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 月间停刊外，总计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创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 ，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复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号)，出刊344期。在中国当 代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无疑都堪 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这种独特的 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这从它的创刊 和复刊过程就能得到鲜明的验证。值此《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之际，本文就此作 一扼要的回顾与综述。
创刊：与新中国共生的最高文学刊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一般来说，这次大会被视为中国当代 文学的开端标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 协会(全国文协)于稍后的7月23日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1953年9月， 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作协)所主办或创办的最重要的两大机关刊物即为 《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最初由全国文联直接主持 ，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直至正式成为作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则自创刊伊始(1949 年10月25日)，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与专重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 论批评的《文艺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以发表各类文艺作品 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过程)理所当然地 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其本身并无多少可供探究的历史曲折。简单地说 ，它是新政权、新政治、新政策为建构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 化的具体(程序)运作的产物。换言之，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 治文化)使命。这种使命在《人民文学》创刊第一期上就获得了最为充分和明确的强调 与体现。
在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是毛泽东专 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题字则是经毛泽 东提议由郭沫若(全国文联主席)手书。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发刊 词》置于内页的文字页首。《发刊词》中，对于《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基本任务和 目标、具体要求、组织和编辑工作等项，都作了简要的阐述。
从首期的主体内容(作品)方面来看，《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面貌就 已经十分清晰了。它们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是政治(文化)和思想言论，采用的是 社论或专论的形式；首期除三篇社论外，还有周扬的专论《新的人民的文艺》。二是政 治颂诗或抒情诗，后来也包括其他类型的诗歌，如(新)民歌民谣等民间(传统)体裁诗歌 。三是特辑或专辑，这一般是以人物、题材、类型等为分类标准设辑，设辑的前提当然 含有政治导向的动机。首期即为“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辑，第三期有“庆贺 斯大林七十寿辰诗辑”——既作为“诗辑”，又与“政治颂诗”合二为一了。有时虽无 辑名或明确的设辑形式，但从编辑意图或刊物目录、作品构成和发表位置等方面看，也 完全可以视若某种专辑，如第二卷第一期(1950年5月1日)开首的一组作品，文体各异， 却编排合为有机整体，题材内容均“以反映工人生活为中心”，显见虽无辑名而有专辑 之实。特辑或专辑的设置，代表了当期刊物的重心所在。四是小说。综合性的文艺(文 学)刊物(杂志)一般都以小说为“主打”作品，《人民文学》也向来如此。不过，第一 期所刊发的三篇小说，其意义还并不尽于此；《人民文学》早期和新中国早期(即“17 年”早期)的小说创作面貌，其实就可以这三篇小说为缩影。《火光在前》(刘白羽)的 题材是部队生活和革命战争，《买牛记》(康濯)写的是农村、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同样 是农村背景的《村仇》(马烽)则直接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中国当代文学早期(50年 代中期前)，作品(小说)数量最多的正是上述两类题材(即部队和战争、农民及农村阶级 斗争)。对此，刊物本身在当时其实也已经有所认识。创刊周年时，经统计一年间所发 作品的数量近两百万字，其中内容比重最大的是“部队”，次为“农村”(第二卷第六 期《编后》)。可见当时小说创作的普遍状况。五是一般理论批评。《人民文学》创刊 号上的这一部分文章，对50年代早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也有同样显著的概括性。除当 代作家作品论外，重点是对苏联文艺(思想、作品)的译介和评价。首期三篇文论中，后 者即占其二(一译一论)。六是画页和插图。与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刊物中的画、图有根 本区别的是，当时(《人民文学》)的画页、图页都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内容上的政 治性十分突出，二是与整个刊物的风格保持着高度一致；图画页真正成为刊物整体的有 机构成，决非随意或纯装饰性的点缀之作。(对于《人民文学》的封面设计，也可作如 是观。)创刊号上的图画(照片)页共有九幅。毛泽东(照片、题字)两幅，鲁迅(故居照片 、遗墨)三幅，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照片)一幅，全国政协中的文联代表(照片)一幅， 工业生产(木刻)两幅。《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图画页，大致可由此一窥全貌。需要略 加说明的是，两幅工业生产的木刻，表面上似与当期内容无关，实则恰恰相反，它们正 是当期内容的“自觉”构成和充实。——不仅在内容上弥补了文字作品的不足(当期没 有工业生产的作品)，而且在形式上也显示了对中国现代“左”翼艺术传统样式(木刻) 的继承和弘扬，它们所体现的正是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精神和方向的追求，不可等闲 视之。
综合《人民文学》创刊及其早期(第一至三卷)的基本内容来看，对反映部队、农村和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最为重视，数量也最多。其次，虽然有相当自觉 的努力和重视，但成果却并不如意的是有关工业题材的作品，创刊第一年内仅发了十五 篇，编辑部对此有过几次“检讨”(第二卷第二期，第二卷第六期等)。再次，不受重视 或提倡，甚至被有意轻视或忽略了两类作品，一是以普通市民和一般所谓“小资”人物 为中心的当代城市生活作品，即城市的日常生活(因其缺乏鲜明的现实政治内涵)基本上 被排除在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之外了；二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也遭到 有意的排斥。在茅盾的《发刊词》中，虽也曾提及、包容了这两类作品，但在刊物(和 中国当代文学早期)的实际操作中，它们显然还是遭到了歧视和压抑，即便偶尔公开见 之，很快也会被视作“另类”和“异端”，极富政治危险。这并不是单纯的《人民文学 》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中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具体操作 结果，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普遍现象。
最后，《人民文学》创刊早期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它的文学批评方面。作 为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主要刊发作品而非专事文学批评——这与刊物多次提到的需 要加强文学批评的言论其实并不矛盾，两者显有主次之分；文学批评自然也是刊物内容 的重要且必需的组成部分。同时，与《文艺报》的文艺(文学)批评有所不同的是，《人 民文学》更倾向、侧重或提倡正面的、肯定性的、鼓励的文学批评，重视针对作品的具 体分析和理论探讨，而对于“极端”、“高压”和“霸权”言论以及吹毛求疵类的批评 ，《人民文学》显然是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制的。最能表现《人民文学》的批评性格 的是，它在一些否定性、批判性的文学批评实例中，刊物的行为(表态)往往是“被动” 的，有时，甚至还采取了回避、沉默的姿态。例如，正式公开见诸《人民文学》的第一 次重要文学批评事例是针对方纪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第一卷第五期)，由于 《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对这篇小说的批评文章，《人民文学》不能不对此有所回应。 (第二卷第一期)它采取的处理方式是，“转载”《人民日报》的批评文章，同时选择“ 较为中肯”的一篇批评来稿“删改”后同期发表。从这组批评文章的“编者按”中不难 看出，《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收到的批评来稿其实还有另外几篇。或许可以这样推测 ，如果没有《人民日报》的“批评”压力，《人民文学》是否会发表这类批评来稿?(第 二卷第二期又发方纪的来信摘录，题为《我的检讨》。)
第二卷第一期还刊发了另一篇批评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文章，文前也加有“ 编者按”。按语一方面对批评文章作了基本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篇文章的缺点 是对于陈学昭同志这样一个具体作家还并没有作历史考察。”从中可以看出刊物“保护 ”作者的态度。最后则表示，本刊“愿意发表”“真有比较切实的对读者和作者有益的 意见”。第二卷第三期又发了陈学昭的回应文章《关于<工作着是美丽的>》。
“没有比较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这是《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第一卷)自我“检 讨”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改进我们的工作》，第二卷第二期)现在看来，与其说这是 刊物的弱点，不如说恰是刊物有意采取的策略和方针。——对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 》显然有着自己竭力坚持的主张和原则。从第二卷开始，《人民文学》增发了批评文章 的数量，但同时也公开发表了刊物对于批评的批评，指出“看问题过分简单片面或者专 门吹毛求疵的批评也是不应该提倡的。这对于创作，对于批评风气，都会起一种不好的 影响”。对此，刊物还举实例予以了批评，并直言宣告：“像这样的批评，本刊是不打 算发表的。”除了批评性的文章，刊物还强调的是，“对于较好的作品的推荐和分析也 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方面”。(第二卷第三期《编后》)观点之鲜明，颇可见出《人民文 学》创刊时代(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性格特色。
《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文学批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而且主要着眼于本刊所发作 品。(如对第一卷第三期所刊秦兆阳小说《改造》的批评，详见第二卷第二期。)但最费 人思量的是，当时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一卷第三期)的全国性批评风波，居然 在《人民文学》上了无声响，全无反映。这种“沉默”足称特例了吧。然而，到1952年 初的“文艺整风”时，《人民文学》终于不得不为此作出“深刻”检查，并付出了相应 的代价(参见1952年2月号所刊《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作为全国文联下属全国文协(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显然含有引导、 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作家)的功能。这种功能显然也是为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化 建立而服务的。从(文学)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被视作《人民文学》之创办的最 深刻动机。在实现动机和发挥功能方面，《人民文学》是采取过具体而有效的措施的。 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一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启事》，内容是向全国作家 征询1950年的“创作计划”，具体问题有七项：什么作品、主题、形式、字数、完成时 间、何处发表和出版、有何困难?最后注明：“以上各项请你详细告诉我们。”从第一 卷第六期起，《人民文学》分期刊登了“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结果， 方纪、田间、吕剑、何其芳、周立波、洪深、秦兆阳、袁水拍、孙犁、马烽、康濯、张 庚、贺敬之、杨朔、碧野、赵寻、刘白羽、萧殷、萧也牧、关露、卞之琳、老舍、徐迟 、(冯)雪峰、靳以、巴金、柯灵、魏金枝、唐弢、徐调孚……大批作家榜上有 名。第四卷第一期又发布了“一九五一年文学工作者创作、研究、翻译计划调查摘录” 。不难想见，通过这种方式，全国范围的文学创作(作家作品)概况及趋向，基本上或主 要的都可以获得掌控了。其他途径则由自发来稿(大多是业余作者)和约稿、组稿等方式 来实现。总之，《人民文学》以其权威性和代表性高度充分地掌握着文学界的具体主导 权。(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等，连续发布了“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 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罗列出了丁玲、老舍、方纪、白刃等作家的创作实际完成情 况。)
最后，再择要介绍一些《人民文学》创刊时代的重要细节。《人民文学》的“编辑者 ”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 号。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1952年3、4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编辑成员有 严辰(厂民)、秦兆阳、古立高、吕剑、王燎荧、韦嫈共六人，还有一位通信员。其中 ，严辰任执行编辑(即编辑部主任)。编委大多挂名而已，创刊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从 未开过一次正式的编委会议，较常理事的是何其芳(终审理论稿)和赵树理。(1952年3、 4月号合刊起正式列出编委名单，共有四位：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50年代 初，新进编辑有郝芬、赵宗珏、唐祈、李古北、何路等，陈涌(杨思仲)继严辰之后任编 辑部主任。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也可说是“ 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 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详见1952年2月号《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 作》等)，以致影响到了刊物的正常出刊时间(3月份未能出刊)。
创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发行均由新华书店承担；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 为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又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者依旧。早期版本分甲 种纸本和乙种纸本两种分别出版(时间略有先后)。版权页上注明“本刊文字均保留著作 权”。刊物标明为月刊，首期出版是1949年10月25日，但第二期则为当年的12月1日； 此后正常，均在每月1日出刊。
刊物严格遵守、实行稿费制度，对不明作者地址的稿酬，多次在刊物上公示，催其联 络以便寄款。甚至连转荐他处发表的稿件及稿酬，也会在刊物上公示告知作者。此外， 编辑部公开承诺的审稿时限是“尽量做到一星期内就给回信”。(第一卷第六期《编后 》)——这在后来根本无法想象，可见当时编辑工作之努力，或者也是稿源稀缺吧。
复刊：中国当代政治博弈的文学见证
《人民文学》的创刊具有崭新的政治文化的建设性，是获得社会政治制度保障的一个 时代的文学历史的具体开端标志之一。《人民文学》的“复刊”(1976年1月)则成为中 国当代政治权力系统内部的不同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充分博弈、角力的一种结果， 因此也成为一代政治和一代历史的文学见证。
复刊缘因停刊。1966年5、6月间，《人民文学》被迫自动停刊。(末期为1966年5月号 ，5月12日出版)“被迫”又“自动”，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恰是实情。当年的 2月至4月间，由陈伯达、张春桥等参加撰写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 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的三次亲自修改，林彪转中央军委批准，再报中共中央， 4月10日获得批转。此后逐步下达扩散，波及全国。3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 会上讲话，提出文、史、哲、法、经学术领域要搞“文化大革命”。月末，毛泽东在杭 州几次问责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4月间，中共 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到 公开批判；《解放军报》发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社论。5月，彭、罗、陆、杨 被撤职并立案审查其“反党错误”；毛泽东的后被称作“五七指示”的一封给林彪的信 发表；上海两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 质》，《人民日报》次日即予全文转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另有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 姚文元等，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了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 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不久即向全国广播并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北京大中学生开 始成立“红卫兵”组织。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 运动；北京市委、北大党委先后改组，各地学生随即开始“造反”。——“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风暴已呼之欲出。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人民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压。一方面是组织严重瘫痪， 上级领导部门(包括中宣部、作协党组)自身不保，刊物自身的编辑工作已经难以正常进 行；另一方面还须应付各种批判和讨伐，特别是还得被迫前去与“造反”的学生“开会 ”、“对话”。同时，刊物内部也已人心浮动，运动之势正在酝酿成形。因此，置身于 如此动乱形势之中，刊物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困境。唯一的决定和 可能的选择，只有“自动停刊”。但是，对于这次停刊，任何上级部门和领导个人都没 有形成成文的正式文件或通知，据说只是刊物负责人与作协党组领导协商之下作出的无 奈决定。原本想只是暂停一时，却不料竟会一停10年。与新中国共生的《人民文学》就 这样被迫而又自动地消失于无声无形之中了。停刊时的主编是张天翼，副主编是李季。
《人民文学》的复刊是10年后的1976年(复刊首期的出版日期是1月20日)。从停刊到复 刊的10年间，也正是“文革”始终的10年。围绕着复刊之议，还曾发生过一系列的曲折 和动荡，正是由此可以见出以《人民文学》为焦点的中国当代政治的激烈角力。
关于《人民文学》的复刊，《人民文学》1977年第8期有署名为“本刊编辑部”的题为 《<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一文作了简要的说明：
一九七二年夏天，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遵照毛主席 批示同意，周总理亲自关怀制定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筹办文艺刊物的精 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多方刁难，故意 拖延时日，始终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的班子被迫解散，人员含愤离去，《人民文学》 复刊计划又被打入冷宫。
时过不久，“四人帮”忽然对筹办《人民文学》热心起来。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张春桥亲自出面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进行谋划。这是因为在“四人帮”资产 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下，百花齐放不见了，诗歌、戏剧少了，散文、小说少了，文 艺评论少了，群众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一再严 正地批评了这种状况。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指示，严厉批 评“四人帮”动辄陷人以罪，指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四人帮”便慌了手脚，以攻 为守，想在《人民文学》问题上打主意。不过，这次不是别人筹办，而是他们一手包揽 ；既要打击别人，又要伪装自己。
张春桥在召见那个亲信面授机宜时说：“只要几个热心人，几个年轻人就办得成功。 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红旗》姚文元去夺权。人不要多，《朝霞》人就少。”…… 根据张春桥的这个旨意，经过一番密商，文化部那个亲信副部长荣任主编，一个“信得 过”的《朝霞》的负责人调来任常务副主编。大事既定，创办(不是“复刊”)《人民文 学》的请示报告于九月六日以文化部的名义径送中央政治局。九月八日，张春桥首先看 了这份报告，即刻批道：“拟原则同意。”这个由“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主办的“新 生的”《人民文学》眼看要粉墨登场兴风作浪了。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重要批示。邓小 平同志对于出版《人民文学》批示：“我赞成。”接着，义正词严、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张春桥扣压这个批示一个多月之后，于十月十五日批道：“××同志：此件在我 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 协商，先办起来。”……签名之后，张春桥又作了补批：“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 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文化部的亲信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一面向编委会和编 辑部严密封锁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一面极力争夺《人民文学》的领导权。经过“协商” ，他们竟干出这样的事：只让国家出版局出经费、管出版，而刊物的方针大计概由他们 在文化部的亲信制定。这样一来，《人民文学》还是由“四人帮”直接控制。
一九七六年元月，《人民文学》正式出版。
文中的“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是指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2年7月—1966 年5月)的李季，当时他最早受命负责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文中几处提到的“文化 部的亲信”，指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后又任复刊的《人民文学》主编(1976年1月—19 76年冬)的袁水拍。所谓“一个‘信得过’的《朝霞》的负责人调来任常务副主编”， 是指当时专门由沪调京负责《人民文学》复刊前夕和复刊初期的具体工作的施燕平。
如文中所说，《人民文学》复刊的最早动议始于1972年夏。这与“林彪事件”后的国 内政治形势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有具体、直接的联系 ，属于中央和国家领导层的政治、文化决策中的一项具体措施。“1972年夏天，遵照周 恩来同志要多出好书，要恢复全国性文艺刊物的指示，经中央批准，他(按：李季)被从 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主持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随后，我们几个‘ 老’《人民文学》的编辑也先后调回参加复刊工作。”(周明：《人有尽时曲未终》)但 这次的复刊却终告流产。其直接原因是正式复刊的报告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始终未得中央 领导批准。“不见批复，当然就不能复刊。”复刊既无望，李季由石油部旧友安排，调 任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不久，仍返文艺界，出任了复刊后的《诗刊》主编 。
《人民文学》复刊的重议，是在1975年间。旧话重提且能付诸具体实施的根本原因在 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7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 应该调整。7月25日，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了对缺少“百 花齐放”的文艺作品的现状的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在当时的形势和 语境中，所谓调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适度或有限的“宽松”、“开放”策略。这理所 当然地影响到了全国文艺领域的重新布局，如一些重要刊物的复刊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后很快演成“一时之盛”。有些沉默已久重获“解放”的老作家也跟着被允许“复出 亮相”。
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之外，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复出”直接相关。 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核心权力结构，并且使全国 各领域都开始纳入了全面“整顿”的轨道。调整和整顿的时间点，恰在1975年7、8、9 月，进入10月下旬特别是11月初，政治形势又生逆转。随着毛泽东对清华大学问题的批 示的传达，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开始了。《人民文学》的复刊筹备正 在这个复杂而敏感的时期。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对“调整”的如何理解和实现，当时不同系统的文艺 权力部门在其内部及相互之间，也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分歧。如《解放军文艺》社在一份 有关学习毛泽东对《创业》批示的情况介绍中，就对“调整”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其中 ，对“三突出”的创作原则、阶级斗争的泛化和绝对化等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意见 ，认为“应该发展不同的艺术风格”。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还以“批件”形式向相关部门 作了肯定性的推荐和传达。显然，这一情况并未被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知情，而 且，各地分管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未完全知晓。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及下属的市 委写作组、《朝霞》编辑部等，还是经由当时返沪的施燕平才非正式地获悉了大致内容 。由此可见当时政治格局之复杂和意识形态领域权力斗争之尖锐。这种微妙、隐蔽的政 治深层背景，对《人民文学》的复刊筹备也不会不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
概言之，毛泽东的调整文艺政策的提出，使当时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部(部 长于会泳)首当其冲地感到了直接的政治压力，有关落实调整指示的具体措施必须紧跟 着出台。于是，在《人民文学》的复刊和重组问题上，政治权力的较量和文艺、意识形 态主导权的争夺也加快了节奏，短时间内便进入了最后阶段直至定局。相比于1972年的 “无疾而终”，1975年《人民文学》的复刊，在不到半年(当年的下半年)的时间内便已 尘埃落定了。
《人民文学》“复刊”的报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圈阅了， 张春桥作了具体批示，邓小平也有批示。现将有关文件资料转录如下：
一、由于会泳签发并以文化部核心小组名义向国务院打的请示报告及方案
关于筹办刊物的请示
国务院：
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创办一个全国性文学刊物的指示，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经过 多次讨论，决定立即筹办。
新的文学刊物，拟定名为《人民文学》，主要刊登文学作品和评论，也适当地登载一 些戏剧、电影文学剧本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对全国发行，明年一月创刊。刊物由 袁水拍、严文井等同志筹备。
现将《关于创办全国性文学刊物的方案》送上，妥否，请批示。
文化部核心小组
1975.9.6
关于创办全国性文学刊物的方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日益发展 和繁荣，从刊物出版方面看，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创办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综合性文 艺刊物，但中央一级的文艺刊物还很少，文学刊物还没有。
为了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文艺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繁荣 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拟立即创办全国性文学刊物。
(一)创办的文学刊物，要使革命文学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以马克思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工 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政 策，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团结党内外专业和业余革命文学之作者，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文艺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 政而努力奋斗。
(二)刊物拟定名为《人民文学》，刊登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种文 学作品和评论，也适当登载一些戏剧、电影文学剧本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
(三)重视对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培养和支持，在编辑工作中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开门办 好刊物。
(四)编辑机构力求精干，成立《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由以下十一人组成：
主编袁水拍，副主编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编辑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联玉、 李季、贺敬之、浩然、张永枚、袁鹰、蒋子龙等7人。由编委会责成主编、副主编及工 作人员二十人左右组成《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进行日常的编辑工作。
关于编辑部的组成，鉴于原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文学编辑骨干已选调出出版局，现在文 化部的干部，几乎没有搞文学专业的，因此建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设在人民文学 出版社，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对刊物进行双重领导，文化部主要负责方针政策(经与出版 局协商，他们不同意设在出版局，只同意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
(五)刊物对全国发行，数量预计为八十万册。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由出版局承担 。创刊时间拟在明年一月，由双月刊过渡到月刊，不搞试刊。
(六)为及早做好准备工作，在编委会未成立之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学艺术研究 所负责人调集人员组成筹备小组，立即进行筹办工作。
文化部核心小组
1975.9.6
二、张春桥在10月15日向文化部转达批件时给于会泳的信：
会泳同志：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 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
张春桥在文化部起草的请示报告上，有三处作了“批示”，一是在“请示报告”上批 ：“拟原则同意。早日出版一个文学刊物，对推动文学创作和评论，较为有利。方案中 有些问题待中央批准后再协商解决。请小平、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东兴、 吴德、振华、桂贤同志核批。”签示的日期为9月8日。二是在“方案”所列编委名单的 右边空白处批了一句：“委员名单还需要商量，可以由袁、严负责。”三是在“方案” 中提到刊物设于何处时，他在右边空白处，又批：“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 方便，将来再说。”
邓小平批示：“我赞成。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要领导好这么一个刊物也不容易。”
(以上资料由施燕平提供)
大局虽定，矛盾乃至危机却人为地渗透进了《人民文学》的内部和刊物所处的生存结 构——也可以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利博弈场中了。这集中表现在有关《人民文学》 的人事和建制安排上。
在人事方面，主编由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担任，副主编则有严文井、李希凡和施燕平 三位。严、李各有专职，严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李是《红楼梦》研究小组的负 责人，工作在文学艺术研究所，严、李两人在《人民文学》的职务可视为“兼职”；“ 专职”副主编只有施燕平一人，刊物的日常具体工作理所当然也就由施主管。本来，文 化部将施由沪调京的目的，就是由施来具体负责《人民文学》的工作，他的编制归属文 化部。
在刊物的建制方面，筹备和复刊初期的《人民文学》属于双重甚至是多重上级部门领 导的单位。具体来说，《人民文学》编辑部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归属国家出版 局，但国家出版局并不同意将编辑部设在出版局，当时出版局负责人是石西民)，刊物 的出版和发行由出版局负责承担，文化部则主要负责刊物的方针政策。显然，《人民文 学》在编辑、出版发行、政治领导各方面形成了权利归属交叉的格局，而名义上则由出 版局和文化部对其进行双重领导。
从这种人事和建制的特殊安排和结构上已足以明显地看出，《人民文学》的最高权力 实际上是由文化部直接掌控的。而在文化部之上，则有张春桥和中央政治局。有关《人 民文学》的一些重要报告、批示、决定等，最终都由张春桥核批、定夺，其后再将经由 中央政治局成员阅批。至于复刊的筹备工作，由于会泳直接领导下的袁水拍具体主持， 编辑业务则由施燕平主要负责。
《人民文学》的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于1975年10月23日在文学艺术研究所举行，参加 者有袁水拍、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袁鹰共5人。第一次全体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 于11月1日在东四八条52号召开。在此期间及稍后，基本决定了《人民文学》的人员编 制、部门设置、编委人选、工作分工、刊物规格形式等具体工作事项和安排，并决定第 一期将于1976年1月20日出版，首期最终发稿时间定在1975年12月20日。事实上，复刊 第一期提前至1975年12月末已经印毕出版了。
但《人民文学》复刊第一期的“风光”还是被《诗刊》“抢”去了。因为毛泽东的“ 词二首”首发于复刊后的《诗刊》第一期(1976年元旦)，《人民文学》等全国媒体都只 能用“转载”《诗刊》的名义发表了。
从《人民文学》的历史来看，1976年的重新恢复出版，理应属于“复刊”，但经由文 化部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的决定，则是“创办”。一词之别中显然寓有明确的政治潜台 词。《人民文学》历史的被腰斩，明确了“十七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 两段不同历史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及定性。
具体参与复刊首期决策的领导成员，除上述提到的《人民文学》主编、副主编外，还 有张光年。张是由出版局负责人石西民委派列席刊物的领导干部会议，也具体参与了决 策过程。1977年初，张继袁出任《人民文学》主编。
关于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封面使用毛泽东的手迹做刊名封面字，缘由袁、严、李、 施四人联名致信张春桥，请张上呈毛泽东批准。经张春桥的转呈，毛泽东批复“可以” 两字。毛泽东的手迹出自1962年4月27日为发表“词六首”写给《人民文学》编辑部信 中的“人民文学”四字。这个封面字一直沿用至今。
《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后的风波、曲折自是 在所难免。就刊物本身而言，它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正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小说《 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受到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这篇小说遭致批判 ，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 评和检查，同期也刊发了蒋子龙署名的自我批评文章。但对比此前的其他批判运动，这 一次的结果实在并不“残酷”。毕竟，中国的政治格局又已临近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2004年8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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