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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11-0005-06 进入新世纪以来，外国大宗农产品铺天盖地般朝着中国城乡市场席卷而来。据海关总署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79.2亿美元，2013年便已达到1866.9亿美元。其中出口678.3亿美元，进口1188.7亿美元，贸易逆差为510.4亿美元。若从由顺至逆转折点的2005年算起，短短8年的时间竟然扩大了9.6倍，年均增长高达34.3%。2014年，贸易逆差又呈垂直上升态势并超过2013年的水平而再创历史新纪录。如今，“洋米”、“洋面”、“洋奶”和“洋油”等外国大宗农产品不仅堂而皇之地摆上了我们一二线城市商店的大小货柜，而且连内陆县区乡镇的集贸小摊也能随处可见其广为招摇的“亮丽倩影”。 我国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城乡市场供需两旺，可能是各路“洋货”之所以能够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宏观缘由。但华夏大地农业生产形势一片繁花似锦，除某些结构性种类短缺之外，并非产能不足而必须进口国外农产品以平衡国内民生之需。以谷物为例，2003-2013年的10年间我国粮食生产一路高歌、捷报频传，连续8年登上了10000亿斤台阶，其中有两年突破12000亿斤大关。2014年又喜获“十一连丰”，粮食总产达到了12142亿斤。按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认的“粮食危机线”为人均占有370公斤的标准，我国目前人均拥有粮食450多公斤，不敢说安全问题高枕无忧，但至少满足吃饭是绰绰有余。尽管我们一直警钟长鸣以防患“狼来了”，但小麦、大米、玉米、棉花、菜籽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却始终维系着仓廪满盈、敞开供应的局面，且不时爆出“卖难”之声。 其实，多年来一直让农民和决策层不胜心烦的远不止是粮、棉、油。据我们了解，诸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土豆滞销、甘肃酒泉市的洋葱亏本、山东潍坊的大姜贱卖、海南乐东的香蕉弃摘等消息，还有陕西延安的苹果、安徽怀远的石榴、河南南阳的寿桃等亦先后遭遇“卖难”厄运2014年我省蔬菜生产大县嘉鱼的大白菜又喜获丰收，价格却比往年低了三分之一，甚至不足以支付人工装车费用，无法对外销售，只好任其烂在地里。今年初又传出两个坏消息：一是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国内多地出现奶农大面积“倒奶杀牛”的悲惨事件；二是猪肉价格再次经历由“平步青云”到“断崖跳水”的新一波轮回。据媒体报道，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2015年1月下旬每市斤的生猪出栏价跌破6元，有的地方暴跌到了4元多。直到7月份，猪肉价格才艰难地走出低谷。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农产品敢说自己还是买方市场！农民本指望通过农业增产使干瘪的“口袋”鼓起来，但竟然是增产不增收甚至是大幅减收。我们认为这恐怕不是种植和养殖结构不合理问题，而很可能是农业产能正在呈现出全面过剩的客观反应。 既然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大宗农产品的产能是相当充足的，那么人们不禁会问：国外农产品进口为什么还能够异军突起、增长速度日新月异，并在三年间完成体量规模翻番的“壮举”？究其根本，背后真正的驱动力便是价格差距所带来的巨大赚钱效应。按农业部门提供给我们的统计数据，截止2014年底，国内的大米价格约比国际价格高47.1%，小麦高28%，玉米高24.8%，大豆高30.5%，棉花高51.5%，猪肉高97.9%。湖北省粮食批发市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越南生产的大米到武汉海关完税之后的每吨批发价大概比汉产大米还便宜400—800元。连过去国人不敢问津的泰国香米，如今也能够在湖北省与鄂产品牌“国宝桥米”进行价格比拼。最近，我们组团到新西兰的汉密尔顿考察农牧业，某牧场主介绍说，他的冷冻牛肉去年通过外贸渠道出口到中国，缴纳税费之后约为30元人民币一市斤。我们听后无不大跌眼镜、满脸迷茫，因为武汉各大超市里出售东西湖农场生产的冷冻牛肉，现价一般都在45元左右一市斤。 市场经济时代，价格优势对于商品经营而言当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赢利法宝。我国食品加工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与发展，相关企业不得不绞尽脑汁去寻求价廉物美的原材料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外大宗农产品进口完税后的价格普遍呈现倒挂格局，并且差距越来越大，便成了拥有巨大魔力的“看不见的手”。在其引导之下，许多贸易公司和加工企业对五谷丰登、琳琅满目的国内农产品熟视无睹甚至嗤之以鼻，对国外农产品则笑脸相迎、情有独钟，“一边倒”的结局便自在情理之中，即“洋货”热闹入市，“国货”冷清进库。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不仅粮食品种特别是南方籼稻库存积压十分严重，而且菜籽油年库存达到600万吨，棉花库存1000万吨，玉米库存则高至l亿吨这些相当于全国一年半以上产量的巨大库存既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增添了顺价出库销售的困难，更无法与国外农产品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即农村耕地受化肥、农药、工业废水与重金属污染的情况现在相当普遍。2013年，我国化肥施用总量约为5900万吨，亩均施用量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1倍，并超过国际公认安全上限1.93倍。严重的后果正在不断证实：我们为农业发展特别是为粮食增产采取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的代价十分高昂，不仅导致全国近二分之一的土壤污染和地力下降，“舌尖上的安全”也随之成为人们风声鹤唳、胆战心惊的不堪话题。在恐惧心态的驱使下，慷慨解囊甚至是孤注一掷地去选购那些冠之以“绿色”与“安全”光环的外国农产品，往往成了不少国人的时髦决策和无奈举动。有网络披露2015年春节期间，大批中国人去日本旅游，除抢购电饭煲、马桶盖之外，还以每市斤150元人民币的高价疯狂抢购被传媒甚至“小道消息”描绘成纯原生态性质的日本大米。有人统计，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总额约为112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60亿元，其中五分之二为农产品。再如，2014年全国的生鲜奶产量达到了3725万吨，增长幅度创历史新高，但由于至今仍受三聚氰胺等非法添加剂事件的恶劣影响，绝大多数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持自暴自弃态度，盲目转向国外求购，结果像汪洋副总理所言：“把全世界的奶粉买成了奶粉荒”。 另外，对于中国来说，让国外大宗农产品进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有难言的隐情与苦衷。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当初加入WTO的时候为了努力换取对我国一些尚处于“镪褓”之中如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薄弱行业更多的保护，我们必须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相应地在某些经济领域做出牺牲。经过痛苦的抉择，我国最终向WTO承诺将国外农产品进口的关税率大幅拉低。这是一次极其悲壮的两难选择，可以说在贸易国际化过程中，本来就特别弱势的农业产业与农民群体又一次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国外农产品进入我国的配额关税仍然只有1%，配额之外最高65%，平均关税则仅为15.2%，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5.2%的平均关税率，甚至只相当于印度114%的八分之一。我们的关税“壁垒”形同虚设，对本国农业生产没有很好地起到“看家护院”的积极作用，也是国外农产品得以在国内市场上长驱直入的重要缘由。 发展中国家海关通道的“吊桥”之所以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灵活起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拥有强大话语权。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本来就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冤家”群构成的二元结构，规则不合理、发展不均衡、行为不公平等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现象。发达国家依仗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治理层面的优势，把自己的意志打造成为国际贸易中止争端纠纷的“秤砣”与“准星”。“游戏规则”看起来公平正义，实际皆为弱肉强食。如世贸组织规定成员国之间不得设置壁垒以利自由贸易，但结果总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一路绿灯”、畅流世界，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则常常因技术、环保、知识产权等所谓“标准”问题被发达国家“死磕”在海关之外。因此，当前国际间许多农产品贸易活动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由供求关系主导的社会经济现象，更非一个所谓的市场化问题。 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是指平均每个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量或产值，或生产单位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可应用于工业经济，但“生搬硬套”到农业经济则行不通。农业与工业是两个内在规律完全不同的产业领域，工业品的加工生产在工厂里不分日夜晴雨，也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按一定标准便可以程式化反复操作。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地域性、季节性非常强，极容易受到地形、地貌、环境、气候、干旱、水涝等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很难形成大规模、高标准、统一化的生产态势，而需要大量人力的投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精细化耕作和节点式管理。这就是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一点，纵使形成了规模经营的局面，往往也是粗放经营、广种薄收，不一定就比农民家庭式小生产的效益更好。因此，不同的地理气候、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农业制度及历史文化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衡量标准与评价体系。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地广人稀，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超过中国数十倍，虽然总产量很高，但单位产出水平却比中国低得多。像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很多地方，小麦、水稻产量就远远赶不上中国的豫、湘、鄂等省。如果把人均耕地和亩均产出都列入劳动生产率衡量标准与评价体系，结论便会大打折扣。同时，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既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也是用高昂成本维系的。例如在投入上，美国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历来比工业领域大，每生产l美元农产品，约需投入8美元，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仅次于国防开支而占第二位。在消耗上，美国每年生产3000亿公斤粮食，要消耗6000—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在污染上，美国同中国一样严重依赖化肥和农药，也导致了土壤的恶化和环境的污染。因此，美国的现代农业是一种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产业，靠的是用高投入来换取高产出。很多年前就有专家批评说，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很容易陷入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困境：资本替代土地的结果往往是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沉重的财政负担，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结果是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失业、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困两极分化。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因地制宜、因国而异，不能生搬硬套、任其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等一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尽管可以创造较高劳动生产率，却不能天然地降低而且还会不断地抬升生产综合成本。倘若将资源账、环境账、社会账、政治账叠加在一起算的话，农业效益便无从谈起甚至会“死”得很难看我们曾经与许多外国农业专家讨论过，大家都认为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玩”的并不主要是现代农业发展方式，而很大程度上“拼”的是政府财政高补贴政策。以美国为例，农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高，但仍属于关系国计民生包括保障数百万城乡劳力“饭碗”的战略产业，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不敢有半点马虎，加之实力雄厚，财大气粗，可以“任性”给予农业以高额补贴。据我们多年的分析观察，美国政府对农业领域的补贴可谓是奇招迭出、五花八门，几乎覆盖所有农产品，概括起来主要有贷款差额补贴、固定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和灾害保险补贴等等。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仅联邦政府发放的农业直接补贴目前已经占到农场总收入的11%。如果算农场农业净收入，则占比高达42%。毫不夸张地讲，假如没有政府财政年复一年不间断的优厚补贴，完全凭美国家庭农场主那点广种薄收的能耐与本事，绝对没有胆量敢漂洋过海来向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的中国农民“叫板”。 当然，不管上述分析是否对错，我们都必须直面现实，正确应对国外大宗农产品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千万不可小觊价格“天花板”效应，它很有可能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将作为我国经济基础的农业产业引向崩溃。因为任何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必须拥有高于生产成本之上的合理价格，倘若不能赚钱甚至严重亏损便无法获得生产的可持续性。由于国外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完税价格均低于我国同类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不论质优与否，仅凭价廉一条就足以致国货于死地。因此，进口农产品的价格等于直接把我国的农业生产捆绑在这个无形的“天花板”下。面对“天花板”的巨大打压，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既不能顺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合理提升，亦难以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而自然上涨。如此一来，我们过去经常利用政策性价格手段就能立竿见影地刺激或调节农业生产的传统“法宝”基本失灵。 怎么办？我们提出几点建议供决策层参考。 首先，保护农业经济安全的最佳策略是在国际竞争中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业比较优势。从前的农业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小农思维的桎梏，即强调独立自主，追求自给自足，固守万事不求人的境界。过去经常引以自豪的话是：“我国用占世界耕地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现在回头看，此论完全成立，成就确实巨大，但代价十分昂贵。过去我们就曾经长期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高度聚集我国有限的农业要素，孤注一掷地投向粮食生产，结果不仅导致结构失调、产能过剩、效益下降、农民增收难、农村发展慢等现象恶性循环，而且还造成了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严重透支等一系列“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的尴尬局面。因此，片面理解和单纯实施“以粮为纲”的方针路线很可能会威胁甚至绑架我国的农业产业安全。 今天的“粮食安全”战略与往昔的“以粮为纲”肯定不能同日而语。依我们的理解，其真正内涵并非要有充足的产量和储备，如果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粮价就会“跌跌不休”，纵使“多收三五斗”，到头来还是谷贱伤农，撂荒弃粮，最后势必埋下更大的安全隐患。倘若大量建仓储粮，又得靠政府强大的财力投入，一旦爆发粮食危机，再多储备也只能维持一定时段的供应。再之，农业不光要解决“吃饭、吃肉、吃菜”问题，还承担着推动工商业发展、提供劳动就业、环境保护、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等重大责任。因此，谈粮食安全需要从长计议、统筹兼顾，既算政治账，也算经济账，更要算生态账，不能踩“跷跷板”，而一定要通过规划科学的区域布局和富有弹性的产能张力、均衡的市场供求和合理的经济效益来重新构筑我国的农业安全体系。 我国当前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瓶颈约束越来越紧，亦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全满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我国大豆的亩产量长期徘徊在260市斤左右(湖北省亩产仅为200市左右)，假如2014年进口的6338万吨大豆全部自产的话，至少得有5亿亩的播种面积才够，这显然无法解决而必须另辟蹊径。近年，仅湖北省农垦系统就有一些企业和个人到津巴布韦、坦桑尼亚、俄罗斯等国廉价购买或租种大片耕地生产我国国内紧俏农产品，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如果大力支持和有效保护国内资本“八仙过海”积极谋求各种合作，国外资源与世界市场就能成为我“囊中之物”，国内农业发展中面临的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应该是防止国外大宗农产品对我国进行倾销以保护自己的农业安全。从长远发展看，我国的大宗农产品终究要化被动为主动，也会昂首阔步地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虽然国际农产品贸易活动确实存在许多政治元素的干扰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由供求关系与价值规律“当家作主”，谁的比较优势大、经济效益优，谁就能够掌握主动权并且“笑”到最后。因此，针对我国日趋严重的农业资源束缚和生态环境制约的这一客观状况，同时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国内市场的深度融合，我们迫切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而是紧密围绕“两型社会”建设的实际积极调整自己的农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主动融入世界农业一体化进程，实事求是地评估“粮食安全”的目标体系与可行路径，机动灵活地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科学规划主要农产品的自给水平，坚持按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安全环保的原则来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努力拓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业比较优势，并不断在市场搏击中“攻城掠地”。 其次，降低农业综合成本的关键措施是斩断抢劫农业效益的黑手与堵塞浸淫农民剩余的漏洞。人们普遍觉得，导致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成本急剧上涨和主要农产品价格迅猛攀升的“罪魁祸首”是地租与人工，实际上把地租与人工计入成本的只是那些需要流入土地和雇佣劳力的种养大户与农业企业，但他们在农村土地流转的总面积中占比很小(湖北省的统计数据仅为17%，而绝大多数是个体小农户之间流转，比重高达69%)，且由于比较效益差，多数属于“挂羊头卖狗肉”而从事非粮生产甚至变性为非农活动如休闲旅游观光等投资。对于种植粮棉的广大个体农户来说，成本核算时一般不会计入自己的土地市值与劳动投入。不过，纵使包括所有个体农户在内的农业生产主体都中规中矩地搞成本核算，那么，当前不少农村仅土地流转费每年每亩即已达到600—1000元，如果按照2014年全国亩均359公斤粮食的产量与价值计算，全部收益恐怕只够支付地租，如果再加上农民必要的劳动投入，参比城镇农民工80—100元的日工资水平，这生产成本就无法核算了。我们的意思很明白：地租与劳动价格上涨对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有作用，但作用被严重夸大。 问题到底在哪里？据我们对湖北省5个乡镇10个村庄20个农户的长期跟踪调查，2004-2014的10年之间，粮食综合价格只缓慢提高了41%，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却汹涌上涨了186%。仅此一项，就会把农民的基本收益“掏空”。同时，由社会资本主导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相关服务费用也因机械、燃油、运输、存储价格的不断上扬而越来越贵。有两个例子，一是海南生产的豆角，菜农每公斤仅售0.4元，到了湖北菜场则为8.2元，超出20倍；二是山东奶农一公斤牛奶仅卖0.5元，济南的超市甚至路边鲜奶吧里却“一口价”18元，翻了整整36倍。在广大农村，国有商业银行早已抛弃农业，信用社小额贷款发放制度也逐渐名存实亡，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高利贷趁机“重出江湖”，月息3分的“黑钱”成了春耕夏耘期间戕害缺钱农民的“鸩酒”。还有，在江汉平原某县，政府规定每亩排涝费、灌溉费为80元，但乡镇、村组以入不敷出为由层层加码到160元不少“龙头”企业打着帮助农民增收、引领农村发展的旗号，在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们斥之为“上吃政府财政、下吞农民劳动”。这些势力就像蚂蟥一样，几乎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疯狂地吸吮着应当沉淀在农业领域的经济效益和本该留给农民家庭的合理剩余。 可以说，我国当前农业综合生产成本的节节走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不良社会资本“沆瀣一气”恣意侵占、挤压农业与农民利益的恶劣后果。正是因为它们的恶行，才使农业综合生产成本的“地板”得以迅猛地垂直翘起，并成为了摧残和蹂躏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帮凶。居高不下的成本信息，必然传导到产品价格上来，并转化为对市场竞争力的刚性约束，不仅使我们的土货在国际贸易中不敢抬头挺胸与洋货交锋，而且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补贴给农民的政策好处，严重挤压了农民持续增收的空间，使得农村经济的比较效益越来越差，从而迫使各种生产要素“大逃亡”。因此，要想有效阻击我国当前农业综合生产成本的恶劣抬升，我们必须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坚决斩断毒手，堵塞黑洞，惩治恶行，还利于农。一是要从顶层设计上尽快推出专门为农业特别是为广大家庭农户生产生活服务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让农民不再因缺钱而受高利贷的残酷剥削；二是要尽快制订出完善的涉农工业品销售补贴办法，科学设置“防火墙”，即使农业生产资料出现合理涨价，也不能任意转嫁到农民头上；三是坚守环境保护的底线和生态农业的方向，不提倡、不鼓励、不支持为追求增产增收而采取不计代价的生产措施如无节制地使用地力、化肥、农药等；四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有严格的分类监管手段，在充分发挥正能量的同时，及时而有效地制止社会资本下乡恶意浸淫农业经济和掠夺农民权益。 第三，提升农业经营效益的有效路径是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诊断我国农业的主要“毛病”时，多数人认为“病灶”就是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经济模式，必然衍生出生产资料细碎化、技术推广难、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农民增收慢等一系列“疑难杂症”。因此，治疗“顽疾”的药方便是通过土地流转达到规模化经营。只有实现了规模化，降低综合经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包括价格“天花板”等一系列烦恼与纠结皆随之烟消云散。然而，中国自古以来人地关系就高度紧张，若按人均30亩的最低值实施规模经营的话，18亿亩耕地总面积也仅够6000万农业人口“落脚投生”。采用此法还有两大风险：一是多达90%以上农村人口怎么办？若不能妥善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最终还是无法从整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发展中万一遭遇困难并酿成“风吹草动”之势，数以亿计的农民大众很有可能在前已失地、后又失业的窘境下引发巨大社会动荡。 现在的态势很纠结：既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又要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两难选择”。路在何方？就在于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二是能够有效搭建通往社会化大生产的桥梁；三是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的资本积累与科技含量；四是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现代农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经营者是个体农民、家庭农场还是公司集团，也不管生产规模是大是小，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必须依赖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否则，任何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会寸步难行。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纽带效应，使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涵的“分”优势与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主要内涵的“统”优势重合在一起，真正形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从而衍生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只有把“统”与“分”的关系整合好了，一定能积极引导和大力推动小农经济主体脱胎换骨式的改造，重建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科学配置农业生产的资源要素，不断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升级换代。 此外，还应该对计划经济时代确立的国民经济各领域相互分割和厚此薄彼的错误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从宏观层面上把政策的“一碗水端平”。不仅要强化农业内部生产要素的聚集与转化效率，还要放手让一、二、三次产业遵循其内在联系彼此融合，不断开拓新领域、新业态，打造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型产业链与价值链，促进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只有切实提高农业经济的综合经营收益，使涉农经济活动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农民才能实现持续增收，农业才有繁荣昌盛和甩掉弱势产业的“帽子”的机会，农产品才能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而与洋货一比高低。 第四，维系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由于受土壤、气候、水旱灾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农业在国民经济诸产业中如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病人，既弱质又弱势，尽管自身活力很关键，但亦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予以特殊保护和积极扶持。从世界实践看，包括美国与欧盟在内，看一个国家的农业能不能繁荣昌盛及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府财政到底投给了农业领域多少“真金实银”。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既要上缴“皇粮国税”以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又要提留“集体积累”以支撑基层社会公益事业，一直是步履维艰、负重前行，与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农民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减免农业税费，2005年又着手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均可谓是开天劈地头一回。然而因各种缘由，政府支持还很不够。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曾郑重承诺，用于价格支持并与农产品现期产量、面积等挂钩的对贸易有较大扭曲作用的“黄箱补贴”不得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8.5%。但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实际发放的“黄箱补贴”约为276亿元人民币，与按此比例计算出来的480亿元人民币尚有较大差距。另一种支持叫“绿箱补贴”，主要帮助农民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实施国土整治、防治病虫害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每年约在1500亿元人民币左右。问题在于无论“黄箱补贴”还是“绿箱补贴”，其支农效率特低。前者与承包土地面积挂钩，不管是否务农甚至是否还在农村，凡当年的分田者人皆有份，针对性、精准度都很差；后者则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权力分散在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等有关部门，往往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最后弄成“撒胡椒面”不说，有的成了寻租腐败的“温床”，导致“跑、冒、滴、漏”现象严重，经常招致社会诟病。因此，要维系我国农业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并推动其现代化，一个极具基础性的客观条件就是政府必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切实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同时，要尽快对现行农业补贴政策与发放办法进行改革创新。一是变“四面出击”为“重点进攻”。国家应遵循差异化发展的战略思路，按照因地制宜、环保高效原则突出重点，将有限财政资金不再“撒胡椒面”而是集中补贴到关键区域与核心品种，以促进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和中国特色农业比较优势的浑然天成。二是变“南郭吹竽”为“见兔撒鹰”。针对省际间核定的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的明显不同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面积的巨大差异，在“黄箱补贴”上应实行全国统一标准。国家根据农业安全的需要每年制定主要农产品收购目录与价格补贴标准，在流通环节按实际销售量给予的补贴，原则是谁销补谁、多销多补、少销少补、不销不补。三是变“自操自办”为“外包竞购”。按国际惯例，“绿箱补贴”主要提供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如农技推广、人员培训、病虫害预防、国土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休耕等，这些建设与服务项目都应该遵循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外包方式向社会开放。政府要更多地利用市场的手段和沿循法制的途径去履行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的职责，最大限度地把钱用到农业繁荣与农民增收的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