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冰被打破后的“逡巡”——70年代中美迟迟未能建交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坚冰论文,探析论文,年代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2月21日， “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的“巨人握手”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美两国之间封冻长达22年之久的坚冰已经被打破，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然而这一进程却是步履蹒跚，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七年间，中美关系却经历了巨大的考验与重大的抉择。七年间中美关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思考与回味。
一、中美关系七年间的“逡巡不前”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此后， 虽然中美于1973年5月互设了联络处， 基辛格1973年两次访华，邓小平1974年赴美出席6届特别联大， 并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晤，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中美关系再没有大的突破。而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离白宫，终使尼克松曾作出的要在其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成为泡影。
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上台伊始，就召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重申美国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执行前任的对华对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福特并没有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难题的信心和决心，在决策时优柔寡断。1974年11月底，福特派遣基辛格访华，在会谈中，基辛格向中国方面解释了美国在台湾问题的所谓“困难”处境，以“不能抛弃老朋友”为由，提出了一些无理的要求。在遭到中方的严正拒绝后，福特政府又不愿改变它的立场，故两国关于正常化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在此期间，福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违反《上海公报》的行动：1975年3月， 美国以中国访美艺术团将在美国演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为借口，无理宣布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演出；10月，美国又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美活动并设立“办事处”；美国政府还同意向台湾出售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等。凡此种种， 说明中美关系中出现了某种停滞不前的现象。1977年初，卡特政府上台。卡特总统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明确表示了他有朝“中美关系正常化”迈进的意向，但“看来似乎很清楚，卡特对这个问题并无紧迫感，对过去失去的那些机会也并不在意，”（注：（美）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卡特声称， 他并不感到有必要在正常化问题上“仓促行事”。他说，如果美国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项决定“毫无疑问将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注：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美国对外关系：七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国务卿万斯也多次强调正常化是一个“最终的目标”，它“最终”会实现的。（注：倪孝诠、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1977年8月，万斯访华要价未果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已减慢到“爬行程度”。在卡特执政初期，中美关系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
1978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扩充军备及利用代理人在全球进行的扩张活动已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决心对此作出强有力反应。 1978年5月20日，在蒋经国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日， 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行抵达北京，他带去了美国政府的决心：准备通过谈判消除正常化的一切障碍，接受中方关于关系正常化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基本条件。而中国方面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信息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表示“愿意含蓄地保证人民共和国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将允许美国宣称两国间有这一谅解而不表示异议”。（注：（美）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7月初，双方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并于1978年11月中旬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至此，中美关系在逡巡了7年之后， 终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年尼克松访华，同周恩来总理在杭州完成“上海公报”的谈判工作之后，两人曾一起种下了一棵他从加利福尼亚带来的美洲杉。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在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种树在中国的土壤中能否生长。”（注：（美）理查德·尼克松著：《1999年，不战而胜》，1988年版，第5章。 ）后来的事实证明伟人们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如今，他们亲手栽下的中美友谊之树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已经是根深叶茂，足以告慰开拓者们的在天之灵了。然而，人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禁还是要问：中美关系在尼克松迈出石破天惊的一步后，为什么还会有长达7年的逡巡不前？本文将从70 年代美国两种传统外交思想的激烈交锋、70年代美苏缓和的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领导人的素质、台湾问题、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等六个方面对此作一分析。
二、“逡巡不前”的原因探析
（一）70年代美国两种传统外交思想的激烈交锋。美利坚民族以讲求实际著称于世，美国人不讳言私利，不墨守成规，不囿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是重视信仰追求的。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就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美国被认为只讲实际利益而缺乏精神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人是很难成为政治家的。（注：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55.）上述两种思想倾向反映在美国外交中，便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它是以追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源于基督教义的天命观武装起来的理想主义与源于商业精神和个人的现实主义的一对矛盾。美国的对外政策，既是这种外交思想传统和外在国际体系之间的一种相互磨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其自身这对矛盾相互斗争、彼此影响的结果。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行为总是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而总是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动荡，这就是所谓的美国风格的外交。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矛盾交织同样贯穿始终。太来洋战争结束后，美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便集中反映在有关对华政策的几次大辨论中，特别是7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激烈交锋，终使美国外交思想发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并深刻影响了中美关系。
60年代后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这不仅需要美国决策者对整个外交思想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反省，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地位的相对削弱和在世界范围内收缩力量的必要性。1969年发表的尼克松主义做到了这一点。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在重新估计美国实力的基础上，尼克松和基辛格确立了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决心通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来制约苏联，寻求世界力量的平衡，以维护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尼克松迈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石破天惊的一步。然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和行动，遭到了理想主义者的激烈反对。理想主义原则要求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首先改变国内政策，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然后才谈得上西方同它们的长期合作。在美国，反对尼克松对华政策的人，尽管各自利益不同，但大多数是从传统的理想主义即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异议的。正如尼克松事后回忆的：“11年前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时，美国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注：（美）理查德·尼克松著：《现实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尼克松和基辛格力排众议，才实现了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但在他们退出政治舞台后不久，理想主义思潮就又回潮了，成为左右政府对外决策的主要思想，中美关系于是又出现了长期的徘徊不前。民主党总统卡特入主白宫后，曾明言在外交中要强调人权和道义原则，然而在他执政后不久，人权和道义外交就徒有其表，悄悄地逐渐让位于权力外交了。在对华关系中，现实主义思想重又取得支配地位。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布氏的外交思想要更接近于现实主义，在外交实践中，他运用最多的便是现实主义的均势论。同时，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事件造成的国际战略态势变化，使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更趋于务实。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便可以看作是美国两大传统外交思想争锋中现实主义思想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标志着现实主义理论取得了真正统帅美国外交政策的地位。
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美国外交思想中存在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不同时期的美国政策思想明确分为两种类型，或者把决策者截然分为两派。两种思想方式、两种判断标准的斗争无所不在，但相互间又常常渗透包容，这种渗透包容的结合点便是所谓的“永恒的国家利益”。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外交永远是为维护或提高这一利益服务的。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关键所在。
70年代是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威胁”最严重的时期，怎样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再定义，怎样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美公众及学术界议论关注的焦点。70年代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与美国特殊的处境决定了这些问题的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尤其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上，由于特殊的历史及现实状况更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无论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都是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但在具体认识和实现方法上却存在重大分歧，这必然会影响到美对华关系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70年代的中美关系正是美国这种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下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外交思想激烈交锋的客观反映。
（二）70年代的“美苏缓和”的影响。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推行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以谈判为重要手段，在五大力量和三角关系中搞均势外交，利用矛盾，使美国处于同苏联争夺霸权的有利地位。”为此，美国不遗余力地要同苏联搞缓和。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力量相对衰弱，苏联实力扩张势头正猛，为了能把苏联人拉到谈判桌旁，尼克松打起了“中国牌”，即利用中苏分歧，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制衡苏联。正象基辛格曾说的：“我们不到中国，也就去不了莫斯科。”他对当时的情况还有过详细的描述：“在我秘密访问中国之前，莫斯科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高峰会谈这件事上就拖了一年多，迟迟不予安排。它提出一大堆条件才肯安排高峰会议。可是，我秘访北京一个月后，克里姆林宫就改变了主意，邀请尼克松到莫斯科会谈。苏联领导人放弃逼美国单方面让步的作法后，美苏所有的谈判就开始加速进行。”（注：（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2页。 ）这表明，美国的对华战略总体上是要服务于其对苏战略的。
尼克松政府坚决主张发展中美关系，但发展中美关系是手段，并不是尼克松政府追求的目的本身。在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设想中，美中和解不是追求加强中国抵抗苏联的能力，而是在不怠慢美苏关系的原则下，追求美国外交在“均势”中的发展。正是基于此，一俟美苏谈判、美苏缓和正式启动后，美国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美苏关系上了，而对中美关系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这样，一方面，与中国保持“战略联盟”的态势可继续威慑苏联，加大其谈判桌上的筹码；另一方面，不与中国过分亲热既可减少国内反华势力的怨言，又可避免出现因中美“过分”热乎反而刺激惹恼苏联人“撕破脸皮”的意外“事故”的发生。福特时期，由于国力进一步衰弱，美国更是全力以赴地要与苏联搞缓和，把主要精力放到美苏限制军备谈判上了，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则持较为冷淡的态度。在美国看来，他们犯不着因为与中国热乎而得罪了苏联，从而毁了他们的“缓和大业”。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过分陶醉于美苏缓和的“巨大成果”之中，其外交重点已不包括发展对华关系。但是到卡特时期，美苏两国的缓和步伐开始受挫。由于美苏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制造缓和假象，特别是苏联的军事扩张步伐加快，在全球战略争夺中开始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卡特政府试图利用“缓和”做掩护抽出身手调整其部署的策略不仅没有使苏联放慢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的步伐，反而使自己在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面前越来越被动。卡特政府此时不得不回过头来重寄希望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以便继续借重中国的力量实现其战略上的均衡。由此可见，整个70年代，美国对华对策的变化与所谓的“美苏缓和”紧密相关。
（三）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由于种族构成、联邦体制、三权分立等因素造成的政治多元化，美国同世界上其他政治大国相比，外交受国内政治制约的现象更为明显，更为直接。随着美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机构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具体政策的产生一般都是各种利益和思想互相交锋的结果，其外交政策中的前后矛盾和左右摇摆常常由此产生。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的嬗变过程就明显具有受国内政治制约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受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的影响。 由于美国特殊的政治制度， 一般来讲，美国总统在其首任期内通常要把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争取连选连任上，有相当政治气魄的尼克松总统也不例外。197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尼克松访华后便转而全心扑到总统竞选上了，而把大门已经打开的中美关系暂时搁置了一边，仅是做了在其第二任期内实现正常化的承诺。竞选连任成功后，“水门事件”却又很快被揭发出来，尼克松为此而焦头烂额，特别是此时作为共和党右翼代表的尼克松越发依赖保守派议员的支持，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都支持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他们是共产党政权“红色中国”的死敌。此时，这位总统不敢冒疏远他们的风险。对他来说，承认人民共和国不如保住总统位置重要。但尼克松未能挽救自己，于1974年8月被迫去职。 福特继任总统后，和尼克松一样也需要党内右翼的支持。当他有意在1976年大选中竞选总统之后，这种支持对他就更为重要了。在争夺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就被加利福尼亚前州长、共和党内有影响的保守派人物罗纳德·里根打得狼狈不堪，所以福特在执行承认人民共和国的计划上表现犹豫，不可能“拿定主意”。而卡特在竞选总统时为拉选票，为了“言行一致”，也不敢在对华问题上“仓促行事”。只是在其基本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后才开始其对华“秘密外交”的。
第二，国会的掣肘。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国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之大，其他国家议会远远不及。比起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尤其重大。综观70年代，国会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是比较特殊的。
一方面，随着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多数国会议员逐渐意识到中美建交是“大势所趋”、“意义重大”，因而对于中美建交，国会议员中持完全反对态度的人很少。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消息传到国会，虽然很少人为此呼吁雀跃，但完全反对者寥寥无几。共和党参议员多尔指出：“我认为可以这样讲，我知道的同事当中没有很多人反对正常化”。（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2页。）但另一方面， 国会历来是美国意识形态保守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治堡垒，反共意识特别强烈，象戈德华特、赫尔姆斯、阿什布鲁克、麦克唐纳等国会内有影响的议员均是铁杆的反共反华派。卡特总统宣布中美正式建交的当天晚间，戈德华特就赶紧发表谈话，对总统进行了尖锐指责，他说，“卡特总统关于中国的决定是美国有史以来历届总统所采取的最怯懦的行动。”（注：张海涛著：《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7页。 ）他甚至还伙同阿什布鲁克等人于1978年12月22日，向美国联邦初审法院状告总统卡特宣布终止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违反宪法。”（注：张海涛著：《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 页。）此外，象周以德等人拼凑的“百万人委员会”、“自由中国委员会”、“以实力求和平联盟”及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等组织在国会活动猖獗，再加上台湾当局亦花了大量金钱和人力在国会中做工作，从而使国会中的亲台反共势力非常强大。
概括起来，国会是支持最终实现中美建交的。但议员们又普遍认为中方提出的建交原则美方不能接受。他们强调要使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达成“平行”，这种主张有强烈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色彩，而这是中方所坚决反对的。由于国会在美外交决策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国会的立场，从而在对华决策时犹豫不决，迟迟不敢采取决定性行动。从这个角度看，国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又起到了阻碍作用。
（四）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领导人的素质）。从一般原则上看，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虽然作为国内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国家生存未受直接威胁时何谓国家利益，则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因而外交行为便深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影响与支配了。60年代后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主要客观因素。无论谁为美国外交掌舵，政策调整都势在必行。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能成为对华新政策的缔造者，是“时势造英雄”。但他们的个人素质和他们对客观形势的能动认识，也对中美关系的突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尼克松意识形态方面的僵硬态度同政策方面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外交风格。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养成了敏感的政治神经，能够从容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政治契机，并具备相当灵活的外交手腕。而一贯倡导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哲学深度”的基辛格的理论修养，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弥补了尼克松的不足。尼克松和基辛格力排众议，实现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可以说是他们的外交才能的一次精彩表演，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英雄造时势”。遗憾的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使中美关系的航船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舵手。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虽然也曾表示要致力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在既缺政治资本，又没有什么灵活的政治、外交手腕的情况下，他是做不出什么“大手笔”来的。当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一鸣惊人入主白宫后，人们对他也并不曾抱多大希望。但事实证明卡特却是一位有相当政治头脑的人物，他能够对70年代末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保持清醒认识，在国内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与国会的争斗中左右逢源，见缝插针，这足以证明他的政治才能。特别是他能审时度势，毅然冲破重重阻挠，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显示出他过人的政治气魄。而布热津斯基——又一位基辛格式的人物，则兢兢业业地履行了作为卡特政治高参和外交先锋的职责。卡特、布热津斯基这对政治搭档与尼克松、基辛格组合相比，未见逊色多少。
时势造就了英雄，而英雄又造就了时势。正如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主席弗兰·丘奇所言：“他（尼克松）带着我们离开了自欺之岸，驶到了亚洲现实之彼岸的中流，但是让卡特总统带领我们走完了剩下的路程，到达彼岸。”（注：张海涛著：《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页。）可以说，尼克松——基辛格、 卡特——布热津斯基这些开拓者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贡献巨大；相反，福特政府的平庸则与中美关系的排徊不前难脱干系。
（五）台湾问题。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双方争论分歧的焦点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必须接受与台湾“断交、弃约、撤军”三个中美建交的基本条件，这是中方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而美国国内政治中传统的反共意识形态力量、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扩张主义心态、立法机构对于行政机构的制约、美国亲台势力的喧嚣、台湾的院外活动和美国与台湾当局交往的历史以及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以至战略上的利益，都阻碍着美国彻底割断与台湾当局的联系。尼克松从决心打开中国大门起，便声称，“美国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关系的行动不会以牺牲我们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注：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1970年7月15日尼克松电视演说。 ）戈德华特攻击卡特的对华政策时就说：“总统的行动等于从背后对我们国家最忠诚、最可靠和最有价值的朋友之一的台湾国捅几刀。”（注：张海涛著：《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7页。 ）甚至卡特在决定与中国建交时，仍坚持美国不可放弃对台湾的利益所负的义务。（注：现代国防关系研究所选编：《美中建交前后》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在中美宣布建交后， 又紧接着搞了个《与台湾关系法》作为所谓的“平衡与补偿”。关于70年代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进行的交锋已有众多文章论及，本文就不再赘述，只是想强调：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直接的障碍，中美建交之时，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仅仅是在经过双方激烈的交锋后，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中美关系的航船才得以暂时绕过这块暗礁。这是此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始终磕磕绊绊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换个角度理解，70年代末双方在这样复杂的问题上都能达成暂时的妥协，也说明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建交的诚意，以及中美建交的紧迫性。
（六）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相比而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要来自美国，但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极左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外交工作从1968年起逐渐恢复正常。70年代初，出于中美联合抗苏的共同安全利益的考虑，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尼克松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随后，虽有林彪事件的发生，但并没有影响到这一外交战略的实施。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被打开。 但此后中国外交的两位掌舵人毛泽东、周恩来却未能违抗常人的命运终被病魔所击倒，随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虽然相比国内工作而言，这一时期对外工作受干扰的程度较小，但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现实面前，中国外交亦步亦趋，是不可能迈出重大步伐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华润曾说过，从1973年到1996年，美国和中国都因权力继承的危机而妨碍它们各自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注：（美）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且不论此说法是否正确，这一时期中国在发展对美关系上显得原则的坚定性有余而策略上机械呆板、灵活性不足则是事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国的政局逐步稳定为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邓小平重新出山，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而为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曾强调指出，“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注：中美1979年2月1日《联合新闻公报》）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国几次在台湾问题上耐心地努力同美国谈判，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寻求最大限度照顾双方立场的妥协，终于促成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中美关系的的解冻——中美建交，这是贯穿整个70年代的中美之间乃至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从解冻到建交经历这么艰难的过程是由众多的原因导致的，本文仅是就上述六个方面谈了一些个人肤浅认识。我想，在中美建交二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回忆往事，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正在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中美两国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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