、述语助词（表示量化、焦点）的形成、后置状语的形成、处置句和“把”字句、比较句的词序等问题。
如果普通话、粤语动词移位理论是正确的，本文将进一步把这个理论扩展到其他汉语方言，为汉语方言受事话题的词序类型提出一个尝试性建议：受事话题的出现跟动词移位的距离有关。更具体一点，就是普通话的动词要比吴语、闽语的动词移得靠前，而粤语的动词又要比普通话的动词移动得靠前。动词移位参数可以简化为：
(14)粤语＞普通话＞吴语、闽语
下面简单解说(14)如何跟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强弱”有关。假如受事话题出现在一个固定位置，即动词的底层位置（尚未移位的位置之前），假如吴语、闽语的动词不移位，受事话题就应该永远出现在动词之前，呈现出所谓“最明显的SOV倾向”：主语＋受事话题＋动词。至于普通话，即使句子底层有一个受事话题，由于动词移位的缘故，动词最终还是出现在这个受事话题的左边，呈现出“SVO”词序。
虽然普通话在表面上也有类似吴语的受事话题句，但受事话题在普通话和吴语中位置并不一样。胡建华、潘海华、李宝伦(2003)指出，普通话和宁波话的受事话题句不同，普通话受事话题只能出现在助动词之前，但宁波话受事话题可以出现在助动词之前或者之后。（注：本文只引用胡建华、潘海华、李宝伦(2003)的例句和语感，而没有采用其分析。）如：
(16)小明可能写好
了。（普通话）
(17)*小明可能写好了。（普通话）
(18)小明可能写好了。（普通话）
(19)小明可能写好勒。（宁波话）
(20)小明可能写好勒。（宁波话）
根据对动词移位参数的分析，我们认为普通话例(16)的动词“写好”移得比较靠前，紧贴在助动词之后，受事话题“文章”只能出现在动词右边，不能出现在动词左边，如例(17)。假如要形成“SOV”句型，“文章”必须进行移位，跨过“写好”和“可能”，移到助动词前边，形成例(18)的词序。至于宁波话的情况，如果宁波话的动词“写好”不移位，受事话题“文章”既可移到“可能”前边，形成例(19)，又可以出现在“可能”和“写好”之间，形成例(20)。如果此分析正确的话，普通话动词的移位应该比吴语、闽语动词的移位要靠前。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发现在普通话里，动词经过移位之后，受事话题仍然允许作进一步移位，出现在动词之前，呈现“SOV”词序，使之成为一种“温和的SVO”语言。
我们在(14)中提出的汉语方言动词移位参数，正好解释了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所谓的“强弱”现象：
动词移得越靠前，汉语方言越容易成为“强的SVO”语言。
根据我们对原则与参数理论的分析，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强弱”不是一项参数，而是动词移位参数的一种结果。虽然上述描述跟刘丹青(2001)对汉语方言的观察基本上一样，但“话题化”纯粹只是经验描写，缺乏形式化表述，“强、弱”等概念在语法系统内较难操作。相比之下，动词移位是一种形式化手段，移位的距离在语法系统内可以进行操作，理论上能够做到解释语言现象，解释语言差异。
3 动词移位参数与词尾的关系
假设体标记衍生在动词短语之前的位置。以完成体标记为例，普通话的“了”原本衍生在动词之前的位置。(Lin 2001:258；邓思颖2003b:50)由于“了”在形态上属于词尾（助词），这种词尾的特性吸引了动词移位，形成了普通话“动词＋了”的词序，如下所示：
(21)他看了一本书。（普通话）
普通话的“了”基本上可以对应为粤语的完成体标记“咗”，形态上都是词尾。粤语例(22)跟普通话例 (21)应该有同样的分析，即动词移位是受到词尾“咗”的吸引所致。
(22)但睇咗一本书。（他看了一本书。）（粤语）
除了完成体标记“咗”，粤语还有丰富的动词词尾，表示不同的意义。如例(23)中表示全称量化的“晒”（全、都），例(24)中表示限制焦点的“得”（只），例(25)中表示情态的“硬”（一定、应该）等。(Tang 1996,2002,2003)
(23)佢睇
本书。（他把那本书全看了。）
(24)佢睇
一本书。（他只看了一本书。）
(25)但睇
呢本书。（他一定看这本书。）
部分词尾还可以跟体标记一起出现，如例(26)的“过”和“晒”。
(26)但睇
呢啲书。（他把那些书全看过了。）
我们认为体标记“过”和表示全称量化的“晒”分别位于不同的句法位置，如(27)a。“过”首先吸引了动词移位，形成了“动词＋过”的词序，如(27)b。然后“晒”吸引动词移位，形成了“动词＋过＋晒”的词序，如(27)c。(Tang 2003)这些分析正好支持了粤语动词移位的距离比普通话动词移位的距离要远。
闽语情况就很不一样，表示完成体的体标记并非词尾。普通话的“了”和粤语的“咗”对应为闽语的“有”，出现在动词之前而非之后，如例(28)。由于闽语的体标记不能吸引动词移位，所以闽语是一个没有动词移位的语言。
(28)伊
看一本册。（他看了一本书。）（闽语）
汉语方言的动词移位不移位跟动词词尾特点有关，例如体标记。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进一步把吴语区分为两个类型：以温州话为代表的南部吴语（浙江吴语）和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北部吴语。
根据刘丹青(2001)观察，受事话题句在南部吴语里更常见。同样的句子，在普通话和上海话都用“SVO”的句型来表达，如例(29)和(30)，而温州话却用了“SOV”句型，如例(31)。
根据这些例子，我们认为：温州话比上海话更具有呈现“SOV”词序的倾向性，是真正“最弱的SVO”；而上海话“SVO”词序的倾向性比温州话要“强”，属于“温和的SVO”。根据上述分析，上海话应该属于一种动词移位的语言，跟普通话差不多，而温州话则应该属于一种动词不移位的语言。
动词移位在这两类吴语中的区别，可以从它们体标记形态上得到支持。温州话的“爻”跟普通话的“了”相似，好像表达一种完成体的意思。然而，“爻”的虚化并不“彻底”。（潘悟云1996）如下面例子所见，“爻”虽然出现在动词后面，却并非词尾，例(33)中的“爻”仍然保留了词汇意义，跟普通话的补语“掉”很相似，因此可以把温州话的“爻”分析为一个补语，而不是词尾，例(34)的不合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基本上，汉语动词后面可以有一个补语加一个体标记，但其补语数量不能超过一个。如果温州话的“爻”是一个补语，动词“打”后面就有两个补语，即“破”和“爻”，违反了这个规定，间接支持了“爻”是一个补语的说法。如果温州话缺乏了词尾体标记，动词就不会移位，就不会呈现出所谓“最弱的SVO”的特点。
假如吴语原来属于“最弱的SVO”，跟闽语差不多，那么吴语应该是一种正处于由“闽语型”向“普通话型”转变的语言，其中上海话最具有代表性。钱乃荣(2003:300)发现，一百多年前老上海话的受事话题句主要是“未发生事实的虚拟句包括疑问句”。有趣的是，当实现体标记“仔／之”在句中出现，“跟在带宾语的动词后通常为‘V仔O’式，宾语往往不前置”，（钱乃荣2003:269)如例(35)。由此可见，体标记“仔／之”的出现，能够吸引动词移位，在形成“SVO”的词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5)侬到之啥地方去？（你去了什么地方？）(1908年）
老上海话有大量受事话题句，应该是一种“最弱的SVO”，不过现在多向“SVO”转化了。（钱乃荣1997,2003)例(36)属于受事话题句，是老上海话的例子，现在的上海话则应该说成例(37)。它已经不再用“SOV”的词序，而是靠向了“温和的SVO”。
我们认为，吴语这种“温和SVO”的特点是由于受到“温和SVO”语言（例如普通话）的影响所致。现在的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很大，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如上述例子所提及的老上海话实现体标记“仔”，现在已经被普通话“了”所取代。从（功能性）词汇更替和词序转变这些例证可以看出，部分吴语正在向普通话靠拢，如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北部吴语。这部分吴语在类型上游离于“最弱SVO”的南部吴语和“温和SVO”的普通话之间，处于正在变化的阶段。
根据以上论述，吴语应该分为两类：1)“温和的SVO”，包括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北部吴语；2)“最弱的SVO”，包括以温州话为代表的南部吴语。动词移位参数重新修正如下：
(38)粤语＞普通话、北部吴语＞南部吴语、闽语
据此，普通话和北部吴语属于一个类型，即“温和的SVO”，是动词移位的语言。而南部吴语基本上跟闽语同属一个类型，即“最弱的SVO”，是动词不移位的语言。
4 动词移位参数和量名短语宾语
汉语方言的动词移位参数除了解释受事话题句的分布外，还跟无定宾语的分布有关。
汉语有一种表示无定(indefinite)的名词短语，里面只有量词而没有数词，简称“量名短语”，如例(39)。我们认为，像例(40)这样的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受到句法上的制约：空数词必须受到准许(licensing)。（邓思颖2003a).
(39)本书
(40)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允许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语言刚好是那些有动词移位的语言，包括普通话、上海话（北部吴语）和粤语；不允许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语言属于那些没有动词移位的语言，例如闽语。
前文已经指出，量名短语的空数词必须受到准许。假如体标记（动词词尾）可以作为准许空数词的一个成员，那么可以得出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合法度跟体标记出现有关，凡是体标记丰富的汉语方言原则上都能允许量名短语宾语。如果体标记（动词词尾）的产生跟动词移位有关，那么就可以把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合法度和动词移位参数联系起来：动词移位的语言有无定量名短语宾语（例如普通话、北部吴语、粤语），而动词不移位的语言则没有无定量名短语宾语（例如闽语）。这个现象可以总结为：
欠缺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汉语方言，应该是一种不允许动词移位的语言。
体标记（动词词尾）只不过是准许空数词的一种手段。在动词不移位的语言里，或许有别的方法来准许空数词。比如，温州话就是透过量词变调来准许无定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Cheng and Sybesma 2005)请比较下面例子：
例(45)量名短语是有定的，量词“本”声调是23调。如果把量词“本”读成45调，则量名短语可以理解为无定，如例(46)。按照分析，尽管温州话没有动词移位，却可以透过如变调这样的手段来准许无定量名短语宾语内的空数词。因此，温州话并不构成反例。
5 湘语的动词移位
除了上述讨论的粤语、普通话、吴语和闽语，湘语属于另一类比较突出的汉语方言。整体来讲，湘语受事话题不发达。例(47)和例(48)在湘语中就不自然。（注：罗琼鹏和曾涛就湘语语法现象跟我进行了多次极具启发性的讨论，罗昕如跟我详细讨论了新化话的语料。此外，湘语语法讨论会（湖南大学2004年10月和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10月）的参与者也为本文提供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根据上述讨论，可以假定湘语是一种动词移位语言，或许属于“最强的SVO”类型，跟粤语差不多。
假如湘语和粤语差不多，那么无定的量名宾语应该是可以说的。例(49)的宾语“本书”是无定名词短语，在湘语里可以说，这个句子的合法证明了上述预测的正确性。假如湘语动词进行移位，无论其移得有多靠前，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动词移位后，在宾语位置的空数词都得到准许。
不过，其中一个跟粤语不同的地方，就是湘语中的新化话好像连那种“典型的”话题句都欠缺。讲新化话的人往往把例(50)说成例(52)，而不是把受事宾语提前，形成话题句。即使是粤语这种动词移位比较靠前的方言，像例(51)这样的话题句都是还能接受的。
(50)张三啊，你就忘了他吧。（普通话）
(51)张三呀，你就忘记咗佢啦。（粤语）
(52)你就忘了张三吧。（新化话）
我们还发现，在新化话里，表示无定的量名短语能够出现在主语位置，例(53)的“幅画”表示无定意义，跟普通话“一幅画”意思接近。然而这种无定的量名短语主语在普通话和粤语中都不允许，如例(54)和(55)都不能接受。（注：粤语“幅画”如果理解为有定的话，例(55)就可以接受。不过，有定的量名短语跟动词移位没有关系。详见Cheng and Sybesma(1999,2005)、Au Yeung(2005)等对粤语有定量名短语的分析。）
根据上文论证，无定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必须受到准许。既然新化话允许无定的量名短语主语，那么跟体标记结合后新化话动词应该移到一个很靠前的位置，足以允许主语内的空数词。虽然我们认为粤语的动词移得比较靠前，但相对而言，粤语的动词移得还不够靠前，无法准许主语内的空数词。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以新化话为代表的湘语才是汉语方言中“最强的SVO”语言。粤语只能是“强的SVO”语言。如果是这样的话，动词移位参数可以补充如下：（注：(56)的“湘语”是指新化话。）
(56)湘语＞粤语＞普通话、北部吴语＞南部吴语、闽语
按照动词移位的距离，汉语方言可以重新划分为四大类型：湘语型（以新化话为代表）、粤语型、普通话型（包括北部吴语）和闽语型（包括南部吴语）。在这四大类型汉语方言里，动词最终“落脚点”在哪里？
在闽语型方言里，动词没有进行移位，而停留在原来位置，即(57)“V”的位置。在普通话型方言里，动词进行了移位，移到了轻动词(light verb)的位置，(Huang 1997)即(57)“ν”的位置。体标记衍生在轻动词那里，动词移到轻动词的位置，并且在那个位置跟体标记结合。(Lin 2001:258；邓思颖2003b:50)在粤语型方言里，动词移到一个跟量化、焦点、情态等相关的功能词的位置，(Tang 2003；邓思颖2003b,2006)即(57)“X”的位置。至于以新化话为代表的湘语型方言，动词应该移到一个比“X”更高的功能词的位置，贴近主语，可以允准无定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我们暂时把这个位置称为“Y”。
“Y”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发现，除了体标记以外，新化话有一些比粤语更“虚化”的功能词，依附在动词后面，这些词纯粹表示语法关系。比如，新化话动词词尾“倒”是一个跟格(case)有关的标记，“倒”的作用表示动词选择了一个短语，该短语的中心语能指派格，例如介词短语、动词短语（邓思颖2004）。在下面句子里，“倒”表示动词选择了一个介词短语，如例(58)中“在元旦”，或者选择了一个动词短语，如例(59)中“念书”。如果是其他短语，如例(60)中名词短语“大碗”，“倒”就不能出现。文献早已指出，介词、动词能够指派格，但名词却不能指派格。(Van Riemsdijk 1983:249)
这种纯粹跟格有关的功能词在汉语方言中确实比较少见，应该是新化话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邓思颖2004）由于新化话拥有像“倒”这样极度虚化的词尾，能够跟动词组合，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化话有一个功能词“Y”，位于句法结构较高的位置，跟格的指派有关，（注：“Y”有可能是一个跟及物性有关的“Tr”。(Bowers2002)至于“Y”的具体特性，我们会收集更多语料，留待日后讨论。）并且能够吸引动词移位，形成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因此，新化话中缺乏受事话题句、允许无定量名短语作宾语、允许无定量名短语作主语等现象都可以得到一个统一解释。（注：新化话缺乏典型话题句或许因为它是一个“主语优先”的语言，这跟英语情况差不多。有关新化话“主语优先”问题拟另文详述。）
6 结语
根据本文讨论，动词移位参数可以推导出四种类型的汉语方言：“最强的SVO”、“强的SVO”、“温和的SVO”和“最弱的SVO”。形成受事话题句的所谓“话题化”有一定句法证据的支持，而话题化“强弱”本身不是参数，动词移位才是一项参数。根据分析，话题化的差异和汉语方言词序的差异最终由动词移位决定。这个发现还可以进一步在汉语方言体标记的形态和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分布等现象中得到印证。
本文所提出的动词移位参数，特别是我们把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体标记和无定量名短语这几方面联系在一起，可以作为一个“强假设”。在今后汉语方言语法和语言类型研究中，可以利用本文没有讨论到的其他方言语料，来验证动词移位参数，看看能否找到更多的支持证据，或者反例。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本文能收抛砖引玉之效，启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问题，以求发现汉语方言更丰富的语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