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述评——剧变后俄罗斯的卫国战争史（1941—1945）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卫国战争论文,剧变论文,述评论文,俄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剧变、解体以来，俄罗斯史学界的变化是，因其立场、方法论的改变而对原苏联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评价，也有因档案开放而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部分的苏联卫国战争史由于问题复杂，争论更甚。本文就其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变化略加归纳、评介，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前俄罗斯的史学动态。
一、俄卫国战争史研究的四个阶段
俄罗斯对卫国战争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后10年左右。俄学者认为，由于卫国战争的胜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历史文献主要是宣传和赞扬战争的胜利，而对一些战役的失败及战争进程中的失误却不作客观分析。这方面的原因不能全怪历史学家，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命令体制试图利用战争的辉煌成就来证明这个体制的合理性所造成的〔1〕。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是当时全部历史著作和历史编纂学的主要理论基础，该书汇集了斯大林在战时的一系列谈话、指示和命令。斯大林关于卫国战争的全民性和正义性，苏联人民和军队所显示的勇敢精神、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对法西斯种族主义的胜利，及共产党在战争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论述，曾经对后来的历史编纂学产生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俄学者认为这本书又存在一些重大的错误，具体表现在：1.把苏军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仅归之于德军背信弃义、突然袭击及德军在装备上占优势等客观因素，至于主观因素却绝口不提；2.对盟国（英、 美、 法等）的评价前后矛盾。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还谈道，通过俄、美、英三大国莫斯科会晤， 苏联获得了坦克和飞机的援助，英国更早一些还向苏联提供了铝、镍等诸多重要战略物资；他对1942年11月盟国开始的北非战役及后来的法国诺曼底登陆都曾给予了高度评价：“没有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吸引了达75个师兵力的德军，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期限内摧毁敌人，把其赶出苏联。”然而“冷战”开始后，斯大林则似乎忘记了以前说过的话，强调“红军单独对法西斯作战，而没有来自盟国的援助”。3.大俄罗斯主义。在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说过，由于苏联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一致，阻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从而保卫了苏联。 但后来， 逐步改变了提法，1945年5月 9日，他只强调斯拉夫人对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5月24日一次讲话中则只突出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领导力量，是战胜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2〕。俄学者指出， 斯大林的这些言论歪曲了各民族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损害了苏联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来苏联的分裂造成隐患。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俄学者认为， 以苏共中央1957年9月17日决议出版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1941—1945 年》著作为标志，集中了军队和地方的历史学家，从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和进行广泛的卫国战争历史编纂学工作入手，对苏联人民在前后方及被占领土上的斗争进行大量研究，尤其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弥补了前一阶段研究的缺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由于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能以批判性的分析态度对待历史。如对卫国战争初期失利原因的分析，在这部著作中就占了一定篇幅，其中分析了1937—1938年“大肃反”对红军指挥部门的消极影响，以及苏联领导在指挥中的失误〔3〕。
但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仍然缺乏客观、科学的态度，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又树起了对他的个人迷信。某些著作中甚至把当时任斯大林格勒一个方面军军事委员的赫鲁晓夫说成是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指挥者。
第三阶段：6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原苏联史学界习惯称之为“停滞时期”。俄学者认为，其表现是，历史科学的退化，即从批判分析的态度退回到简单化、教条化，乃至美化的老路上。如1973—1983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2卷本和在此期间出版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单卷本，就回避和隐瞒了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进程中的错误，不谈及“肃反扩大化”对军队的影响，单一解释苏德条约，不恰当地夸大勃列日涅夫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甚至把他指挥过的一次“小战役”夸大为对整个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同时，又低估了人民对战争胜利的贡献，等等。俄学者说，当然，卫国战争史的研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出版了一批战争指挥员，如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从而扩大了研究的基础。但这些极有价值的回忆录是经过严格审查了的。作者被告知那些能写，那些不能写，最后官方又作了“粗暴的删改”。
第四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随着“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出现，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框框”和“禁区”。随着政治制度的演变，俄学者开始重新审查关于卫国战争爆发及其进程中的传统观点，以至全盘否定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的文章竟然说“抵抗和战胜希特勒只是推迟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垮台”，仿佛苏联人民进行这场卫国战争“是与人类历史进步相悖的”。
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史学界在卫国战争史研究方面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已极大地损害了原苏联人民在二战中的伟大形象，贬低了苏联军队在二战中的巨大贡献，包括对斯大林的评价。正如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5年4月18 日说的：“不能贬低或不提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功勋。否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诚实的。”〔4〕
二、关于“卫国战争初期”研究中的热点
（一）关于战争爆发前苏军有无获得德军进攻的准确情报
这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朱可夫元帅曾专门就此发表过意见。他说，有一种说法似乎战争前夕苏军侦察员已从各地把德军“巴巴罗萨”计划的情况，主要进攻方向，军队及装备配置，武器数量和质量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报告了上来，而我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却对此不屑一顾。朱可夫说，我可以负责地宣布：这些说法纯属臆测。无论是我或是苏联政府、国防委员会及苏军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并没有得到这类的情报〔5〕。 以朱可夫的人格及其对指挥卫国战争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和作出的卓越贡献，不能怀疑这些话的真实性。但是最近前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部第一副部长、原苏军情报部老战士协会主席帕夫洛夫上将披露了一些材料，并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情报人员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任务，向苏联领导人及盟国提供了有关德军各方面的情报：
1.苏德条约签订后德军进攻的主要战略方向。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后，德军是否还要进攻苏联，是首先进攻英国还是苏联？这是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从1940年起，苏军情报机构经常向国内报告德军在西线进攻结束，即在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等国后，已改变了政治军事计划，准备和苏联作战。如1940年1月2日，苏军情报人员从柏林德外交部获悉：“德国将利用目前时机争取苏联对德百分之百的信任。但希特勒将解决俄国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1940年6月26 日再次从柏林发回报告：德运输部已获得命令，制定自1940年起从西线到东线的运输计划。同一时间前后，在布加勒斯特、巴黎及南斯拉夫等地的苏情报机构都陆续向国内报告希特勒已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准备进攻苏联。为了掩饰进攻苏联的意图，德国防军最高司令部长官凯特尔陆军元帅于1941年2月15日专门颁布了制造假情报的指令：第一步，德军在4月前放风将进攻英国、希腊和北非；当部队调动掩饰不了进攻苏联的目的时，第二步再制造假情报，说明这些部队调动是为了掩护其进攻英国的意图。帕夫洛夫认为，由此可知，苏军情报部门实际上已掌握了德军战略方向改变的重要计划。
2.获取《巴巴罗萨》计划情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制定情况及主要内容也被苏军情报人员获取。1940年7月31日， 希特勒向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下达制定对苏作战计划的命令；1940年8月5日，德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发布命令，制定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措施；10月29日，德参谋总部制定代号为“东风”的对苏作战的战略方向及军队配置计划。在此基础上，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8日批准第21号命令，即《巴巴罗萨》计划，其中预定在1941年5月15 日以前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1941年1月31日， 德国陆军参谋总部下达了军队战略集结的命令，并组建“北方”、“中央”和“南方”三个军事集团。该计划制定后仅11天，即1940年12月29日，苏联情报人员、德国国际主义者伊·施泰别通过安插在德国外交部任高级职务的情报人员就获悉了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并报告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及苏军总参谋部首脑。后者要求再仔细核实该情报的准确性。1941年1月4日，施泰别再次报告并确认该计划，德军准备在1941年春向苏联发动进攻。据说，在1941年2月底3月初，苏情报部就已从柏林获得了《巴巴罗萨》计划的详细内容。当时在希特勒身边也仅有少数人知道该计划。
3.德军力量配置及进攻时间。在德军进攻前夕，苏军情报系统也搞到了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情报。据1941年3月15日苏侦察员报告， 德军总人数约800万人，共260—272个师，其中步兵师220个，坦克师20个，摩托化师21—22个。共配备坦克1.1—1.2万辆，飞机 9200架等。另据4月4日报告，在苏德边境德军兵力增长如下：起初，德军有83—84个师，4月25日增至95—100个师，5月5日达103—107个师，6月1日达120—122个师，等等。苏军侦察员不断地向上级报告德军欲发动进攻的准确时间。1940年9月28日苏情报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德军拟在1941 年春对东方展开军事行动”；1941年4月15日来自巴黎的情报说， “据里宾特洛甫身边的人透露，进攻苏联的时间为1941年5月15日”；5月28日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情报：德军在东方战线军事行动时间最迟在1941年6 月中旬……6月16日从柏林报告：德军将在6月22—25日向苏发动进攻。直到开战前夕，6月21日德驻莫斯科使馆的情报人员还报告了德军将于6月22日凌晨3—4时进攻苏联的可靠消息。按照帕夫洛夫的说法，这一系列重要情报也是及时上报了的。如1941年3月20日，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弗·戈利科夫在给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一份题为《德国进攻苏联军事行动的方案及组织措施》的报告中，就详细汇报了上述内容。其中指出，德军进攻时间约在194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之间；进攻的战线范围从芬兰到罗马尼亚一线；开战后德军将力图掌握战略主动权和制空权；其战略意图在力争尽快给苏军毁灭性打击并控制最重要经济区和莫斯科；德军将组织三个集团军从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总进攻兵力约150个师，等等。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这个报告内容的准确性。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情报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帕夫洛夫认为，第一，由于斯大林固执地相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靠性，认为希特勒不会在短期内撕毁条约，同时又确认自己的看法不会错，因而不相信各种渠道送上来的关于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第二，情报机构领导人戈利科夫等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心理影响（苏军前情报机构五个首脑均被镇压），在上报材料时也尽量迎合最高领导人的心理。戈利科夫在1941年3月20 日关于德军动向的重要报告的结尾竟写上了这样一段话：“A.根据上述材料，我认为德军进攻苏联最大可能的时间是在首先取得对英国作战胜利之后，或是在与英国缔结了对德国有利的和约之后；B.关于今年春天德军将进攻苏联的传闻必须看作是来自英国或者德国情报机构制造的假情报。”〔6〕连朱可夫在当时看了该材料后也迷惑不解。 后来朱可夫写道，戈利科夫的“这个结论实质上降低了他报告的全部意义”〔7〕。
（二）谁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明确和无可争辩的问题，对此提出反诘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荒谬绝伦。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近年来在俄罗斯史学界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竟然有人提出是苏联和斯大林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以弗·苏沃洛夫为代表。此人曾是前苏军情报部军官。他的主要论点是：苏联在并无外来威胁下挑起了军备竞赛和组织军事行动，德国被迫在1941年夏发动进攻是为了破坏苏联方面打算进攻德国的计划。他认为：首先，在20—30年代苏联已在大规模发展军火工业，而当时希特勒尚未上台掌权，不存在来自德国的威胁。其次，在1940年夏时并没有谁威胁苏联，而苏联却进行了战争动员。苏沃洛夫说；“谁第一个开始了动员、集中军事力量和制定战役计划，谁就是打第一枪的人”〔8〕。
与此有关，近年来俄国公布了一批新档案，其中有一份由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于1941年5月15 日签发的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在与德国及其盟国交战情况下苏军实施战役计划的设想》的文件。内称：“考虑到德军已实行军事动员，有可能预先对我突然进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不给敌人以主动权和先发制人之机，必须在敌人已准备好进攻、但尚未及协调好前线各部队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进攻敌人”〔9〕。 文件披露后，一些人便据此认为苏联已有一个准备先进攻德国的计划。他们的论点与苏沃洛夫关于“谁先实行战争动员谁就是打第一枪的人”观点如出一辙。
这种观点遭到了大多数俄历史学家的反驳。他们认为，即使在20年代，西方也是把苏联当作敌人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已开始制定向东方扩张的计划；1925年苏联武装力量裁减了100万人， 是当时世界上按居民人数计算军人所占比例最少的国家之一，因此不存在苏联扩军备战问题。至于在1940年夏，更不能说“没有谁威胁苏联”了。法国沦亡后希特勒即着手制定进攻苏联计划，而苏联此时只是被迫进行战争动员，如建立一系列军事机构，在苏军南部集团建立山地师和空降部队，筹建第二预备队，重新调配部队，组织铁路运输计划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在战前这类事情是做得太少了。至于对1941年5月15日文件的评价， 它也绝不是侵略性的。因为即便按此计划，苏军90%以上战线仍是处于防御态势；同时，这个计划也未附有苏联政府关于战争开始的政治决定，直到1941年6月20日才由红军总政治部作出。而德军早在1940年7月31日就已有了这样的政治决定。事实证明，由于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苏联领导人当时还认为推迟战争1至2年是绝对必要的。从外交上看，当时德国正在拉拢英国，若苏联先打击德国反倒会促使英德结盟而对苏不利，所以，斯大林当时并没有为了先打击德国而进行战争总动员〔10〕。这些分析颇有道理，那种认为是斯大林、苏联发动了二次大战的论点纯属主观臆断。
（三）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失利的原因
这个问题在卫国战争史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苏联剧变后，俄史学界对有关红军初期失利主客观因素的传统观点，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过去一直认为，在导致红军失利的主客观因素中，客观因素起决定作用。比如，德军背信弃义，突然进攻等。斯大林和朱可夫就曾说过，德军的进攻不仅使苏军措手不及，而且谁也没料到敌人的进攻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和力量。瓦西里耶夫教授在《1941年红军失利是否具有客观因素》一文中认为，上述解释减轻了战争初期失利的悲剧性质，淡化了那些导致国家对战争准备不足和指挥战斗失误等错误〔11〕。实际上关于德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不止一次地上报最高领导机关，而斯大林却不相信这些情报，一直禁止俄西线军区部队进入战前准备状态。这道禁令和塔斯社1941年6月14 日声明所起的作用一样（声明谈到那些关于德军将进攻苏联的消息是挑拨性言论，是为了促发战争），使苏军处于休眠状态。与其说这是客观因素不如说是主观因素，即斯大林为敌人在战争初期的胜利提供了一个最重要因素——突然袭击的因素。
历史学副博士弗·戈罗夫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战前斯大林不实行军事总动员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治家实行这样的政治和军事动员都会给对手以发动战争的借口。同时在1939年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又实行这样的动员，斯大林也是很难向人民作出解释的。
以往认为，红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另一客观因素，是德军在总体实力上占优势。德军几乎占有整个西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这些国家均为德国提供战略原料、军火装备等。到1941年6月， 德国在整个经济实力上高出苏联2—2.5倍。当时苏联的整体工业水平、军事潜力、工艺制造水平均不如德国，总的战争准备更不如德国，这一切都必须看作是战争初期失利的客观因素〔12〕。
近年来俄历史学家又指出，虽然在整体上德国经济实力占有优势，但在前线上德苏力量的对比不能用钢铁、煤炭的数量来计算，而要看德苏双方使用的飞机、坦克等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德军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战争开始时，德国约有5650辆坦克，而苏联超过2万辆； 德军拥有1万多架飞机，苏军是2.2万多架；苏军的自动火炮、军舰吨位和潜水艇也超过了德国〔13〕。
所谓战前苏军的武器装备不如德国先进的观点也值得怀疑。到1941年6月，苏军拥有世界上公认的最先进的T—34型和KB型坦克共1860辆，苏军的BT—7型和BT—26型坦克也优于几乎占德军坦克半数的T—Ⅰ型和T—Ⅱ型坦克。战前，苏军拥有2700架最新型战斗机，如米格Ⅲ型、 伊尔Ⅱ型等飞机；而德军的大部分飞机质量上则逊于苏军。苏军火炮质量也优于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很少使用从别国掠夺来的军事装备，只使用过少量的捷克坦克，其余战利品德军只一般用于教学。基于上述分析，瓦西里耶夫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德军军事装备优于苏军而导致战争初期苏军失利。至于苏军为什么没能充分利用这些先进装备？那是因为战争开始后不久，其大部分装备已被敌人摧毁，而这恰恰是由主观因素造成的。从当时的苏军军事学说来看也存在很大缺陷。这个学说是立足于在敌人本土上打击敌人，没有考虑到防御战中的战略战术；以为敌人进攻苏联先是在边界上发生小规模的冲突，然后双方再逐步投入军队主力，因而完全没有估计到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展开全线进攻。
俄学者认为，导致红军初期失利的主观因素还包括战前“肃反”中大批军队干部被镇压，致使军队战斗力削弱；当局为了讨好希特勒，使德军侦察机肆无忌惮地侵入苏联领空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在边界地区的苏军力量配置等。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学者把这些对主观因素的分析和苏联政治体制联系起来，认为1941年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由于苏联的独裁体制，这个体制使得个人的意见主宰了伟大国家的命运〔14〕。
显而易见，近年来俄历史学家把卫国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较多地归之于斯大林指挥失误等主观方面的因素，同时又对过去指出的客观原因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对这些观点，卫国战争时的杰出英雄朱可夫曾说过：“战争初期我方失利责任不能完全归之于斯大林个人”，“也不能归之于某个人”。他说，从整体上讲，当时苏联和德国相比仍是较落后的工业国，希特勒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而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朱可夫强调，“从另一方面要谈责任也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我们的军人，以及党和国家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把失利的原因归于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恐怕就更难令人信服，恰恰相反，正是这个体制保证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战争进程中的新问题
（一）关于三号命令
三号命令，即1941年6月22 日晚国防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给各部队下达转入总反攻以粉碎进攻敌人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德军全线开始进攻后大本营下达的第一个指令。过去对这个命令并无任何争议，现在俄学者又把它重新提了出来。一种观点认为，该命令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其理由是：由于敌人的突然进攻，各部队失去联系，苏军总参谋部根本得不到来自西南战线、西线和西北战线及各师、团战斗情况的详尽报告。完全不了解情况而下达总反攻的命令，就会使各部队不明白应当投入什么样的力量和怎样组织这些力量转入反攻。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的四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写道：“总部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一夜之间要组织部队反击敌人的困难。”〔15〕
那么，当时苏军指挥部下达这个命令到底是否适宜，抑或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戈罗夫认为，当时苏军指挥部面临这样几种选择：第一，不给前线部队下达任何命令，这显然行不通，是最坏的选择；急等指示的各部队在不明白大本营意图的情况下是无法行动的。第二，下达一个消极防御的命令，等着敌人进攻时加以回击，但在敌人正急速推进、而又不知其下一步打击方向的情况下，这种消极防御的命令也是不恰当的。第三，在指挥部认为适宜和可能的地方组织反攻，理论上可以这样做，实际上在当时形势发展已失去控制的情况下，是谈不上下达这样的命令的。所以，第三号命令的实质，无非是动员所有力量，利用一切可能来打击敌人。当然也有些部队在反攻前由于没有合理组织和集中力量而遭到失败，但在战争开始时苏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形势下，指示各部队无条件地积极行动反击敌人的命令是起了良好作用的〔16〕。
到底应下达什么样的命令适宜，或许应当属于军事家们的事。而历史学家对此引发的争论，实质却在于对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是否得当的评价上。
（二）关于1942年夏季战役
俄史学家认为，在以前的历史著作中，对1942年夏季斯大林在指挥中的重大失误只字不提，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1941年冬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受阻后，拟定于1942年夏季在南方斯大林格勒及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展开进攻。1942年4月5日，希特勒签发41号作战命令，指出“为了达到东方战争最初目的……一切可用的军队将集中到南翼的主要战线，其目的是在顿河这边消灭敌人，以夺取高加索油田和进入高加索山区的隘口”〔17〕。俄学者指出，斯大林不了解这个意图却作出了另一种决定：为了根本扭转战略上的被动态势，拟定从列宁格勒、乌克兰、克里米亚几个地方同时向德军发起进攻。作此决定是上了德国情报机构假情报的当。这个代号为“克里姆林”的假情报制造了德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似乎是加强“中央”集团军力量以进攻莫斯科的假象。事实上希特勒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调动中央方面军的70个师。当时苏军总参谋部首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对在乌克兰展开战略进攻计划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苏军对此尚缺乏必要的资源准备。斯大林不等沙波什尼科夫说完便打断他的话，说：“在德军没有发动首先打击时我们不能坐等，应当在广阔的战线上给敌人一系列打击以先发制人，摸清敌人的意图。朱可夫建议在西线展开进攻，其他战线防御的办法也是不可取的。”〔18〕萨姆索洛夫院士斥责斯大林以领袖的“直觉”拒不接受其他意见，结果在列宁格勒城下苏军第二突击部队陷入泥潭，克里米亚的部队遭到消灭，哈尔科夫防线被德第六集团军突破并直逼斯大林格勒城下。
希特勒为了实施41号命令向顿河方面投入了91个师、1260辆坦克、1600多架飞机。1942年夏季形势已十分明显，德军重点进攻方向在整个西南战线。6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突破哈尔科夫，深入苏军后方，包围了整整两个集团军及第三集团军之一部分。当时急需增援部队，但由于大本营判断的失误，将重兵集中在数百公里外的莫斯科，部队调动十分困难。7月6日夜，苏军从两条战线后退，致使顿河、顿巴斯等最富饶地区落入敌人手里。7月24日罗斯托夫陷落， 德军打开了直通斯大林格勒的道路。俄史学家认为，由于大本营的指挥错误，使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19〕。实际上朱可夫的回忆录对以上事实早有说明，他并没有把1942年夏季的失误归之于某个人。比如，对1942年夏季德军进攻方向的判断，苏军总参谋部包括朱可夫等人和斯大林并无不同意见，而提出在克里米亚、哈尔科夫进攻的，首先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如今，俄国史学家们重提此事，目的显然是要把这次战役的失败完全归罪于斯大林。
（三）关于227号命令
1942年7月28日，鉴于苏德战场所处的严重局势，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227号命令，史称“一步也不准后退”命令。 该命令全文直到近年来才披露出来。这是一个极为严厉的命令，其中写道，绝不允许继续后退。无论谁、哪怕他处于极为绝望境地，没有命令也不准擅离阵地，否则将交军事法庭审判。命令批判了那种认为苏联国土广阔，可以退到国内腹地更有利的地方组织防卫的设想。命令对胆小、动摇者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以整顿和提高部队纪律和士气〔20〕。为此，苏军首次在国内建立了由高、中级军官和政工干部组成的行刑队，胆小者将被派往最危险的部队去，以便让他们用血洗刷其在祖国面前的耻辱；在前沿阵地后面组织督战队，以阻止那些没有命令后退的队伍。
如何评价这道命令所起的作用？俄罗斯一些学者指责这是斯大林的一贯做法，是把责任归咎于那些常常是本无罪的人，而不检查自己应负的责任。如同在战争初期一样，把失败原因归之于西线指挥官而使其遭枪决。在这道命令中也指责南线部队没有命令而丢弃罗斯托夫和诺沃契尔卡斯克，“使自己的旗帜蒙受耻辱”，斥责“胆小者”把敌军看得太强大，而事实上德国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强的。只是后来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的纪念会上，斯大林才公开承认：“我们政府在1941—1942年最危急的时刻犯了不少错误”〔21〕。
也有一些史学家不赞同上述意见。他们认为，这道命令应当说是在极为困难的局势下为保卫祖国起了很大作用，命令的确是严厉的，但又是必要的，它向人民说出了事情真相。“一步也不准后退”的口号曾激励了千百万人民英勇战斗。
（四）关于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最早的说法来自赫鲁晓夫的一次报告，称苏联死了2000万人，此后一直作为正式说法在文献中固定下来。这个问题是卫国战争史研究的“空白”之一。然而，这个数字是用什么方法统计出来的，从未有人说明过。
据俄学者最新统计：苏联卫国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超过2000万。战前，苏联居民人数共19400万，1946年初统计是16700万，相差 2700 万（在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俄领导人已公开宣布二战中苏联的死亡人数是2700万——作者注）。俄学者进一步提出，如果考虑到由于战争而使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因素，把那些应当出生却又没有出生的“人口”统计在内，估计苏联总共减少了5400多万人〔22〕。
这本来只是一个统计方法的问题。然而在讨论此问题时，俄史学界却把它和战争中苏联领导者对民众的态度联系起来。他们说，如果说在战争初期，为了不惜一切手段阻挡敌人的进攻，甚至派出只有几个战士手持来福枪去迎战敌人的坦克，那么在1943年后，当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优势已明显转向我方时，任何高级指挥官制定战役计划时就应考虑到我方代价。俄学者认为，苏联在战争中之所以减少了这么多的人口，是与斯大林从来视人为“小小螺丝钉”的思想方法相一致的，如同在农业集体化和大肃反中随意处置人的做法一样〔23〕。
（五）卫国战争与行政命令体制的强化
这在当前俄罗斯卫国战争史研究中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俄史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并使这个体制在战后得以继续保持下去。一些学者指出，战争至少从这几个方面促进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1.党的领导全面替代了行政领导，包括国家管理机构、国民经济各部门及苏维埃、社会团体等组织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党和国家机构完全混合在一起，苏维埃必须绝对听命于党组织的指挥〔24〕；2.实行严格的集中制，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所有工作均纳入战时轨道，共产党实际变成了“军事党”；3.战争更加强化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而促进了以“领袖专断”为特征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并在战后进一步得以强化。
笔者认为，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把国内一切工作纳入战时轨道，实行严格的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集中体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免的。因此，苏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在敌人大规模入侵，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以此来责备斯大林及苏共战时的“高度集中”是不公正的。当今的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在战时情况下该不该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而是为了全盘否定原体制存在的合理性。这就很难对原体制在卫国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作出正确的阐述和公正的评价。
四、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对外政策
（一）苏联是否有斯大林“德国政策”的反对派
在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政治档案中保存着1941年3—6月由德国侦察员从莫斯科发往柏林的一系列情报。其中一份是关于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内部对德政策意见分歧的材料，认为在斯大林的对德政策上存在着一个“反对派”。它以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为首，包括其副手布琼尼元帅、海军领导人库兹涅佐夫等一部分红军指挥官，并得到了苏共党内下级组织的支持。
按此情报说，斯大林等人试图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包括作出政治、军事和领土让步（如把乌克兰交给德国）来克服苏德危机，避免在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因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担心如果苏联输掉了这场战争，将会导致苏联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反对派”反对向德国让步，要求对德实行更强硬的政策。他们指望与德国交战后，将迫使斯大林下台。这份情报甚至断言，在1941年春—1941年夏苏联西部地区违背克里姆林宫意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就是因为来自军方的强大压力。情报披露：斯大林企图镇压这些“反对派”，但由于红军指挥员调动部队来保护自己而未果。
这份材料公布后，因其来源于重要渠道，并加盖保密印鉴（材料上注有“涉及国家安全，绝对保密”字样）存入德外交部档案而引起史学界注意。历史学副博士维什涅夫撰文指出，这份情报尽管有一定史料价值，但事实不足信，极有可能属于苏方制造的假情报，以此来逼德国方面对苏联让步。尽管当时军队一些领导人在对德政策上与斯大林存在一定分歧，如在集中和配置军事力量方面，以及对德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判断上等等，但这种分歧和矛盾并没发展到尖锐的程度。在当时斯大林控制极为严密的情况下，是很难形成一个“反对派”的〔25〕。
（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定书
多年来，苏联史学界对该条约的普遍看法是，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得到了一年半的准备战争的宝贵时间。正如斯大林所说，该条约的签订“对于我们的胜利和法西斯德国的失败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26〕。
所谓秘密协定书，就是苏德关于划分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势力范围的协定。苏联过去一直否定秘密协定书的存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才公开承认了当时确实签订了这份秘密协定书。根据协定，苏联出于“保卫边境安全的考虑”出兵波罗的海三国，肢解波兰，占领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吞并了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
一部分俄史学家甚至否定了签订苏德条约的必要性。戈罗夫副博士认为，该条约给侵略者带来了无可争辩的好处，而对苏联来说则是失大于得，它使苏联的国际威望受到极大损害〔27〕。斯大林为了承担条约的义务，苏联在苏德战争前一直供给德国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如石油之类，而希特勒从1941年春后就拖延应供给苏联的汽车和机器。不仅如此，“鉴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苏联政府停止了从3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在大约总数为13220种刊物中禁止了4200 种具有反法西斯情绪的刊物出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丧失了对法西斯德国侵略性的警惕。
还有一些史学家对过去公认的观点，即由于苏德条约的签订使苏联至少赢得了两年时间以增强国防实力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段时间内到底谁增强了军事实力，是苏联，抑或德国？尽管苏联在此期间也成功地生产了各种新型飞机和坦克，但不可否认德国的军事实力也显著增强了。仅1940年德国就生产了10247架飞机，1941年则达到12400架，坦克从1400辆增加到2900辆〔28〕。
（三）苏日战争与卫国战争关系
1945年8月—9月苏联对日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对苏日战争与苏联卫国战争之间的关系，在史学界中则一直缺乏统一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苏日战争是二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苏联卫国战争只存在历史的和逻辑上的联系；另一种观点认为，苏日战争应当既是二战的组成部分，又是卫国战争的组成部分。
俄史学家秋什克维奇和加夫里洛夫撰文指出，苏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是两个独立的战争。其区别在于：首先，苏联卫国战争是苏联人民在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形势下所被迫进行的战争，是侵略者强加给苏联人民的战争；而苏日战争对苏联方面来讲则是有意识的，主动进行的战争，是通过德黑兰会议及克里米亚会议，美国和英国方面答应了苏联的参战条件——苏联通过对日战争将获得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等地方后进行的；其次，从战争的政治内容看，苏联卫国战争是抗击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友的完全正义的、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这场战争决定着苏联人民的生死存亡，所以它是进步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反映了苏联各族人民和其他遭受法西斯铁蹄奴役的全体进步人类的根本利益。而苏日战争则不能用以上标准来衡量，苏日战争虽然也是苏联承担反法西斯同盟的义务，但苏日战争爆发的前提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它可以追溯到20年代苏日在远东地区爆发的冲突，甚至可以引申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苏联企图通过战争要求日本归还1905年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夺去的俄国领土。从苏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来看，它乃是为了国家和俄罗斯民族利益而战的战争；第三，从两次战争发生的时间看，也不能等同。卫国战争起于1941年6月22日，结束于1945年5 月9日，而苏日战争起于1945年8月9日，而结束于是年9月2日。所以作者认为，苏联卫国战争和苏日战争是两个独立的战争，后者不是前者的组成部分。但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29〕。
笔者认为，秋什克维奇和加夫里洛夫所提出的区别这两个战争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如果说卫国战争是完全正义的，而苏日战争则要复杂得多。它既有反法西斯的一面，也有大国瓜分世界的一面，其中包括对战后部分中国领土的占领。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涉及政治领域内的某些问题。
以上简略分析了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史学界研究卫国战争史及二战史观点的一些主要变化，这个变化目前还在继续，本文不可能反映出这些变化的全貌。至于这些变化的实质则需读者自己去分析判断。重要的是注意两个方面：当前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史学家在苏联剧变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由此重新评价原苏联历史，包括卫国战争史，必然造成全盘否定历史的不正常现象，从而也歪曲了历史。从本文介绍中可窥其一斑。当然，俄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新材料，则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注释：
〔1〕帕·托曼：《伟大卫国战争：公开的和未公开的情况》， 〔苏〕《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9期。
〔2〕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1952年第5版，第9—197页。
〔3〕帕·托曼：《伟大卫国战争：公开的和未公开的情况》， 《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9期。
〔4〕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5年4月18日俄文电。
〔5〕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1卷，莫斯科1969年版，第259页。
〔6〕阿·格·帕夫洛夫：《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苏联情报机构》，〔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
〔7〕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74年第2版，第259页。
〔8 〕弗·苏沃洛夫：《谁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 莫斯科1993年版，《斯大林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载〔俄〕1993年1月 16日《消息报》。
〔9〕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卷宗第16A，2956目，237卷， 第10页。
〔10〕阿·加列夫：《再谈1941年斯大林是否给德国首先打击的问题》，《近现代史》1994年第2期。
〔11〕阿·瓦西里耶夫：《1941年红军失利是否具有客观因素？》，〔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
〔12〕《历史学家正在争论》，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309页。
〔13〕阿·瓦西里耶夫：《1941年红军失利是否具有客观因素？》，〔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
〔14〕阿·瓦西里耶夫：《1941年红军失利是否具有客观因素？》，《历史问题》1994年第4期。
〔15〕格·安德罗尼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38页。
〔16〕《历史学家正在争论》，第317页。
〔17〕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18〕《历史学家正在争论》，第324页。
〔19〕《历史学家正在争论》，第326页。
〔20〕斯·捷列普霍夫斯基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21〕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37页。
〔22〕《历史学家正在争论》，第313—314页。
〔23〕《历史学家正在争论》，第315页。
〔24〕帕·托曼：《伟大卫国战争：公开的和未公开的情况》，《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9期。
〔25〕弗·维什涅夫：《1941年6月22 日前苏联是否存在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反对派？》，《近现代史》1994年第4—5期。
〔26〕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1页。
〔27〕《历史学家正在争论》，第310页。
〔28〕《历史学家正在争论》，第311页。
〔29〕斯·秋什克维奇、加·加夫里洛夫：《苏日战争是否伟大卫国战争的组成部分？》，《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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