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陕而治”说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研究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的大宰问题入手，着重对“分陕而治”施实的具体时间、界线地点、以及人物职官等几个方面作以再认识。我们认为，“分陕而治”应始于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当以郏山为界线，“陕”本是“郏”之误，“分陕而治”实际上是“分郏而治”，周公、召公分别是以大宰、大保的身份治理“东土”和“西土”，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并不能成立。另外，文中对《尚书·洛诰》篇“命公后”的解释，包括对西周金文《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之“尹”的解释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值得留意。
在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大宰是总理朝政的最高长官。在周初，武王崩、成王年少的情况下，周公就是以大宰的身分摄政称王的。〔1〕
但是周公致政成王以后，出现了“分陕而治”的局面，周公居守东都洛邑，召公居守西都镐京，二公共辅成王，治理天下，有所谓东西“二伯”之说。这种情况当如何作解，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地指出，“分陕而治”是周初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
本来周公营成周即洛邑，是实现武王留下来的遗愿。现有的资料表明〔2〕，武王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 亲自选定洛邑作为统治四方的中心，就是要准备迁都于洛邑，所以，《左传》桓公二年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东都洛邑建成以后，由谁来居洛治理，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周公召公都希望成王能够居洛主持国政，统治天下，而成王则鉴于天下初定，民心不服的实际情况，认为只有周公居洛，才能威服东方，安抚民心，况且“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定敉”，也只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才能“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3〕“四辅”，就是辅佐四方之意，在当时看来，也主要是指东方而言，据学者们研究，“商人在东方之潜蓄势力甚大”，〔4〕周人对这一带的真正征服，还是在周公还政成王以后，又经过多年大肆挞伐，才彻底解决。〔5〕
因此，成王恳请周公留后，即《尚书·洛诰》篇中所说：
“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这句话，与下文所言：“公定，予往已”，意思相同。“公定”，就是“命公后”，即命周公留后于洛邑，伪孔传把“命公后”理解为“命立公后”，〔6〕孔疏又进一步发挥谓：“当命公后， 立公之世子为国君”，〔7〕纯属妄说。“予往已”，“往”，谓返镐京， 即指“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大概自是以后，成王就回西都镐京亲政，由召公辅佐；东都洛邑方面，则由周公留后，辅佐治理，从而形成了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政治体制。
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周召二公分别主管东西都政务，因而也就有了“东伯”和“西伯”之称。但是，严格地说来，“东伯”和“西伯”之称，并不等于官职，他们的正式官职，仍然是大宰和大保。
关于召公为大保，文献有证，金文有据，自不待言，而周公为大宰，还须进一步讨论，予以说明。
根据《尚书·洛诰》篇的记载，我们认为，从周公还政成王前后的情况来看，周公曰：“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 伪孔传谓：“我整齐百官，使从王于周行其礼典”，〔8〕尔后， 成王又命公曰：“监我士、师、工”，这个“士、师、工”，当然也就是周公所说：“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即指众卿及大夫而言〔9〕， 似周公仍官复大宰之职，则无问题。
再从《尚书·君奭》篇来看，周公究竟为何而作，今古文家看法歧异〔10〕，孙氏以为“编篇在《多士》之后，疑非践作时矣”〔11〕，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那么，召公所不悦，当是周公“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12〕这个“臣位”是什么？自然就是大宰无疑，所以，《后汉书·申屠刚传》注云：“言周公既还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复为相，故不说也”，亦可为佐证。
正因为如此，在《尚书·君奭》篇中，周公才能反复地告勉召公，要同舟共济，共辅成王。周公说：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又说：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再三强调“予惟曰襄我二人”，“在时二人”，“惟时二人弗戡”，要求众卿及大夫们，“笃棐时二人”， 古文献上有所谓“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13〕，或“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14〕，当属这段史实。“召公为保”，可谓三公之一，“周公为师”，旧谓“成王即位，周公为太傅，迁太师”〔15〕，是周公亦由三公之职出任大宰，即“上公九命为伯”，师古云：“伯，长也。”〔16〕
既然是周公以大宰的身份作“东伯”，召公以大保的身份作“西伯”，那么，也就完全可以说，“东伯”和“西伯”之称，只是相对而言的，从整个西周王朝官制的结构来讲，并不存在什么“东伯”或“西伯”，只有大宰是“伯”，是真正的“王官伯”，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二伯”之说是后起的，本出于汉儒的附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实与《公羊传》有关。今观《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九命作伯”之文，郑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这里的“二伯”，即《礼记·王制》篇所说的“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彼注又云：“老谓上公，《周礼》曰：‘九命作伯’”，其根据就是《公羊传》所谓的“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兹把引文全文，迻录如下：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17〕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第一，《公羊传》的这种解释，本身就没有说清楚“分陕而治”始于何时。
所谓的“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基本上与《史记》解释略同，而我们细审史迁所言，就不难发现，前言“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后又言“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18〕我们不知，“其在成王时”，指的是何时，若在成王亲政以后，与文理不通；若在“周公摄政”之前，又与史实不符，实在令人困惑不解。
另外，《礼记·乐记》记载描写武王克商的《大武》乐章，其“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记·乐书》又作：“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亦不知何据。
我们知道，“分陕而治”应始于成王，具体地来说，当在成王亲政之时，《尚书·洛浩》篇记载说：“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个“七年”，是说在周公摄政的第七年，抑亦即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但是，至少可以说，是在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则绝无疑义的。
第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之外，《公羊传》又横生出“一相处乎内”，这样就混淆了“分陕而治”的界线，似乎不是在“分陕”，而是在“分三”。
我们觉得，“分陕”之“陕”，不应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应是政治统治之区划。
很明显，周公居守东都洛邑，召公居守西都镐京，实际上就把西周王朝政治统治区域划分为两大部分，我们按照周人固有的观念，可以称之谓“东土”和“西土”。
从历史上看，“西土”本是周人的老家，武王革命的根据地，《牧誓》篇中，王曰：“逖矣，西土之人”，它已包括了“友邦冢君”，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人，当年周文王“肇国在西土”〔19〕，“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20〕，故有“西伯”之称〔21〕，近年周原甲骨出土，卜辞中就有“
（告）周方白（伯）”之语〔22〕，可为佐证，《论语·泰伯》篇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传》襄公四年又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都说明“西土”归周久矣，是周人可靠的大后方；而“东土”则不然，实是殷商故地，据金景芳师考证，“契居番”就是“契居亳”，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说的“燕亳”，其后子孙，至成汤八迁，由汤至盘庚又五迁，〔23〕都不出“东土”的范围，武王克商以后，虽然立武庚，置三监而西去，但是，犹未能抚有“东土”，直至周公东征胜利，建侯卫，营成周，才真正确立对“东土”的统治，达到“以蕃屏周”之目的。〔24〕
简言之，所谓“东土”，就是周人新征服的地区；所谓“西土”，就是周人旧有的地区，《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其所述西周四至，我们认为，大致说来，它包括了“东土”和“西土”两部分，而应以洛邑为中心，洛邑以东，则属于“东土”范围；洛邑以西，则属于“西土”范围。
我们的这种划分，主要根据有二：其一，从地理方面来说，洛邑本为“天下之中”，〔25〕《尚书·召浩》篇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雒》篇则说：“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成周即洛邑，这个“土中”，亦称“地中”，《周礼·地官·大司徒》职文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其二，从政治方面来说，洛邑又本为东都，营建伊始，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便于对“东土”实行更有效的统治， 近年发现的《何尊》铭文云：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
（乂）民。’”铭文中的所谓“中国”，乃是“中土”或“土中”之意，指的就是洛邑，其言“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与周公所言“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26〕，大体相同，说明《逸周书·度邑》篇的记载是可靠的〔27〕，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完全采用了这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要“定天保”，必“依天室”，唯有“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要“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周公营成周，使武王的这一宿愿变成了现实。这个“新邑洛”，〔28〕又称“东国洛”〔29〕，原因恐怕就在于此，所以，无论从地理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我们的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当前学术界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还是把“分陕而治”之“陕”，作为东西都王畿的分界线，他们认为“陕”指陕陌，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正当东西都王畿的中心点”〔30〕。
倘若按这一逻辑来推断，“分陕而治”就变成了“分畿而治”，周公居洛治“东土”，成王居镐治“西土”，即使“邦畿千里”〔31〕，也容纳不了这东西“二土”，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陕”字的解释上。
公羊家何休以为“陕者，盖今弘农陕县是也”，〔32〕《史记集解》亦引此说，〔33〕孔颖达《尚书正义》又作解谓：“《公羊传》，汉世之书，陕县者，汉之弘农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为二伯分掌之界。”〔34〕按何说出于推测之辞，从其“何云弘农陕县也，一云当作郏”亦可看出，〔35〕是自汉以来，本有二说。我们认为，当以后说为是，“陕”应是“郏”之误，清人崔述作《丰镐考信录》已指出了这一点〔36〕，近人唐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37〕，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清楚。对此，实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据此，我们可知，古文献上所谓“分陕而治”，原本是“分陕而治”，郏音夹，以郏山而得名，即《逸周书·作雒》篇所说：“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左传》桓公七年说：“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宣公三年又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是郏鄏，亦可单称为“郏”，杜注云：“郏，王城”。具体来看，周公营成周，实筑二城，一名成周；一名王城，《令方彝》铭文云：“明公朝至于成周”，又云：“明公归自王”可以为证。王城，当位于瀍水西岸〔43〕，与成周相对，故以此来划分“东土”和“西土”，称之谓“分郏而治”，这个“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西周王朝统治之不同区划。
第三，也正由于《公羊传》上述的误解和曲解，因而才导致了周召二公有所谓东西“二伯”之说。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公羊传》是以三公来作比附，倒可以看出，《公羊传》把天子“三公”解释成为天子“三相”，其中的“一相处乎内”，言外之意，另外的“二相”，也就“处乎外”了，这个“处乎外”，当然是指“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而实际上却给汉儒的附会，作了最好的注脚。
因为，在汉儒看来，周召二公为“二相”，本属于“王之三公八命”，今“二相”又“处乎外”，当即“及其出封，皆加一等”，〔44〕“八命”加“一命”，正好等于“九命作伯”了，所谓的周公“入为三公，出作二伯”，或召公“入据三公，出为二伯”之说〔45〕，便由是而来。
不仅如此，汉儒还继以得出了“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职而授政，欲其亟成也”，并且认为，“不分南北何？东方被圣人化日少，西方被圣人化日久，故分东西，使圣人主其难，贤者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46〕而后儒不察，习非成是，居然考证出“二伯”之说，源于传说的尧舜时代，进而又得出了“夏则无文，殷则改置二伯，与周同”的结论〔47〕，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按照汉儒的说法，周召二公为“二伯”还不够，大公出封就齐，也应该说是“九命作伯”。前引郑注所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其“得征五侯九伯者”，即语出自《左传》僖公四年，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倘若“加命为二伯”，才可以“得征五侯九伯者”的话，大公能够膺此殊典，自当也在“二伯”之列，所以，与其说是“二伯”，无宁说是“三伯”了，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一是“五侯九伯”的诠释问题。从其本义来讲，当以贾、服之说为近是。〔48〕“五侯”，应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九伯”应为“九州之伯”，即各州诸侯之长。但是，认真地说起来，大公若主“五等诸侯”、“九州之伯”，岂不如同天子一般，何谓夹辅乎？所以，郑玄又提出：“五侯”之“侯”，应为“州牧也”，“九伯”之“伯”，应为“州伯也”，按其所说“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则九州通有九侯、十八伯，二伯中分天下，各统四侯半及小伯九，以整数言之，则曰：“五侯九伯”。〔49〕这种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把问题解决了，而实际上却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孔疏即斥“其事无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统之国，非征侯伯之身，何当校计人数，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复安得征九伯也，校数烦碎，非复人情”，〔50〕殆非过论。我们觉得，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下文所言：“赐我先君履”，“履”，杜注谓：“所践履之界”〔51〕，当指所征伐之范围。不过，它仅仅包括了“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么大的地方，并不像汉儒所想象的那样，“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可以看出，周王实际给予大公的征伐大权，是十分有限的，如同鲁、卫、晋等国一样〔52〕，只是一方诸侯之长而已，《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53〕即是其证，而管仲称引此言，无非是想借用大帽子，以压楚人，切不可深究之。如是再用“得征五侯九伯者”，给“加命为二伯”作解，不但有失传意，而且，也会悖经义。
二是“加命为二伯”的命数问题。无须赘言，“加命为二伯”之“加命”，即指“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而言，问题在于周公居守东都洛邑，召公居守西都镐京，二公既没有“出封”，也没有“入封”，又何谈“加命”而为“二伯”乎？的确，我们从《周礼》来看，王臣之礼命，与诸侯之五仪相儗，《春官·典命》说：“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又说：“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这些说法，虽不见得都是事实，但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左传》庄公十八年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襄公二十六年又说：“自上以下，降杀以两〔54〕，礼也”，可以为证〔55〕，而其中所谓的“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明明是说王臣有出封之法，“加等”也就是“加命”，即与“上文上公以下同也”〔56〕。不然，《大宗伯》所谓的“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应如何作解，郑司农注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又云：“长诸侯为方伯。”〔57〕前者的解释是对的，而后者的解释则有误，把“八命作牧”与“九命作伯”混淆了，孙氏已详加评说，〔58〕当以《王制》、《毛诗》、《左氏》义为宜，《左传》哀公十三年就说：“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其制当由来已久，杜注云：“伯，王官伯。侯牧，方伯。”〔59〕即把“九命作伯”的王官之长，与“八命作牧”的一方之长或曰“一州之牧”区别开来，反之，召公为大保八命，周公为大宰亦八命，何云“伯帅侯牧以见于王”，所以，我们说周公并不以“出封”而加命为“九命作伯”或曰“上公九命为伯”，同样，召公也并不以“入封”而黜降为三公“八命作牧”，否则，与理与情都讲不通。
这样看来，大公出封就齐是“牧”，而不是“伯”，“三伯”就变成“二伯”了，“二伯”之中，召公又本是大保，并不是“伯”，“二伯”也就变成“一伯”了，最后只剩下周公是大宰——唯“一”的“伯”了。
事实上，周公主持东都洛邑政务的时间不会太长〔60〕，《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王玉哲先生谓：“知在周公病殁时，周成王是在东郊成周治理国事”，〔61〕我们推之，这之后不久，周公次子君陈就接管成周政务了，《书序》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郑玄以为君陈就是“周公之子，伯禽弟也”，〔62〕据《尚书·顾命》篇记载，康王即位，“大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王肃云：“毕公代周公为东伯”，〔63〕这个“周公”，或许就是君陈，其官职，当为大师，而孔疏又进一步地指出：“然则毕公是太师也，当太师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时太保领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东伯任重，亦当先言东方”，〔64〕其说应是有根据的。
按前引《左传》僖公四年，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我们再结合《尚书·金縢》篇的记载来看，似周公既没以后， 召公即为“上公九命为伯”无疑，所以，在《尚书·顾命》篇中，大保召公又称“伯相”，能承“介圭”，与金文《作册大方鼎》铭云：“皇天尹大保”正合。吴北江谓：“皇天尹大保者，言大保乃天所命之尹，犹言天吏、天牧，谓召公之德格于皇天也”，〔65〕日本学者白川静也有类似的看法〔66〕我们觉得，铭文中的“大保”，即表示召公为三公，而前面又置以“皇天尹”，这个“皇天尹”，绝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尊称，应该与《令方彝》铭文中的“明公尹”联系起来作解，根据李学勤先生的意见，“明公”就是昭王时执政的周公〔67〕，周公称“尹”，这个“尹”，不可能是职官的泛称，而应是沿袭商代执政大臣的旧称，所谓的“名相官曰尹”〔68〕周代的正式官职，则叫大宰，《韩非子·说林下》篇就曾说过：“宋太宰贵而主断”，又说：“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这里的“宋令尹”，《战国策·宋卫策》本作宋“大尹”，我们据顾广圻《韩非子识》考证，宋“大尹”也就是“宋大宰”，即指戴欢，是“大宰”，也可以称“大尹”，“宰”和“尹”，应自相通。《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记载，宋“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与《韩非子·说林上》篇所言的“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当为同时代的人。宋为商后，称“宋太宰”，亦可称“商大宰”，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周氏附论》云：“或曰，太宰自襄十七年后不复见传，疑省太宰而设之。”可见，宋国官制仍保持着商代传统，宋国的“大尹”，就是大宰的别称，是大宰即可称“尹”，又可称“大尹”，而“皇天尹”之“尹”，亦应如是作解。这样我们就再也不要说，西周金文中没有发现大宰职官了。
此外，《作册大方鼎》是康王时器，这就是说，召公至康王时仍为大宰之职，而《令方彝》恰是昭王时器，则是说召公去世以后，由周公接替大宰之职。当然，这个周公是“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之周公〔69〕而不是它的先祖周公旦。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周公这一家族世守先祖旧职，直至春秋以后。召公为大宰，只能看作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变例，这也告诉我们，周代的大宰之职，通常是由三公来出任的。
注释：
〔1〕参见拙著：《周公何以摄政称王》一文， 刊《西周史论文集》（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可参见《逸周书·度邑》篇， 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亦采用了其中的文字，包括晚近出土的《何尊》铭文，亦可为证。
〔3〕按《尚书·洛浩》篇的这段文字句读， 王引之谓：“当以‘四方迪乱未定’为句，‘于宗礼亦未克敉’为句，‘公功迪将其后’为句。”今从其说，详见王引之《经义述闻》。
〔4〕参见齐思和：《西周地理考》一文，刊《燕京学报》第30 期1946年，已收入其《中国史探研》一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参见王玉哲先生：《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一文， 刊《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下同。此外， 台湾学者杜正胜也有类似看法，可参见杜氏《周代城邦》一书，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
〔6〕参见《尚书正义》卷十五。按“命立公后”之“立”， 原文作“正”，今依《尚书注疏校勘记》改正。
〔7〕〔8〕〔9〕〔14〕〔34〕〔63〕参见《尚书正义》卷十五、卷十五、卷十六、卷十八、卷十九（孔疏所引）。
〔10〕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
〔11〕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二。
〔12〕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马融说。
〔13〕〔25〕参见《史记·周本纪》。
〔15〕参见《太平御览》卷206 《职官部四·总叙三师》引《齐职仪》语，又《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云：成王“始躬政事，以周公为太师”。
〔16〕参见《汉书·五行志》师古注。
〔17〕见《公羊传》隐公五年。
〔18〕〔33〕〔69〕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史记索隐》“鲁周公世家”。
〔19〕参见《尚书·酒诰》篇。
〔20〕〔29〕参见《尚书·康浩》篇。
〔21〕可参见《尚书·西伯戡黎》篇，以及《史记·周本纪》等。
〔22〕可参见H11:82，H11:84两片上甲。
〔23〕参见金景芳师：《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刊《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已收入金景芳：《古史论集》一书，齐鲁书社1981年7月第1版，以及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第二章第一、二节有关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下同。
〔24〕参见《左传》昭公九年。
〔26〕参见《尚书·召浩》篇，召公所引，另外《洛诰》篇，周公亦言：“其自时中又，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
〔27〕按新近出版的刘起釪先生大作《尚书学史》亦把《度邑》篇同其它六篇，“确认为西周文献”。详见其书第96页，中华书局1989年6月第1版。
〔28〕参见《尚书·多士》篇。
〔30〕参见杨宽先生：《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一文，刊《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31〕参见《诗·商颂·玄鸟》篇，以及《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孟子·万章下》等。
〔32〕〔35〕参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三。
〔36〕参见《丰镐考信录》卷五。
〔37〕参见唐兰先生：《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一文，刊《文物》1976年第6期。
〔38〕参见孙海波：《甲骨文录》第674片， 河南通志馆出版1938年1月；商承祚：《殷契佚存》第792片，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33年10月，以及《孟鼎》、《禹鼎》等。
〔39〕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11页，中华书局1980 年10月第1版。
〔40〕参见高鸿缙：《中国字例》（三篇）第10页。
〔41〕参见高明先生：《古文字类编》第434页，中华书局1980 年11月第1版。
〔42〕参见《说文解字》第131页，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
〔43〕〔61〕亦可参见王玉哲先生：《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一文。
〔44〕参见《周礼·春官·典命》。
〔45〕参见《白虎通义·巡狩篇》和《风俗通义》卷一。
〔46〕亦参见《白虎通义·封公侯篇》，以及许慎：《五经异义》一书，引见《北堂书钞·设官部》。
〔47〕〔62〕参见《礼记正义》卷五、卷五十一。
〔48〕〔57〕参见《周礼注疏》卷十八贾疏所引（杜注亦同）、卷十八。
〔49〕参见《毛诗正义》卷二一二，孔疏所引《郑志》。
〔50〕〔51〕〔59〕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卷五十九。
〔52〕参见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第16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以及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第6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53〕又襄公二十九年云：“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亦可以为证。
〔54〕按“降”原作“隆”，今依《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改正。
〔55〕亦可参见金景芳师：《中国奴隶社会史》第三章第四节有关部分。
〔56〕〔58〕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九、卷三十四。
〔60〕参见《尚书大传》。
〔64〕同上。
〔65〕引自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文选》卷下一。
〔66〕可参见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一下，第477页， 昭和四十一年六月。
〔67〕见李学勤先生：《论卿士寮、大史寮》一文，刊《松辽学刊》1989年第3期。
〔68〕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69〕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