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全面探索和再度开拓——序《2004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10月，在温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会议上，不少作家和批评家曾就当下小说创作的困境进行了有效的反思。其中最为惹眼的一次交锋是，一部分作家批评家认为，面对丰盛的生活经验和时代信息，作家应该重新强调“向外转”，从而进一步拓展文学的表达空间，使写作能够更深入地抵达现实生存的幽深地带；而另一些作家批评家则认为，当下的创作更需要“向内转”，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正在日趋严重地遮蔽着作家的个体风格和艺术气质，让人无法甄别作家之间独标真愫的精神风貌和审美差异。
我对这个交锋也深有感触。事实上，在阅读各种文学期刊时，我们的内心之所以常常会产生某种疲惫与乏味的感觉，我以为，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叙事形式还是表现对象都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和类同化。一方面，过度的自信与超稳定的精神结构，导致作家们自觉地恪守自身既定的思维程式；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公共经验和审美趣味的制约，这些思维程式又变得彼此模糊，差距甚微。所谓的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仅仅是一种空洞的艺术设想，作家的想象力、思考力以及艺术嬗变力，都变得越来越弱。慵懒的叙事语调，惯常的表现手段，自我复制或彼此拷贝的艺术思维，构成了当下很多小说的似曾相识，致使整个文坛缺乏强劲的内在活力，只剩下那些以出生年代来四处招摇的娱乐化写作明星，同时也使我们的审美期待变得鲜有激情。
正因如此，我觉得，无论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如今都面临着一个深度挺进的问题，都面临着一个全面探索和再度开拓的问题。在阅读2004年的一些短篇小说时，我对此感受犹为强烈。从“向外转”的角度看，绝大多数作家依然停留于对公众经验的想像性还原之中，而对人性内在本质的拓展，对可能性生活的探求，都显得非常乏力。既缺乏某种冷峻、强悍的精神姿态，也缺乏卓尔不群的审美洞察力，致使富有发现意义的短篇佳作并不多见。从“向内转”的角度看，具有丰饶叙事意味和灵动艺术智性的精妙之作更少。不少短篇的叙事，要么专注于故事情节的营构，以跌宕起伏这一古老得近乎僵化的叙事思维来完成小说的结构；要么满足于话语的自然流淌，缺乏智性的叙事营构来实现形式的内在意味，致使这些文本无法对读者的接受心理构成必要的智性挑战。即使是有些看起来还算不错的短篇，像莫言的《挂像》、《大嘴》、《麻风女的情人》、《月光斩》，林白的《去往银角》、《红艳见闻灵》，阿成的《丑女》、《亲正》，铁凝的《阿拉伯树胶》，范小青的《爱情彩票》、《在街上行走》，刘庆邦的《赴宴》、《刷牙》……等等，如果细细地品味，都会发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尤其是与这些作家本身已达到的艺术高度相比，很难看出它们的超越性。
所以，当我在选编这本短篇小说年选时，除了坚持“短篇小说就是一种技巧的运动”这一原则之外，我还更看中作品本身在某些方面的开拓性意义。无论是“向内转”的方面还是“向外转”的方面，只要它们能够呈现出作家明确的思考和追求，只要它们有些细微的发现和创造，我都将保持应有的敬意。——尽管我也明白，某些“开拓性意义”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期望值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相对于日趋贫乏的创作现状，它们毕竟可算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微澜和审美涟漪了，多多少少也是一种活力存在的表现吧。
在2004年的短篇小说中，首先引起我较大兴趣的，是一些对人性的细微之处有着敏锐发现和巧妙捕捉的作品。它们是：苏童的《私宴》、李锐的《裤镰·残摩》、朱日亮的《水捞面》、须一瓜的《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潘向黎的《白水青菜》、金仁顺的《爱情诗》、盛可以的《青桔子》、魏微的《异乡》、黄咏梅的《草暖》等。我将这些作品放在年选的前沿位置，是意在表明，它们在表现人性内在的隐秘空间或者某种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时，总是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那些细节的关键部位，并以相当细腻的叙事拓展了某些丰饶的人性面貌，使我们于蓦然回首之际，不自觉地被其中的种种生命际遇所缠绕。也就是说，从“向外转”的意义上看，它们抵达了我们常常被忽略或者无法从容地去直面的某些存在状态。也许，就表面故事而言，这些短篇所涉及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底层经验，但是，它们却通过作家的审美智性不断地剥离了那些生存的庸常质地，并进而敏锐地撕开了某些潜在的人性空间。像苏童的《私宴》，作者借助一个老同学间的春节聚会，将成长中的内心隐痛与当下现实中的精神失衡巧妙地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异常广袤的历史空间。它不只是表达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诡秘心理，一种在同学友情掩饰下的权力欲望相互制衡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将叙事的重心直指人的尊严——那种与文化身份相呼应的尊严。因此，小说中的“我”在面对那位经济强权者的“鸿门宴”时，不得不膺服于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再次承受某种精神上的屈辱。苏童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叙事通道，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经济霸权者的内心欲望，引入到成长记忆与伦理交往的情感空间，使征服欲与尊严感构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尖锐对抗。李锐的《裤镰·残摩》看起来有点像他当年的《合坟》之类的乡村短篇，但又有着明确的自我超越的倾向。他以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农具作为叙事意象，以此来返观当下乡村社会结构中的某些隐蔽的矛盾。尽管小说在人物的内心叙事上显得有些缠绕，但是在关键部位作者总是能够迅猛出击，用强劲有力的话语来展示人物内心的无奈与无助。朱日亮的《水捞面》在叙述一个女人对两极命运的承受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温暖的语调，像一曲柔美而又不乏感伤的歌谣，为主人公吴丽安的忍耐和抗争罩上了一层诗意的情怀。这篇小说好就好在，作者一点不作宣染，却将吴丽安内心的一波一颤轻柔而又绵密地呈现出来，其中有顽强的韧性，温柔的期待，纯朴的感恩……等等。须一瓜的《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则显得较为尖利。尽管这种尖利仍然被安置在一种罪与罚的模式之中，但作者更多地还是凸现了人的本能冲动对道德伦理的冲击。这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是一个即将败落的生命对鲜活人性的重新理解和膜拜。作者非常清醒地抓住晚娥公公的窥视行为，反复围绕本能冲动的“不可对抗性”来往返叙述，使道德谴责直接演变成儿子阿青的暴力行为，既增加了小说情节上的冲突性，又有效地传达了晚娥公公在苦难的一生中所形成的扭曲化的精神面貌。
潘向黎的《白水青菜》、金仁顺的《爱情诗》、盛可以的《青桔子》、魏微的《异乡》和黄咏梅的《草暖》都是以情感作为纽带，通过两性之间或急或缓的冲突，凸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人性基质。也许，这些作品很难具备某种思想意义的深刻，但是，它们却能够在那些情感的隐秘地带盘旋再三，并以颇具灵性的话语演绎出种种无痛的痛感，灵敏，细密，准确，让人回味绵长。《白水青菜》动用了一种极轻极淡的话语，却传达出一种极浓极酽的夫妻之情。这种情感常常被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遮蔽，以至于身陷其中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淡漠它的存在，而当它真正的缺席，人们才发现，那里却包蕴了无如伦比的深邃之爱。《爱情诗》和《青桔子》尽管在情节上要稍显暴烈，然而，每当尖锐的冲突产生之时，柔软的人性便显得华光四闪。无论是赵莲还是桔子，无奈的现实与顽强的抗争，颓败的爱情与强悍的欲望，总是将她们置于尊严的底线边缘推来攘去，使她们不得不在岌岌可危的情感之途中小心踽行。《异乡》通过一个在异乡飘荡的女孩，展示了女性在现代都市中极为艰辛的精神之旅。对于许子慧来说，寻找生存的压力虽然很大，然而寻找理解和爱的压力更大。亲人，朋友，恋人，他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爱变成一种伤害，变成一种看似不经意的、却又是致命性的伤害，从而使许子慧的心灵渐渐地步入孤独的绝境。《草暖》则以坚实的写实性话语，非常从容地一层层剥开了草暖的内心世界。不刻薄、不显摆、不漂亮、不聪明但是却善解人意的草暖，总是试图用“是但”（随便）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心绪能够调整到最温和的女性状态。然而现实又不可能让她永远地“是但”下去，尤其是丈夫王明白作为一个商业时代的成功人士，总是在不经意中让她惴惴不安。小说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作者紧紧地扣住草暖内心中那种极为隐蔽的不安而缓缓滑行，使人物内心深处的爱与忧缜密地缠绕在一起，柔软，轻逸，敏感，却又骚动，迷惘，自卑，具有一种纯厚绵长的回味空间。
张楚的《长发》、戴来的《给我手纸》和巴桥的《丹萍的世界》都是以一种相对极致的叙事法则来展现人物内心的生存困顿——这种困顿，既有情感的颠沛与伤害，又有信念的执著与捍卫。《长发》中的王小丽为了获得心中的那份爱情，几乎受尽了各种屈辱，却依然是无怨无悔。也许，跑龙套的小孟不可能给她真爱，但她还是愿意忍痛将自己心爱的一头长发卖给了南方人，仅仅是为了给小孟买一辆摩托车。《给我手纸》中的岑晟所遭遇的则是婚姻生活中极度荒谬的错位——没有了爱，恨却可以变成各种充满人生快意的折磨。无论是妻子刘逸梅还是情人汪菁，作为岑晟生活中的两个影子，终于将他牢牢地覆盖在无边的困顿之中，使他坐在“生活的马桶”上永远也别想得到“手纸”，永远也别想体面地站起来。这里，由爱情——婚姻——复仇——快感所构成的情感怪圈，几乎被赋予了某种隐形的权力。《丹萍的世界》通过丹萍对继父的拒绝，延续了一种漫长而又充满仇恨的道德惩罚。因为丹萍对继父的冷漠和厌恶，不仅仅是出于自身情感的因素，同时还来自于母亲与继父在父亲生前就出现的绯闻，正是这种不道德的绯闻，使她在潜意识中承担了捍卫父亲尊严的使命，并开始了执着而又顽强的精神惩罚。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相对纯粹的精神性叙事，作者在叙述中并没有大量地动用心理描写，而是通过白描的神情、冷峻的对话、简洁的动作，来凸现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使人物内心的复杂冲突更具审美震撼力。这种以外在叙事拓展人物内心空间的叙述手法，在我看来，具有十分特殊的审美价值。
陈昌平的《大闸蟹》、叶弥的《孤枕》、陈锟的《我们走在鹊桥上》、朱朱的《屋顶上》、小艾的《海棠传奇》、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盛慧的《水缸里的月亮》和红柯的《玫瑰绿洲》等作品之所以进入我的选取视野，是因为我更看重它们在“向内转”上的积极姿态。尽管这些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并没有采取更具颠覆性的先锋思维，但是作家们显然已不满足于通常的小说叙事手法，而是积极地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探索和实验。譬如，《大闸蟹》就是以无奈的反讽手法，极富情趣地消解了主人公内心里的惋惜之情。面对丢失的大闸蟹以及垃圾筒旁不断出现的蟹壳，刘爱国不只是心痛自己千里迢迢带回来的心爱之物永不复归，慰藉妻儿的愿望从此落空，他还更惋惜吃蟹者暴殄天物的心态。于是，他自觉地通过自己的告示来“指导”拾蟹者完成真正意义的吃蟹过程，当然，同时他也完成了自己心理上的吃蟹过程。《孤枕》则颇有意味地设置了一个叫着铜锣街的谎言世界，并让一个叫兰仙的女子嫁到了这个小镇。由于兰仙的婆家是个开老虎灶的，终日聚集着各种市民，这无疑为兰仙感受各种谎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于是，兰仙不断地被各种谎言所困扰，在真假难辩的世界里无所适从。尤其是当儿子出生之后，丈夫的言行也开始变得真假难辩，于是她只好在忍无可忍之中另觅住处。她给儿子取了个“求真”的名字，希望在这个谎言的世界里培养一棵真诚之树。事实证明，她的所有努力都破产了——不仅丈夫离她而去，儿子背叛了她的初衷，而且自己也不得不背叛自己。绝对的真诚与绝对的谎言都是不可理喻的，兰仙注定要孤独下去，即使她对命运开始做出妥协。
《我们走在鹊桥上》将古老的传说进行了一种现代化的演绎。这种演绎，与其说是对纯洁爱情的刻意解构，还不如说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隐喻性的反讽。作者充分调动了自身惯用的黑色幽默式语调，将王母娘娘、李白以及牛郎织女这些神话人物或被神话化的人物还原为俗世中的人，让他们沿着世俗的人性而滔滔不绝，由此完成了某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颠覆。《屋顶上》和《海棠传奇》更多地动用了传奇的手段，但传奇之中却洋溢着异常空灵的审美质感。它们充分利用了短篇小说在情节设置上的缺失和空白，将大量难以理喻的逻辑关系成功地剔除在外，使文本保持着某种扑朔迷离的审美效果。相比而言，《屋顶上》更具精神的超越性，尤其是那个梁上君子的伦理风范，远远地高于他的“盗花”绝技；而《海棠传奇》更侧重于氛围的营构，神秘，恐惧，人鬼间的未了情和未解怨，在美艳的海棠花中进进出出，并最终给了春明一种生命的劝喻。《幸福的一天》和《水缸里的月亮》在面对生存的苦难时，自觉地规避了现场叙事的惯常表达，而是借助特殊视角来推动故事的展开。前者以反向观照为基点，通过死后的“我”来一一满足生前的愿望，揭示了现实生存的无望之苦。后者则通过一种追踪式的手段，冷静地叙述了母亲对饥饿的抗争。《玫瑰绿洲》写了一个商界老板魂归西北故里的历程，但红柯却将一个人的灵魂回归演绎得波澜壮阔，分外妖饶。在这篇小说中，文化的根脉，刚烈的秉赋，炽烈的情爱，原始的野性，旷达的无畏，就像那片绿洲上的野玫瑰，在人物的灵魂深处非常自然地融成一种终极化的理想，以至于主人公死后还不得不爬出棺材，让自己的幽灵一次次地穿越这片土地，穿越自己生前未曾体验而又渴望体验的隐秘激情。这里，作者好就好在没有刻意地追求叙事的过度象征，也没有过份地宣染野性的彪悍，而是让地域风貌、人物精神、理想召唤自然而然地叠合在两代人的生存命运之中，构成了一种异常丰沛的隐喻性文本。
艾伟的《菊花之刀》、王手的《给日本人带路》和黄梵的《良民》借助特殊的历史作为故事背景，通过战争、死亡与政治惩罚的历史强权重压，剖示了人性潜在的某种脆弱与扭曲。《菊花之刀》叙述的是一个恋母情结极重的日本鬼子，在侵华战争中不断地寻求母爱的畸恋情感。这个日本鬼子以“我”的母亲作为虚拟的畸恋对象，然后利用侵略者的权力优势，频频地向“我母亲”发出某种人性的召唤，以至于“我母亲”由惊惧慢慢地转为适应、甚至欣喜，并最终产生了母性特有的怜爱之情。小说也由此而使战争的民族侵略与人性的彼此依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中，作为叙述者的“我”，虽然觉得无法理喻却也无可奈何。特别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鬼子在“我母亲”面前完成了日本武士道式的自杀仪式，而“我”也因此被卷入了“汉奸”的审判之列。作者的机敏之处在于，他通过一种畸型情感与历史权力的勾结，将战争的性质、个人的命运引入另一种充满悖谬的历史境域之中，使人们无法对之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给日本人带路》通过真假日本人的入侵给一个偏僻的乡村平民所带来的恐惧，饶有意味地演绎了国人特有的人性面貌。当两人伪装的“日本人”意外地来到永县，通过几次拙劣的枪声震住村民之后，我们终于发现，看似从容的国人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变得无所适从，然后逃匿得无影无踪，所谓的“民族入侵”由此而成为肆意践踏，为所欲为。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几个“假日本人”狐假虎威的结果。当真正的日本人来临时，不仅“假日本人”原形毕露，颓败如泥，连“孤胆英雄”金丙贵也领教到了真正的残忍与暴虐，屠戮与凶狠。因此，所谓的“给日本人带路”，其实就是给暴虐与凶残带路，作者以此让叙事步步为营地由“人性的世界”进入“无人性的世界”。《良民》则以解放后的政治生活作为背景，在温情款款的叙事语调中，展示了国民党军情五处遗留下来的文员陈浮云的一生。尽管作者并没有刻意强调专政化的革命权力对这个有历史污点的“良民”的伤害，甚至还让老公安给予了他特有的情感观照，但是历史的专政姿态仍然无处不在地盘旋在陈浮云的内心深处，使他在惶惶不可终日地苟且求存。也许是早年军情五处的生活，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许暴力化的权力现实，教会了他以屈辱方式来寻求安全的策略，对陈浮云来说，“良民”的道德诉求和生存愿望可谓深入骨髓，并成功地帮助他安然度过了一生。但是，在叙事的背后，历史的专政之拳仍然高悬于他的头顶，即使是他死后，也没有挪开的迹象。而这，正是小说内在的寓意所在。
张学东的《寸铁》、陈武的《菜农宁大路》、迟子建的《蒲草灯》、李少君的《我们为什么热爱处女》、李红旗的《捏了一把汗》以及郭文斌的《大年》等作品，尽管在叙述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更多新鲜的审美范式，但是，它们在叙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存形态时，同样也体现出作者积极思考的精神取向。《寸铁》在书写乡村少年成长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有的历史记忆复苏了狂野而又天真的英雄情结，激活了无序年代里人性启蒙的艰难。那里既有骚动的征服之欲，又有大胆的奇幻之梦，既有物质匮乏的焦灼与无奈，又有道义缺席的无畏与伤害，给人难以释怀的品味空间。《大年》通过一对乡村少年的视角，展示了困乏的物质与喜庆的节日之间的无奈对抗，以及人们如何用温情来彼此消解对抗的过程。《菜农宁大路》则道出了当下乡村中权力结构的吊诡与复杂。在村长不言自威的权力阴影下，在市场变幻不定的铁律规约下，在妻子不可预测的疾病胁迫下，菜农宁大路小心翼翼地沿着各种生存的缝隙挣扎着。他以阿Q式的精神方式不断地平衡自己内心的焦灼与绝望，又不时地在吕会计那里寻求本能的慰藉和狂欢。这篇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的叙述话语非常准确地契入了人物的身份和心理状态，摆脱了很多乡村叙事的隔膜之感，并且在一些情节的关键地带，让人物保持着温暖的激情和梦想，使苦难的生存背后有着坚实的人性光泽。《我们为什么热爱处女》通过异常喧嚣的欲望追踪，围绕着美女诗人云嘉莉在一群风流才子们中间穿棱的过程，既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爱情的迷惘和焦灼，对欲望的过度放纵，又凸现了一种真情流失之后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苍白与虚空。但是，这篇小说却能够在这种众所周知的精神境域中，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缓缓地进入主人公内心之中最柔软的部位，使林西望这个情场杀手自然而然地恢复了爱与呵护的勇气，并使云嘉莉真正地成为一朵绝俗的奇葩。《捏了一把汗》可视为一篇“另类”的文本——表面上看，它的叙事话语乖张而粗俗，人物的精神趣味也近乎卑劣，然而，当作者将他们置于乡村社会的底层，并赋予他们一系列颠覆性的关系之后，所有的张力立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味况来。譬如旗哥与盛可以之间隐秘的父子关系却以正常的兄弟相称；他们前赴后继地游走于女人之间，将强大的传统伦理轻松地踩在脚下，也将其他男人的尊严轻松地征服；他们彼此言传身教，以至于盛可以竟然从容地与旗哥妻子上床，还拿良心来作为交流的理由……这里，作者试图通过彻底地剥离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所有价值羁绊，来重新拷量生命存在的某种可能性情形，以及这种情形对现实生存结构的冲击，结果却发现，没有了价值规约（或者是伦理限制）的生命居然可以畅通无阻！这是人类文化自身的虚弱？还是道德禁忌的虚假？抑或是生命本能的强悍？一切都没有确定性的答案，一切都只能让人“捏了一把汗”。
美国作家辛格曾说，想法总是会过时的，只有现实不会过时。而我的感受是，“想法”会过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家们如果担心自己的“想法”过时就放弃自己的“想法”。事实上，有“想法”的写作和没有“想法”的写作、“想法”幽深的写作和“想法”浮浅的写作，都是甄别一个作家艺术创作潜能的重要表征。我敬畏一切有“想法”并且“想法”独到的写作，无论它们是体现在“向内转”还是“向外转”上，都表明作家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基本操守，而且，至少它还可以为当下的小说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的积极尝试。因此，面对那些藐似有想法而实质上是人云亦云的作品，我总会本能地绕道而行。因为我相信，没有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的写作，只会导致艺术精神的慵懒和审美思维的平滑。它或许能够成为作家自我陶醉的一种生存方式，但决不会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也很难对人类的存在境域提供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