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文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文化建设，本文着重探讨邓小平的文化精神理念及其表现形态。由于欣逢邓小平理论集大成之作和最高总结之作即1992年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以下简称《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故就以《南方谈话》为文本，研究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精神，以致纪念。
《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的理性成熟标志，高度凝结和集中体现着邓小平的文化精神。它至少蕴涵着理性精神、哲学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等六大文化精神。
一、理性精神
就文化意义而言，邓小平理论是在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三次转型阶段（近代、现代、20年闭关锁国）的经验教训、突破了中国文化转型的三大理论困境（文化决定论、中西体用论、“中国化”）尤其是“中国化”的困境中求索创新而来的。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始，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运动由于“苏东剧变”而陷入低潮的历史时期，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也是当代最高文化理性精神，即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南方谈话》则是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了这个时代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成为邓小平理论成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的显著标志。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有机统一。前者要解决的是“是什么、不是什么”，属事物的共性，内在本质；后者要解决的是“干什么”、“怎样干”，揭示的是事物的个性、“建设模式”。“是什么”是解决“怎样干”的前提和基础，“怎样干”则是“是什么”在实践中的展开和具体化。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了几十年建设，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结果导致了阶级斗争为纲、缺乏民主法制，搞了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引发了邓小平的第三次“落”和“起”。经过长达15年的思考、探索和实践，在《南方谈话》中才对社会主义本质首次作了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概括和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由“五句话、三个要素、两大层次、一个整体”构成的系统结构，体现社会主义发展本质、制度本质和目的本质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根本手段和终极目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的“五个统一”。它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关键和最大成果，作为首次提出的科学命题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知理性的正确建构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性的解决提供了强大的理念先导和价值支撑。党的十三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则是此实践理性的最高总结，“最近20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十五大）由此展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概括为“一、二、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三步走”。对此，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再重申和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因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集中提出并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根本、实质、第一要义，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即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形势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重大挫折，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实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继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由是观之，邓小平在20世纪下半叶在这个时代课题上的提出与解决之重大突破，是最具实质性的、最有意义的人类文化理性精神的进步与飞跃。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而是最嘹亮最激动人心的号角，是邓小平文化理性精神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正因为此，他才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二、哲学精神
邓小平虽没有给我们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的所有著述却无不凝聚着哲学思维的力量。作为邓小平理论精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精神，它和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同一个哲学精神：“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它的实质意义是如何理解和处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的世界与对象世界的复杂关系，它追求的是“价值”目标，而非“学理”目标。因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就是人类实践的基本精神，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实践哲学”精神是当代中国最高的哲学精神和文化精神，也是党、国家和民族创造力的源泉。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实践标准、实事求是又作了新的阐述，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特别是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价值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三者有机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不仅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哲学指导和思想武器及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市场经济论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成为邓小平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比较完整体系的标志。
显然，邓小平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和根本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不愧为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他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部学说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把学习、运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学习、运用、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从而传留给我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精髓克服教条主义和僵化、惰性，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锐利的武器。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真传”，尽管没有大部头的哲学理论著作作为支撑及表现形式，但其哲学精神的理论风格如同孔子、苏格拉底先哲一样，堪称“活的哲学运动”、“现实工作中的哲学”、“实事求是哲学”、“生产力哲学”，是“有哲学实质而无哲学形式”的伟大哲学家和方法论大师。概括讲，邓小平哲学的类型是应用哲学、其哲学功能是价值哲学、其哲学主体是大众哲学、其哲学实质是实践哲学，是建构邓小平理论大厦及其文化精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三、科学精神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其科学精神得到了集中而高度的体现。一是对科学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其检验的实践标准作了更集中更深刻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提炼，也是其“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新体现。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还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显然，这里的“真理”、“科学”、“规律”，首先就是指“务实、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三是对科学精神及其外化结晶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作出新的概括。强调“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能有希望。”这里的科学显然首先包含其核心的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并提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认为“稿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不言而喻，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导，科学真理不能发现，高新技术也就搞不起来。四是大力肯定科学精神主体知识分子的作用，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代表党和国家“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五是用科学精神来分析和解决长期困惑人们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引发了继真理标准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坚持和发扬科学精神的光辉典范。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是有益补充；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两个文明搞上去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就是科学精神的光辉结晶。
四、民主精神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重申并发挥了他一以贯之的民主精神。至少有以下四点：首先，一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的人，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并高度概括指出：“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否则“老百姓不答允，谁就会被打倒”。众所周知，党的十三大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被十四大、十五大所重申，这是党的生命线，邓小平理论内容的高度浓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最可宝贵的经验、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但是，“一个中心”也好、“两个基本点”也罢，只是手段、途径，其根本目的、目标则是邓小平新发展观之系统综合发展模式论的结晶：“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政治交代中，就内在的蕴涵着强烈的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建构的最高认知理性——“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中，也深刻地蕴含着他的民主精神。邓小平不仅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五句话”概括，而且还以否证方式、多侧面界定社会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丰富内涵，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概括起来有五对范畴、十种否证。其中就包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最精彩的观点，是其民主问题的纲领性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关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主要特征的”观点。再次，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认为“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理所当然地蕴含着民主法制内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而且比他们（指新加坡——引者）管得更好。”最后，在谈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反对腐败等问题后，总结性地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应该说，这是邓小平一贯主张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新论断的具体化与深化，它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制做保障，加强法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五、人文精神
在《南方谈话》中，充满着深厚的人学底蕴，内含着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深沉眷注，具有独特而又深厚的人文精神，是邓小平深情表达过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最高价值观的展开、具体化和深化。
1.对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注是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不仅提出了成为他理论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目标和最高旗帜即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战略、“先富带后富”的大政策、“台阶论”的经济发展规律等，成为加快富裕的理念和政策。
2.对培养“四有”新人和合格接班人的高度重视，是他人文精神的政治本色
邓小平一贯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在《南方谈话》中他把接班人的培养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高度来加以审视。他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这里的“人”首先是指合格的接班人、“四化”领导干部、青少年，“特别是要教育后代”。强调“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并向全党警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因此，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塑造现代人格，促进人的发展，一直是他倡导的人文精神的宗旨和归宿。
3.对“人民本位论”（“新民本主义”）的确认和坚持是他人文精神的价值目标
人文精神所关注的人绝非仅仅指称单个个人，而首先是广大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邓小平总是把“尊重群众，热爱人民，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及人民群众拥护与否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失成败和变与不变的根本价值标准。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猫论”到十三大“两个一切”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再到《南方谈话》中“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创造性提出，都充分地佐证了这一点。尤其“三个有利于”标准明确把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有机统一起来，体现了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是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创造性发展。尤其是“人民利益标准”的提出及其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最终最高目的与价值标准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极大的创造，把标准的最终落脚点放在“人”的利益上，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新民本主义”的精髓。由是观之，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实践着他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关心人的生存、自由、幸福和发展，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一种全面的重人精神。
六、创新精神
《南方谈话》体现着强烈的创新精神，其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最高成果。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创新理念上看，邓小平把创新的必要性提高到能否走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干出“新的事业”的战略高度
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闯”、“试”、“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条“好路”、“新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新的事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试问：如果我们观念上因循守旧、理论上只满足老祖宗的话、体制上仍然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科技上没有高科技领域的突破、经济上没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政治上没有解决好“关键在人”的问题、文化上没有先进文化的支撑，我们能走出新路、干出事业吗？！显然，邓小平在这里倡导的“闯”、“试”、“冒”精神，就是要求我们在改革中敢于和勇于创造新事物、新经验、新路子，就是提倡一种创新精神。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指出：“就是要有创造性。”
2.从创新原则上看，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三个有利于”原则和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原则及大政方针“保持稳定”的原则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烈地昭示出他的创新实践精神和“群众主体论”的思想。尤其是在分析影响创新的主要障碍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给予创新者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此外，邓小平一再声称，“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一变就人心不安”，就谈不上创新。这就是一个“大稳定、小变动”的原则，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
3.从创新方法上看，提出了著名的“闯论”、“摸论”、“走论”、“不争论论”、“尊论”等脍炙人口的创新实践辩证法
例如“闯、试、冒”辩证法。邓小平十分赞赏创新的胆略，认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主张“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里既提倡敢闯的主体精神，要解放思想冲破“盲目恐资症”的束缚，“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又指明“看准了”的才能大胆闯，决非盲目乱闯，“看准了”的就是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从而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是，“看准了”的最终标准是实践检验，一时还“看不准”的更需要小型试验总结，为此，邓小平主张“敢于试验”。因为“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有那回事，我从来没有那么认为”。为此“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还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在此，邓小平独创的实践反馈根本方法显示邓小平实践思维的娴熟，邓小平的“闯、试、冒”实践辩证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度。又如“不争论”方法也是独具魅力和实效。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种“不争论”、“拿事实去说话”，以改革实际进展去说服人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实践第一、实践标准的哲学气概和哲学威力，坚信创新就是前进、就是发展、就是真理、就是动力，一定会在实践中赢得成功。试问：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办经济特区、搞市场经济等等，哪一项创新不是用实践成果有力回答并破除了观望者、困惑者、反对者的声音及阻力，取得改革开放的崭新成果？！
4.从创新成果看，《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创新成果的集大成者、最高体现者
它作为改革开放近15年的经验总结和概括，是邓小平创新思维成果全方位成熟的结晶，十四大所概括的邓小平理论创新的“一大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和“四小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对社会主义科学认识提到了新水平、对时代主题和世界格局新判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都可在《南方谈话》中找到它的缩影。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社会主义开放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时代主题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等等。充分展示了邓小平“三讲四不讲”的科学的文风、学风：不讲大话、空话、老话、长话；专讲解决问题的话（真话）、直言不讳的话（实话）、实践提炼的话（新话）。《南方谈话》强烈昭示：邓小平不愧是创新大师，创新精神是邓小平文化精神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所建构的六大文化精神，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集中代表的文化理性精神是其文化精神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是文化精神的总纲和总指导思想。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集中体现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精神是时代文化本质的集中体现，是其文化精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文化大厦的理论基石。科学精神是其哲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强烈体现，理性精神的主要表达，它与人文精神的融通与共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民主精神是其文化精神的制度性基础，也是群众发扬科学精神、激发创新精神、实现人文精神的民主保障。人文精神是文化精神的“硬核”和旨趣，是邓小平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创新精神则是其文化精神的生命力和本真基础，也是他文化精神的活的灵魂。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精神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