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工党的组织变革及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英国论文,当代论文,评价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07)01-0029-07
“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1](P35)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在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和新科技革命影响下，英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阶级认同及民众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迫切要求工党正确认识并顺应新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要求，及时制定与当时环境与条件相适应的理论和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取得选民的支持。然而，工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决策体制上存在的积弊，严重妨碍了工党对自己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组织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工党理论和政策调整的前提。1983年金诺克上台后，开始对工党的组织结构和决策体制进行改革，后经史密斯，到布莱尔最终完成这一改革。英国工党的组织变革，始终围绕着扩大党员的权利和作用、削弱工会等党内团体的力量和影响、加强党的中央领导层的权威和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样一条主线展开。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党员队伍结构调整
工党成立之初，是由65个工会和3个社会主义团体组成的联合组织。工会和其他团体以集体名义入党，党通过联合这一机制，间接地获得了“党员”。1918年以前，工党只吸收集体党员，不吸收个人党员。1918年后工党开始吸收个人党员，但是附属组织的集体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会)仍是工党的主要党员来源，工党在新党纲中也没有把个人作为党的事业的基本单位。因此，工党个人党员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在数量上一直无法与附属团体的集体党员，特别是工会的集体党员相比。虽然集体党员在工党的发展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集体党员为主的工党党员结构，也有其固有的弊端。第一，参加工党的工会和其他团体都是以独立身份出现的，对内是工党的集体党员，对外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们不仅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要求，而且还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这种结构使得党中央难以制定统一有效的政策，也使得工党内部派别斗争十分激烈。第二，在这种结构下，个人党员的权利和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因而妨碍了个人党员积极性的发挥，也降低了对民众入党的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工人的大量减少和保守党政府的打压，工党党员的数量不断减少，个人党员的减少尤为明显。1979年，工党有党员722.4万，其中工会集体党员655.8万，个人党员66.6万。到1983年，党员总数减少到645.2万，其中工会党员615.9万，个人党员29.3万。①[2](P13)[3](P144)
从金诺克开始，工党领导人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发展个人党员的重要性，开始改变工党一向不注意吸收个人党员的做法，提出了使工党成为拥有百万党员的真正的大众党的“全国党员发展计划”，试图通过发展个人党员扩大党员队伍，并改变工党作为“工会党”的特性。史密斯和布莱尔继续采取措施加快发展个人党员的步伐。一方面，鼓励大量的由工会等团体集体入党的党员通过履行手续重新成为个人党员。另一方面，从社会上大量吸收个人党员。社会上的人士无论成分如何、职业如何，只要认同工党的基本党纲，能按时缴纳党费，言行不严重违反工党党章的规定，经过选区党组织或中央党部的登记手续，就可以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享有个人党员的各种权利。通过这些措施，工党个人党员人数迅速从1992年的27.9万上升到1997年的40多万。[4](P48)大量不具有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个人党员的加入，对优化工党内部党员结构，为工党废除集体投票制奠定了基础，也为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大选胜利后，工党仍然没有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工党还注重发展妇女党员，提高妇女党员在党内的地位。
二、改革党内选举制度
工党成立以来，集体投票制是其内部运行机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党的领袖、议会候选人还是工党年会表决，选区党组织、工会和其他附属团体都以集体名义投票，即实行集体投票制。按照这一制度，在投票时，选区党组织、工会领导人代表某个组织投票，如果该领导人投了赞成票，则视为该组织全体成员都投了赞成票；而如果投反对票，则视为该组织全体成员都投了反对票。由于工会占40％的选票，且实行集体投票制，就为工会领导人操纵领袖选举和党内事务提供了组织基础。工会内部的集权化及其投票上的优势，反映出来的是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和处理问题上的容易脱离实际，因此，废除集体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削弱工会在党内的影响力，就成为工党组织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布莱尔曾指出：“变革工党成员结构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其他事情。这是绝对至关重要的……请严肃对待这件事，这么多年来受集团投票支配的原因是由于人民认为工党内部有很多小团体，并且可以说，集团投票是对他们积极性的一种制约。现在实际发生的是一个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在工党的许多决策中采取一人一票的做法。”[1](P40)
在金诺克任领袖时期，工党成立了一个“联络工会审查小组”，成员由影子内阁成员、执委会成员、工会领袖组成，专门讨论有关一人一票制、工会在选举团中所占比例问题。但是，由于工会领导人的阻挠，金诺克提出用一人一票制的办法选举议会候选人的努力遭到否决。史密斯任工党领袖后，继续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1993年，史密斯在布莱尔、布朗等人的支持下，与工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以不通过此建议就辞职来表明其改革决心。最后，工党年会以47.5％对44.4％通过决议：工会和选区工党在领袖选举和议会候选人选举时采用“一人一票制”，而且工党集体党员只有在成为个人党员之后，才具有在选区工党参加投票的资格。同时，领袖选举团的选票比例由议会工党、选区工党组织各占30％，工会占40％的格局改为议会工党、工会和选区工党各占三分之一。[5](P137)这样一来，参与领袖选举的人由原来的几百数千个党员积极分子扩大到数百万普通党员，工党从间接民主转向了直接民主。布莱尔就是第一位按照这个程序当选的工党领袖。
布莱尔上台后，一人一票制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扩大，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都采用了一人一票制的表决方法。例如：1995年在修改关于党的目标的党章“第四条”时，工党改变过去只有大会才有权修改党章的规定，按一人一票制进行全党表决。②[6](P77/78)1996年工党又采用一人一票制通过了竞选纲领。废除集体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方法，不仅取消了工会集体投票的特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工会左右工党人事和政策的影响，而且削弱了以前控制选区党组织决策的积极分子的影响，扩大了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7](P208)一人一票制的采用被认为是工党用代表直接民主制取代了委托民主制的标志，是新老工党在组织上最重要的区别之一。[6](P76)
三、改革党内决策机制
英国工党拥有从基层支部到党的代表大会的严密组织系统，其中代表大会是工党唯一的最高决策机构。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工党的管理和决策，是党的最高管理机关。工党的政策都要由代表大会讨论并投票决定。党的决策一般是由工会等附属组织和各选区工党以及全国执行委员会首先提出政策动议，这些动议经过执委会汇总，由其下属委员会或研究小组负责形成政策建议，经全国执委会批准，送交代表大会讨论并投票表决。这种决策体制存在明显的缺点。第一，它使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形成过程由下属委员会或研究小组负责，一般情况下，非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很少有机会进入政策建议形成的委员会或研究小组；在正式文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之前，有关内容不对外公布。第二，如前所述，工会和其他附属组织拥有的大会的投票权太多，选区组织的投票权太少，少数派的观点常常被忽视，连议会工党特别是党的领袖的意志在决策中都不易得到贯彻，普通党员更是完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第三，党的各方面都可以向大会提出动议，大会讨论的问题涉及从“南极”到“动物园”等各种琐碎之事，造成会议议程太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代表们根本不可能深入细致地讨论各种政策问题，很多重大问题的辩论被压缩到几分钟。第四，决议起草工作把持在“一小撮行家”手中，一个决议案往往是许多相关动议的“拼凑”，很多决议实际上是幕后讨价还价的结果。
这种决策方式使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普通党员被完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尽管媒体会透漏一些与决策过程有关的情况，但是直到送交年会的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官方不会发布任何关于决策过程的情况。而且，议会工党及其领袖既不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也不参与决策的全部过程，这就使得议会工党及党的领袖在决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为了从根本上削弱工会对党的支配地位和作用，避免工党上台后内部再次出现过去那种议会内外工党不和的现象，金诺克上台后就建议修改党的决策程序，扩大党员的决策参与权，增强领导人的决策自主权。金诺克首先成立联合政策委员会，逐步取代全国执委会的下属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以削弱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金诺克还建立政策协调委员会，如果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影子内阁”对联合政策委员会拟订的报告有不同意见，则由其出面协调。这些改革使工党议会议员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从而改变了过去全国执行委员会起决定作用的做法。金诺克还成立全国政策论坛，以扩大普通党员的决策参与权。不过，全国政策论坛直到托尼·布莱尔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才开始发挥其在决策领域的影响。
托尼·布莱尔担任党的领袖后，进一步改革了政策形成机制。1997年度工党代表大会通过《执政伙伴》(Partnership into Power)的文件，确定了全面改革的计划。《执政伙伴》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策制定过程，这是一种健全的、综合的、使所有党员都有机会参与的过程。代表大会只给“极少数的党员机会参与政策讨论”，而新的决策程序使普通党员可以“经常地、冷静地讨论政策，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和代表大会上压制争论的气氛的影响”。[9]《执政伙伴》着重于把政策评议过程作为一个健全政党建设的中心环节，鼓励党与公众及自己的党员保持联系。
全国政策论坛由来自党的各个部分提名的175名代表组成，两年改选一次，负责按照一个滚动计划来审查、监督过去三年以来党的政策的发展情况。③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评估工作进展情况，每年提交一份列入全国执委会总报告的报告。[3](P142)为了使全体党员最大限度地参与决策过程，全国执委会在全国各地召集地方论坛，给政策委员会提供建议。④[6](P79)在基层，工党有一个大约400人的促进者网络，这些人协助在全国举办政策论坛，促进并在地方选区、支部和社区举办政策论坛。
全国政策论坛下设8个政策委员会，其议题涉及经济和社会事务、贸易和产业、环境、运输、卫生和福利、教育和就业、犯罪和司法、民主和公民身份以及英国的世界地位等广泛领域。它们按两年一个周期的“政策制定滚动计划”运作，第一年审查现行政策，第二年提出有关政策文件草案，交全国政策论坛讨论，再交联合政策委员会讨论后，提交年会辩论通过。联合政策委员会由领袖主持，负责对政策制定和滚动计划实施战略监督。他们共同研究政策拟订、竞选宣言的内容及竞选问题。[3](P139)[6](P79)政策论坛的所有政策文件必须经过它的同意，才能提交给全国执委会。
这样一来，工党实行了80多年的决策结构得到了根本改变。党的代表大会在新体制中仍然是最高决策机构和最终决策机构，“任何声明都必须经过代表大会的批准才能变成党的政策”。[9]而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的建立和运行，既为党的机构与地区党组织之间的对话的开展提供了机会，也为广大基层党员参与决策提供了平台，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在地方政策论坛的讨论和通过提交给政策委员会而得以反映。同时，还加强了中央层面机构在决策中的协调性和统一性，比如，全国执行委员会成为工党政府的“一个伙伴”，而不是党的另一个声音，其内部权力平衡从工会转移到普通党员。
四、改革竞选运动组织方式
在传统的选举运动中，政党为了争取选票，需要大量的地方基层工作人员和大量的志愿者，通过挨家挨户或在街头巷尾向选民进行宣传，表现出很强的群众性和分散化特征。与传统的拉选票不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竞选运动，要求政党在保留过去传统竞选运动一些优势的同时，对竞选运动进行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和管理。同时，选举中媒体的大量应用和大量专业人员参与，使选举经费居高不下，这也导致了竞选资源使用和竞选组织工作的集中化。
金诺克首先对传统竞选运动方式进行改革，使之变得媒体化和专业化。他于1985年成立竞选运动专业化组织竞选运动和联络理事会，此后又于1986年建立了由皮特·曼德逊领导的“影子联络机构”，负责对竞选运动的集中领导和与媒体的有效沟通。这些专门机构引进各种专业人员，包括政策研究者、舆论分析师、广告咨询员、宣传策划员、形象设计师、广告评估家、职业筹资人等，其主要职责是制定选举战略、进行舆论研究、开展民意调查、提出宣传广告和选举运动主题、提供必要的联络支持等。在竞选战略上，金诺克依靠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对工党如何进行竞选运动管理、如何控制大选舆论走向等问题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宣传联络模式，其中尤为关注利用大众媒体宣传政党理念，塑造领袖媒体魅力。
布莱尔上台后继续加强对工党竞选运动组织机制的改革。第一，加强竞选运动专业机构建设。布莱尔在影子联络机构的基础之上，又增设了一个“政治中心”，此中心与内阁以及其他关键部门共同实行对竞选运动的控制。1996年1月，布莱尔建立“密尔班克”⑤，它成为工党1994—1997年“长期选举运动”的行动总部。这一机构主要是为迎接大选而建立，负责管理竞选运动期间的信息交流与民意调查，是工党竞选运动的神经中枢。同时，工党也非常重视发挥党外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为了赢得媒体的支持，布莱尔还会见了世界传媒巨头默多克(Murdoch)，后者在1997年下令他旗下的《太阳报》动员选民支持工党。“密尔班克”等竞选专业机构以及媒体在1997年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选后总部内很多信息小组被解散，但在下次大选来临时，会再次进行组织。如2001年大选，工党“密尔班克”竞选总部被分成11个任务团体，分别成立竞选计划小组和战略小组，前者由竞选总部指挥，后者由戈登·布朗指挥，对竞选运动的每一方面进行详细准备。可以说，有组织的专业竞选运动是工党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彼特·曼德逊将“密尔班克”描绘成“工党所创造的最好的、最有专业水平的竞选运动机器”，而彼特·曼德逊本人和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则被认为是工党媒体操纵者的“战略班子”中的杰出代表。[10I11]毫无疑问，有组织的专业竞选运动是工党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第二，扩大中央机构工作人员队伍。工党中央机构工作人员从1964年的50人，发展到1998年的176人。同时，中央党部在地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地增加，它们是中央党部在省级地方上设立的分支或派出机构，其工作也是为中央党部服务，而不是为选区党组织服务。在1998年春天之后的12个月内，工党10个地区办公室的雇佣人员从75人增加到140人。[12] (P243-244)这表明，工党总部已经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地方党组织活动的协调能力。第三，强化高层领导圈的竞选纪律。工党对候选人及选区党组织的控制本身就较严，布莱尔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纪律。议员候选人、党的发言人和选区党组织的活动、言论必须受党中央及领袖的指导和监督，不可胡言乱语，否则就会受到中央党部的纪律处分。新工党上台后还制定了新的大臣守则，要求所有大臣在接触媒体和宣布政策倡议之前必须得到唐宁街的批准。[13](139)党的所有政策的公布都受到严格的控制。1997年大选表明，工党把力量集中在关键岗位，选举运动的针对性更强，资源和竞选战略的中央集中支配和统一协调的要求也更强。工党利用中央党部及其地方直属机构来进一步集中全国的资源，使党适应技术变化所提出的要求，为党的总体目标服务。[4]
五、扩大党的社会支持基础
英国工党是工人运动的产儿，在工党创立之初，工党中工人阶级党员占到98％，工党的议员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可以说，工党是凭借着工会的支持，打着劳工主义的旗号，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走上并活跃于英国政治舞台的，是典型的“阶级党”或“工会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英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度减少，中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崛起，工业化时期的那种以传统的劳资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野界限开始模糊，以往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的集体认同也趋于淡化。在这种情况下，工党领导人开始反思其与工人阶级、工会的关系，认为工党不应仅是工人阶级政党，而应成为一个开放的党，一个包括“商业界和企业界”人士、熟练的工程师以及医生和律师等广泛社会群体的党。[15]布莱尔上台后，提出了“新工党”的口号，其目的就是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16]，从而使英国工党成为一个“人民的党”。
第一，废除党章“第四条”，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工党领导人认为，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政党必须制定符合全体或几乎全体选民利益的纲领政策，而不一定是分歧性或党派性的纲领。布莱尔一再宣称自己不仅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而且也是以人民的名义讲话。他认为，英国工党过去政策一度“过左”，吓跑了中间阶层，导致长期在野，尤其是载有公有制条款的党章“第四条”，是工党不受中产阶级和工商界欢迎的主要原因。他多次警告说，如果工党要结束自1979年以来已连续4次在大选中失败的局面，就需要放弃其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章程。他声称，除非工党准备放弃其过时的意识形态，并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使人们了解它这一主张，否则选民们是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的。[17]布莱尔在建设“新工党”的旗号下，对工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95年4月29日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布莱尔挫败左翼的抵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党章的“第四条”的修改，取消了原来关于“公有制”的表述。新的第四条将社会、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置于最重要地位，倡导既要有雄厚的公共服务和又要有繁荣的私有部门以及二者之间为了变革应建立伙伴关系。布莱尔认为：“这些关键的价值观在今天为工党带来了更多的党员，也为我们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了真正的框架，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1](P64)党章“第四条”的取消，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的“人民的党”。
第二，倾听妇女的呼声，扩大妇女对工党的支持。在工党的历史上，一直比较注意倾听妇女的声音，并为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而斗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连续失败，使工党更加重视妇女选票和女党员的意见。[18](P425)1983年全国执委会提出了“党内妇女平等宪章”。1987年工党承诺在执政后建立一个妇女部，1992年工党第一次任命女性贝·布什罗伊德担任党的下院发言人，选举玛·贝克特为副领袖。妇女议会候选人的比例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到1992年，工党妇女候选人已达到136人，占工党候选人的21.5％。1996年，工党宣布10年内把议会工党中妇女的比例提高到50％。1997年大选，工党提出的158名女候选人中当选101人，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4.2％；占议会妇女议员总数的84.2％。工党政府还宣布，所有政策文件、行动纲领和计划以及立法变动都必须专门评估对妇女的影响，要将1100个准公共机构和公共机构中妇女代表的比例提高到50％。[2](P80/184/185)
第三，减少党对工会资金的依赖，扩大工党的财务基础。过去工党不仅主要由工会集体党员构成，而且工党的经费也主要依靠工会提供。工会以政治基金的名义向工党提供财政资助，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工党中央约4/5和全党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会。[19]布莱尔曾指出：随着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党在意识到它的党员成分、决策基础过于狭隘的同时，也意识到它的财务基础过于狭隘。[1](P24)为了拉开工党与工会的距离，减少工会对工党的干预，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党也开始有意减少对工会的财政依赖，努力从个人党员和公司那里筹集资金。工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建立“商业计划”，举行各种类型的筹资活动，如筹资午餐会等，通过各种形式筹集资金。1997年大选后，工党又建立了“高价值捐赠单位”和“工党1000俱乐部”⑥[20]，目的是争取大企业的捐款。1995年英国最大的糖业公司向工党捐款，开创了私人企业向工党捐款的先例。1996年6月到1997年3月，工党从公司筹集了1500万英镑。到2002年，在工党收入中，40％来自党员党费和小额捐款，30％来自工会，20％来自1000英镑以上的捐款，10％来自各种活动。[14](P18)[21](P341)这些变化都是工党积极向社会争取资金的结果，当然也与工党在政治上的联系层面以及组织形式上的转化密切相关。
工党社会支持基础的扩大，使工党减少了对传统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会势力的过多倚重，在社会全体成员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扩大了党的社会阶级基础和自己的生存基础。1997年大选，工党在维持原工人阶级选民队伍的基础上，获得广大中间阶层的支持，商业团体也对工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经过十多年的变革，工党的组织原则、结构、内部关系和决策体制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扩大了广大党员的权利，改变了工党长期受制于工会的局面，增强了党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党的集中和统一，实现了布莱尔所提出的工党现代化的目标。从总体上说，英国工党的组织变革是极其成功的，保证了工党三次连续执政。但从长远来看，新工党的改革也带来了一些目前还难以定论的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实用化与保持工党自身个性问题。工党在全面变革过程中正式放弃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目标，仅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从而使其在政治实践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增加了政策灵活性，促成了工党选举成功，但也具有明显的短视性，工党明显的右倾化削弱了其传统左翼政治特性。工党大多数党员认为，党已经背离其传统价值观和原则。许多党员认为，工党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6](P89)从长远看，政党的政治特性关系到政党的政治生命，工党也不例外。虽然目前新工党着力从新的激进主义意义上来为其革新和政策进行辩护，但人们还有待于从其实际的政策及长远的政策效果中寻求答案。
二是新工党与工人阶级及工会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经过改革，党员认为工党的社会构成已经改变，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党”的人减少了一半，认为“党是中产阶级的党”的人增加了一倍。从1989年到1997年，认为党照顾大企业利益的党员从占39％上升到77％；认为党代表工会利益的比例从1989年的90％减少到1997年62％。在党员眼里，工党已经成为工商利益的保护者，[6](P86)而不再是一个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党。[13](P151)从现在的政治进程来看，疏远与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关系还没有使工党受到实质性影响。然而，尽管工会的力量已经今不如昔，但他们仍然是工党的基本力量，因此，如何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对于工党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中我们看到，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是工党百年历史中最大的政治资本，如果动摇甚至失去这一政治基础后，工党还能否继续长期保持作为一支稳定的执政力量的地位？这也还有待从其政策的长期效应中观察。[22]另外，工党的组织改革对消除党内矛盾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工党从此没有内部矛盾了。党内派系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对领导人持批评态度的肯·利文斯顿(Ken Livingstone)在1997年当选工党全国执委会委员，1998年4名左翼“基层联合”运动的成员当选为全国执委会选区代表，都是左派存在的证明。[6](P84)因此，如何处理党内派别问题，也仍然是工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三是扩大基层民主与加强高层集中的关系问题。自1979年以来，无论左派还是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现代派，在进行组织改革时都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左派的改革加强了工会实际上是工会领袖的地位，现代派的改革则加强了议会工党实际上是领袖的权力和地位。这种不同表现为投票和决策制度的差异。在集团投票制下，投票活动容易被集团领导人所操纵，民主实际上是集团领导人的民主。实行一人一票制后，集团领导人的权力被削弱了，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似乎也扩大了，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被左右的命运，因为他们往往受给定的信息的影响，不容易形成和集中个人的主张，而只能在领袖给定的选择内投票。一人一票制也曾被撒切尔夫人当作对付工会的手段。⑦随着现代大众媒体的发展，各类政策和竞选运动专家越来越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被削弱。工党全国政策论坛应当说是一个必要的补充。但是，参与政策论坛并不意味着党员对党的决策有真正的发言权。根据对参加过政策论坛的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33％的参与者认为论坛对决策有影响。参加全国政策论坛的党员有时感到他们的经历就像“向圣诞老人要一辆自行车，可得到的却是一套化学用品”[8]。很多人认为全国政策论坛没有对他们开放，不知道政策论坛是怎么被组织的或被选出的，也没有渠道了解他们在地方会议上讨论的政策是如何进入全国代表大会并写进竞选纲领的。客观地讲，工党的组织变革削弱了工会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削弱了代表大会在党内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种削弱是以普通党员的广泛参与即商议民主(也有译“协商民主”)为补偿的。工党的组织变革扩大了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同时也加强了领袖的权威，尤其是全国政策论坛，是既有利于自下而上的民主，也有利于中央的集中领导，从而使民主与集中、决策的合法性(民主)与决策的效率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代表了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方向。当然，新型的组织机制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尤其在如何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作用方面，还需要工党作进一步的探索，工党组织变革也不会从此终结。
注释：
①工党直到1918年才有个人党员，直到1928年才有关于个人党员数字的记录。到20世纪80年代党员为288776人。
②这次修改以73288对12588获得通过，但是只有27％的党员参加了投票。
③在175名成员中，54人来自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9地区的选区工党(每个选区普通党员5名、青年代表1名，其中妇女2人)、18人来自9地区工党(每个地区2人，其中妇女1人)、30人来自工会(其中妇女5名)、9人来自下院议员(其中妇女4名)、6人来自欧洲议会议员(其中妇女3名)、8人来自政府大臣(其中妇女3名)、3人来自社会主义团体(妇女1名)、2人来自合作社党(妇女1名)、9名来自地方政府(其中妇女4名)、4人来自黑人社会主义协会大会(妇女2名)、32名是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当然成员)。
④1998年夏天，地方论坛召开45次会议。
⑤密尔班克现象得名于密尔班克塔，工党信息交流和研究调查队伍设在那里，使它成为工党竞选运动的神经中枢。
⑥截至2002年底这个俱乐部有250名会员，包括女王的高级顾问、政府高级公务员、司法部官员、非政府机构领导人、院外游说人士以及商界人士。他们多年来定期为工党匿名捐款，数额一般为1000英镑或者更多。工党每年仅此一项的捐款收入就达30万英镑。
⑦保守党政府通过的工会法规定工会在许多问题上必须进行会员表决，结果将许多工会领导的罢工欲望“民主地”扼杀在摇篮里，工会会员利益的维护反不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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