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历史辉煌的基础理论——纪念“两论”问世七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理论论文,十周年论文,辉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的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著作。“两论”是以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继承和独创相结合的哲学观为基础而展开的。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感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他从一切具体科学中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这两门基础科学，又从中深入研究了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这两个根本观点，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主观主义的原则界限，特别是击中了教条主义理论失误的要害。毛泽东的“两论”的光辉思想，照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道路。
一、研究基础理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鲜明特点。
（一）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
素以高瞻远瞩而著称的毛泽东，首先思考和谋划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辩证唯物论的哲学问题。早在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他就针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保守路线第一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p.116）。中国工农红军在战胜史无前例的艰难险阻，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革命转危为安、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紧迫问题甚多，有刚刚结束的反围剿武装斗争如何重新部署、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有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如何从政治上军事上把民族存亡的斗争提上日程，有根据形势变化如何调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有如何建设根据地、利用抗日战争的机遇逐步扩大解放区，为以后全面胜利奠定基础，有如何总结既往斗争经验、取得全党共识、提高全党的战斗力，等等。毛泽东在头绪纷繁、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从各项紧迫任务中抓住思想理论上的任务，从浩如烟海的理论问题中抓住基础理论的研究，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这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四十年后邓小平在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中，在实现工作转移的开端，象当年毛泽东一样，首先从思想路线着手，用很大精力来进行理论务虚，他在引导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强调，“这决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2]（p.179）这一观点不仅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范，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特色最好的阐发。
（二）研究哲学基础理论要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哲学，是一种更高更远离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不论它同物质存在条件之间的联系如何错综复杂，也不论这种联系如何被一些中间环节弄得模糊不清，但这种物质和意识的联系终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着的，只不过有人肯定、有人否定、有人避而不谈罢了。
作为深谙哲理、具有很高哲学素养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总是竭尽全力突破唯心主义哲学家散布的迷雾，提出既继承又独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这就是：
——旗帜鲜明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实践的密切联系，公然声明阶级性和实践性是这一哲学的两个显著特点，并且把这一哲学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般任务之下。毛泽东认为，“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3]（p.28）
——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3]（p.30）
——着眼于理论的运用，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4]（pp.263-264）还在抗战初期，他常以“工具不够”对有些研究领域“至今没有着手”，说“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5]（p.136）
——倡导哲学解放、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毛泽东一贯致力于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4]（p32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和意义上提出的。不论是从哲学本身的特点与内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来源于西欧看，中国化的要求都极为突出。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家、特别是以他高度的哲学素养和深厚的哲学积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他在《致李达》（1954年12月28日）的信中，“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5]（p.487）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于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统一的观念，他郑重地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需要广泛的宣传，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他自己则更是身体力行，在他的哲学论著和有关的哲学讲话中，一贯注重把深奥的哲理通过生动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传说与故事表达出来，长期中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特有的风格与气派，真正实现了哲学的大众化，把哲学交给群众。他独创性地把哲学运用于党的建设和党的教育，把学风问题视为全党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视为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这就把端正学风与深入进行哲学教育结合起来，把哲学教育提到了端正思想方法与工作态度、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
二、《实践论》和《矛盾论》——开辟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旗帜
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丰富的，尤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深刻、更加发人深省。而当时身处斗争前沿、感受最多、思考最深的当数毛泽东，他深感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为此，他不是就事论事，就某一具体领域的是非得失作分析，而是不停留于具体领域，象列宁那样把认识论和辩证法当作统一的体系，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认为“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6]（p.320）他从众多个别科学中抓住哲学，又从哲学中抓住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或者说抓住基础的基础作研究，既正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又击中了教条主义理论失误的要害。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作为辩证唯物论不可缺少的部分，承担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毛泽东在“两论”中突出树立的基本观点，一是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从哲学发展观的高度阐述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的思想，对矛盾法则涉及的广泛方面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说明与发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上述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提出正确路线的基础与灵魂。
“两论”提出的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由来已久，早在毛泽东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中就有突出的反映和创造性的运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可以说是结合实际分析矛盾的典范，科学预见的典范，而他在土地革命中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和各项调查研究活动，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所独具的洞察力、剖析力与深刻的哲学思维能力。“两论”是对上述实践经验在哲学上的概括与升华，是理论研究成果的积累与提炼，是从哲学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结性成果。
“两论”的历史作用，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从它问世之日回顾，建党以来的十六年也是毛泽东最初革命生涯的十六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执着学习和勤于思考、创造性发展和善于独创以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段历史十分艰苦、曲折，其间屡经失败，红军和苏区几乎丧失殆尽，个人也屡遭打击、蒙受委屈，但成就也十分巨大、发展也极为辉煌，举世震惊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以红军胜利会师陕北而告结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发生的国内政治形势大变动，党的团结、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出现了新希望，中华民族解放出现了新曙光。从“两论”问世之日展望，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十二年，也是毛泽东思想所向无敌、逐步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它的指引下实现了全民族的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十二年壮丽的历史篇章，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谱写而成，但比起前十六年的历史来看，要顺利得多，成就的取得要迅速得多，思想的自觉要高得多，辉煌的场面要宏伟得多。毛泽东把这段历史的结局形容为“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诗人激情满怀地高度评价了这场伟大的变革：“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我们选“两论”作为二十八年历史的“坐标”，其前十六年可以概括为总结胜利的历史，后十二年可以概括为争取更大胜利的历史。“两论”或辩证唯物论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画面上发挥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所谓“继往”，是要在历史转折关头把十六年来路线分歧的关键从思想认识上辨析清楚。为什么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为什么中国的武装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只能采取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而不能强调“正规化”和阵地战？为什么毛泽东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是正确的，而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分割开来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问题当然要求助于哲学，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研究从辨异入手”。[6]（p.41）“两论”正是从辨别两条路线的差异中作出哲学论断的。一条路线在哲学上的表现和根本错误是：“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作为上述路线的对立面，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所谓“开来”，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把“两论”对既往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与研究成果，用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指导革命的进程。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十六年来的历史经验看，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决策都必然要引起政治上的错误，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而提出的某些决策、不是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吗？各次“左倾”路线不是以“言必称马列”为标榜、而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加上“农民意识”、“流寇运动”、“保守观念”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吗？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凡此种种，正如毛泽东说过的：“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6]（p.311-312）辩证唯物论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唯物辩证法办事，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夺取革命的更大胜利。“两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预见和迎接革命的将来，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和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大决战的到来，十二年的历史进程是这样展开的。
继“两论”之后两年间，毛泽东从哲学上梳理历史经验的工作仍在继续，中心依然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原则而继续进行的。他在1939年10月根据全民抗战的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狭隘的圈子而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在总结十八年斗争史的基础上提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两论”的成就，是从哲学上反对主观主义的伟大成就，反对主观主义和提倡马克思主义学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是辩证唯物论所要求的两位一体的任务。落实“两论”的要求，就不能忽视学风问题，就要把学风问题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作为最重要的问题看待。毛泽东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7]（p.813）毛泽东面临着从思想作风上建设党的任务，他认为不应就事论事地对存在的问题一批了之，而必须结合辩证唯物论的学习，运用“两论”的研究成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学风问题，端正全党的思想路线。他提出问题的解决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思想方法。不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如何不同，但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7]（p.989）二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要求象“两论”那样，就是应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要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懂得中国的今天、昨天和前天，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或者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7]（pp.800-801）三是工作态度。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有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7]（p.820）作为“指南”，只能指明前进的方向，而不能包容前进的一切细节。主观主义则不同，它们或则依靠本本，或则依靠狭隘的经验，而不去研究前进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不愿开动脑筋，更不愿迈开双腿，在工作作风上它们脱离实际，以不变应万变，脱离群众，唯上级的意志是从，它们自以为是，从不作自我批评。它们对一切客观实际一概无兴趣，不研究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和其他同志所想、所做的实际。
从学习“两论”到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需要，也是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必然要求。如果从思想理论建设来看，抗战的历史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研究“两论”或辩证唯物论为前导而启动的。随着党在抗战指导方针上的胜利发展和全党认识的深化和自觉性的提高，一场以延安整风为轴心的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随之而展开，越来越多的人从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预见性，感受到新的工作作风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历史的车轮从此在巨大精神动力推动下，一举而成为展翅飞天的鲲鹏。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有以全党公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当时距离全国解放、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虽然还有四年，但任务之艰巨，工程之伟大，路途之遥远，敌人之凶猛和奸诈，国内外“正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之顽强，即使再用四十年的光阴去奋斗，也不能视历史为曲折与缓慢！这里精神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与“两论”的光辉思想创造了历史的辉煌，难道不是历史的奇迹吗？
三、“两论”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4]（p.109）这段谈话是在建议全党认真读书的要求下提出的。他一贯主张各级党的干部首先要认真读书、读马克思列宁这些老祖宗的书，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同时又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我们不应以上述谈话来否定“两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毛泽东面对崭新的历史任务，抱着从头学起的愿望，锐气不减当年。他经过建国前漫长的军旅生涯、成为执政党的领袖之后，虽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毛泽东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理论的高度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提出不应停留在过去的“两论”上，而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而继续奋斗。
其一，他立足于继承和发展“两论”的思想，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始终保持十分清醒、冷静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始终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而不应照抄照搬，模仿别国的经验和道路，对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同样也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去学习和理解，而不应迷信和神化。他认为对外国的东西既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强调既要学习，又要创新，不要把学习和独创对立起来。他对斯大林长期推行的工业化方针一贯持保留的批评态度，认为正确的方针应当是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始终坚持中国的工业化应当走农轻重的道路，不应忘记农民。
其二，他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发扬一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部署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调研活动，写出了富有独创性论断的理论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著作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两论，是毛泽东在新时期为“两论”续写的姊妹篇和新篇章，是毛泽东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问题的代表作。其重要性可从“文革”后期邓小平受命整顿各方面工作时的思考中看到——他在组织力量整理《论十大关系》的文稿时致信毛泽东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8]（p.68）可以说，这篇文献和随后进一步展开与发挥的专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后来历经曲折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其三，在中国这一贫穷落后而封建历史又极为漫长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经历长期的曲折道路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的结果，而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又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大跃进”和“反右倾”，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但是，困难的克服和偏差的纠正，仍然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进行的，仍然是按照《实践论》所开辟的道路不断认识真理的，不断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统一的。毛泽东本人一面纠偏、一面学习，一面把社会主义建设纳入正规，他在阅读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社会主义发展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提出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阶段，今后还要走很长的路；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要按照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办事，还要搞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在总结经验中认识到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还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但是，左的错误毕竟积重难返，认识上的前进还不足以触及政治观点的顽强，最终也未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未能使历史的曲折转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毛泽东也始料未及的。
其四，“文革”导致的大曲折固然延缓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所幸的是党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端正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历史因拨乱反正而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建国史上飞速而稳定发展的奇迹。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29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拓创新的基础上取得的。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和创业者，他深知万事开头难，却知难而进。他面对国情，实事求是地把社会主义定位为不发达阶段；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知这一宏伟事业既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上下工夫，又要在结合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上下工夫，既要面对否定中国化的左的干扰，又要面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右的干扰；等等。
“两论”所阐发的基本原理，以其蕴含的启迪意义和引导作用照耀着29年来的历史进程。从提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到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开辟道路；从提出人类的基本实践，到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经济建设作为基本路线的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从提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分析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乃“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6]（p.107），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最新的经验；从提出两种发展观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辩证法，到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把发展纳入科学的轨道，为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又好又快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从阐发矛盾的特殊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具体分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把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如此等等。“两论”七十年的历史是漫长的，但由此而体现出的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又是那么直接，那么紧密，那么一脉相承，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穿透力是何等的坚不可摧！当然，七十年的历史变迁是复杂的难以逐一预测的，不可能苛求于前人，要求理论家对未来岁月写出过细的编年，那就同科学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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