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经验与多元化文学格局——论沈从文与20年代的北京文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北京论文,格局论文,边缘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初到北京和最初学艺的几年时间里，沈从文所经历的日常生活中的巨大磨难与心理观念上的强烈冲击和摇撼，不仅是一般普通人难以承受的，甚至也是一般普通人所难以想象的。获得成功以后的沈从文也不太乐于掀开这令人胆战心惊、令人倍感辛酸的一页，他的自传也只写到他初抵京城为止。不过，由于最初几年里他还不太能够掌握小说的虚构手法，于是他的许多初期散文与小说作品就为我们勾勒出了“窄而霉小斋”时期的沈从文的大致日常生活形态及相应的日常生活感受。首先，他在偏远的湘西土著部队所获得的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印象以及关于这个社会的简单纯朴理想显然还显得极为简陋、空疏、缥缈和不切实际，他要“救这个国家”，要参加这个时代的“文学革命”，但却没有获得在都市生活的最基本的入场券：如何在城市立足与生存。他照预先的设想去报考大学，但一个只有小学学历、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的考生会取得怎样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他一连在几个学校的入学考试中得了零分。带来的川资很快用罄，有势力的远亲处的告贷不仅饱含屈辱毕竟也不是久长之计，于是，一个极为卑俗的、他在湘西时从来未曾多加考虑的问题变幻成几个无情的大字向他横空压将下来：如何在城市活下去。事过数十年之后，沈从文回忆起这一幕时还充满了难言的苦涩：“……不好办的还是应付生活。……人究竟是生物之一，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57年3月）。《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4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文集”；但各卷具体出版时间稍有前后，不再另行标出）第11卷，第697页。）靠着几年行伍经历练就的体魄与苦撑苦熬，也靠着他在北大、农大、燕大的一些同乡大学生的无私帮助（他经常去他们那里当“不速而来的食客”），最初阶段的物质生存上的无限艰难总算被他顽强克服过去了。
可是对于沈从文这样有着强烈的精神自尊的敏感青年来说，物质上的赤贫与艰辛咬咬牙就能挺过去，但在一个以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占有程度作为人的基本外在标记的都市等级社会，心理、精神与人格上时时处处所受到的形形色色、或轻或重的压抑、屈辱、刺激、贬损与打击，才是更为铭心刻骨、没齿难忘的。因交不起房钱而屡受公寓茶房的白眼、奚落与嘲讽是常事（注：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晨报副刊》1924年12月22日。）；人穷了势利之徒在衣着上也要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借机寻衅施行污辱（注：沈从文：《棉鞋》，原载《晨报副刊》1925年9月27日，收于“文集”第8卷。）；一个20岁出头的青春期青年充满着对异性的渴望正是人之常情，可一个一无所有的都市飘零人又凭什么去吸引那些趾高气扬的都市妙龄女郎的注意？无处不在的刺激和诱惑最初引发的虽然也有愉悦与兴奋，但更多的却是随之而来的一次比一次强烈的失败、屈辱、无能与自卑之类的深层心理感受，——从这当中逐步衍生出对于城市人生活方式与道德习俗的愤怒与诅咒、对自身命运的自叹自怜以及作为替代性补偿的无穷无尽的两性幻想，也正是沈从文许多早期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那篇博得一个大学教授的深深同情并直接撰文批评（注：唯刚：《大学与学生》，《晨报副刊》1925年5月3日。）的作品就真实表达了沈氏初期都市生活的伤感、无奈与自卑自怜。当他在公交车上偶尔与一位“陌生的不知名的年青姑娘”并坐时，他对那吹来姑娘体香的风“致了许多谢忱”，因为——
“风若知同情于不幸的人们，稍稍的——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哪能有这样的幸福？你那女王般的骄傲，使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绵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哪能多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因此只能在事后一个“寂寞的清夜，凭了凄清的流注到床上的水银般漾动的月光，用眼泪为酒浆，贡献给神面前，祝你永生”（注：《遥夜》（之五），《晨报副刊》1925年3月9日。收于凌宇编《沈从文散文全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大学教授虽然承认它在文字上“全文俱佳”，但也认为其传达的情感与内容“凄清，无聊，失望，烦恼”，并感叹“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可事实上，这位怀抱着美好理想的内地青年在投奔到闪发着无数诱惑与无数许诺的都市以后，所遇到的并非都是鲜花与微笑，而首先只能以毫不起眼的“丑小鸭”的身份在都市里怯怯地谋得一份贫寒而谦卑的生存，这篇作品所表现的也正是这一类尚未被既成体制所正式吸纳的“外省青年”的生活与情感的常态，已经在体制内获得较稳定地位的大学教授对此感到诧异与不解正无足怪。
对于一个决心在文字上寻找出路的青年来说，除了日常生存上的种种无奈、屈辱与自卑的体验以外，如何对待那份与自己血肉相连的边缘人生感受、尤其是如何处理这份感受与当时文坛流行主张及流行审美倾向之间的关系，则更是一个决定着自己在都市的立足根基、因而也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好在这时候的中国文坛刚刚结束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一种多元竞争、多元共存的局面已经初初呈现，比较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党派政治决定或统一整体文坛走向的局面而言，这对于拥有不同人生体验、不同感受与认知方式及不同审美倾向的文艺学徒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多元发展的大好时机。以小说创作而论，文学研究会的侧重反映人生疾苦与创造社的标举“为艺术而艺术”，同样获得了成功、同样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奠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乡土小说领域，尽管鲁迅以其对于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力和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惊人独创力开拓了一个伟大的“乡土批判”传统，并影响与催发了20年代前期的“乡土文学”作家群的诞生，但也并未堵塞乡土小说的别样的选择空间；几乎与此同时，废名就在周作人的鼓励与指导下充满信心地进行着另一种风格的乡土小说创造实验，而且在鲁迅、周作人共同主持的《语丝》周刊上获得了较充分的表现机会。不过，从理论上说多元共存空间尽管相当广阔，但具体到来自遥远湘西的沈从文这一个人，他与当时文坛上不同文人集团、不同文学派别之间的关系不仅显得相当曲折和复杂，而且也充满了误解、尴尬与偶然。
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初显活力的现代小说领域内，鲁迅的巨大贡献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而在当时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尽管沈从文在站稳了文坛脚跟后多次公开承认并称誉过鲁迅的文学地位及其“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对他的启示性意义（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57年3月）。《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4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文集”；但各卷具体出版时间稍有前后，不再另行标出）第11卷，第69页。），鲁迅在30年代也肯定过沈氏的小说创作成就（注：见于1935年鲁迅与斯诺的一次谈话。转引自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但也毋庸讳言，处在学艺阶段的沈从文对于鲁迅及围绕在鲁迅周围的一些学生和文坛人物并无好感。这其间的差异首先来自于他们在人生阅历、教育背景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生感受方式、文学态度与立场等方面的重大悬隔与分歧。虽然鲁迅的家世也是“从小康坠入困顿”，但毕竟受过完整而良好的教育，经过世纪初在日本期间饱含理想与激情的文学实验与回国以后“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的长期沉默、体验与求索，当五四时期重新登上文坛之际，鲁迅已经拥有相当成熟而明确的社会立场与文化立场，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是从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立场出发的，其乡土小说创作自然也不例外。即使是深受他影响的一些旧日的和现在的学生，也都拥有一份相对完整的教育，又因较早地置身北京这样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因而都程度不同地接受和认同了鲁迅的整体性社会文化主张，他们中从事乡土小说创作的也基本上都采取了乡土批判或民俗批判的立场；此外还有不能不提到的一点是，这些人也都大致已经被当时的文化、教育和文学体制所接纳和消化，在北京初步站稳了脚跟。这些因素对于只有小学学历、在北京文教界几乎完全“举目无亲”的沈从文不能不构成巨大的压力。更何况他从遥远的湘西边地、从那里的“社会大学”所得的又是那样一份极为独特而芜杂的人生经验与社会历史感受，要想从中清理与升华出一套相对完整而稳定的理性立场实在还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而要这么一位性格相当倔强而执拗的人轻易放弃自己拥有的独特人生积累转而接受和认同鲁迅一派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主张，也委实是勉为其难的。要而言之，鲁迅及其响应者们是在大致确立了自己的现代社会文化立场以后再来从事文学活动与乡土小说创作的（当然在鲁迅本人那里表现得最为集中而典型），创作活动中有强大的理性背景做底蕴，作者已有的乡村经验与感受必须经过一重理性的过滤才能化为小说中的画面、人物、场景与结构，甚至细节的选择与安排也是浸润着较鲜明的理性色彩的。比较而言，沈从文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急不可耐地倾吐、抒发与表达那些在他心中层层迭迭地累积了20多年的各式各样的情绪、感受、经验，并将此当作主要的写作目的，而这些情绪、感受与经验很难说都已经过了作者的充分理解、消化与整合，因此也就不具备一种较为稳定的形态；沈从文一再把有些取自边地故乡的故事加以重写或改写，他初期作品语言及其背后情感与心态的芜杂、凌乱、摇摆，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糊口谋生而不能不象写作机器般地大批量粗制滥造，但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凭借自己的情绪记忆和感受感觉记忆一步步登上文坛的作家，而不是鲁迅那样的确立了自己的现代知识立场以后再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型作家。
既然存在着人生经历、知识储备和写作态度等方面的重大差异，20年代前期所发生的鲁迅及其学生与沈从文之间的一些磨擦、误解和冲突以及并不友善的相互讥诮、嘲讽和隔阂也就不难理解，一些看似偶然的行为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漠然对待沈从文的大量来稿，甚至加以“大作家”的嘲弄之后极为不屑地弃之于废纸篓，这是让沈从文到了晚年都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注：沈从文：《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文集”第10卷，第329页。）。而鲁迅在给钱玄同的私人通信中误将丁玲的求援信当作是沈从文故意化名而写，而且在赠与一个“孥孥阿文”的讽刺性称呼后对沈氏过于泛滥的前期习作给了一些颇不客气的否定性批评（注：鲁迅1925年7月20日致钱玄同信中除了澄清沈氏不同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偷文”青年外，也承认了沈氏是属于“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但对于因笔迹闹出的公案仍表不快，认为是“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并如此批评他们的文学写作态度：“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第452页。此前数日，他在致钱氏的信中也顺便批评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为《京报》附刊之一，钱氏时任编辑——引者注）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同上，第446页。由此可见鲁迅批评重点所在。），沈从文一旦从旁获悉之后自然免不了增添对这位文坛领袖的疏离与陌生感，所以他也不止一次反唇相讥地称鲁迅为“一个自命聪明的人”（注：沈从文：《记胡也频》，“文集”第9卷，第69页。），以至于在事隔多年以后的一篇并不相干的小说中也忍不住要顺手牵来地嘲讽一下鲁迅，对鲁迅那个“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的比喻性命题大表不然，并且借着小说可以虚构的帷幕，直言不讳地斥骂提出这一命题的人是个“呆子”（注：沈从文：写于1930年2月的小说《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2期）在结尾处颇显突兀地来了这么一段：主人公“一面看书，看到‘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医院白天所见到的俨然还在眼前，我觉得鲁迅这个人，也不过是呆子之一，若见到事情较多，这样呆话也不说了”。见“文集”第8卷，第400页。从小说情节发展来看并不是非要这么一段不可，可见沈氏对鲁迅的介蒂是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弄文学的人们大多极为敏感，要想在敏感的文人们的交往之间完全撇开情感和意气的因素恐怕是一种过高的要求。鲁迅和沈从文这两位在二、三十年代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都有过并不算短的共居一城的时间，但两人始终未曾直接谋面，而且30年代还发生了以他们两人为主要引发者与论争者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一方面固然让人们为之感到遗憾，可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现代作家们那份适性任情、率性而为的洒脱与率真，内中蕴涵了现代文学社团、文人群体在聚合方式、形成过程及其文学分野之构成等方面的相当复杂而丰富的信息。
三
也许正是由于与“鲁迅派”文学群体之间的隔阂、分歧与冲突，在客观上使得沈从文对当时正在聚集与形成的“新月派”文人群体感到更为易于接近、更为可敬可亲。虽然经过郁达夫的介绍，自1924年底开始沈从文的习作已经慢慢地有机会在报刊上揭载，但正如沈氏晚年所承认，直到《晨报副刊》编辑“换了徐志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经常发表作品机会”（注：沈从文：《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文集”第10卷，第329页。）。此话确非虚言，只要查查沈氏的作品系年就可以发现，如果说孙伏园退出“晨副”的编辑后沈从文的作品是得到了“经常的”发表，从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该副刊后沈氏的作品则是得到了“大量的”发表，其刊出密度之大是惊人的，而且一直到次年10月徐氏辞去该副刊编辑职务之前都基本上保持着这样的密度（以月为单位，每月五、六篇是常事，也有多达每月八、九篇的）。“晨副”在新文坛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列为对新文学运动产生过重大推动作用的“四大副刊”之一（注：杨义主笔：《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沈氏得以在这样的副刊上经常揭载其习作，这对他在北京新文坛上的立足所起的巨大支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更何况徐志摩正以一种初初从海外归来者的冲天豪气要在国内的文坛上大显一番身手，即使对于“晨副”这样的阵地也要大加改革，最充分地打上他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编辑者的鲜明个人主张与个性色彩。就象研究者所说，如果徐氏“在来稿中遇到了他想说几句话、表一个态的话题，他便一口气写下比原文长得多，有时甚至是（长于）原文篇幅几倍的‘附注’来，而这样的话题对他来说简直到处都是。于是，‘志摩注’、‘志摩附记’的字样经常出现在《晨报副刊》上”，有时免不了让人感到他的“多嘴”，以至最终引起了读者的抱怨与抗议（注：参见宋炳辉著：《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14页。）。沈从文除了自己的初期习作接二连三地得以发表外，还曾遇到过徐氏这一类的热情礼赞。沈氏一篇描写湘西苗区赶集情形的散文《市集》已在北京其它两个刊物上被登载过，徐志摩在“晨副”上予以重新揭载，并以其特有的诗人文笔附上一段热情洋溢且不无夸饰的“志摩的欣赏”（注：这段按语的全文为：“这是多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象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志摩的欣赏。”刊于《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1日。），连沈从文本人也感到“受来背膊发麻”（注：沈从文：《关于‘市集’的声明》，《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6日。）。但徐志摩一直保持了这样的“欣赏”态度，并在1929年向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竭力举荐（注：参见梁实秋：《忆沈从文》。梁氏写于1973年的这篇文章叙述此事的语气与文笔颇为与众不同，不妨转录如下：“由于徐志摩的吹嘘，胡适之先生请他到中国公学教国文，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而能被人赏识与牝牡骊黄之外，是很不容易的。”见李正西等编《梁实秋文坛沉浮录》，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44页。），使得沈氏以一个只有高小学历的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被聘为中国公学的大学讲师，沈从文从此终于结束了“窄而霉小斋”阶段卖文为生的早期习作生涯，初步上升为都市绅士文人群体中的一员，开始了他为人为文的另一个崭新阶段。
徐志摩对沈从文如此不遗余力地提携与奖掖一方面固然可以当作一段现代文坛上的佳话来看，但如果考虑到徐氏与鲁迅、孙伏园及《语丝》社之间不止一次的冲突，其间的意味显得尤为复杂。先是因鲁迅的那首“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在已排好的《晨报副刊》上被抽掉导致了孙伏园的愤而辞职，于是他们联合一些人创办了《语丝》周刊，由此造成的“晨副”编辑的空缺后来正好由徐志摩替补；鲁迅的打油诗虽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而作（注：鲁迅：《我的失恋》，《鲁迅全集》第2卷，第169页。），不是直接针对徐志摩，但对于以恋爱至上、且因为恋爱而中辍学业不远万里跟踪所恋之人回国的徐志摩，无疑也构成了某种讽刺。紧接着便发生了文字上的直接冲突：徐志摩在《语丝》上发表所译波特莱尔的诗并以神秘主义者的姿态大谈所谓有声和无声的音乐，还指出听不到这种“绝妙的音乐”的“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注：见徐志摩译诗：《死尸》及所附序言，载《语丝》周刊第3期（1924年12月1日）），鲁迅即刻在下一期《语丝》上作《“音乐”？》一文，给予颇为辛辣的讽刺和批评（注：后收于《集外集》，《鲁迅全集》第7卷，第53页。），并在30年代还明确承认他“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做这篇杂感是“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指向《语丝》投稿——引者注），他也果然不来了”，进而认为“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注：见《〈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5页。）。之所以用上“积仇”这样的字眼，固然包含了30年代鲁迅与后期“新月派”之间论争的不愉快记忆，但同时也意味着：在沈从文苦苦练习写作技艺的20年代中期前后，鲁迅跟这个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群体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已经相当显著了。
自然，我们这里无需细加追究“鲁迅派”与“新月派”之间的异同，也无需详画20年代中国文坛的布阵图，但简要指出这两个在二、三十年代新文学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文学主张及其相应社会立场上的巨大差异，对于我们理解沈从文对创作道路的初期摸索和基本表现手法的形成还是相当必要的。以各自的主要代表而论，饱经忧患的鲁迅给他的文学活动注入了如此丰富而沉重的社会改造与文化改造内涵，以致于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都贯穿着一种执着的理性意蕴和追求，而家境优裕、刚从海外归来不久的徐志摩则基本上凭他的感觉、感受和情感、情绪写诗作文，下笔既不知节制，文辞亦多有晦涩生硬之迹（注：对此，鲁迅在《“音乐”》一文里就反讽性地摹仿徐志摩的用词与句式编造了一段更让人无法索解的话。后收于《集外集》，《鲁迅全集》第7卷，第53-54页。），从西方泊来的各式文学艺术主张显然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与国内现实人生感受的多方磨合、碰撞与交融，才有可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扎下深根。在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借鉴上，鲁迅崇尚俄罗斯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浸润着愤怒与反抗之音的文学，因此被日本驱逐的俄国盲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到达北京后受到了鲁迅等人的热情接待与礼遇，还一度住在周氏兄弟家里；徐志摩则主要崇尚欧美浪漫主义的柔美和清丽，因此对于在英国文学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以歌唱“美与爱”为主旋律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则情有独钟，并直接参与了对泰氏来华讲学的邀请，且亲任泰氏在华期间的翻译。当徐志摩将“晨副”变成了一只“自己的喇叭”以后，通过他自己亲自组织和参与的一些论争，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大致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立场。譬如在在延续近两个月的“对俄问题”的讨论上，他不仅较多地发表张奚若、梁启超等人不赞同俄式革命的文章，还通过他的前言、按语、附志等表达他“排斥苏俄”的倾向（注：参见1925年10月《晨报副刊》“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及“对俄问题讨论专号”等。），而且在其后不久的个人通信里还直截了当地表露了他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态度，指出“在我看来，共产党目前在这里最伟大的成就不但划分了阶级，更造成阶级仇恨。你是知道的，中国在以往的世代根本没有这牢什子，所以现在是魔鬼得势了。昔日有些地方还可以享受一点和平与秩序，但一经他的影响，就立刻充满了仇恨。知识界人士面对口号泛滥和暴民运动的狂潮，变得毫无办法也毫无能力。……”（注：徐志摩：1927年4月1日致泰戈尔英国秘书恩厚之信。转引自宋炳辉著《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第219页。）而在20年代里，鲁迅对于正处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自然还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但与徐志摩及新月派的简单排斥、担忧以至反感、恐惧心态，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和他们的继承者在30年代以及其后更长岁月里的文学选择、人生选择和社会政治制度的选择。初到北京的沈从文，使习作得到尽可能多地发表以便“解决生活问题”显然是第一位的，对于都市文人群体之间文学趣味及社会文化主张、政治主张之间的分歧、隔阂与分化，自然还无法运用知识与理性去细加区分、辨别与理解，但在种种因素（有些甚至纯属偶然）的作用下，他与徐志摩为代表的绅士派文人群体的亲近与靠拢将极大地制约着他对于自己边缘人生体验的理解、清理、整合及记忆方式，进而以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制约和支配着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
四
一个时期的不同文学派别及其文化主张就象是辽阔无垠的文化海洋上的不同港湾，那些装载着不同人生经验与感受的单个的文学之舟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出发的港湾，他们才能扬起创造的风帆，勇敢地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当沈从文怀揣他特有的人生经验和简陋的习作怯生生叩问高深莫测的五四后的中国新文坛时，所遇到的正是这样的情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终于无法在以改造国民性为最高宗旨的“鲁迅派”文人群体及其刊物上得到认同和表现机会，并且还发生了一些并不愉快的抵触、疏离和冲突；可就在这时，正在酝酿和发展中的以徐志摩、胡适为代表的“绅士派”文人群体及时地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并且在他们掌握的刊物和出版社里给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练习和表现机会。沈从文所拥有的一份极其丰厚而独特的边缘化的乡村经验在他进入都市之初当然只能以浑沌无序的方式存在着，但经过崛起中的“新月社”文人的示范与点拨，他无疑找到了得以梳理与整合出他既成乡村经验和记忆的最初表现方式，——那当然不是鲁迅及其乡土文学作家群那样的对于乡村社会中人与风俗的整体性批判、抨击与拒绝，而是对于遥远内地城乡生活的温情追怀与诗意展现，其间当然有感伤、有无奈，有痛苦、压抑、残忍与酷烈，但通过一重温情叙事的过滤，作品的主旨不在痛切地诅咒与批判，而在温柔与感伤交杂的怀旧和抒情。至此，沈从文走完了从社会与文化边缘向文学与文化中心艰难游走的第一步，完成了最初阶段的对其芜杂乡村经验的整合方式，初步形成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主要以新月派文人的文化叙事和社会叙事为底蕴的文学叙事手法，一个其后还有着更大发展潜力与前景的新文学作家也就由此得以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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