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东方决战论”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决战论文,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晚年曾提出俄国有可能会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他和恩格斯始终坚信“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未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将必然爆发在西方。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强调指出，它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发生（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而列宁则提出修正，认为由于转嫁危机，且采取某些社会改良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远非象俄国革命时那样容易：“这些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会是象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2页）因而他明确主张：“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同上第453页）简言之，即所谓“东方决战论”（参见江丹林：《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探析》，载《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
列宁的“东方决战论”无疑表明了他对于东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厚望，事实也证明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进程也首先是从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胜利开始的。但如果说，这些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且东方“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因之其最后决战将必然于东方爆发，这就不免要出现偏颇而很难令人信服了。
首先，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看，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爆发的条件下，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胜利不仅未能真正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决战，而且本身尚面临着能否保持政权、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具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则东方国家虽然曾取得由一国到多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由于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支持，这些胜利迄今都只能说是仅仅打开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的缺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二则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还明显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东方国家的革命胜利不仅难以推动和吸引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其力量对比上，也只是大致取得了与国际资产阶级的一种暂时均势。三则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攻势下，由于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的自身失误，已取得的胜利也很可能会重新丧失。苏联、东欧的剧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在我们看来：就东方国家的革命意义来说，它的胜利实际主要还在于获得民族独立，摆脱奴役和压迫，给世界革命指明了方向，并没有发展到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阶段。这自然就很难谈到同资本主义的所谓决战问题。
其次，历史已反复证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旧制度的薄弱地区首先取得胜利后，往往也还要在其势力最强大的地区进行多次的决战。以资本主义对封建制的取代说，它虽然早在十六、十七世纪即已获得尼德兰、英国和美国等革命的胜利，但是就全世界尤其欧洲大陆而言，它的最终胜利，就是在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决战并取得欧洲革命的彻底胜利之后。所以列宁也曾经就此评论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按：即资产阶级的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同上第29卷第334页）可见新制度要彻底战胜旧制度，往往也确实需要在后者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决战。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世界革命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决战却并非只能在东方发生。
第三，就决战的“结局”而言，它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少，乃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这已经成为当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如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甚至他还强调说：“中国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国的发展战略。”（同上第356页）这就更加说明列宁的“东方决战论”存在着偏颇。因此也可以推论：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仍明显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尽管斗争的结局实际应取决于包括东方革命在内的整个世界革命进程，但与其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决战将在东方爆发，我们毋宁说将爆发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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