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卫生到大众健康：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范式转变与政策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卫生论文,政策论文,范式论文,大众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春夏，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由南向北、由点及面、由中国迅速扩大到全世界，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广泛深远。SARS疫情的爆发流行充分说明：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SARS疫情的预防、监测、治疗、康复和回归社会迫切需要多学科的视野，迫切需要从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角度重新认识传染性疾病问题。[1]最为重要的是，SARS疫情的爆发、流行和防治工作产生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历史意义，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与方向。2003年5月9日，以第376号国务院令形式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仅首次创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崭新概念，提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与社会危机管理制度建设等重大现实、理论与政策议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思、评价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践、健康照顾政策目标与公共卫生问题，而且首次激发社会各界对社会需要与个人选择、社会安全与社会秩序、卫生政策与公共政策、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模式、市场经济与政府社会责任、社会发展与改革模式选择等基础、重大、现实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题的广泛讨论，唤醒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公共政策意识。[2]这意味SAPS成为深化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大历史事件。
SARS疫情爆发、流行的主要社会后果和最大社会意义是，首次将公共卫生政策议题以血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各界面前，公共卫生政策首次成为国家公共政策议程的优先、核心议题。1900年特别是1949年以来，虽然中国社会先后经历多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与健康照顾政策问题，但是，2003年SARS疫情爆发、流行造成的社会影响之广，历史意义之大，社会恐慌之高，社会经济损失之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之错综复杂，对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的速度和社会管理能力的考验，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和公共卫生伦理两难议题抉择，[3]都是史无前例和前所未闻的，人们在SARS肆虐、死亡恐惧和血的代价中“感悟”公共卫生，人们在抗击非典，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政府，人们在防治SARS和重建社会秩序的处境下，重新考虑卫生、公共卫生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重新考虑个人利益、个人需要、个人福利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社会福利的互动关系模式，反思社会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模式与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模式，激发人们对公共服务体系与公共政策，特别是公共卫生政策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4]
SARS疫情标志中国公共卫生时代的来临，标志公共卫生政策范式的转变，标志公共卫生政策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并在社会发展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外宏观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口大规模水平流动和农民工议题，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浪潮与疾病谱、死因谱的变化，价值观念更新与生活方式转变，卖淫嫖娼、伤害增多、吸烟酗酒、环境污染、毒品泛滥、慢性病流行、艾滋病和精神疾病突出，都直接、间接凸显传统、狭义公共卫生体制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极不适应和结构性紧张，SARS疫情爆发、流行只是早晚的时间问题。亡羊补牢，为时未晚。SARS给我们敲响警钟。不言而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在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更新，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背景下，无论是从执政兴国、经济发展，还是从社会结构转型，价值观念更新和创造现代文化的角度看，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建设都是当务之急，都应置于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其战略性和重要性地位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2003年抗击SARS以来，中国公共卫生政策范式发生重大结构转变，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和辉煌成就，初步建立现代的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总体来说，新型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就反映在服务机构与组织建设、筹资模式与补偿机制、人员培训与素质提高、服务范围扩大和服务内容增多、服务体系整体建设和公共卫生政策框架日趋完善等方面，新型、现代的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初见端倪。其中最重要、最显著和最革命性创新之处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体系建设是灵魂[5]。体系建设的实质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质是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体系的重构，是国家、市场、社区关系的重新调整，是社会权力分配和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的转变，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重新划分，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定向。毋庸置疑，目前中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尚处于“硬件建设和房屋建设”为主的早期阶段，专业人员、服务能力和良性运作机制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队伍建设和环境建设尚任重道远。
2003年SARS疫情标志传统、狭义公共卫生时代的终结，预示新型、现代、广义的大众健康时代的来临，说明公共卫生政策范式实现了由公共卫生向大众健康政策范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传统、狭义公共卫生被局限于医学范畴内，外不与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相联系，内不与临床医学和医疗服务相配合，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孤立无援和社会边缘的状况[6]，公共卫生服务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地位和预防疾病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种传统、狭义公共卫生政策范式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曾在改善健康状况中发挥重要作用。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这种传统、狭义公共卫生政策范式已完成历史使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政府职能转变，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疾病模式转变和健康需要成为最重要的需要，追求生活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都“不约而同”催生新型、现代、广义的大众健康政策范式的诞生。大众成为健康照顾和疾病预防的主体。公共健康政策范式转变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涵盖政策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服务内容，政策范式转变的实质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调整，是健康照顾社会责任在社会中的重新划分，是社会资源分配模式的转变，是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结构的升级提高，是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是国家社会服务范围扩大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高，标志幸福美好生活的来临。需要强调的是，政策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众多，政策范式转变过程和前途深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且政策范式转变的结果未必一定如人所愿，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严峻挑战，如何正确看待社会问题，如何建设制度化的健康保障机制。
注释：
[1]吴彤：《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医学问题——从多学科视野看防治SARS》，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4月。
[2]曹康泰主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邹开军：《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伦理学思考》，大连：医学与哲学，2004.1。
[4]刘继同：《关注现代公共卫生的政策框架》，大连：医学与哲学，2004.9。
[5]李立明：《切实加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北京：求是，2003.2。
[6](美)卡尔L.怀特，张孔来等译：《弥合裂痕：流行病学、医学和公众的卫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