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独立思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1996年10月29日在刘少奇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家论文,理论家论文,述评论文,开幕式论文,独立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刘少奇同志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在1980年以后才开展起来的。它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少奇同志是从来不愿意宣传他自己的。60年代初，中央要出版《刘少奇选集》，最初少奇同志不同意。后来中央作出了决定，他才接受。可是当编辑工作开始后，工作人员把一篇篇重要文章送给他审阅时，很多都被他压下了。他说，今天的工作这样忙，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过去的东西？昨天，我去拜望王光美同志时，光美同志讲到，她跟少奇同志结婚以后，有时想问一点少奇同志过去的事情。少奇同志说：不能靠过去来了解我，你还是从我以后怎样工作来了解我。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以前为党作出的贡献，都已经过去了，你应该看的是我以后怎样做。由于少奇同志对宣传自己从来不支持，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家都学习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但是对少奇同志的系统研究不可能开展起来。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情况，不用多说，讲起来大家都是很痛心的。那个时候，把极端的污蔑、恶毒的攻击和一切脏水都泼在少奇同志身上。等到把这种错误纠正过来，已经是1980年了。然而，令人高兴的是，1980年以后，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条件也许还不非常优越的情况下开展起来了，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这种成绩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版了大量的少奇同志著作。最重要的是《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其次是《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4本专题文集。此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二九运动资料》、《新四军》等书中，也发表了大量的少奇同志论著。最近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又提供了一批新的资料。已经出版的少奇同志的这些著作，是研究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的出发点和初步基础。
第二，发表了不少刘少奇研究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文章有2600篇，出版的著作有69本。这些成果对刘少奇生平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思想的方方面面大体上都覆盖到了。当然也有一些薄弱的方面，比如：党际关系、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但总体说来，大的方面都涉及到了。
第三，举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即1988年和1993年为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和95周年而召开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都出版了论文集。此外，有些部门和地方还开过一些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这种讨论会，使学者之间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对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第四，初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拿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同志来说，年岁大的76岁，最年轻的32岁，写论文的多数在60岁以下。尤其是许多年轻学者参加这个会，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件事。因为如果年轻人对这个工作不关心，那么这项工作是很难持续发展下去的。
16年来取得这么多成绩，应该说是很可喜的。但是从另一面讲，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就要到来的时候，作为研究工作者，心里还是觉得很不安。因为从我们所做的工作来看，无论是编辑工作，还是研究工作，对比刘少奇同志对党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对比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实在是差得很远。在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年青人宣传少奇同志，让他们了解少奇同志方面，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相比，实在还做得很不够。
二
少奇同志一生的功绩，我不必在这里多说，因为在座的都是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我只想简要地说一下他最有特色的地方。
少奇同志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入党的，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直到领导苏区工会工作，这方面的事迹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少奇接连地在关键时刻，到关键性的地点，独当一面，担负起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且总是能够在非常复杂困难的情况下，细心地分析情况，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作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在他1942年底从华中回到延安到1966年遭受不公正对待以前，他连续23年一直处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而且当毛主席不在的时候，总是指定他代理中央主席的工作。建国以后，少奇同志不仅担任了国家主席，而且在党中央领导工作分成一线二线以后，由他主持一线工作，很多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是通过他所作的重要报告来宣布的。这些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着异常突出的地位。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方方面面都有那么多杰出人物，而少奇同志不仅仅是这些灿烂群星中间普通的一颗，应该说他是一颗巨星。为什么说他是一颗巨星？他和我们党还有的许许多多优秀的领导人相比，有哪些特别使人难忘的、别人未必都具备的特点呢？据我肤浅的理解，至少有这样三点：
第一，少奇同志是一个战略家。他具有能够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眼光，和在关键时刻果断地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领导能力。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比如，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少奇同志主持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和组织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实现了党中央关于发展东北的战略。这样的大手笔，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不失时机地作出来（当然，他也是同在重庆的毛主席等商定的）。再如，领导土地改革，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这自然也不仅仅是少奇同志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党的功劳。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少奇同志是重要的决策者。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以至建国后的新区土地改革，少奇都起了主要的或重大的作用。对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楚的。由此想到现在有人说，共产党只反帝而不反封建，这实在是笑话。如果说，在中国今天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那是事实；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根基——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难道不是事实吗？那些即便说过一点反封建的话，却对封建主义的根基丝毫没有去触动它的人，倒是可以说他们只是讲了些空话。再如，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领导扭转经济困难局面时，少奇同志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一直到后来的一系列决策，最后下决心要“退够”，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退够”了，整个局面就根本扭转了，就有了到1965年那一段相当好的经济局面。这不只是一般的经济工作，而是要能总揽全国大局，要有战略眼光，能作出战略决策，才能胜任。所以说，他是一个战略家。
第二，少奇同志是一个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内要讲到理论家，在老一代里除了毛泽东以外，大家就会想到刘少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理论家？为什么大家称少奇同志是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可以这样说，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每位同志都是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甚至与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会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都有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特点，但是少奇同志为什么在理论方面的成就使人感觉那么突出，认为他善于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少奇同志的这个特点？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认识。
少奇同志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者，不是坐在屋里靠冥思苦想来谈理论问题的。他总是针对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谈自己的意见的，但他谈这些问题时通常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地谈某一件事情，而是会从个别中间看出一般，从一件件具体事情里面总结出一些可以用来指导处理许多其他类似问题的带规律性的认识，就像中国的老话所说的可以“举一反三”。举例说，1942年底少奇同志回到延安以后，作过一个《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全文共分3部分，《刘选》里只选了第二和第三部分，这两部分讲到了华北、华中的形势，总结了经验。照理说，是很有理论高度的。但他不满足于这样讲，他在这两部分之前，还加了一个第一部分——绪论。这个绪论里有4点，其中第二点是讲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新形势、党的新任务与革命斗争的新形式；第三点是讲党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和哪里是党的主要工作地区；第四点是讲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行动路线的决定。说到这里，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停留在介绍华北、华中的工作，而是在作出概括，探讨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理论色彩似乎已经够浓了。然而少奇同志还不满足于这样，他在这三点以前，又写了一大段话，来讲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他是这样说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客观上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这是由于历史是在社会矛盾之斗争中发展的这种情形所决定的。虽然人们在主观上常常想推动历史依照客观上可能的直线道路前进，然而客观的历史行程总还是走着弯曲的道路。”“有一种时候，历史是走得很快的，是飞跃的前进，在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就能走过平常时期几年几十年的路程；但在另外一种时候，历史又是走得很慢的，甚至使人们感觉不到历史是在前进，或者似乎还是在后退。”“因此，我们——蓄意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革命的指导者，就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这种规律性，必须使自己的工作，使革命阶级的行动路线、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适应这种规律性。就是说，当着历史走得很快的时候，当着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之时期，我们就应放胆地鼓励群众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就应善于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前进的革命的口号，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去爽快解决在革命过程中业已成熟的各种任务，就应占领尽可能多的阵地，发展尽可能大的力量，把历史推进到尽可能前进的程度；而不要落在历史发展的后面，阻碍历史的前进，拖住历史的火车头。但是当着历史发展得很慢的时候，当着运动的退潮与革命的低落之时期，我们就不要犯急性病，就要善于巩固与保存自己的阵地，甚至要善于实行巧妙的退却，采取隐秘的方式，保存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便懈怠敌人，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能有阵地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说，我们在革命中的行动路线，是走着曲折的路线。”听了这些，你就会多懂得许多带规律性的道理，可以用来自觉地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我看这就叫理论家。
少奇同志不仅在总结上述这样大的、长时期的事情时善于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而且在谈到当前工作中似乎很普通的一件事时，往往也都提到理论高度来思考。大家知道，1964年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给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不应该规定省委学习他自己的一篇讲话。少奇在回信中提到理论高度来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还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不管他们有没有真理？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再举一个例子，1941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方）写信给少奇同志，问怎样才能办好党校。少奇同志在回信中首先指出，既不能过份强调理论，忽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又不能过份强调实践，要注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说到这里，他觉得还不够，接下来又进一步发挥说，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革命的热情，也有很强的革命的组织能力，但是党的理论修养是薄弱的。他不仅从理论上、历史上分析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且还提出我们所要的理论，不是那种脱离实际的理论，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这个思想的若干脉络线索。所以说，少奇同志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所讲的一个个问题总能让人从中得到超出这个问题的更多的东西。所以少奇同志称得起是一个理论家。
第三，少奇同志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不是只去依傍书本和上级指示，他能够从实际出发，大胆地提出一些系统而又独到的见解。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请少奇同志研究一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到底该怎么搞，他很快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等一套完整的想法。当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关于农业的发展道路，他也有一整套设想。针对建国初期工厂管理和工会工作中出现的矛盾，他在1951年首先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主张要分清敌对的和非敌对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他又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正当要求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还有，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大胆地指出，总起来讲，1958年以来全党工作的缺点和成绩的关系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他还谈到造成困难的原因可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前面讲到的这许多见解，人们可以对其中有些看法作这样那样的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少奇同志善于独立思考，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就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而独到的见解，能够做到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还要说到，少奇同志有着高尚的思想品格，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光明磊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
三
对于少奇同志这样一位为党和民族作出过杰出贡献、留下了丰富精神遗产的党的领导人，今天我们对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作得怎么样呢？确实是很不够的。虽然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已经把十年“文化大革命”强加给他的最大的冤屈纠正过来了，但是从总体上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还他的历史本来面目，尤其是使青年一代全面地了解他，实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要用更加宽阔的眼光，把少奇同志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放在同时代人的横向比较中去考察，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去研究、去宣传，要着眼于大的方面的贡献。比如，少奇同志在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党的建设。他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而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特别要求每个党员要有好的党性修养。国外有的学者在论文中提出：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是个新的贡献，因为马克思时代党的建设任务主要是宣传党的学说，列宁的建党思想更多地是讲党的路线方针和指导思想，而少奇同志对共产党员的修养作出了系统论述，包括修养的必要性、途径、方法等。
少奇同志关于党员修养的学说，最重要的当然来自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党内生活实践经验，是对这些实践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再加上少奇同志的理论思维的贡献。而它的理论渊源，既有马克思、列宁的建党学说，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前几年有人说，少奇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了。那是不对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同封建道德划一个等号，也不能跟儒家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延续。中华民族从她的祖先开始，一代一代地、不中断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发展，直到今天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且表现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这和其他几个古代文明中心——印度、埃及、巴比伦等都有不同。这样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自然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如特别注意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祖先在世世代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这方面逐渐形成许多得到社会公认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当然，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努力把这些准则纳入他们所需要的轨道中去，用来统治人民，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封建道德，但不等于这套规则都是封建统治者想出来而从外面灌输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我这次经过皖南山区，看到民居中很多对联、格言，有的内容非常好，如：“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引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也是如此。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来自人民群众中间。对这些遗产，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其中的糟粕，应该排除。其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继承。这谈不上是儒家化。
研究刘少奇的革命活动，也需要把视野放宽。例如，研究刘少奇在皖东，就需要把这个课题放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重大决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研究，放到当时华中问题正成为全党全军工作的重要焦点，能否解决好华中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这样一个具体历史情况下去研究。如果只把它看作某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来研究，那就是显得狭窄了。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既要细致，又要做到视野广阔。
研究和宣传少奇同志还要和现实相结合。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有许多人只承认它在历史上有很大作用，但认为现在已经过时了。或者口上没有这样说，实际上是这样想的。那么，这本书对今天的党的建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没有用了？它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问题是值得很好思考的。现在有些人一讲继承，只想到如何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而忽略了“今天”不仅仅是“前天”的继续，更重要的是“昨天”的直接继续。“今天”毕竟不是从“前天”跳过来的，中间还有一个“昨天”。这个“昨天”就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理论和作风。这些理论和作风，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我们这个民族中深深地打上了新的印记，其中就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留下的影响。拿我自己来说，就是1947年在大学读书时最初读到这本书的，以后又不知读过多少遍。这本书中的思想影响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又读到《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从中懂得了许多组织修养方面的新道理。说实在的，要讲继承革命传统就不能离开少奇同志的这些思想贡献。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要根本改变社会风气，关键在于党。共产党员是怎么样的，对全国人民以至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有重大作用。所以，少奇同志的党建著作不仅是党的建设的基本读物，而且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教科书。我们要很好地把少奇同志留给我们的许多精神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来，这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1998年是少奇诞辰100周年，到时候中央一定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是个研究和宣传少奇同志的很好时机。1998年离现在还有两年。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在这两年里有所作为，齐心协力来把宣传和研究少奇同志的工作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我们正在开的这个会可以说是个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检阅队伍的会。所谓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就得先调查一下现在的研究工作已经进行到什么地步？存在哪些难点？看法上有什么分歧？有哪些问题还没有作足够的研究？这个调查工作如果只靠少数几个人来作，恐怕谁也没有这个本事，而通过这次会议由大家分工合作来进行，就不难了。所谓集思广益，就是请大家一起出主意，看看怎样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所谓检阅队伍，就是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看看我们这支研究队伍的状况，同时为两年后的纪念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学术活动预先订货，希望在座的同志到时能拿出文章来纪念少奇同志。
对如何开好这次会议，说两点意见。一是要讲短话。会议时间有限，请大家不要在会上再念论文。学术讨论会跟向学生讲课不一样，不必从ABC讲起，讲了半天，别人都知道，意义就不大了。二要百家争鸣。在这个范围里，可以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讲错了也不要紧。有的同志说：涉及到少奇同志的失误和弱点能不能谈？其实，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农业大国，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一种新的探索。在这过程中，谁能没有失误？至于弱点，各人都有。一般讲，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少奇同志讲话以尖锐性和鲜明性著称，一针见血，但有时也有说过头的地方。对此，我们只要以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去进行探讨和展开争论，问题的研究一定能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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