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绩效视角的我国利用FDI最佳规模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绩效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具有较强优势的生产要素广泛流动于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FDI的跨国流动集中体现了跨国公司的所有权、内部化、技术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资源优势，传统的FDI理论有针对性地诠释了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当代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进行了部分解释。
FDI作为一种跨国流动的生产要素，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国际要素流动便利化的结果，FDI的跨国流动对投资国和东道国都会产生正的经济绩效。但是同时又必须看到，随着东道国FDI的不断积累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FDI对东道国正向绩效与负面影响也在发生变化，这也是国际上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
当代FDI行为往往伴随着生产技术、管理知识等其它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市场扩散，所以FDI行为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多区域性，从而对东道国利用FDI的绩效评估也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路径，伴随东道国利用FDI绩效的变化，东道国利用FDI最佳规模问题也成为研究与关注的热点。
在我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FDI成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所追求的重要外部生产要素，关于FDI各种绩效和FDI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也成为我国学界关于FDI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我国入世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和我国外汇储备净值的不断增加，以及近年来FDI对我国战略性产业企业收购兼并所引发的产业与经济安全问题的凸显，关于我国利用FDI规模大小的争论成为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对FDI的需求规模有“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的现实偏好，因为FDI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政绩。但从一个国家的宏观视角来说，利用FDI应该存在一个相对最佳的规模，这就要求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与科学的研究，为政府制定外资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争论十分激烈，但多数观点源于对中国外向经济发展和经济与产业安全的表象认识，缺少系统科学的研究与论证，所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利用FDI最佳规模的研究可以在金融与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对FDI的行为偏好、宏观产业与经济安全、外汇储备与外向经济等不同的视角下进行。本文将以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变化为视角，研究我国利用FDI的最佳规模问题。
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FDI的绩效认识还存在较大偏差，从而对利用FDI的合理规模认识也不同。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所以必须加入时间序列变量，考虑不同阶段FDI的效应，即FDI绩效的动态变化。在不同阶段FDI对东道国的正向和负向效应都同时存在，只是孰大孰小问题。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DI大量流入中国，与原来相对封闭的经济相比，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绩效为正值。但进入21世纪后两种效应变化复杂。根据我国的FDI流入业绩指数来看(FDI流入业绩指数＝
)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对中国的进入业绩有进入拐点的趋势，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积累在加大。具体表现为FDI对民营资本产生市场挤占，FDI的技术扩散达到临界点，FDI对民营经济品牌压制，FDI的利润回程和非产业的虚假投资增加。考虑到FDI的负向效应增加，加强对我国基于利用FDI的绩效视角下FDI合理规模的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也是利用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FDI对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张、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竞争力提高等方面都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学界和实践界对此作了大量的定性评述。FDI对东道国的绩效存在一个临界水平，东道国不可能无限量引入FDI。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国际FDI也不可能全部进入一个国家。随着FDI在我国经济中存量的增加、FDI进入方式的多样化、FDI来源多样化，FDI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溢出、产业行业技术提高、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外贸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于是就产生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科学度量FDI的各种绩效和FDI的最佳规模如何确定。其实，东道国利用FDI的最佳规模应是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现状等要素的函数，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基于这一理论假设，本研究依据逻辑推理、数理分析、计量计算等手段，采用边际分析法、弹性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法，从FDI对经济、外贸、产业、财税等经济元素的规模、质量、结构和区域发展均衡等方面分别计算了不同年度FDI的行业产业和区域绩效，然后分别分析不同绩效变化特征与趋势，以确定宏观和微观利用FDI最佳规模。本项目的研究将纳入时间变量，分析FDI在不同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为了防止经济发展与FDI进入的因果关系倒置，又采用了Granger分析法具体分析两者间的关系。本项目的研究结论将为我国不同产业、区域进一步合理规范利用FDI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二、国内外关于FDI绩效研究的评述与分析
传统的关于FDI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效益的研究主要以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的“双缺口”模型为基础，考察FDI为弥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缺口、外汇缺口和调动全部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效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不全，这方面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的实证研究不多。
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绩效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都普遍认为跨国公司的FDI行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垂直技术外溢效应，其中Javorcik等通过对东欧部分转型国家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结论①。但Aitken ＆ Harrison对委内瑞拉的实证研究却不支持这一结论，认为当地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内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呈现负相关关系②。国内学者秦晓钟利用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39个行业数据计量分析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正向溢出效应③。沈坤荣利用1996年的数据做FDI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也表明，FDI/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0.37个单位④。周研通过对浙江省利用FDI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FDI具有正的溢出效应⑤。关于FDI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共同点是将FDI作为投入变量纳入生产函数，认为FDI的流入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能产生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要素，研究结果表明FDI确实对我国的制造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和带动示范效应⑥。
2.FDI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如De.Gregorio通过对拉美国家的研究表明，FDI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⑦；Bloomstomt等⑧、Balasubramangam等⑨和Borensztein等⑩的研究都表明，FDI的流入提高了许多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NUCTAD的研究表明FDI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催化剂(11)。Konings，Jozef研究认为发达国家的FDI对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向度提高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12)。江小娟认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增加中国资本规模，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市场结构，引进了竞争机制(13)。王新华等选取了7个指标考察了全国31个省市利用外资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下，FDI的效益各不相同(14)。李雪辉等实证分析了FDI对外资集中区工资水平的影响，认为FDI对工资水平的提升产生正向效应。(15)宣烨等以江苏省不同市区为样本对FDI与工资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FDI确实提高了外资集中区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且伴随劳动力要素的跨区流动又扩散了FDI的工资效应(16)。更多的研究认为FDI促进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如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经济结构的优化、外贸竞争力的提高等(17)(18)，同时指出了FDI在不同区域的作用特征如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式投资的不同作用特征，和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19)。
3.FDI的行业和区域绩效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通过选择典型行业产业，对行业的技术升级、产品更新换代、行业竞争力提升等方面进行分析，具有行业特征(20)，多数研究都认为FDI对行业发展具有正向的效应。对FDI的区域绩效研究通常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比较分析(21)。葛顺奇等通过对全国3 1个省市利用FDI业绩与潜力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省市特别是东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差异(22)。胡宜朝等运用非参数DEA方法评价分析了我国各省区1998-2000年与2001-2003年两个时期的FDI引进效率，结果表明在不同时间段内不同省市利用FDI的业绩和潜力也各不相同(23)。徐春骐等在区分利用FDI高业绩指数与优秀业绩基础上，对全国各省市利用FDI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间的相关性(24)。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认为FDI对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作用机理具有较大差异，在不同的行业产业和区域所产生的绩效也各不相同。张为付通过相关性实证研究认为FDI与中国和长三角地区的资本规模、外贸规模、外贸结构、外贸竞争力等指标之间成较强的正相关关系(23)。黄莞苓等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评价江苏省各地市利用FDI的效果，认为FDI对不同地市不同的绩效(26)，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利用FDI是有一个最佳规模的。
4.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FDI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发展，但部分研究认为FII也有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27)。也有的研究通过建立利用FDI的指标体系，采取德尔菲赋权法计算FDI的绩效。如张二震等通过对开放经济竞争力指标特别是利用FDI效益指标的设计，计算出全国17个城市外向型经济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FDI对城市外向经济竞争力提升具有正的影响(28)。张为付等选取了FDI可能影响的外贸规模、外贸结构、外贸质量等经济指标，通过相关性分析表明FDI对长三角地区的外贸发展具有正的效益(29)。
5.利用FDI绩效的国际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认为来自不同区域、国家的FDI所投资的产业行业、区域分布和进入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同样也产生不同的投资绩效(30)(31)。同时也有的研究将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利用FDI的效果进行了比较(32)，认为我国利用FDI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已有的关于中国利用FDI绩效研究中，定量分析将FDI作为不同于内资的一种生产要素，建立广义的C-D生产函数，强调FDI的技术外溢性，但由于在模型计算中广泛使用以研发投入等指标替代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方法，或主观上认定FDI在其它方面存在溢出效应，所以有些研究结论不尽合理。有的研究片面强调FDI的正面效用而没有将内资特别是民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放在应有的地位，得出的结论不客观。对于FDI的行业绩效分析集中于典型案例的定性讨论和定量描述，不同行业间缺少可比性研究，所以有时不同行业得出相悖的结论。对FDI的区域绩效研究集中表现在FDI对当地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形成等分析，没有考虑到造成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其它因素。
三、关于我国利用FDI合理规模研究的现状与分析
关于我国利用FDI合理规模的研究目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学界与政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外向经济发展趋势、产业与经济安全和外汇存量规模等经济表象所作出的判断与不同观点间的争论。由于这些争论往往就事论事，缺少系统与科学的研究，所以学术意义不大。
2.通过对FDI与GDP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预测FDI的规模。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将FDI作为GDP的线性函数的自变量，采用传统的半对数、双对数模型或带有时滞的动态时间序列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由于这些模型设计是线性的，并且所考虑的自变量过于单一，所以所揭示的FDI与GDP关系也多呈线性，无法根据此研究来预测FDI的合理规模(33)。由于FDI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一生产要素，而是集技术、资本和管理于一体的生产资源，所以引进FDI实际上是引进了一个生产体系，所以仅仅通过研究FDI与GDP之间变化关系是无法确定东道国利用FDI的合理规模。赵果庆通过建立非线性动态系统(G-FNLDS)模型研究了我国利用FDI规模问题，结果表明FDI与GDP具有交互催化作用，同时FDI与GDP具有竞争机制，目前我国利用FDI规模已接近G-FNLDS最优规模，但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34)。这一研究具有动态性与科学性，但是只考虑了FDI与GDP的关系，FDI的绩效点太单一。张建华运用统计方法对我国利用FDI的规模进行了预测(35)，但这一研究忽视了FDI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关系。
3.通过研究我国对FDI的吸收能力来确定利用 FDI的规模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基于FDI是集成化生产要素，其对东道国发生作用的前提是东道国具有吸收FDI技术外溢能力这一假设之下，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东道对FDI吸收能力的视角研究FDI最佳规模问题。如何洁将东道国整个经济分为外资与内资经济两个部门，利用1993-1997年各省工业面板数据验证了以人均GDP为指标的各省对FDI吸收能力的门槛(36)。王志鹏等通过重新构建考虑FDI外溢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认为只有人力资本大于25.07％的地区才能从利用FDI中得到好处(37)。吕世生等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了天津市对FDI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38)。黄静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各个层面系统分析了技术能力、市场特征、开放度等对东道国对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影响(39)。赖明勇等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证实了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是利用FDI效应的决定因素(40)。
4.通过对利用FDI的正向与负向效应的动态变化来研究FDI适度规模问题。王虹通过对我国利用FDI的统计分析提出了FDI适度规模问题(41)；梁志成则从利用FDI与经济内生增长角度论述了 FDI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认为FDI的规模不太合理(42)；夏京文通过对我国利用FDI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FDI规模(43)；于津平、梁琦等利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模型，从生产要素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对于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技术人员的平均产值较高、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相差较大的行业，较高的外资企业生产比例有利于国民收益(44)。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路线推进，一是东道国利用FDI的绩效变化，二是东道国对FDI的吸收能力。而基于FDI对东道国绩效基础上的利用FDI最佳规模研究非常少，目前仅有的一些研究也只是以FDI的GDP绩效为基础分析FDI的最优规模。
四、基于绩效视角的我国利用FDI最佳规模问题研究框架
1.东道国利用FDI最佳规模存在性的理论研究
东道国利用FDI最佳规模的存在性是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要解决最佳规模的存在性问题，可通过三种方法从理论上证明东道国利用FDI最佳规模的存在性。
二是基于东道国利用FDI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向绩效与负向作用与FDI变量呈非线性关系理论假设，利用韩德瑞(Hendry)方法建立GDP-FDIS的非线性动态系统(G-FNLDS)模型，从数理推导上证明东道国利用FDI综合绩效最大值的存在性，从而证明此时的FDI为最佳规模。
三是从世界不同国家利用FDI数量与经济发展规模之间的比重关系变化中，分析东道国利用FDI最佳规模的存在性。
2.对我国利用FDI最佳规模存在性的实证研究
为了对我国利用FDI最佳规模存在性理论结果的验证，还必须进行实证的研究，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根据拓展后的经济增长模型，通过计量分析方法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对外贸易等方面的贡献系数。
二是分别采取FDI绩效评价的边际分析法、弹性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法，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计算出利用FDI的各种绩效，并比较不同绩效动态变化趋势，寻求不同绩效的最佳组合点，从而从宏观上确定国家利用FDI的最佳规模。
三是采取FDI绩效评价的边际分析法、弹性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法，从中观层面分别计算出不同行业利用FDI的各种绩效，然后比较各种绩效的动态应变化趋势，从而确定不同行业利用FDI最佳规模的取值范围。
四是采取FDI绩效评价的边际分析法、弹性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法，从中观层面分别计算出不同区域利用FDI的各种绩效，然后比较各种绩效的动态应变化趋势，从而确定不同区域利用FDI最佳规模的取值范围。
五是综合比较宏观的国家层面和中观的行业、区域层面利用FDI的最佳规模取值范围，最后确定相对最佳FDI规模。
3.基于研究结果的政策建议
利用上述两个部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对我国宏观层面上利用FDI规模和质量提出政策建议，然后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提出行业利用FDI规模的政策建议，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与吸收能力提出不同区域利用FDI最佳规模的政策建议。
注释：
①Javorcik,Beata,Smarzynska,(2004) "The composi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c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 (1)39-62.
②Aitken,B.& Harrison,A.,(1999)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l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605-618.
③秦晓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江苏经济探讨》1998年第4期。
④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金融研究》2000年第3期。
⑤周研：《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讨》2002年第6期。
⑥程惠芳：《国际直接投资与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⑦De GregorioJ,(1992)"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9-83.
⑧Bloomsom,M.Kokko.A.,(1998)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2 (3),247-277.
⑨Balasubramanyam.V.N.,Salisu,M.,Sapsford,D.,(199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06,92-105
⑩Borensztein.E,De Gregorio.J,Lee.J.w,(1998)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urveys 12 (3),247-277.
(11)联合国贸发会议： 《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2)Konings， Jozef， (2001)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Firm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619-633.
(13)江小娟：《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14)王新华、汪朝阳：《全国31个省市利用外资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6期。
(15)李雪辉、许罗丹：《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16)宣烨、赵曙东：《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17)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江小涓：《中国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18)张为付：《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与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19)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20)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1)王成岐、张建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
(22)葛顺奇、郑小结：《中国31个省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
(23)胡宜朝、雷明：《中国各省区FDI的引进效率评价与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5期。
(24)徐春骐、李建平：《对外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的再思考与利用外资绩效评价》，《金融研究》2006年第8期。
(25)张为付、武齐：《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2期。
(26)黄莞芩、张爱龙、李光久：《因子分析在江苏利用外资效果评价中的应用》，《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11期。
(27)杨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2期。
(28)张二震、张为付：《南京开放经济竞争力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增刊。
(29)张为付、张二震：《FDI与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
(30)武海峰：《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31)孟凡臣、李子：《外商在华投资不同进入模式的区位选择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32)李洁：《中国、巴西、印度三国利用外资政策和绩效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
(33)桑国秀：《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2年第9期。
(34)赵果庆：《中国GDP-FDIS非线性系统的动态经济学分析——中国FDIS有最佳规模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
(35)张建华：《外商直接投资最优规模的测定》，《统计与决策》2004年第11期。
(36)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年第8期。
(37)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文汇》2004年第3期。
(38)吕世生、张诚：《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实证分析——以天津为例》， 《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39)黄静：《影响FDI技术外溢效果的因素分析-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40)赖明勇、包群、彭水军、张新：《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 《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
(41)王虹：《我国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 《中国统计》1998年第3期。
(42)梁志成：《中国FDI的最优规模与内生增长研究》，《世界经济》2000年第7期。
(43)夏京文：《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及其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02年第2期。
(44)于津平、梁琦：《不完全竞争行业最优外资规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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