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中日美战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亚太地区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在亚太地区，中日美的战略地位与战略关系日益突出，特别是近几年亚太地区形势又不断出现新的发展与变化，从大国关系的调整到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均反映出中日美三国及三国关系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在下一世纪，中日美三国及三国关系仍将对亚太地区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探讨中日美在本地区的战略性的相互关系，是关系到中日美三国及亚太地区今后走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受美国亚太战略制约和中国战略地位影响的中日美关系
克林顿执政初期，采取重视经济安全的战略，其后逐渐由“扩展战略”、“参与和扩展战略”，向全面强化全球战略方向发展。克林顿继而严厉抨击国内的“新孤立主义”，称“美国必须在全世界保持强大的存在”，强调必须坚持美在全球的“领导作用”。美国在建立“新大西洋共同体”的同时，强化美在北约的主导地位，着力推进北约东扩。与此同时，美国着手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旨在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以1995年美国国防部公布“东亚战略报告”为契机，美国着手调整、强化了对亚太战略，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10万驻军，强调亚太地区安全“对美国的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新亚太战略的重点在东亚，东北亚又是美亚太战略的“重中之重”。美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与主导权，确立由美国所主导的亚太地区新秩序。美国亚太新战略在东亚重点对象国是中国与日本。
一方面，美国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欲借助日本之力推行其亚太新战略。另一方面，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阻止中国发展国力，同时诱导中国“西化”，欲将中国纳入西方国家轨道。特别是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美国更加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同时又对华采取所谓“全面接触”政策。
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美国的一方是盟友日本，另一方是遏制与接触对象国中国。三者并非是三合一的协调、共处的均衡的战略伙伴关系，因而也影响到原本尚称协调的中日关系。同时，受过美国“越顶”和“制裁”外交之辱的日本与自冷战以来一直受美国制约的中国，均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并不断自我调整对美政策。
在日美同盟中居于被支配地位的日本，近几年来，虽然不甘于“追随外交”，欲寻求政治与外交上的自主性，但顾及自身及盟友的利益，有时积极主动、有时半推半就地顺着美国亚太战略的旋律行事。由于从美外交在日本外交战略中仍居于首要的主导地位，日本配合美国搞日美安保同盟“再定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相关法案、TMD、 朝鲜核查问题，并解决经济摩擦问题等等，受美国亚太及对日外交战略所左右。而由于受日美关系的制约和牵制，日本亦未能将对华关系置于更高的“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未能完全充分地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来对待和处理对华关系。
近些年来，中美外交在双方的国际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中美之间协调局面不断有新的发展，但来自美方的挑战与制约也不断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方始终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做文章，曾八次在联合国搞反华提案；在解决贸易逆差、每年的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连续13年的加入世贸组织等等问题上一再作梗；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在近年来的所谓窃取核机密等等问题上，百般责难，无端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发展到今年美国公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凡此种种，使得中国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精力去回应这些挑战，从而影响到对美关系与对日关系的正常的协调与改善。
冷战结束后，虽然经受各种压力和风雨，但中国非但没有被搞垮也没有被“西化”掉，反而日益崛起，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更加稳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日益发展，在国际上受到普遍赞誉，而在美国与日本，却引起一些反华势力的畏惧和敌意。在美日看来，21世纪在亚太地区唯一能对其进行挑战的只有中国，因而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和“威胁”，它们并不真正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与强大。特别是在美国，对华遏制与排斥政策严重干扰和影响着美国对华关系。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贸易、人权、台湾等诸多问题，中日之间存在历史、领土、台湾等问题，而由于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中国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中才不得不面对来自另外两边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也成为美日对华采取防范、遏制与威慑政策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原因的存在，才更加导致贸易、人权、台湾、历史等问题的复杂化和激化，使美日对华关系一直不畅。
上述因素的存在，使中日美未能从根本上确立和平共处、稳定协调的三角关系。虽然三边关系在不断调整、协调与发展，但时常受美日基本战略的制约，三者的三角关系并不等边。基本格局是日美边大于中日与中美边，使中日美关系受制于日美战略性同盟关系。同时，在三极战略格局中，美国居于具有主导性影响的战略地位，日本处于从属性的战略地位，中国则处于受到挑战的被动性的战略地位。
二、亚太安全格局中不均衡的中日美战略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在地区安全格局中，亚太国家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寻求确立与自身有利的战略优势地位。亚太地区当前呈现出中间东南亚趋稳，两头的东北亚与南亚呈现不稳和潜在不稳的状态。南亚仍然陷入印巴克什米尔之争，但尚无其他军事大国或集团直接左右的背景。
但是在东北亚地区，存在以美国为主导、日本协从的日美军事同盟针对中国和朝鲜的战略性安全格局。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稳定，也与战后以来美国的干涉主义、军事介入和核政策有直接关系。中日美三国需要努力为该地区创造利于缓和与政治解决的环境。而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美国对朝鲜不断施加政治与军事压力，促使该地区局势日趋紧张。近年来日朝关系问题亦使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化。
美国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亦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同时，美国不断强化介入地区性军事冲突和动乱的快速反应的“维和”力量。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优势后，更加大肆推行被称为“克林顿主义”的新干涉主义，最近甚至无视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的存在，纠集北约国家肆意轰炸南联盟，并确立军事扩展的北约新战略。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东北亚正面，美国亦采取相应战略举措，实施“周边事态”的军事扩展战略，不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并与日本确定新防卫合作指针。美国还与日本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允许日本自行发射侦察卫星等等，要求日本协助美在亚太地区的实战行动。
日本近些年一直强调“为国际做军事贡献”、“发挥军事作用”，意欲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来提高其在国际战略上的实力地位。美国借重日本军事力量的作法正合日本的战略意图，促使日本更为主动地顺应美国的军事战略需要，积极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加紧各项军事实战部署等等。这必然使中国及亚太国家对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产生疑虑。不难看出，美国与北约及美国与日本均是在进行军事同盟化，均是在进行军事行动合作化，所不同的是在欧洲已经进行了实战，而在亚洲正在准备实战。在欧洲，美国拥有19个可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军事盟国，而在亚洲真正入盟并真正能与之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唯有日本。
从美国的战略部署和有关舆论分析，过去美方所云在亚洲驻军是为了牵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之说并非如此。从美日的战略指导思想看，“周边事态”确实存在针对朝鲜半岛的一面；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具有针对中国的战略性的一面。虽然日方一再解释“周边事态”“并非地理概念”，然而，日本一些官方人士和舆论却一再增加了其“透明度”，说“周边”不仅包括台湾甚至还包括“中国大陆”。很显然，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强化亚太军事战略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保持战略性的军事威慑作用，并维持台湾地区不战不和的状态。在TMD 问题上，美日亦意欲包括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美国国防部在今年初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就明确指出TMD对象国：“不只包括北朝鲜， 而且还包括中国”。（注：日本《每日新闻》1999年2月3日）从台湾当局对日本通过新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及对TMD持极力欢迎与支持的态度， 也充分证明了美日这些安全战略举措对台湾当局也是有利的。
由于冷战的历史背景，日美保持军事同盟和美在亚太驻军。对此，中国一直采取了现实的态度。中国则通过大幅度裁军、参加《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来积极促进地区的稳定，并通过发展对美日友好合作关系，增加军事交流等，促进中日美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协调关系。对于台湾问题，中国也一再以最大的努力，保持局势的稳定，争取实现和平统一。
当前，美日在安全领域对华形成潜在的对峙性战略格局，呈现出十分不均衡的状态，并将台湾列入军事介入范围，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关注。当前亚太地区正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时刻，美日却一味炒作军事与安全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亚太地区国家与中方的担心。中日美在安全领域的不协调的战略关系已经影响到下一世纪三者关系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并将给亚太地区今后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影响。
特别是经过这次科索沃问题，国际社会，包括日本及美国人士，均充分认识到，新的冷战与军事对抗，无视国际关系准则，推行“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势必要重蹈历史覆辙；一些国家特别是积极追随美国的日本，势将被卷入“美国的战争”，自食恶果。人们对此表示担心亦是不无道理的。
美国的亚太及对华和对日安全政策，基本上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反而更加超出冷战时代，更增加了军事冒险性。然而亚太地区不同于欧洲，中国与日本亦不同于欧洲国家，将在欧洲的作法用于亚洲，效果将适得其反。美国的对亚太及中日安全战略将面临严峻考验，亦将会导致国内新孤立主义倾向的增强。
日本国内存在一种不在安全上有所举动就感到在日美安保上未尽其职的舆论，这种为日美安保而不顾实际与后果的安全观，是对日本国家与地区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日本社会上的另一种舆论是不加强日美军事合作，支持美军的存在，国内增强军备的势力就要抬头。这种舆论本身就说明，日本一些人对自身走和平道路没有自信，也证实国内确实存在要求增强军备的倾向。
三、亚太地区中日美战略关系中所存在的两面性与协调性
中日美三国在各自的双边关系中，无论从互相的战略角度还是在现实的相互关系中均具有两面性，既有消极因素也存在积极因素，亦为三者关系带来正面与负面影响，三者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当全面考虑到这些因素。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一直以遏制为主线。但自克林顿第二届任期以来，美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全面接触政策”，双方实现了首脑互访，寻求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在这种积极的对话与接触政策中，还存在另一方面，即通过接触实行“软遏制”，在推动美中关系发展的同时，推行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以促使中国“西化”。
基于这种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中美关系从根本上不能得到稳固。就在克林顿讲“避免使中国孤立”的同时，美国仍在不断采取孤立中国的作法。同时，中美关系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克林顿对华政策时时受到国会及共和党的牵制，也因此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去年克林顿访华热劲犹在，美国内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反华闹剧。
中美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截然相异，但相互关系既具有战略性对抗的一面，也存在现实及战略利益互有所需的一面。中国是美国的新兴大市场，为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美国亦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国。美国在处理国际特别是亚太事务时必须求得中国的协助与支持。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僵持状态，但是今后仍存在协调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
中日关系尽管因日本对华关系易受日美关系所左右，并受历史、安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但从战略角度考虑，中日毕竟是不可改变的近邻，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友好交往基础，具有地缘政治的特殊性。日本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积极推行对华经济合作，就是这种特殊性的表现。而且，日本在思考自身战略利益时，也不可能排除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中日双方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也有着共同的利益所在。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往往能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解除对华制裁、人权问题、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最近小渊首相表示做中美之间的调停人等，亦是这种灵活性的体现。
日美之间虽然是“跨世纪的战略性同盟”，日方一再称与美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因而具有相对稳固的政治基础，但双方亦并非铁板一块。因为美国旨在确立其单极世界和由其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而日本则着眼于借重美国，借机提升自身的战略地位，逐步寻求分享在世界及亚太地区的一份主导权，从而增强自主性。双方的战略利益趋同而并不完全一致。当相互利益发生碰撞时，也会出现美国不能容忍日本的自主性的增强、或日本不能忍受美国的霸权的制约的不协调性。当然当前把这种两面性看得过重也不切实际。事实上，在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反对、抵制美国的强权制约的倾向，例如最近很多人对美国轰炸南联盟及中国使馆和通过新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等，均持否定态度，只不过这种倾向尚未形成主流。
日美同盟及军事合作，亦未能掩盖日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尽管今年5月小渊首相访美时称“日美关系现在处于最好状态”， （注：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5月5日）但是日本国内对小渊首相访美时回避经济矛盾问题就颇有微词。在经济战略上美国高度重视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为对日每年高达6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而耿耿于怀， 美日贸易战不断激化。1998年日元飚升不下，更使美国恼怒。而日本对美国扩大内需、削减赤字的高压政策也日益不满。这种同盟内的无硝烟的争战也会不断升级，并影响到日美同盟合作关系。
中日美三国尽管战略关系不协调，近些年存在相互关系不稳定与不协调的一面，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大体上能相互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促进亚太经合组织等一些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均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在拯救东亚金融危机过程中，中日美也尽了各自不同程度的努力。在促进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方面，中日美三国也作出了各自的努力。这充分证明，中日美之间仍具有可协调性。
在走向新世纪之际，中日美在亚太地区及世界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日是西方七国主要成员，中日美有责任、有义务对亚太及世界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发挥正面、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日美之间协调得好，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曾主张“建立日美中共存、共生的哲学”。（注：日本《读卖》月刊1996年8 月号）特别是新加坡外长贾古玛最近讲：“美中日能否保持稳定的三角关系，依然是维护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也是亚洲经济复苏的关键”。（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3月16 日）贾古玛的这番话集中地表达了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日美三国的希望。
广大亚太国家不希望本地区倒退到冷战甚至二战和殖民主义时代，它们当务之急是寻求自身与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不希望科索沃惨剧在本地区重演。坚持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强权、反对新的冷战和新干涉主义，这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共同主张。这也是中日美三国关系能否协调得好、中日美与亚太国家关系能否协调得好的关键所在。
中日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层次不一，互不均衡。中日为“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中美为“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而美日之间则为“跨世纪的战略性军事同盟”。在三者关系中，中美与中日虽然尚不具有应有的战略高度，但均有新的调整，而日美关系仍停留在冷战时代的同盟关系。近两年，日本连中日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也很少言及。中日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稳定，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在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中，相互关系仍会存在不少困难和曲折。但是，相互可多寻求共同点、寻找对接点，求同存异，争取相对稳定、友好合作。
对于当前中日美关系的战略性不协调问题，日美需要客观地看到其关键所在。从当前的三角战略态势看，不存在中日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的问题，也不存在中美联合起来制约日本的可能，而是应如何避免美日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来对应中国的问题。
今年5月日本首相小渊访美时， 在与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进一步发展日美中三者之间的双边合作是重要的”。克林顿总统也表示“希望美日中之间能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携手合作”。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看美日的实际行动；要看美日能否认真、切实地坚持和执行中美、中日之间已经确定的相互关系的各项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
本文完稿于199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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