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文论在新时期的绍介与引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新时期论文,绍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绍介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的背景与概况
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乃至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都与我们在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之后，在文学、文化领域坚持实行“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不无关系。在新时期文学初步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的1979年，邓小平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不失时机地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这给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在立足于创造的基点上借鉴外国，既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又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绍介、研究与借鉴，正是借此在八十年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新时期的绍介与引进，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首先表现为译介数量的由少到多。八十年代初期，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的译介数量既少又不够系统，多数是以单篇译文的形式散见于有关的理论刊物和理论译丛，如当时“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现名“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期刊《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的《外国文艺思潮》等。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强和理论研究的需要，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新潮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关西方现代文学和美学的单本译作和系列译丛都纷纷涌现，译介的对象和范围也几乎涵盖了现代西方各个文学思潮和流派。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同样表现在译介质量的由低到高一方面。早期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绍介，多限于外国文学工作者的选译等转述，而且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不无隔膜；后来，一些精通外文的中青年理论批评家或参与译介或参与编选，使西方现代文学新潮的译介逐步正规化、系统化，并日益切合国内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需要而发展。
在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与走向的研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一方面，有评介某一流派的专著、专辑，如《新批评——一个独特的形式文论》（赵毅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也有综评诸多思潮、流派与方法的论集，如《国外文学新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艺思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随后，还出现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评与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美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史类专著，如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胡经之、张首映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法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这些论著在全面占有资料和客观评述对象上各有自我识见，反映了我国学者对于西方现代文学与美学思潮研究的新的进展。
译介是为了引进，借鉴是为着创造。随着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的趋于广泛和深入，理论批评工作者也借此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其中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更以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益成分的吸取与借鉴，在理论批评的观念与方法上表现出较大的更新，从而使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呈显出生动活泼和“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二、科学主义思潮：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系统论及其他
现代科学主义是以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学、美学思潮。属于这一思潮的文论派别，主要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分析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释义学等。本世纪中期之后兴起的系统论美学，也往往被看作是这一思潮晚近发展的一个支脉。以上这些思潮、流派在新时期中都有大量的绍介与引进，并在理论批评中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作用。比较而言，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等流派译介得更为集中，形成的影响也加显著。
形式主义作为语义学美学的滥觞，其理论源自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在该书中对语言作了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区分，俄国的形式主义由此得到启发，突出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史和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学两个角度，并涌现出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雅克布森、波格丹格夫等代表性的文论家。这一流派的许多学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分散到布拉格、法国和美国等地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又相继促进了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论流派的发展。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作、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出版。俄苏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性著述，则有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与形式主义有关的文论流派的译著，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新批评文集》等。
形式主义文论家重在研究作品的艺术形式，以对作品的语词构造、语义特色和叙事情节等文体构成的剔隐发微见长，他们把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指出的隐喻、转喻、象征、词语、对话等概念，强化文艺学的内在性，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手段，但过于强调语言的纯粹性和形式的决定性，却使形式主义明显存在着泛语言主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文学研究的自我封闭。
文艺符号学与形式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它在注重作品本身的研究的同时又具有分析哲学的浓厚意味。这一文学、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和美国的苏珊·朗格。卡西尔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都有中文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人论》，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了《语言与神话》，华夏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国家的神话》，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符号·神话·文化》。苏珊·朗格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是《艺术问题》和《情感与形式》，两书的中文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3年和1986年先后出版。
文艺符号学认为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主张从人、文化的本质入手研究文艺的本质。卡西尔据以提出了“人是符号动物”的论断，苏珊·朗格由此提出了艺术是“情感的意象”的名言。文艺符号学的文学研究始终把文本考察与人本观照结合起来，推崇艺术符号和生命形式的同构对应，在对文艺本质的把握上避免了形式主义的一些缺陷，表现出了自己的创见与新意，但在忽视创作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上和把艺术符号神秘化等方面，仍带有明显的理论局限。
结构主义是在现代西方比文艺符号学影响更大的文论流派。这一流派是一个观念相近而队伍松散的理论联盟，它的主要阵营为法国学派，而法国学派又以前后“四子”为代表人物。前“四子”分别是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历史哲学家米歇尔·富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杜塞。后“四子”分别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茨韦坦·托多罗夫、克劳德·勃瑞蒙。后“四子”因专事文学研究，在西方文论领域影响更大。罗兰·巴尔特的著作，有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恋人絮语》；托多罗夫的著作，有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的《批评的批评》。评介结构主义的译著，还有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结构主义》、1986年出版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的《文学结构主义》、《罗兰·巴尔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结构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结构主义诗学》等。
结构主义把语言学理论的术语与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寻求思维的恒定结构，强调作品的整体分析，探悉结构的隐性模式，突出研究中的叙事学，在深化文学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实现某些方面的定量分析，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它过多追求形式的程式化模式，轻视艺术创作的变异性，也显然有悖于艺术的客观规律。因而在它之后出现后结构主义并对其构成反拨，便是无可避免的了。
系统论是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中一个新兴学科，美籍奥地利科学家贝塔朗菲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系统论的概念，在六十年代以《普通系统论》一书建立起学科的规范。在文艺领域较早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的，是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家鲍列夫、波斯彼洛夫等。1984年前后，我国文论界开始关注和绍介以系统论为主包括控制论、信息论在内的新理论、新方法，一度形成热潮。以评介、研讨系统论等现代科学方法为主的著述，先后有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系统科学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等。
系统论把“系统”看作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集合体”，主张从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以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相关性的五原则构成其方法论上的特点。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的一些理论批评家吸收、借鉴系统论的观点与方法，开展对于文学理论问题和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人们在系统论的研究中发现，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许多相似之处，用以解决某些文学问题确有其优长，但有的理论批评家进而把文艺研究中的系统论作为目的而不是方法来对待，也引起另一些理论批评家的忧虑和批评。总之，有关科学主义思潮的诸种流派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种种方式的译介与引进，已在当代理论批评中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而也一直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议。
三、人文主义思潮：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美学、存在主义、法兰克
福学派及其他
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系指以人为本、把人当作文学研究的起点、核心与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世界的本质及文学诸问题，因此也被称之为人本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思想前驱是十九世纪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他们针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构筑了反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由此也为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开辟了道路。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在其发展中不断繁衍壮大，逐步形成与现代科学主义双峰对峙的局面，其主要派别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主体心理美学、精神分析美学、新托马斯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这些文论派别新时期以来，都有持续不断的译介，但更为突出的一些是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
表现主义文论与表现主义文学一同产生于本世纪初，其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和英国的美学家科林伍德。克罗齐的主要理论代表作，已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于1992年又出版了《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科林伍德的集大成之作《艺术原理》的中文本，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也属于这一流派的德国文学家布莱希特和英国美学家鲍桑葵，也都有各自著述的中文译本和研究著作出版。
表现主义文论家承继了浪漫主义文论的某些传统，但更为重视作家本身对文艺特性的决定作用。他们认为，艺术的根本在于作家的直觉——表现，因而，艺术活动的中心是作家的活动而不是其他；其次，表现主义者认为艺术传达的核心是构思时审美意象的形成过程，而非写作时形诸文字的过程。可以说，在他们看来，作家即艺术，艺术即作家，除此而外都是没有意义的。表现主义文论高度重视作家主体，侧重研究创作心理，抓住了艺术创造的某些根本方面，深化了对于艺术特性的本体性研究，但他们只重作家一个环节，对与作家同在的作品弃之不顾，甚至于只对作家未见诸文字的原始构思感兴趣，排斥创作中的理性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唯心主义的浓重色彩。
精神分析美学自本世纪初由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创立以来，很快成为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美学流派。其代表性的人物除弗洛伊德外，还有卡尔·荣格。弗洛伊德的著作大都译成中文出版，计有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爱情心理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摩西与一神教》，华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一个幻觉的未来》等。荣格的有关著述，则有工人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心理学与文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
精神分析美学认为，为本能冲动、认识过程与良知三大部分构成人的心理所决定，文艺的特性在于无意识和非理性，其本质在于“力比多”的转移，即把性本能升华到一种体现精神和智力的艺术作品中去。艺术的这种补偿作用不仅适用于艺术家与创作，也适用于公众与鉴赏。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理论引入文艺研究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某些重要心理特性，但却由此陷于非理性和泛性欲不知自拔，明显地滑向了孤立的神秘主义。荣格对弗洛伊德有继承又有反拨，他摒弃了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把“无意识”分解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以“集体无意识”的观点来考察文艺作品中的人类心理经验的积淀。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剔除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些明显弊端，在把文艺学与文化人类学接轨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他把“集体无意识”看作是文艺的全部属性，在另一方面又走向了以偏概全的极端。
存在主义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创立的一个哲学——文 学流派。萨特有感于战后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把有价值的人和荒谬的世界对立起来看取一切，在哲学和文学中都把人作为主体存在本身来考察和研究。认为文学的要义是表现个人的具体“存在”，而作家正是通过“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实行自我统一。萨特既把创作看作是“要求自由”的方式，又主张文学“介入”现实，在推崇非理性中又闪现出理性的光彩，但他始终囿于作家的单一主角研究，并往复徘徊于推理与想象之间，不免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战后西方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并日益越出文学和哲学领域，渗透到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之中。萨特的主要理论著述都译成中文出版，这里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影象论》，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的《词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萨特文论选》等。
法兰克福学派是人们对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专事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批学者的一个称谓，它也被看作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这个学派的创建始于本世纪20年代，形成世界性的影响是在本世纪60年代之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姆、魏特夫、布尔克曼、本亚明、弗洛姆、马尔库塞、阿道尔诺等。其中后两位在文学、美学方面成就更大。马尔库塞的重要代表作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爱欲与文明》与《单向度的人》，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现代美学析疑》，三联书店于1989年出版了《审美之维》。阿道尔诺的主要代表作《审美理论》的中文本尚未出版，但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由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另外，漓江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等译文选集，都收有阿道尔诺、马尔库塞、本亚明等人的重要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把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对社会作综合性的研究，并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系统地建立起了社会批判理论。把此理论运用于文艺学、美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在对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上，不仅重视现实对文艺的作用，更为重视文艺对现实的反作用，从而高度估价文艺在改造世界方面的潜能与意义；而在文艺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他们以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商品属性的双向重视，强调文艺的自律性与开放性。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总体的意义上去看待文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辩证地去理解文艺的功能，给资本主义环境下的文艺超越局限获取批判性和战斗性，不无其积极的意义；但他们过于主观抬高艺术的超社会地位，以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学说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甚至以批判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显然又是违背规律和有失科学的。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既给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给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制造了一定的理论迷雾。
四、批评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批评史与批评学、文化与心理角度的批评、形式与文体角度的批评、系统论与比较文学的批评、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批评等
在西方现代文学新潮中，文学与美学常常相互衔接，文论和批评也往往密不可分。新时期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绍介与引进，从这种实际出发，在大量译介其文论思潮的同时，也集中译介了与此相关的批评流派。尤其是配合具体批评流派的绍介，选译了不少批评史方面的著作和批评学方面的工具书，使得整个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新潮的译介日益全面和系统。
美国著名批评家雷内·韦勒克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因涉猎广泛、编排科学和述论客观，在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影响甚大。我国学者杨岂深等人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译出该书的全部七卷，上海译文出版社自1987年至1991年已陆续出版了其中的五卷。此书不仅给我国学者了解西方的文学批评历程提供了一幅全景图，而在文学的批评方面也带来不少有益的启迪。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对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成果予以系统梳理的名著，它以高屋建瓴的眼光与学识构成了二十世纪西方理论批评的“审慎与精确的情报”。此书由林圣武等人翻译，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除此之外，在具体的批评学派的评介与批评的概念术语的诠释一方面，国内也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外文译本，如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四州文艺出版社以《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先后于1988年、1989年出版。美国学者魏伯·司各特的《西方文学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也于1983年出版了中文本。在有关批评学的工具书一方面，有四川人民与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先后出的罗杰·福勒编著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和古尔灵等人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还于1989年出版了我国学者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这些辞书以对批评术语的释义、批评方法的梳理和批评流派的评介，给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系统而准确地了解、把握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概念与术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新时期中有关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绍介，可以说纷繁多样，应有尽有。总体来看，译介得比较集中而又在我国的文学批评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文化与心理角度的批评、形式与文体角度的批评、系统论与比较文学的批评和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的批评等。
文化与心理角度的批评，主要以神话—原型批评和心理学批评为主。在这两个方面既有国外学者编著的直接翻译，也有国内学者自编的译文专辑，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叶舒宪编选的《神话—原型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王宁编选的《精神分析》，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等。黄河文艺出版社在1988年间推出了鲁枢元主编的“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先后出版的艾伦·温诺的《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阿恩海姆的《走向艺术心理学》，更以对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派的名家名著的选译引人注目。
文化与心理角度的文学批评，在西方一直绵延发展，影响甚大。其流派由源到流在我国的系统绍介，对我国的理论批评在文艺心理角度汲取营养和强化创作心理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下，出现了叶舒宪依循原型模式分析的原则研究上古史诗的《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罗强烈的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剔理当代文学主题原型的《原型的意义群》（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吕俊华的从潜意识角度研究艺术创作问题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三联书店1987年版），并使以文艺心理学的系统研究改造文艺学和影响批评实践的鲁枢元脱颖而出，在理论批评上占据了一席重要地位。事情正如鲁枢元所说的“西方现代心理学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切入，已经引起了传统文艺观念的裂变，裂变中的文学艺术开始了多元化的组合和构建”（《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序）。
形式与文体角度的批评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最早出现的流派，繁衍的分支之多，形成的影响之大，也是首屈一指的。有关这一流派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等代表性著作的译介情形，前边已有绍介，这里主要述介有关修辞学和文体学批评的引进及其影响。
修辞学与文体学批评方面较早译介过来的，是威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这本从文体修辞的角度研究小说艺术的成败得失的批评名著，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7年先后出版了中文译本。此前，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由花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其独特的文体角度和精到的艺术分析，曾在我国理论批评界轰动一时。此后，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乔纳森·雷班的《现代小说技巧》，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汇收卢伯克的《小说技巧》、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和埃德温·缪尔的《小说结构》的《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等。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修辞学、叙事学名著的这种引进，给转轨中的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新鲜而有益的借镜。在这种影响下，由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为发端，我国文学批评界在八十年代中期兴起对小说艺术与文体的热烈研讨，小说的结构方式与形态、叙事观念与技巧、语言功能与风格等文体问题，开始成为文学批评尤其是小说批评中新的焦点和热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小说文体研究》一书，收入了近30篇小说文体研究的论文，反映了我国理论批评界在小说的文体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
系统论与比较文学的批评，在当代西方后起于其他流派，但因其新近，在我国理论批评界发生的影响尤其巨大。
以系统论为主体的现代科学诸方法，是随着《第三次浪潮》等谈论技术革命的著作涌进文坛的。当时，一些出版社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在以绍介当代西方学术新潮为主的译丛里译介了《系统、结构和经验》等系统论名著，一些理论批评家同时也在尝试把系统论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这种绍介与引用并举的做法，使得系统论的学习与研讨盛极一时，甚至在1984年形成了“方法年”。系统论对于当代文坛的影响和冲击，既在宏观上显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渗透的基本趋势，又在微观上促进了理论批评家个体理论视野的拓展和知识结构的更新。
比较文学批评的引进，则以稳扎稳打、逐步扩展见长。八十年代初期，先是比较文学的论文选择，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译文集》等，尔后便是比较文学重要专著的译介，如马·法·基亚的《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乌布利希·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布吕奈尔等的《什么是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接下来便是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的研究著作的出现，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等。比较文学主要有法国的“影响学派”和美国的“平行学派”，他们所侧重的相同的文学现象的内部影响之研究和不同文学现象的平行发展之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中西类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此两种方法均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人们倾向于认为，梁宗岱的诗歌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影响研究”的最早尝试，而钱钟书的《管锥编》则是“平行研究”的极好典范。新时期以来，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进而大大拓展，在“影响研究”方面，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的研究由小到大地循序渐进，属于“平行影响”的主题学、类型学、文体学、比较诗学也由浅入深地全面展开。近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就文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门类及宗教神话的“超学科比较研究”，这一方面的学术成果，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外文艺理论概览》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等书中都有较为集中的反映。
阐释学与接受美学，都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立足于读者角度的批评理论与方法。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伽达默尔、法国的保罗·利科、美国的赫施和却尔。伽达默尔的主要代表作《真理与方法》和《科学时代的理性》，前者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节译本，后者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保罗·利科的主要代表作《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中译本；赫施的《解释的有效性》和却尔的《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两书，也由三联书店和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1年分别出版。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尧斯的《试论接受美学》、《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伊塞尔的《隐含的读者》、《阅读活动》。其中，伊塞尔的《阅读活动》的中文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分别出版；此外，三联书店于1989年出版的《接受美学译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读者反应批评》，也分别译介了尧斯等人的重要论文。
阐释学主张以创造性的发现和中介性的机制，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上去认识文学的精神价值，强调读者及批评主体与文学及历史存在的经由“理解”，“不断地互相融汇”（伽达默尔语）。接受美学在此基础上更是走向读者接受过程的纯粹研究，并以关注文学文本理解的历史性，重视读者在揭示作品意义上的重大作用等理论追求，形成了以读者为核心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阐释学和接受美学重视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并系统建立起接受与反应理论，在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上别开了新的生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文论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点，但它的整个理论与方法忽视作家创作的个性与作用。却使它存有矫狂过正的弊端。但在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中，这一流派的影响既是深远的，也主要是积极的。新时期以来兴起的比较文学、文艺传播学、文艺信息学等，都能看到理论批评家对这一理论与方法扬长避短的借鉴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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