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城市文化定位研究的尝试——以乌兰浩特城市文化定位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兰浩特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内蒙古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3)06-0003-08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城镇建设问题会日益凸显出来。通过城镇建设可以有效地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也可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东部以及沿海发达地区比较，西部城镇数量少，规模小，人口不多，具有进一步挖掘潜力，改善城市建设质量的余地，这是西部城镇建设的优势。同时也有起点低，设施差，功能弱，风格雷同，文化品位不高等缺陷，也给西部城镇的改造带来很大的困难。城市作为人类群体居住的场所，不仅要有完善的生产生活设施、整洁优美的环境，更应该具备基于各自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的风格特点和文化品位。这是城市的灵魂和魅力所在，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作为西部开发省区之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却相对落后，其城镇建设，从东到西，基本上还没有脱离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简陋和粗制滥造的模式，既没有相应的城市文化定位，更缺乏科学而长远的规划，造成城市面貌没有地区和民族特点，严重地影响着地区形象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首府乌兰浩特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联合开展城市文化定位研究，为建设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浓厚文化氛围的、良好居住环境和较高旅游经济价值的新型乌兰浩特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所谓城市文化定位研究，就是通过深入研究某一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自然和地理资源，准确地确定该城市应当突出的文化内涵和别的城市不能替代的文化风格，提出无形文化如何物化为有形文化的具体方案，找到如何在城市发展规划和具体建设中体现文化定位结果方法的全部过程。一个城市的文化定位研究完成后，需要以法规形式加以确认，并在历届市政府的具体主持和领导下，坚持不懈地在城市建设工作中加以贯彻，以形成城市的文化品位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在中国城市之林中占据自己的位置。
一、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定位乌兰浩特城市文化
乌兰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首府，同时也是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政府所在地。位于蒙古高原东部，地处大兴安岭中段南麓的洮尔河、归流河流域，地理坐标为北纬46度、东经122度。城市人口约25万。洮尔河、归流河东西环绕，20世纪40年代修建的成吉思汗庙矗立在城西北罕山顶上，背面有大面积的人工森林覆盖，山水相映，风景秀丽，气势雄浑，在内蒙古自治区盟市级首府城市中属于自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一座。乌兰浩特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为乌兰浩特城市文化定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充分挖掘和研究乌兰浩特地区历史文化内涵，应当是乌兰浩特城市文化定位工作的前提。
(1)乌兰浩特地区自古雨量充沛、水草丰美，是大自然恩赐给游牧民族的绝好的天然牧场。直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洮儿河流域是弘吉剌部的分支山只昆(撒勒只兀惕)和合底忻(合答斤)部牧地。
成吉思汗在他统一蒙古语族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的伟大事业中，在今乌兰浩特地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200年，成吉思汗随克烈部主王汗(名脱邻)征讨牧地东至洮儿河流域的合答斤、撒勒只兀惕部，将他们降伏。1211年至1216年成吉思汗亲自指挥攻打金朝的战争，其大本营(蒙古名奥鲁)就驻扎在洮儿河边。据《元朝秘史》，蒙古军左路统帅哈撒儿于1215年夏攻占中都(今北京)后率军北还，曾在洮儿河边大本营晋见成吉思汗。
在大蒙古国建立后不久，成吉思汗便将部分蒙古人户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们，并划分领土，作为牧场。受封的人户与牧场被称作“份子”，表示这是受封者“应得的一份财产”，形成为该家族世袭的领地和领民即兀鲁思。成吉思汗四个弟弟的兀鲁思位于蒙古高原东部，因此被称作东道诸王。其中，幼弟斡赤斤按蒙古人“幼子守灶”的古老习俗，与母亲月伦太后共同分得一万人户，牧地则以哈剌哈河(今喀尔喀河)为中心，横跨大兴安岭东西。在东道诸王中，斡赤斤及其后裔势力最强，实际上成为东道诸王的首领。今乌兰浩特所在的洮儿河、归流河流域从蒙元时代直到16世纪中叶都是斡赤斤家族的领地。
1260年，忽必烈从阿里不哥手中夺取蒙古大汗之位。在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斗争中，忽必烈曾得到过斡赤斤嫡孙塔察儿等东道诸王的有力支持。因此，在忽必烈初年，斡赤斤兀鲁思的势力一度膨胀，整个辽东地区都在其控制之下。忽必烈深感斡赤斤兀鲁思的强大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于是在东北地区建立东京行省，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忽必烈的做法使东道诸王“多不自安”，1278年，塔察儿孙乃颜联合成吉思汗另外三个弟弟哈撒儿、哈赤温、别里古台的后王发动叛乱。忽必烈亲率大军镇压，乃颜兵败被杀。然而，随乃颜叛乱的东道诸王仍长期与忽必烈为敌。1288年，元军在贵烈河(归流河)、托吾儿河(洮儿河)之间即今乌兰浩特地区大败哈赤温后王哈丹率领的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291年终于将东道诸王的叛乱彻底平定。在战争过程中，元朝在东北地区设立辽阳行省，并在东道诸王兀鲁思内设置万户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道诸王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在内的蒙古高原东部地区的统治。此后，今乌兰浩特地区作为斡赤斤兀鲁思的领地的同时，又归辽阳行省牵制，属辽阳行省泰宁路。在乃颜被杀不久，其弟脱脱继承了乃颜的职位并在1316年被封为辽王。以泰宁路为中心的辽王及其后代的势力虽然比乃颜时代大大削弱，但在辽东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1368年，元朝失去对中原的统治。1389年辽王阿札失里率所部降明。当时，辽王部众被蒙古人自己称作“山阳万户”或“山阳六千兀者人”，共分三部，蒙古名称分别为“往流”、“兀者”和“兀良哈”。辽王降明后，明朝以其所属三部建立羁縻卫所，根据其各自的住地分别命名为泰宁卫(“泰宁”指泰宁路，治所在今吉林省白城市南)、福余卫(“福余”是河名，即今富裕尔河)和朵颜卫(“朵颜”是山名，即今札赉特旗北部的博格达山)，统称泰宁等三卫或朵颜等三卫。三卫中泰宁卫的统治者为辽王后代，位居三卫之首，统领三卫。今乌兰浩特地区所在的归流河、洮儿河流域正是泰宁卫的牧地。
15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明朝对蒙古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明朝的防御蒙古战线的南移，泰宁等三卫陆续南下，逐渐逼近明朝长城边外地区住牧，牧地大大扩大。16世纪中叶，住牧于大兴安岭以北的蒙古大汗、察哈尔部首领打来孙，喀尔喀左翼首领虎剌哈赤，成吉思汗弟哈撒儿后裔、科尔沁左翼首领魁猛可等人，各率所部大规模南下，征服并瓜分辽王部众，占据大兴安岭以南地区。科尔沁左翼占据以嫩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很快强大起来。为了与仍然住牧于大兴安岭以西的科尔沁右翼(因牧地在大兴安岭山阴的呼伦贝尔地区，故称“阿鲁科尔沁”，“阿鲁”谓山阴，特指大兴安岭山阴)相区别，魁猛可所部自称“嫩科尔沁”(意即嫩江科尔沁)。这样，乌兰浩特市所在的归流河、洮儿河一带就成为嫩科尔沁诸部的牧地。
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乌兰浩特地区一直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属民的牧地。科尔沁部的南迁，改变了这一历史。在此后长达4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乌兰浩特地区就成了成吉思汗长弟哈撒儿后裔统治下的科尔沁人的生活舞台。直到今天，乌兰浩特地区的蒙古族仍以科尔沁蒙古人为主，是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
(2)科尔沁，蒙古语Khorchin音译部落名。科尔沁一词由表示“箭筒”的蒙古语khor加上表示职业的名词附加成分-chin构成，意为“箭筒士”。成吉思汗有怯薛(即禁卫军)1000人，箭筒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儿勇猛善战，尤以善射著称。哈撒儿三子移相哥酷似其父，善于射箭，是怯薛中箭筒士们的首领。哈撒儿从成吉思汗那里分得了4千户属民，驻牧于额尔古纳河流域、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广袤土地，逐渐形成哈撒儿后裔部落。因为哈撒儿父子以善射著称，又领有怯薛中的箭筒士，哈撒儿后裔部落便得名为“科尔沁”。
1368年元朝灭亡，蒙古民族的历史陷入“黑暗时期”。封建内乱导致蒙古分裂，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经历了这段困苦历史的蒙古民族每一个成员，都更加怀念成吉思汗时代的辉煌，对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崇拜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特别是在达延汗(1479-1516年为蒙古大汗)分封诸子，在东蒙古确立“黄金家族”直接统治之后，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日益崇拜，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与哈撒儿家族关系的传说在东蒙古广为流传，有的还被载入《黄金史纲》等蒙古编年史。从这些传说的内容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如讴歌成吉思汗、颂扬哈撒儿助就成吉思汗伟业和科尔沁统治家族辅助成吉思汗后裔的传说就产生于科尔沁。
从16世纪上半叶起，哈撒儿后裔诸分支各自为政，有些部落继续游牧在兴安岭以北的草原，包括毛明安、四子、乌拉特、翁牛特和阿鲁科尔沁等；有些部落开始南下到兴安岭山阳。16世纪30年代，哈撒儿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部移牧嫩江流域。不久，这部分科尔沁的一部分继续南下，到了辽河上游、西拉木沦河流域一带，遭到内五部喀尔喀蒙古的抵抗后，又退至嫩江流域，逐渐固定下来，最后形成了“嫩科尔沁”的游牧所在。
科尔沁蒙古迁徙嫩江流域后，和女真各部发生了种种关系。1593年，科尔沁首领们联合海西女真和锡伯等部族，以九部联军势力进攻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失败。1603年，蒙古林丹汗即位。十余年后，和努尔哈赤严重对抗，企图武力统一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东蒙古各部。因此，奥巴珲台吉为首的科尔沁贵族为了联合努尔哈赤对付林丹汗，和后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是部与后金(后来为清朝)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前一是双方平等关系，共同对付林丹汗；后一则是科尔沁臣服于清朝，从平等联合降至清朝的“不侵不叛”之臣，成为大清王朝的坚固“屏藩”，列为内蒙古二十四部之首。
奥巴珲台吉有功于清朝，被封为第一代土谢图汗，其弟兄也得到清廷的丰厚礼遇。他们的后裔被清朝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设旗编佐，在所辖游牧地有札萨克旗六，世袭罔替。六旗地界东至扎赉特，西至札鲁特，南临盛京边墙，北靠索伦地区。
清代，因为科尔沁部较早与后金和清朝建立关系，并在统一蒙古和入主中原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科尔沁贵族的地位冠于其他蒙古贵族之上。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满州上层和科尔沁贵族不断联姻，所谓“北不断亲”，几乎就是指清廷和科尔沁的姻亲关系。有清一代，科尔沁贵族女子中出了5位皇后，7位妃子，嫔以下多人。满洲皇家女子下嫁科尔沁蒙古贵族者也有多人。这样，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和清朝皇室结成了亲家，科尔沁贵族多为国舅国戚。在这些皇后、皇妃中，孝庄文皇后最有声望。她是科尔沁左翼的莽古斯长子寨赛的女儿，皇太极(清太宗)福金孝端文皇后的亲侄女。1625年嫁给了皇太极，做侧妃。后以顺治皇帝的母亲成为孝庄文皇后。清朝入关后，世祖8岁即位，孝庄文皇后与皇叔父多尔衮一起辅佐朝政。康熙年间，当康熙皇帝平定南方“三藩”、北征察哈尔布尔尼时期，对国政多有裨益。她作为一朝皇后、一代天子之母，是科尔沁与满洲亲密关系的最好见证人。
在清朝前中期，清廷对蒙古地区采取“封禁政策”，不许内地汉民流入蒙地居住、开垦、采矿和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也禁止蒙汉民族之间的各种往来。但是，清中叶后，清朝逐渐开放蒙地，尤其是到了清末以后，大量放垦蒙地。乾隆中叶，在郭尔罗斯和科尔沁地区，已有内地流民开垦种植。到19世纪初，科尔沁地区汉民人数剧增，土地大量开垦。为了处理蒙汉民事纠纷，在科尔沁各旗土地上，不断设立府、厅、州、县，出现旗县并存局面。后来这些县成为独立于旗之外的与旗平行的行政单位，科尔沁牧地缩小，蒙汉人口比例发生巨大变化，对科尔沁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科尔沁文化是以蒙古传统文化为主体，吸收科尔沁地区其他民族文化而发展形成的区域性文化。科尔沁草原地处西拉木沦河与嫩江流域之间广阔地方，曾经是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民族的历史舞台。嫩科尔沁人自呼伦贝尔一带南下以后，在她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满、汉、藏和锡伯、达斡尔、朝鲜等族广泛接触，吸收了这些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渐形成为独具特色的科尔沁文化。因此，科尔沁文化是一个多源的民族区域文化，她的主流是蒙元时期蒙古文化的延续，但同时包含着其他多民族文化成分，既有游牧文明因素，也有农耕文明和狩猎文明因素。
科尔沁文化中的主流是蒙元以来蒙古传统文化。科尔沁蒙古族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崇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热爱家乡土地，重视民族语言文字。他们对天地、火神、山川和祖先的信奉与祭祀、宗教信仰、嫁娶婚丧、节日庆典、禁忌象征、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乃至思维方式各方面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历史、人文、地理各方面的影响，科尔沁蒙古文化更多地吸收了满、汉、藏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具备了鲜明的地区特色。
满洲上层和科尔沁贵族世代互相嫁娶，以至于满蒙一家，彼此不分。科尔沁的服饰、科尔沁的方言土语受满族影响特别深。对科尔沁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汉族文化。汉族文化具体表现在科尔沁蒙古人的，尤其是下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上。从18世纪下半叶后期，大量汉族人口流入科尔沁草原，科尔沁草原陆续被开垦，很多地方逐渐从游牧转变为农耕。因为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完全定居下来，出现了村落、城镇。土房子逐渐取代了蒙古包。饭菜基本代替了手把肉和奶食品。因为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长袍不穿了，马不骑了。接着，汉文化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也起了很大影响。比如，汉语单词在蒙古语中的大量增加，人名的汉化(诸如男子起名为黑龙、白虎、顶柱、双喜；女子起名为牡丹、白莲、金珠、来小)，风俗习惯的改变(诸如忌讳丈夫和婆家长辈姓名，辈分称呼的复杂化等等)等。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清代中期以后，到近代越发普遍。西藏文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宗教信仰和文化活动方面。人们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寺院遍地，喇嘛成群结队。佛教哲学、佛教文学、天文、医学、梵藏文知识传入科尔沁蒙古人中，使他们知识渊博了。寺院逐渐成为科尔沁蒙古文化中心。
(4)1931年“9·18”事变之后，乌兰浩特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巩固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鼓吹“日蒙亲善”，亵渎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圣灵，不顾成吉思汗众多历史功绩，为了迎合其侵略战争，片面地将他标榜为“战神”和征服者。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对蒙古人进行奴化教育，灌输“效忠天皇”、“日蒙共同繁荣”等殖民思想，让年轻的蒙古族学生定期参拜靖国神社。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蒙古民族知识青年们开始觉醒，他们的民族意识在增强，民族主义思潮在高涨。1941年春，部分蒙古族知识青年提议在王爷庙即今乌兰浩特修建成吉思汗庙，通过纪念成吉思汗增强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精神。这一倡议得到了蒙古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人们出钱出力，通过募捐、义务劳动的形式，历经3年，终于在1944年10月建成具有民族建筑特色的、雄伟壮丽的成吉思汗庙。成吉思汗庙是蒙古民族民族意识增强的直接产物，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反抗，尽管当时的日本殖民当局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成吉思汗庙建成后，定时祭祀成吉思汗，举行各种纪念仪式，很快成为整个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纪念成吉思汗的神圣场所。成吉思汗庙在增强蒙古民族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精神，促成广大蒙古族知识青年走上抗日道路和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5)乌兰浩特地区是内蒙古革命的摇篮。1945年8月11日，日本军队中的蒙古族青年和伪满洲国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部分学生发动著名的“8·11”起义，建立了蒙古民族第一支革命队伍——蒙古军，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蒙古民族自治的革命道路。这支以蒙古族青年为主的训练有素、勇敢善战的革命队伍，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立下了奇功。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诞生。以乌兰夫、哈丰阿为首的蒙古族革命青年在争取民族自治的革命道路上建立了丰功伟绩，在乌兰浩特地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些都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良好素材。以城市雕塑、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形式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让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对促进乌兰浩特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通过充分的研究，可以看到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吉思汗以及蒙元历史文化、颇具地区特点的科尔沁蒙古历史文化和在内蒙古以及全国历史上占据辉煌篇章的红色革命文化是乌兰浩特地区独有的三大历史文化资源，是乌兰浩特城市文化定位的基础。因此，结合乌兰浩特地区自然条件，乌兰浩特的城市文化定位应该是“蒙元文化园林城市”。充分发掘乌兰浩特地区具有重大价值的三大文化资源，在城市建设中准确地、高品位地、艺术地物化这些文化内容，把乌兰浩特建设成为最具蒙元文化特色的“文化园林城市”，将是乌兰浩特城市建设的奋斗目标。
二、无形历史文化资源的物化
乌兰浩特地区蒙元、科尔沁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内容十分丰富，然而有形文化少，无形文化多，无形文化的物化难度极大。要克服这一难题，必须细化三大文化资源的具体内容，把蒙元文化从一个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计划。研究小组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选择，提出了“实现蒙元文化园林城市的十二条行动计划”。这是对无形文化资源加以物化，使之成为有形文化资源，为乌兰浩特城市建设服务的重大努力。
1.城市主题雕塑
以城市主题雕塑展示乌兰浩特的蒙元文化特色。根据乌兰浩特地区蒙元文化资料与研究，建议用海冬青或圣火原体进行创作设计主题雕塑。海冬青是凶猛的猎鹰，成吉思汗孛儿只斤家族的图腾崇拜就是海冬青。《蒙古秘史》记载预示成吉思汗称帝的寓言故事时，就有白色海冬青与日月同辉的画面，因此以海东青作为素材设计乌兰浩特城市主题雕塑是完全可以的。火有奇异的形象和功能，对火的崇拜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以圣火为题材设计乌兰浩特城市主题雕塑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海东青、圣火不仅与蒙古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完全可以赋予现代意识。因此，在古今结合的基础上设计出乌兰浩特城市主题雕塑。
2.城市徽标和城市吉祥物
以城市徽标和城市吉祥物来展示乌兰浩特的蒙元文化特色。根据乌兰浩特地区蒙元文化的主要内容，建议用箭筒、弓箭、撒袋为原体进行艺术设计，制作出乌兰浩特的城市徽标。蒙古民族科尔沁部落今天仍生活在兴安盟和乌兰浩特地区，科尔沁的词义为箭筒士，他们曾经是成吉思汗的佩带弓箭的卫士。以兵器为部落名称在蒙古众多部落中实属罕见，他具有十分独特的内涵和特色，以科尔沁之称记录了该部落与成吉思汗和哈撒尔的密切关系。科尔沁人和科尔沁文化是蒙元文化在今天兴安盟和乌兰浩特地区的延续与发展。因此，以箭筒、弓箭、撒袋为题材，设计乌兰浩特城市徽标是十分贴切的。用拟人化的神驹“小杭爱”(“杭爱”为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坐骑，蜚声蒙古草原，被蒙古大汗林丹汗强取)为乌兰浩特城市吉祥物，寓意乌兰浩特日行千里，前程远大。设计制作城市徽标和城市吉祥物，用城市徽标和吉祥物来展示城市文化特点在全区乃至全国实属首创，乌兰浩特应该以这种首创精神加快城市建设和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3.城市建筑风格的确定
蒙元文化已被确定为乌兰浩特文化的基本特色的情况下，乌兰浩特的建筑风格应该遵循已经确定的文化特色。因此，在城市建筑建设过程中自觉地使用圆形、弧型等蒙古建筑基本符号，尤其标志性建筑和主干街道的建筑一定要体现蒙元建筑风格。但是，由于缺少可参考的蒙古建筑的遗留以及从事这方面专门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不多的原因，很难确立乌兰浩特的城市建筑风格。为了克服所面临的困难，需要继续组织有关专家教授深入研究蒙元建筑的风格、符号、布局，弥补具体内容的缺少，在理论和方法上指导今后城市建设工作。研究和建设的有效结合，是建设蒙元文化城的关键。
4.城市建筑色彩的确定
通过对乌兰浩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和研究，确定蓝、白、红、黄、绿五色为乌兰浩特的建筑色彩。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历来尚白贵蓝，蓝、白是他们崇拜的颜色。从元朝的上都城、鲁王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蓝、白、黄、绿琉璃瓦，由此得知蒙元城市建筑色彩的一些信息。中国共产党和民族民主革命一开始就以红色作为自己的标志，乌兰浩特又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圣地，而且早已被誉之为“红城”。蓝色标志广阔、神秘和永恒的苍天；白色标志纯洁、吉祥和民族文明文化；红色标志温暖、热情和革命圣地“红城”；黄色标志崇高、灿烂和圣主成吉思汗；绿色标志繁荣、昌盛和万物生长的大地。乌兰浩特应该是蓝天、绿地、红墙黄瓦和白墙红瓦的五色城市。在运用建筑色彩时，基本遵循上述规范，在蒙元文化的范围内灵活运用五种色彩，可以出现白墙白瓦、白墙蓝瓦、白墙绿瓦的蒙元式建筑。
5.城市旧建筑的文化改造
乌兰浩特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城市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成为优美整洁的区域性中等城市。但在过去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没有明确的文化定位，因此乌兰浩特虽建设得十分漂亮和富有朝气，然而缺少一种个性化的文化特色。我们不可能将新建的楼房进行大规模改造或推倒重来的情况下，应当运用多种蒙古吉祥图案，适当地装饰现有无明显特色的楼房，赋予这些建筑一定的文化符号，使整个城市变成具有明显蒙元文化特色的城市。蒙古吉祥图案十分丰富，使用时要根据其文化内涵以及每座楼房的实际情况来加以选择。对旧城进行文化改造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在没有经验和参照物的情况下，一定要对每座楼进行设计论证，制定出详细的实施方案。在积累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对乌兰浩特几条主要街道两侧的楼房进行有选择的文化改造。
6.城市路牌的改造工程
乌兰浩特的文化定位确定之后，将会产生原有路名和路牌与定位文化不相符合的情况，需要重新命名和制作路牌。根据蒙元文化内涵，以元朝时期蒙古地区山水命名乌兰浩特的主要街道，根据大兴安岭山水的走向，以山名命名东西横向道路的名称，以水命名南北纵向道路的名称。统一设计制作全市路牌，路牌上用蒙、汉、英三种文字书写路名。
7.蒙元文化展示
成吉思汗庙坐落在乌兰浩特，其本身就是蒙元文化的载体，成庙在乌兰浩特的蒙元文化定位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展示乌兰浩特蒙元文化特色，要以成庙为核心，在汗山公园的基础上，将整个外围山林并为一体，兴建大型的汗山皇家园林。汗山皇家园林，以万亩山林湖泊为背景，由成吉思汗庙、哈撒儿庙、苍天祭坛三部分组成。成庙因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和80年代的简单修复，存在不少缺憾。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成吉思汗庙进行一定的修缮、增添展示内容和恢复祭祀活动。
成吉思汗在蒙古民众中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崇拜的英雄和膜拜的神，因而也就出现了成吉思汗庙。正因为这样，应该把成庙的建筑和装修风格定位在庙和神上。成吉思汗庙的中殿，祭祀成吉思汗塑像，西殿祭祀成吉思汗母亲怀抱手握天意象征物的幼年成吉思汗像，东殿祭祀元世祖忽必烈大汗像。成吉思汗庙的壁画，要以《蒙古秘史》中的记载为依据，用元朝寺庙壁画风格，重新绘出神话图，改变现有壁画过分写实而与成吉思汗陵壁画雷同的现象。对成吉思汗箴言回廊需要改变用黑色石料的现象，对成吉思汗的箴言重新认真审定，并以白石刻金字形式展现。汗山皇家园林的大门需要重新设计和建造。其次，在成庙背后的高点上建苍天祭坛，祭坛直径为99米，四面有99个台阶直上祭坛平台，祭坛中心立9米高的祭天柱，祭天柱上立镀金天马。以此示意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中崇拜苍天、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境，并祝福乌兰浩特各族人民气运升腾。再次，在苍天祭坛背部的高点上新建哈撒尔庙。哈撒尔是蒙古人崇拜的英雄和祭祀的祖先之一，其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建哈撒尔庙进行祭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天哈撒尔庙仍然在达茂旗境内，人们依然在祭拜。科尔沁部是哈撒尔的后裔和属民，对哈撒尔的祭拜历来由科尔沁人来完成的。今天兴安盟和乌兰浩特地区是科尔沁蒙古人最为集中居住的地方，因此理应在此重建哈撒尔庙，并作为蒙元文化的又一载体，强化乌兰浩特的文化特色。
在城市中心地带拥有大片山林是十分难得的自然条件。在成吉思汗庙的基础上，把这片山林提升为皇家园林，使乌兰浩特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与东南部科尔沁文化公园水景相呼应，形成北山林、南水景，内涵蒙古文化的局面，这是乌兰浩特真正成为“文化园林城市”的希望所在。
8.科尔沁文化展示
科尔沁文化是蒙元文化在兴安盟与乌兰浩特地区的传承和发展，科尔沁文化在整个蒙古各部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多元文化特点和极其丰富的内涵。科尔沁文化是乌兰浩特三大优势文化之一，但现有展示内容却相当贫乏。因此，必须在乌兰浩特城市建设中充分展示科尔沁文化。
——以洮尔河大面积水景为背景，新建大型的科尔沁文化公园；
——在公园内，树立最具科尔沁文化特点的安代舞、说书会、叙事民歌、围猎场面、生产场面等五组大型雕塑群来展示科尔沁文化；
——在公园内建设科尔沁历史文化博物馆，具体展示科尔沁历史、文化和民俗；
——在公园内，恢复科尔沁民间艺术活动场所，建设说书厅。
9.红色革命文化的展示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乌兰浩特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内蒙古早于全国两年半获得解放，并对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内蒙古同样做出榜样，成为全国优秀自治区。因此，乌兰浩特是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圣地，现存有关红色文化的遗址、文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教育价值。乌兰浩特要对“五一大会”会址、乌兰夫办公室旧址、烈士陵园等革命文物进行严格保护的同时，对“五一会场”展览和烈士陵园展览进行充实，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除现有纪念场馆、旧址以外，搜寻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人党东蒙党部成立会址(红楼)、兴安军区司令部、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内蒙古军区司令部、骑兵一师师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东蒙军政干校、内蒙党校、内蒙古军政大学、五一广场等其他革命遗址，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尽量保留和保护，并申请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充分利用保存下来的革命遗址、文物、展览馆来展示红色文化的同时，在新建的市政广场或在“五一广场”上树立乌兰夫、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博彦满都、奎璧、吉雅泰、张策、刘春等九位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者铜像，以革命人物雕塑形式强化红色文化的宣扬和展示，突出乌兰浩特在我区和我国革命时期的特殊地位。
10.蒙元文化一条街
为了充分展示蒙元时期多元文化的繁荣景象，为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和受益于乌兰浩特兴建“文化园林城市”的伟大工程，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建设蒙元文化一条街。蒙元文化一条街位于市中心两条街道的交叉处，南北长约500米，东西长约400米，形成一个十字交叉的街道。蒙元文化一条街，以十字交叉为中心，形成东、西、南、北四条小街，东街称为东亚街，西街称为欧洲街，南街称为中原街，北街称为草原街。蒙元文化一条街为步行街，东西南北入口处都要建豪华街门，四个街门前建一定面积的广场，用于休闲和停车。蒙元文化一条街的十字交叉处建一尊高大的盛装元代蒙古女子头部雕像，该雕像面部朝向四门，底部有通向四条街的孔道。蒙元文化一条街，一般均为二三层楼，不可建更高的建筑，建筑风格由蒙古、中原、中亚、欧洲四部分组成，即草原街和北门为蒙古建筑风格，中原街和南门为唐宋风格，中亚街和东门为中亚和西亚风格，欧洲街和西门为欧洲巴洛克风格。四条小街在十字路口汇合时，与中心雕塑配合，形成建筑和艺术上的高潮。蒙元文化一条街建成后，内容上尽量全面反映蒙元时期多元文化繁荣的市井文化景象，主要经营饮食、服饰、艺术、古玩、书画、特色商品等。蒙元文化一条街的设计建设，一定要向世界名街看齐，一定要在很小的蒙元文化一条街上高水平展现蒙元时期的繁盛，同时通过蒙元文化一条街展示乌兰浩特的文化特色。
11.复建王爷庙
先有王爷庙，后有乌兰浩特。王爷庙的昌盛是在当地兴起市镇的起因。加之，宗教文化也是组成蒙元文化的一部分，复建王爷庙有助于把乌兰浩特建成蒙元特色的城市。王爷庙曾在科尔沁草原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当地蒙古族群众至今有重建王爷庙的愿望和呼声。因此，有必要复建王爷庙。
有关王爷庙的照片还能找得见，因此无须重新设计。复建王爷庙时应坚持根据财力和有关政策允许范围内逐步适当恢复的原则。在乌兰浩特东北的高地上复建王爷庙之后，王爷庙向西与西北高地的成吉思汗庙相呼应，向南与水景科尔沁文化公园连接，会对乌兰浩特文化园林城市的整体布局的全面形成产生十分明显的作用。
12.成立乌兰浩特蒙元文化研究机构把乌兰浩特建成“蒙元文化园林城市”是一件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协同工作。为保证乌兰浩特“蒙元文化园林”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和健康快速发展，有必要组建乌兰浩特蒙元文化研究机构，聘请蒙元历史、文化、民俗、建筑、艺术、策划方面的专家，担任专职或兼职研究员，对乌兰浩特“蒙元文化园林城市工程”的建设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研究、咨询和监督。
城市文化定位研究，乌兰浩特开了头，这不仅在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也是一个创举。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文化定位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如果内蒙古自治区的城镇建设都能像乌兰浩特一样塑造自己城市的形象，注意发扬自己城市的文化特点，并在具体落实上狠下工夫，内蒙古的城镇必定会变得更加具有特点和魅力，不仅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同时也会为当地的居民提供舒适和安详的生产、生活环境。
收稿日期：2003-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