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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1009-1059)，北宋前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建昌军南城关（今江西南城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李觏十分关心民生实际经济利益，特别注重研究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及民众衣食住行等问题。
一、李觏经济思想的核心——义利统一说
李觏的经济思想和其哲学、政治、伦理思想密不可分。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然天道观。“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翰为……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翰者，其性也。”（注：《删定易图序论·论五》.）他认为元、亨、利、贞是事物产生、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李觏所谓的“天道”。而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都要遵循“天道”。他说：“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注：《礼论·第一》.）就是强调礼仪自开始起就是圣人顺从人类本性，依照人们生活需求欲望制定的。又说：“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录。”（注：《删定易图序论月·论六》.）他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要从自然界获得必需的物质和能量，就必须遵循“天道”。以此，李觏撮出圣人君子要顺从“天道”来治理国家，为百姓谋利。否则，“天道不大明，君子无所法。”（注：《删定易图序论·论五》.）这样，他把遵循“天道”和重视利欲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义利统一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政治上，李觏主张“礼治”。“礼”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注：《礼论·第一》.）而“礼”的根本是人们的实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 长幼、群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注：《礼论·第一》.）所以统治者要“因民心而利导之”。（注：《强兵策·第三》.）这种把礼和利统一起来的政治主张，就是李觏所说的“礼治”。
在意识形态上，李觏首倡义利统一观。他从物质生活决定道德的观点出发，批判了儒家传统的崇义贬利思想，鲜明指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注：《原文》.）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得之人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注：《原文》.）他认为人类的利、欲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只不过要受到“礼”的约束。这样，他把仁义和利欲这两方面密切地结合起来了。在意识形态上，他第一个公开申明义利相统一。
李觏的义利统一说，一方面重视“义”，认为统治阶级只有遵循了“义”，才能获取民心，但讲仁义不能离开言利，不能把仁义与利欲对立起来而排斥了利欲；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有利欲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利欲要“节以制度”。他痛恨那些“不耕不蚕，其利自至”（注：《原文》.）的贪官污吏。李觏的义利统一说实质上是北宋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价值观。它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是一个勇敢的挑战。它不仅是李觏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核心。
二、李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财用是富国的根本
首先，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注：《潜书》.）他反对儒家只讲道义的“仁政”思想，严厉地打击了当时的保守派。
其次，他认为物质财富决定了社会的一切活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差役车马，非财不具……”，有了财政保证，才能“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注：《富国策·第一》.）他把封建国家的政治、军事、道德等上层建筑全部放置在封建国家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他已初步认识到了经济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第三，他还认为经济上的富裕程度直接影响着道德教化。“然则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之趋荣而避辱，学者皆知其难也。”（注：《富国策·第一》.）
那么如何贯彻财用为本的经济思想呢？李觏提出了下面三条措施：
第—条是理财。“财者，君之所理。”（注：《国用·第一》.）当时，许多官僚贪脏枉法，兼并土地。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来盘剥农民。李觏就此尖锐地指出：“君不理，则专蓄贾专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泽于下不流，而人无聊矣。”（注：《富国策·第六》.）他认为，国君应该管理国家财政，这样，国家才能采取平祟、平物价、设义仓等措施来限制富商巨贾的垄断，减轻农民的负担，以达到“国实”的目的。
第二条是节用。“量入以出”、“节用取足”。针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现状，他认为：“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注：《富国策·第六》.）他主张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收入情况，来制定用财计划，做到：“以岁之丰凶，得税物多少之账，计国之用，以知足否。”（注：《国用·第十》.）在财政支出方面，要做到：“凡其一贼之出，财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以式法。”（注：《国用·第十》.）财要有善法来做保障。为了能按照“量入以出”的原则办事，他提醒国君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厉行节俭、提倡节用。若国君“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必定会“怨刺并兴，乱世之政也。”（注：《国用·第十》.）李觏已看出封建统治者奢侈淫靡是造成天下百姓“辍衣止食、十室九空”（注：《国用·第一》.）的重要原因，同时他也强调老百姓如果无长远考虑，在丰年时，“食之亡节，用之亡度，或委于粪土，或腐于甑
，或以妖焉，或以肥鸡骛。”（注：《宋上范参政书》.）等遇到凶年，就会“家不素蓄，人不豫备……于是强者为盗贼，弱者转而死沟壑，父母妻子不能相保。”（注：《富国策·第七》.）他这是在提醒百姓平常也要注意节用和贮备。
第三条重农。“一心于农，则地力可尽矣。”在当时，一个国家的财用全部寄托在那繁生百谷的土地之上。“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财丰者！”（注：《富国策·第七》.），李觏正是从粮食作为主要食物这一点出发，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下面几条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一、“先行抑末，以驱游民。”（注：《富国策·第二》.）为了解决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问题，他主张把那些吃闲饭的游民全部赶回田地去，并要求人们“无易业而一心于农”，只有这样，“地力可尽也。”（注：《富国策·第二》.）二、“农必制器，以利其用也。”（注：《富国策·第二》.）他鼓励农民制造和使用轻便、适用的先进农具，做到“用力少而得谷多。”否则，“器不简，则贫人或不能借物……不借物，则虽良田将不耕。”（注：《国用·第六》.）三、“务垦辟。”当时，北宋的耕地面积增加不多，为此，他提出：“于占田之外，有能垦辟者，不限其数。”（注：《国用·第六》.）并建议政府：“今宜远取秦汉，权设爵级，有垦田及若干顷者，以次赏之。”（注：《富国策·第二》.）这种垦辟者的做法对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地是大有好处的。
三、李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二——“富民”是富国的基础
首先，他把“民惟邦本”作为他的富民思想的理论依据。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民惟邦本”的思想。他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注：《富国策·第二》.）他强调了君主是为民而立的，国君的根本任务是“养民”，施恩于民。国君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条件是获得民心，要获得民心，就得满足百姓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这种注重百姓生活利益的思想，表明他面对现实，具有时代精神。
其次，他认为富民是治国的基础。“民不富国不实也。”（注：《安民策·第一》.）此外，富民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若百姓“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注：《国用·第六》.）他还提醒治国者：“所谓富国者，非日巧筹算，折毫末，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注：《壮书》.）李觏认为富国之道决不是对百姓横征暴敛，而是使百姓“无不足。”
第三，他又认为富民的基本要求是足食足用。“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注：《富国策·第一》.），“民之大命，谷米也。”无惰而自安，无贼于粮食，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注：《壮书》.）由此观之，李觏继承了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传统思想，认识到只有先富民，然后才有国富和君富。在他看来富民是强国的基础。这也正是他经济思想的根本所在。至于如何富民，他强调了以下三点：首要的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注：《国用·第十》.）他已把土地看作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北宋中期老百姓缺乏衣食，国家财力不足。究其原因，一是地力不尽。“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梁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心其财役使贫民而已。”（注：《国用·第二》.）二是“田不垦辟。”可供开垦的土地虽多，但“贫者则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富者则持其财雄，膏腴易致，孰肯役虑于菑畲之事战？”（注：《壮书序》.）故田不可得而垦辟也。而“田不垦辟，则租税不增，理固然也。”（注：《富国策·第二》.）这里，李觏已看到土地兼并破坏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结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贫者与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李觏提出了“平土”的主张。“平土”即“均田”。他认为，要达到均田就得靠“法制”。他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茉耘，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注：《富国策·第二》.）
第四，他主张国家必须加强对商贾的控制。他认为物价不公平会“坑民家，败民生。”（注：《国用·第四》.），同时，他又提出了：“谷贱伤农，贵亦伤农；谷贱利末，贵亦利末”的观点，揭露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盘剥农民的罪恶。针对商贾操纵物价这种情况，他主张“平准”，由国家“尽笼天下之贷物”，使“富者大贾之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注：《国用·第九》.）
第五，他主张采取切实措施减轻赋税。他认为要富民，必须解决繁重的徭役和赋税问题。这是北宋经济生活中一个严重问题。如何减轻赋税呢？他提出的措施是：①薄税敛。②平其徭役。③制定切时的税额。“职人设官，必于谷之将熟，巡于田野，观其丰凶，而后制税敛焉。丰年以正，亦不多取也；凶荒则损，何取盈之有哉？”（注：《壮书序》.）若遇上水、旱等严重灾害，国家不仅要“除减田租”，而且要免征各种实物，以减轻农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