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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59.611
一、历史与现状的描述
澳大利亚图书馆中的亚洲资源收藏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地理环境与历史变迁的影响。虽然澳大利亚地处亚太地区，但是在欧洲人定居此地的前150年当中，澳大利亚与欧洲（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与经济联系是最紧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随后亚洲地区发生的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澳大利亚开始注意它自身所处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与亚洲的经济、政治、移民和其他联系的加深，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更为紧密。同时，随着英国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在欧洲的角色，澳大利亚与英国的传统联系逐渐削弱。
与欧洲和北美等国家相比较，澳大利亚的亚洲研究和亚洲文献收藏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对这一地区的兴趣逐渐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除了集中收藏在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有关印度的文献之外，亚洲的文献资源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图书馆经常性地收集这一地区的出版物。虽然悉尼大学早在1918年即开始教授日本的语言和历史，但亚洲研究的真正形成还是在50年代，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首先发起。与此同时，这三所大学的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开始建立亚洲方面的馆藏。此后，虽然有多家机构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亚洲文献收藏部门，但迄今为止，上述4所图书馆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亚洲研究资源收藏单位。
在50年代之后的澳大利亚，亚洲研究的发展并不平衡。70年代和80年代是亚洲研究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当时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大学开设了亚洲语言和文化课程，研究生的培养和亚洲研究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到9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的36所大学中有半数以上成立了亚洲研究中心），相应的亚洲研究方面的图书馆藏书也随之迅速增加。
鉴于亚洲文献的系统收集开始于50年代，澳大利亚各图书馆中亚洲收藏的特点也就不言而喻了，即主要集中于当代的出版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澳大利亚图书馆中亚洲文献的馆藏规模显著扩大，尤其是有关东亚和东南亚的文献。这些文献既包括以这一地区的语言所撰写的资料，也包括有关亚洲的西文著作。此外，通过对一些档案文献和古旧书的重印和缩微，通过从一些学者和藏书家那里的征集，图书馆的亚洲资源获得了相应的补充。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图书馆中的回溯性资源仍不能与欧洲和北美的图书馆相提并论，更无法与亚洲地区本身的图书馆相比，因此，澳大利亚的学者仍然需要前往国外收集更多的所需资料。
根据1994年12月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国家收藏流通办公室（Distributed National Collection——DNC）的一项调查（DNC Asian Library Materials Survey），澳大利亚的亚洲研究馆藏资源主要集中于堪培拉，其次分布在墨尔本和悉尼。堪培拉的两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国立大学图书馆——拥有当时澳大利亚全部相关馆藏资源（1975545册，既包括亚洲文字的文献，也包括西文的相关文献）的75％（即1490630册），它们还获得了当时澳大利亚用于收集此类文献的全部国家预算（2398470 澳元）的65％（即1565200 澳元）。尽管数字并非十分精确，但调查显示，4家最大的机构，即国家图书馆、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当时收藏有亚洲文字的文献共计1013080册，相当于澳大利亚全部相关收藏（1131965册）的89％。此后，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也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澳大利亚其他图书馆的亚洲收藏始终保持相对较小的规模。（注：Gosling，Andrew，1997.）
这次调查结果还显示，澳大利亚图书馆的亚洲收藏主要集中于与东亚和东南亚相关的文献，东亚文献占全国收藏总量的63％（1261216册），东南亚文献占30％（596486册），南亚文献则相当有限，仅占6％（115017册），西亚和中亚文献收藏之和仅为全部数量的1％。（注：Gosling，Andrew，1997.）
二、协调与发展
对于澳大利亚图书馆亚洲研究资源的建设，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最早的合作始于1955年，当时国家图书馆和国立大学图书馆为避免重复，就中文和日文文献的收集分工达成协议，国家图书馆负责收集这两种文字的社会科学和现代历史方面的文献，国立大学图书馆则负责人文学科和古代历史部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91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文献。这一协议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并成为两家机构馆藏建设的一个良好基础。
随着国立大学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现代中国，特别是1970年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上述有关中文文献的搜集协议在1973年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协议使两家机构的收集重点都集中于现、当代的文献，但是协议中的某些内容仍然保留，且继续发挥着避免重复收藏的作用。例如，随着国家图书馆中文报纸收藏部门的建立，国立大学图书馆便收缩了自身对报纸的收藏规模。90年代，两家图书馆一直寻求进一步的合作并就中文统计年鉴的收藏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
在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针对亚洲研究与文献收藏也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合作。例如，格里菲斯大学偏重于社会科学，昆士兰大学集中于语言学和文学，阿德莱德的弗林德斯大学集中收集东南亚的文献，阿德莱德大学则集中于东亚文献的收藏。在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多年来一直在中文和日文文献的收藏方面分工合作，90年代，两家机构正式签署了一份题为《有关东亚资源的图书馆合作：墨尔本大学与莫纳什大学问的非正式协议》（Library Co-operation on East Asian Resources：Inform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Molbourne and Monash University）的文件。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澳大利亚图书馆的亚洲研究资源建设规模得到了最为迅速的扩展，而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和组织就这一主题开展的研究与推动工作对这一发展功不可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包括以下几项：
1.英格尔森报告（Ingleson Report —1989）
1989年，澳大利亚亚洲研究理事会（the Asian Studies Council）发表了英格尔森报告，该报告的标题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的亚洲”（Asia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报告的目的是考察澳大利亚大学中的亚洲研究与语言教学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向澳大利亚政府就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问题提出建议。报告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图书馆问题，列举了主要的困难，指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有效而又不十分昂贵的检索与流通体系；图书分类，特别是支持亚洲文字的自动化系统；图书馆员的培养问题），报告提出的若干项建议成为随后一系列创新活动的基础。
2.罗斯报告（Ross Report—1990）
由于英格尔森报告中有关图书馆方面的建议未能被政府及时采纳，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理事会及就业、教育与培训国家委员会又联合提出了另一份报告——有关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图书馆细则（Library Provis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即罗斯报告。罗斯报告除了支持上述英格尔森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以外，还特别给予强调的是，近期澳大利亚亚洲研究计划的迅速发展对图书馆可能产生的影响未能引起相关机构和联邦政府的足够重视。
3.有关图书馆与亚洲的第一次全国圆桌会议（First National Roundtable on Libraries and Asia—1991）
1991年5月，由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图书馆与亚洲全国圆桌会议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会议的主旨是在英格尔森报告和罗斯报告所提出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相关的国家战略。会议之后，国家图书馆、国立大学图书馆和悉尼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联名上书联邦政府的就业、教育与培训部，提请政府注意并要求对相关建议的落实给予资金支持。
4.亚洲研究与亚洲收藏趋势调查（Survey of Trends in Asian Studies and Asian Collections—1992）
基于第一次圆桌会议提出的建议，就业、教育与培训部划拨一笔资金，对全国共享的亚洲图书馆收藏资源进行考察。另外，国家图书馆和国立大学图书馆还联合就“亚洲图书馆资源和研究趋势”这一主题对80名学者和图书馆员进行了访谈，以探讨和确定全国亚洲图书馆资源的收藏趋势与重点。
调查反映出的主要趋势包括：尽管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有益于认识现实，但研究重点仍然放在现代亚洲方面；仍然重视东亚与东南亚的资源，南亚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亚洲与澳大利亚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大量研究生对亚洲语言和英语的研究资料的需求增大等等。
5.国家CJK系统（National CJK System—1991～）
不论是英格尔森报告、罗斯报告还是第一次圆桌会议，都竭力倡议建立一个全国的亚洲文献自动编目系统。根据这些建议，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于1991年为系统的可行性研究提供了资助，这一研究于次年完成。1993年，研究理事会拨付一笔更大的款项，用于系统的确定和完成。1996年，“国家CJK服务”（National CJK Service）系统完成[CJK代表中文（Chinese）、日文（Japanese）和朝鲜文（Korean）]。系统使用可以输入和显示非罗马字母的MASS软件与INNOPAC结合，可以服务于编目和在线检索，由此，澳大利亚图书馆的用户可以更容易地查阅图书馆的中文、日文和朝鲜文资料。
6.有关图书馆与亚洲的第二次全国圆桌会议（Second National Roundtable on Libraries and Asia—1993）
由国家图书馆组织的第二次全国圆桌会议于1993年召开，50多名参会者代表了每一个州和地区。与会者回顾了自第一次会议以来的进展，讨论了未来的发展，并确认了5个需要特别给予重视的方面：馆藏开发、地区和国际的作用、书目管理、信息服务与专家型工作人员。
7.有关图书馆与亚洲的第三次全国圆桌会议（Third National Roundtable on Libraries and Asia—1995）
与前两次圆桌会议相同，第三次圆桌会议也是由国家图书馆组织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图书馆员、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人数上升到75人。
第三次会议论题包括6个方面：南亚、馆藏开发与收藏协议、网络化、电子出版物与互联网、人员与培训、保管与书目检索。第三次会议形成的论文、决议等相关文献提供了许多有关当时状况的有用信息。在会议之后，由学者和高级图书馆员组成的参考小组把执行收藏协议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
除了上述一些全国性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会议与协议外，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之间还曾就某种文字（如朝鲜文）文献的收藏工作召开会议或达成协议，一些新的亚洲文献的收集协议也在酝酿之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调查极大地改善了各界对图书馆亚洲文献收藏问题的了解与认识水平，对澳大利亚亚洲文献的收藏和开发利用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中国研究资源——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随着澳大利亚图书馆内亚洲文献收藏的整体发展，中文文献的收集与开发利用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在中文图书馆资源方面，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总体状况
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是最多的。根据2001年的数字，国家图书馆藏有24.8万册专著，7500种定期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料，包括缩微和电子文献。图书馆还收藏有大量的英文、其他西文文种以及日文的有关中国的文献。除了正式出版物以外，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各种其他形式的相关资料，如论文、信件、口述史研究项目的录音资料、地图及图片资料等等。（注：Gosling，Andrew，2001.）
总体而言，国家图书馆中文收藏中比较具有优势的领域是：考古学、美术、现代史、传记、地方史、政治学与政府、统计资料、外交关系、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宗教、哲学和中医学，事实上，收藏范围覆盖了非常广泛的主题领域。中文收藏的来源主要有购买、赠送和与该地区图书馆的交换。中文文献的搜集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但主要来源地是中国，即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及东南亚地区。
与澳大利亚的亚洲研究同步，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也开始于50年代，因此其拥有的文献多为当代的出版物。但是图书馆也藏有一些重要的古旧文本，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稀有的珍贵文献。70～80年代是中文馆藏量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当时的中文出版物大量增加，而且书价也不是很昂贵。1970年，国家图书馆有6万卷中文著作，到198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06135卷，在接下来的10年里，馆藏量几乎又增加了一倍，到1990年6月，达到200935卷。此后，随着购书成本的增加和收藏采编政策的变化，馆藏的增长速度放慢，到2000年，中文馆藏量为245491卷。（注：Gosling，Andrew，2001.）
1989年的英格尔森报告引起了人们对亚洲研究资源以及一些重要的中文馆藏的关注。在这份报告以及随后诸多会议与合作的基础上，澳大利亚的专门针对东南亚文字的一个自动编目系统，即“国家CJK服务”（National CJK Service）系统于1996年成功建立。截止到2001年，澳大利亚已有23个学术研究机构、专业与公共图书馆成为这一系统的成员。同时，国家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已全部顺利地纳入国家CJK数据库，并可利用互联网进入图书馆的在线编目检索系统进行检索。
2.组织结构
在国家图书馆，中文文献和其他亚洲文字的文献收集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亚洲文献的收藏才被给予了正式的组织建制和固定的地点。1962年4月，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成立，专门负责管理中文、日文以及后来的朝鲜文和泰文的文献。1964年，图书馆的第一位专门负责开发亚洲文献资源的图书馆员（Sydney Wang）得到任命，这位学识渊博的图书馆员为推动亚洲文献的馆藏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于1985年退休。
亚洲文献收藏工作的进一步加强是在70年代。1971年，国家图书馆建立了一个印度尼西亚文合作收藏计划（Indonesian co-operative acquisition scheme）；1974年，图书馆开始提供南亚和东南亚文献资源的专家咨询；1979年，一个新的部门——澳大利亚国际与民族图书馆（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and Ethnic Library——AUSINTEL）成立，统管东方、南亚、东南亚分部以及其他的外文收藏与服务。在随后的10年中，这一部门两次更名，1982年更名为地区研究部（Area Studies），1987年更名为亚洲收藏部（Asian Collections）并沿用至今。在最后这次更名之后，该部门即将工作重点集中于亚洲，同时东方部更名为东亚分部（the East Asia Subsection），更具体地反映了其中文、日文和朝鲜文文献的收藏特色。
3.馆藏建设政策
国家图书馆对中文收藏的重视非常明确地反映在它1981年和1990年发布的馆藏建设政策中。尽管由于图书馆的实际购买能力在下降，1981年发表的“选择政策”（Selection Policy）中所制订的收藏范围已经在逐步缩小，但总体而言，1990年的“馆藏建设政策”（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中文和其他东亚文献收藏的重视程度。
在1981年的文件中，在就国家收藏重点进行政策总结时，没有特别提到中文资料，相反，却强调了对日文专著和连续出版物的收藏。文件中涉及到中文文献资源的部分包括历史部分、人文学科中的一些专题和语言学的附录部分，在有关合作问题的附录中提到了国家图书馆和国立大学图书馆在收集中、日文资料方面的长期合作计划。
1990年的馆藏建设政策较之1981年更为系统，除了专题侧重点之外，文件明确制定了针对地区和国家的重点，这一优先顺序划分为5级，1级为最低，5级为最高，以便全面和综合地收藏相关文献。被指定为5级的国家只有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被认为是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国家被划定为4级（应给予研究性收藏），其中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西南太平洋国家、英国和美国。
被列为4级地区的中国，其地理含义还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而文献则同时包括中文和英文资源。文件所表达的意向是“实现一个研究等级的收藏，以满足对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和研究资料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注：Gosling，Andrew，1991.）当然，尽管中国处于这一级别，但也并不是所有主题的文献都在重点收藏之列，地区的收藏重点与总体的主题重点是相互协调的。在有关中国的一章中所列举的重点主题领域包括：工具书、统计信息、地理学、传记、社会学与社会问题、政治学与政府、经济学以及1911年后的历史。
4.中文馆藏的利用
1983年，国家图书馆曾对澳大利亚的东亚文献收藏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国家图书馆所服务的读者类型与大学图书馆的读者类型有所不同。当时在高等教育图书馆中有70％～100％的读者是学生和学者，而访问国家图书馆东亚收藏部的读者则来自更多领域，其分布状况大致为：
资料来源：Gosling，Andrew，1991.
在此次调查之后，1985年国家图书馆又对年度的中、日、朝鲜文收藏的专题利用情况开展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图书馆中文资料被利用最为集中的领域是经济学、历史学、艺术与政治学；而主要的读者群是学者、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利用馆际互借借阅的中文图书主要是语言和文学类书籍；在政治、经济和艺术类之后，历史类书籍的借阅量很大，借阅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和使馆人员。此外，对专题论文复印件的需求表现出了不同的专题利用特点，科学与技术类论文复印件的索取占29％，对政治学、医学和经济学论文的需求也很强，复印件索取者大多来自商界公司、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医院和大学。
1988年，国家图书馆又进行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调查期间（4～7月），图书馆每隔两天便向阅览室的每一位读者发放一次问卷，共计发放2305份，收回1590份，回收率为70％。在这次调查结果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特藏阅览室（包括亚洲收藏部）读者所利用的文献文种中，除英语之外，中文资料成为被利用最多的文种（13.43％），其次为法文（10.75％）和日文（9.55％）；在全部答卷者中（不考虑其所使用的阅览室），回答借阅中文资料的读者人数则排在第三位，紧随法文和德文之后。（注：Gosling，Andrew，1991）
由于资料所限，在80年代的三次调查之后，我们没有最新的与中国研究资源利用有关的信息，但是鉴于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以及中国研究的目的与政策的连续性，鉴于其总体向上的发展趋势，可以断言，中文馆藏的使用者必然越来越多，其中既包括直接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读者，也包括通过馆际互借和复印服务的间接用户。
目前，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仍然在积极地开展中文文献的收藏与服务工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图书馆之间的合作更为紧密，又有一系列的有关中文和其他亚洲资源的收藏与检索协议形成。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包括CD-ROM和网络资源也有了极大的增长。然而，尽管信息技术带来了相应的变化，传统图书馆资料对图书馆和使用者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国家图书馆也在继续改善对其各种回溯性中文馆藏的检索服务，作为图书馆总体目标的一部分，使它的所有资源随时准备为研究人员和读者服务。
2002年，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最大限度地增加澳大利亚的亚洲知识：一种国家资产的调整与更新”（Maximizing Australia’s Asia Knowledge：Repositioning and Renewal of a National Asset）。这份报告被认为是自1989年英格尔森报告之后，再一次对澳大利亚的亚洲研究状况进行的总体评估。报告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互动关系将越来越紧密，而澳大利亚的亚洲知识储备明显不足，因此精心地制定知识更新计划，充分地利用新技术，将有助于澳大利亚调整、扩大和加深它的亚洲知识。不像英格尔森报告涉及到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方方面面，这份报告并没有特别讨论相关的图书馆工作，但是澳大利亚图书馆界的舆论普遍认为，报告中有关亚洲语言和相关研究的详细结论与建议将极大地刺激澳大利亚各图书馆亚洲馆藏资源的发展，以使其满足亚洲研究整体战略的落实和实施，满足亚洲研究的发展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