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晚清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政治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要洋务首领，其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活动已为多数论者所首肯。而对其政治活动的研究则尚显薄弱，且毁誉参半。本文拟就张之洞与清末武昌首义及其与晚清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直接、间接关系问题，作些粗浅探索、冀求教正。
一
张之洞早年由科举入仕，是儒家思想陶育出来的官僚士大夫。他为官数十年，始而京官、继而封疆大吏、最后入阁拜相，领受了清朝的隆恩。“启沃君心，恪守臣节”是他忠贞不渝的信条。在晚清政治日益腐败、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之际，他充满忧患意识，亟思挽救清朝的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他反对革命、仇视人民反抗斗争的政治品格。
历史往往捉弄人。张之洞为维护清朝统治所作的种种努力，客观上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恩格斯曾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1〕的确，张之洞总督湖广十数载的苦心经营，却结出了武昌首义之果。他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酿造师。
稍稍回顾清末革命史，人们不禁要问：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华南沿海沿边，为什么“有意栽花花不发？”而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虽不是策划起义的重点，竟“无心插柳柳成荫？”为什么武昌起义在没有同盟会领导人领导指挥的情况下，却一炮打响获得成功？为什么革命军攻下湖广总督署后，把一个本应是革命对象的张之洞的部属黎元洪推上了首义之区都督的宝座？历史的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仔细思索，这一连串的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与张之洞督鄂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那么，如何看待张之洞督鄂与武昌首义的关系呢？本来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担任张之洞幕僚近20年的辜鸿铭却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2〕此话看似戏语，却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孙中山和张之洞怀抱各自目的，走着不同的道路，既南辕北辙，又殊途同归。他们都为辛亥革命积聚了力量和准备了条件。无独有偶，1912年，孙中山应黎元洪之邀抵达武汉，游览了张之洞的祠宇奥略楼，他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3〕辜鸿铭的戏谑和孙中山的幽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道出了一个史实：张之洞确实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
1889年冬，张之洞奉命由广东调往湖北接任湖广总督。初抵鄂时，当地“百务废弛，士大夫笃守常故，讳谈洋务”〔4〕，武汉还是一个比沿海城市相对落后之区。经过张之洞的悉心经营，到清末，武汉已成为水陆交通枢纽，迅速赶超广州、天津等城市，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张继煦说：“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处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5〕此话虽多有溢美之词，却指出了张之洞为武昌首义提供了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骨干力量的史实。
就革命的物质基础而言。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6〕张之洞督鄂后大刀阔斧创办近代工业，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纺织四局（织布、纺纱、缫丝、制麻）等大型军事、民用工业相继建立，又修通了芦汉铁路。这使张之洞不仅成为湖北近代工业的奠基人，也是全国重工业的奠基人，毛泽东所说的“讲到重工业，不可忘记张之洞”，便是对此而发。在他的倡导推动下，20世纪初湖北出现了兴办近代实业的热潮，民间投资实业者趋之若鹜。据统计，截至1911年，湖北地区有官办、官商合办或商办等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92家〔7〕。此外，各帝国主义在汉口等地设立的砖茶、面粉、烟草、榨油等企业100余家〔8〕。上述厂矿企业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武汉三镇及附近地区，而且是张之洞督鄂后创办的。经济的长足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效应。马克思谈及欧洲1848年革命时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 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9〕可见，工业的发展是发生近代革命的必备条件。当年参加武昌首义的湖北新军士兵祁楚才回忆说，首义的枪声一响，他们立即投入了攻占汉阳兵工厂和护卫兵工厂的战斗，“这个兵工厂生产的枪械弹药，对阳夏之战及义军的继续扩编（由原来的一个师扩编为八个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0〕。张之洞还设立了湖北银元局、官钱局，铸银元，造铜币，印刷纸币，发行银票、钱票及经营银行业务，并设立了商务局、商务公所和两湖劝业场等商业机构；又修筑了张公堤，拓展了汉口城市的面积，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武汉地区经济实力的增长。
伴随着工矿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越来越多的官僚、买办、地主、商人将积聚的资本投资于近代工商业，自身也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宋炜臣、刘人祥、顾润章、蔡辅卿、吕逵先、徐荣廷、刘子敬、邓纪常、李平书、朱畴、黄范生等便属于这类人。张之洞在办工业的过程中，与上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还在汉口设立了商务总局，为沟通官商联系、启发商智、联络商情起了良好作用。后来，官办的商务总局逐渐向民办的商会转化，商会又同立宪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国会请愿运动。一些商界人士还与革命派时相过从，有的甚至加入了文学社等革命组织。武昌首义后，商会转向支持革命，筹款接济革命军，并成立商团维持社会治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可见,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为武昌首义打下了阶级基础。
张之洞热衷于办教育，十分重视培育人才，历官之处，必有所创，特别是对废除科举制和奠定近代学制，出力尤多。在督鄂期间，他先后开办了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和一批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普通学堂，又力主派遣留学生出国。其目的是要培养一批新的封建卫道士。然而，事与愿违，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却成了革命的宣传家和活动分子。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居正说：“湖北自张之洞提倡学堂后，而新潮输入，革命已伏萌芽。嗣后复派多数学生赴日本，学陆军者如吴禄贞等，已大露锋芒。同时，留学生创刊《湖北学生界》以鼓吹之，革命思想因之勃发。“〔11〕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胡祖舜也说：“经心、两湖书院等学生，同情革命者，先后留学东西各国，提倡宣导，日起有功，后多为同盟会会员。”〔12〕这种现象时人就曾评论：“张之洞派青年到外国留学，本为缓和革命危机，却加速了革命的进程。”〔13〕当时，由张之洞派赴留日的黄兴、刘成禺、张继煦等人在日本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和《湖南游学译编》，其“所译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权为依归。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二杂志矣”〔14〕。的确，留日学生办杂志输入内地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张之洞对留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甚为不满。如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吴禄贞到日本留学后，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大力宣传革命。为此，“张香帅疑禄贞甚深，前日钱先生东来时寄言禄贞，将来学成归国，湖北之保举差事不可作想，若留学也不出经费云云”〔15〕。一些留学生回国后，在湖北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书刊，遭到张之洞的严禁。这既表明了张之洞反对革命的态度，也表明了他的学生确实为宣传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06年冬，张之洞奉召入京陛见，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相遇，“偶语张在鄂办教育为天下先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冷笑，袖中出《湖北学生界》一册与张观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请将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否则停止官费，勒令归国”〔16〕。张之洞把办学堂、派留学生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他办的湖北教育也确实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教育的领先导致了革命的领先，这不以张之洞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他死后仅二年，辛亥革命便在他苦心经营的湖北爆发，而且“辛亥武昌首义时的领导人，大多为张所培养出来的学生”〔17〕。面对此情况，清政府无可奈何地哀叹，“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18〕。若张之洞地下有知，是欣慰还是悲哀？
编练新军是张之洞在湖北的又一重要举措。湖北新军练之有素、装备之精良在晚清名列前茅。特别是湖北新军文化素质较高，“新军士卒，多文人投笔为之”，“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有一次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96人中，就有廪生12入，秀才24人，占总数的37.5%。陆军第8镇和陆军第21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读书分子入伍〔19〕。新军军官也大多由学生充任，如蓝天蔚、肖安国等。文化知识的需求把新军官兵和各学堂的学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十分有利于传播新的思想理论。湖北的革命团体，均得到了军界、学界的支持，并在其中发展力量。如革命团体日知会成立时，吴禄贞便“捐月薪50两以作开办之费”，蓝天蔚“亦暗肋不少”〔20〕。革命党人又确立了运动新军参加革命的目标。他们甚至投笔从戎，到军队中去做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刘静庵、张难先、刘复基、王宪章等革命团体的骨干纷纷投入新军，逐渐改变着新军的政治素质，吴禄贞认为，“扩充新军就是增加同盟会的势力，因新军所需之将校，多数必取材于日本士官毕业之学生，可以供同盟会之利用也”〔21〕。领导武昌起义的文学社与共进会就着意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到武昌起义前，这两个团体在新军中的会员就达五千人。“不数年间，竟将政府的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22〕。没有这批革命的新军官兵，武昌起义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起义爆发后，时任湖广总督的瑞
说：“总督张之洞费十数载之经营，縻数千万之库帑，辛苦选练，而不料均为匪用也”〔23〕。清廷史官恽毓鼎有感于有清朝倾刻间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结局，不禁放声大哭。他认为清朝自导灭亡的原因有三：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 ，而其“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24〕。清朝官员的怨恨恰恰从反方面证明，张之洞的诸多举措是自掘清朝的坟墓，客观上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马克思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25〕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也逃脱不了这个历史的辩证法则。
二
张之洞在晚清政治改革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为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而感到痛心疾首，遂于1895年7月19日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对甲午战败进行了反省，呼吁一变旧法，提出了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及预备等9条建议，恳请朝廷“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 ，博采救时之策，将向来因循废弛、罔利营私、膜视君国之习严惩切戒”〔26〕。虽然其建议大多仍是洋务变法的继续，但巳体现了向政治改革过渡的趋向。这份奏折与同期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相比，除没有提设议院一款外，其他内容大多相通，与维新人士王鹏运、李端棻、胡燏棻等人当时上奏的内容也大同小异，这是张之洞能顺应时代潮流参与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
维新运动兴起之初，他捐资开办北京强学会，甚得维新派见重，被推为会长〔27〕。接着又与康有为促膝深谈，共商开办上海强学会，并积极支持汪康年等人筹办出版《时务报》。该报出刊后，他又以总督之尊极力提倡，命各衙门、书院用官款订阅该报。他还多次向清廷荐举维新人士，扬锐、刘光第之入军机，也是张之洞托陈宝箴推荐的。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江康年等人与康梁等维新派时相过从。所有这些都说明，张之洞对维新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治改革的风潮中充当了维新派的同路人〔28〕。虽然他在维新运动中为了表明其有别于康梁和为了避祸，撰写了《劝学篇》，宣扬尊君卫道，具有阻抑人们思想解放的守旧反动一面；但也有启蒙求变、迎合维新潮流的开新一面。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之间虽然存在着分歧论争，但直至戊戌政变发生时，这种分歧论争主要还是学术之争，不能据此得出张之洞反对维新运动的结论。时人评价戊戌时期的张之洞说：“天下咸以公为言新之魁杰”，“其所行之新政，不特为中国人所注意，即世界各国，咸仰其声望，视为维新之领袖”〔29〕。中外人士的评论是张之洞赞赏维新运动的重要佐证。
20世纪初，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后，一批官员积极吁请变法。于是慈禧宣布实行变法新政。张之洞是力主实行变法的代表人物.1901年4月4日，他致电刘坤一、陶模、袁世凯、盛宣怀等8位地方大吏，大胆地表述了他对政治改革的设想。他说：“鄙人有见必吐，有疑必争，有善必从，有误必改，……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也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举，州县由通省绅民公举，但不能指定一缺，举员多者用之.京官除枢垣不敢轻议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候补者公举，每一缺举二三员侯钦定，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推之各属总办，亦可由局员工匠公举，惟武将不在内。盖今日营哨官，并不知兵，不能举也。流弊也不能无，总是利多害少，贿赂情面、庸劣尸位之弊，必可绝矣。”〔30〕这份电文的要害处，一是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根本是设议院，并认为当时中国可仿行上议院制度。二是设计了一套除武官外，上至督抚部院堂官，下至司员及各属总办由下级官员推举的制度。这一方案的提出，涉及到政治体制和选官用人制度的根本改革，透露了政治民主化的气息。这表明张之洞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政治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
然而，张之洞对封建专制体制大胆挑战的设想在诸大臣中并未达成共识，刘坤一就对开议院不以为然。因此，在同年7月12日至20日张与刘坤一合上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就没有正式提出设议院的问题。此三折共4万余言，提出了27条改革措施，其中兴学育才4条，整顿中法12条，拟采西法11条，清政府到1905年为止所实行的新措施，大抵都以此三折为蓝本。
江楚三折虽然大多仍重中洋务运动和戊戌时期提出来的改革内容，虽然比上引电文显得慎审而缜密，但已明显体现出从低层次经济领域改革向高层次政治领域改革过渡的意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二：其一，奏折中表述了对封建专制体制的强烈不满。奏折中对官场“积习相仍、因循粉饰”大为不满，指出“积习莫甚于骄惰恶劳，因循莫甚于借口旧章，粉饰莫甚于实情不上闻”，主张破常格、除官气、达下情，吁请朝廷明谕：“凡臣工奏疏召对，务以直言正谏，指陈利害为主，不必稍存忌讳，言事过于懿直者，体式稍有未合者，亦望朝廷曲予优容，以收从善纳规之益。”〔31〕他还抨击了用人按资历和官场“钻营侥幸之风”，重申官吏推举制度。并认为“捐纳有害吏治，有妨正途”，主张停捐纳制度，又提出革除“DU吏害政”的书吏、差役制度等〔32〕。其二，奏折已提出了建立法制的问题。主张聘各国著名律师，博采各国之长，制订矿务、铁路、商务、交涉刑律等各项专门律法〔33〕。他对刑狱改革尤为重视，指斥清代刑狱中“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从而提出了禁讼累、省文法、省刑责、重众证、修监羁、教工艺、恤相验、改罚锾、派专官等9条“恤刑狱”的改革建议〔34〕。体现了向资本主义刑狱制度看齐，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趋向。这些建议为后来沈家本修改《大清律例》、制定新刑律打下了基础。总之，张之洞既是清未新政的重要倡导者，又是实行者。时人评论：“环顾疆吏之行新政最力者，莫若文襄。”〔35〕此话大体符合史实。
推行新政以后，预备立宪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张之洞与清末立宪的关系，目前史学界还缺乏深入研究，大多论著有所涉及，但语焉未详，看法也不一致。有的论者引张之洞的话”立宪事关重大，……此实不敢妄参末议，”〔36〕，以及从张之洞一贯忠君卫道，先是反对民权说、后又抵制官制改革立论，得出张之洞“反对立宪”、“对宪政一向不以为然”或态度消极的结论。有的论者则根据未收入全集中的一些资料，论证其是主张立宪政治和速开议院的。笔者认为，从张之洞“善趋风势”和总体思想发展来看，他主张实行立宪政治应是顺理成章的。其中理由，孔祥吉在《张之洞与清末文宪别论》一文中，根据《时务汇录》（抄本）的资料，作了比较仔细的考稽和论述〔37〕，在此不赘。揆诸史实，仍有一些资料可作证明，特补充于后。
其一，1904年5、6月间，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等人在上海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草拟了一份《拟请立宪奏稿》，请求仿日本立宪之制，宣布定为宪法帝国，并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法〔38〕。查《张謇日记》，该折多次商酌，历时月余，十易其稿。此间张之洞与张謇曾互访商谈立宪问题。如张謇记：“抱冰（指张之洞）来漫谈立宪，其论亦明，其气殊怯”〔39〕。所谓“其论亦明”，就是说张之洞赞成立宪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而“其气殊怯”则是因为当时朝廷尚未决定派员考察宪法，他鉴于戊戌政变的教训，不敢轻易当“出头鸟”，因而该折未敢及时呈进。尽管如此，他仍是总督中较早奏请立宪的一位。
其二，从人际关系来看，张之洞与立完派人士有较广泛的联系，其幕僚赵凤昌、郑孝胥、蒯光典等人均赞成立宪，郑孝胥还担任了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张之洞临终前推荐陆润痒、戴鸿慈可继其相位，均为主张和筹划立宪人物。其遗折中还有“立宪为维新之本，不可视为缓图”等语〔40〕。
其三，张之洞之赞成立宪似乎是当时朝野人所共知的事。时人刘成禺说，庚子以后，“预备立宪之风乃大盛。废科举、试特科、引用留学生、设资政院及省谘议局，以为君主立宪张本；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新外人耳目。凡此诸端，胥由张之洞、袁世凯合折奏请，或赞同办理”〔41〕。连以梁启超为首的政闻社诸人也认为，张之洞入京，意在建立民选议院。因而捐弃前嫌，联络婉说张之洞赞助立宪〔42〕。由此可见，张之洞在清末主张立宪应是无可疑义的。
那么，应如何看待张之洞对清末官制改革提出的异议呢？他在1907年1月2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的电文中，不同意每省设高等审判厅和裁撤知府等项，主张“就现有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表现出慎审而主缓进的态度。他认为：“目前先从设四乡谳局选议绅董事入手，以为将来立宪之始基，如能实力奉行此，尚是达民情、采公论之实际”〔43〕。同年2月6日，他再次致电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及袁世凯，就设高等审判和司法独立问题，主张不必“更张太多”，高等审判可待十年后推行全国。并进一步表白：“此电尤于裁判、司法独立一节，不惮苦口力争，非阻立宪也，盖深盼立宪之局之必成者，莫洞若也。”〔44〕从此话可看出，张之洞对官制改革持慎审缓进态度实有其难言之隐，不能据此轻易得出他反对立宪的结论。
张之洞的“难言之隐”何在？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首先。张之洞己敏锐地觉察到，满族亲贵并无真心推行立宪政治之诚意。他们是要打着立宪的旗号，借官制改革之机来集权中央，从而削弱汉族地方督抚的权力，老于官场的张之洞对此洞若观火。张之洞一方面吸取了戊戌政变的教训，怕操之过急会招灾引祸，重蹈戊戌维新派的复辙；另一方面不愿在官制改革中削弱自己的权力。刘厚生对此评论说：“张之洞一半是保全性命，一半是维持权位”〔45〕。此话不无道理。其次，张之洞认为中国民智未逮，骤改会引起杜会混乱。他说：“中国民智未尽开通，爱国者固多，而持破坏主义志在乱国者亦复不少，方今革命党各处蠢动，沿江沿海伏莽繁多”，一旦改革过急，将会造成“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的局面〔46〕。出自一种求稳怕乱的思想，他主张缓改。可见，他主张缓行地方官制改革实有其隐衷，不可与反对立宪等量齐观。
总之，张之洞在清末政治改革中是一位与时俱进，对改革主要是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但由于张之洞的政治性格具有趋时和附权两个特点，其在改革中又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心态。“趋时”是指他有良好的政治敏感，这驱使他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谋求变革；“附权”是指他不能不考虑个人的官名利禄，这使他在帝、后纷争中始终处于两难抉择，显得慎审而胆怯。他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中走过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
〔2〕《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587页。
〔3〕《时报》1912年4月15日。
〔4〕〔5〕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1页，第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7〕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一书中所列的表统计，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
〔8〕冯天瑜：《湖北成为辛亥首义之区原因初探》，武汉师院编《辛亥革命论文集》。
〔9〕〔25〕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
〔10〕〔17〕《张之洞遗事》，《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第96页。
〔11〕〔12〕〔19〕《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116页，第83页，第115页。
〔13〕〔16〕《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17页；第3辑，第144页。
〔14〕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第275页。
〔15〕《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18〕《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807页。
〔20〕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第11页。
〔21〕〔45〕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07页，第157页。
〔22〕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4页。
〔23〕《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4页。
〔24〕恽毓鼎《澄斋日记》（稿本），转引《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01页。
〔26〕《张文襄公奏稿》卷24，第12－13页。
〔27〕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257页。
〔28〕参见拙著：《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文史哲》1991年第4期
〔29〕〔35〕〔40〕《张文襄公事略》，《清代野史》第6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08—110页，第105页.第123页。
〔30〕〔43〕〔44〕〔46〕《张文襄公电稿》卷45，第36页；卷65，第29页。第33页，第32—33页。
〔31〕〔32〕〔34〕《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2折，第3—13页：16—21页.光绪辛丑九月两湖书院刊本。
〔33〕《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2折，第3—13页：16—21页.光绪辛丑九月两湖书院刊本。
〔36〕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6，第7页。
〔37〕孔祥吉：《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8〕北京图书馆藏：《赵凤昌藏札·奏为时局艰难谨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稿》。
〔39〕《张謇日记》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41〕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9页。
〔42〕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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