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发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301(2002)01-0013-04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但也并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毛泽东大权旁落”、党内矛盾斗争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那么，何以导致了这场历时10年之久、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金春明教授曾在《“文革”起因诸说》一文中分类归纳了国内外的九种说法，并指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以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回答“文革”发生的原因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不能穷尽。本文试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一新的角度，来分析探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
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及其主要特征
建国前，如果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论述的层面上，是对“巴黎公社”、世界“大同”的一种美好向往的话，那么建国后，尤其是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就直接面临着实践的检验。那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认识的呢？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在中央和大区负责人会上讲到社会主义时说，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他自己认为，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1984年，邓小平也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由此来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在“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的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反映，并没有形成像新民主主义理论那样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一直探索着适合政治、军事斗争需要并且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相联系的建国理论，而毛泽东思想则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它不仅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篇大文章，而且包括由前者成功地转向后者的过渡时期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胜利，既证明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也增强了毛泽东及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及同时取得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的伟大胜利，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随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观的嬗变，[2]“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昙花一现，原定18年的过渡期只用了7年，新中国快步走向了社会主义。但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被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主要有五大特征：即经济上的公有制、按需分配和计划经济；政治上的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巴黎公社没有成功，而前苏联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又掩盖了它自身的弊端，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难以冲破的范式，即重点强调社会主义的三大经济特征，而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自身要求——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国家化的道路。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俄为师”取得的，在新中国“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背景下，就注定了胜利后的中国既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大规模地社会主义建设，又要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在建设中“以苏为鉴”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因此，1953年6月，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毛泽东曾亲自修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解释，这一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15年逐步过渡，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3](P307-309)。可以看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是基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即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的理论认识之上的。毛泽东在1953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4](P119)。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时，也向人们解释说：“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5](P105)1954年2月，刘少奇在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后消灭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要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基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因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上达成的初步共识，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还进一步指出，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统一按照计划经济生产，等等。实际上，1952年11月我们就已经按照苏联体制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来统一指导三大改造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描述、苏联的经验可供借鉴之外，中国只能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而作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则更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他既想超常规地发展国民经济，以免被“开除球籍”，又怕西方的和平演变而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变修”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其实，建国后，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毛泽东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除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他的心目中比较根深蒂固，但在实践探索中又想“以苏为鉴”、冲破其羁绊具有极大的矛盾性特点之外，他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认识上则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特点。这就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一直蕴育着一个十分美好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富裕、高尚的新社会。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对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实践中又急于求成，而导致了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的不断发生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多次“左”的错误，而每次错误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这次“左”倾思想在理论体系上则与前几次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它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初步确立，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客观情况下，由不准反冒进，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逐步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最终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这种错误思想的不断升级，导致了以“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因此，我们认为这次“左”倾思想的发端是不准“反冒进”。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虽然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与不足，总的来看是成功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意外可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实践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左”倾错误。而这种错误，主要是源自急躁和冒进。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1](P139-140)。1952年提出的总路线规定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提前了10年多。期间，尽管邓子恢等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了“宁可慢些，但要好些”的一系列观点，但被毛泽东指责为“小脚女人”走路。毛泽东急于“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他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956年，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其实是“左”的代名词，作者注）偏向的作法，被毛泽东说成是“离右派只有50米了”。这就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只准反右，不准反“左”的不成文法规，从而也就助长了急躁冒进的日益发展，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然而，当“大跃进”的实践带来了三年经济困难、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之时，尽管毛泽东觉察到了所发生的“左”的错误，但在纠“左”的过程中还是坚信自己所设计的社会主义范式，而最终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正确性。
当然，这都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客观的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1956年是不平静的一年，毛泽东曾称之为“多事之秋”。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理论作了全盘肯定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无关。并同时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苏联模式并不是各国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这就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陷入在矛盾之中，即：应该走自己的路，但苏联模式必须遵循。其二，自解放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接二连三的几个大胜利，其进程是比毛泽东预料的还要快。这就使翻身作主、扬眉吐气的中国人民产生了尽快富裕的渴望，也就难免会以冲天干劲、忘我的热情干出一些违反客观规律、空想的事情来，以致于发生了“大跃进”等的错误。其三，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战略家，毛泽东是一心想让中国富裕的。但当他发现苏联变修、国内纠“左”又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之时，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来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就在所难免了。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实践的矛盾
1956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及时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不确定性和国际国内出现的没有料到的新情况，毛泽东在实践中开始偏离八大规定的正确方向，而逐步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左”倾思想日趋严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
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党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功不可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但事与愿违，他的社会主义观很快与实践发生了矛盾。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发现在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并不能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很大弊端。于是，他经过系统地调查研究，在听取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之后，明确提出了“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写成了《论十大关系》。从《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初步探索起，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个体经济、市场调节作补充；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适当安排重、轻、农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等。这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遗憾的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毛泽东不但没有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终于又回到了他深信不移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上来。当然，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八大以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实践中昙花一现。1957年风调雨顺，是中国建设史上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写的一篇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首次提出了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路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1956年的国际风云变幻，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采取了“引蛇出洞”主动引发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的策略，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错误，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促成了“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升级。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改变八大关于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不少人开始忽视中国的国情，认为应该以超出常规的高速度来从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企图在十几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等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P475)这一论断，后来得到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正式批准，从而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这种改变，不仅显示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为“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依据。之后，毛泽东又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于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加上了“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不断革命是他的基本信条之一。他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因而，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并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我国争取15年超过英国，苏联超过美国[6](P233)。基于这种认识，1958年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并没有明确。除了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之外，在实践上仍然按照苏联模式中的公有制形式在行动，结果创造了以“一大二公”单一所有制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和以下达高指标为特征的“两本帐”计划经济模式，结果品尝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带来的苦果。因此，毛泽东的单一公有制形式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又一次不得不退却。但是毛泽东认为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是工作中出了毛病，总的方向是对的，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能动摇”的框架下艰难地进行。毛泽东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认为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和退却如“包产到户”等违背了他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不是“三面红旗”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连他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毁于一旦。于是他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和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明白，在他要建立一个“亦工”、“亦农”、“亦军”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背景下，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当共产党的“钟馗”了[7](P2-7)。因而，一场打倒“中国赫鲁晓夫”为目标的“灵魂深处的革命”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三、简短结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一定的甚或是密切的联系。从客观上看，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未能冲破传统的苏联模式，过分地强调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与苏联不同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认作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悲剧。从主观上讲，毛泽东试图把原有的社会主义搞得更加纯洁，来杜绝资本主义复辟，但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上的认识超越了历史阶段，而形成了一套适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想体系，结果使自己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前车之鉴”，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二点结论：(1)只有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点和出发点；(2)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才能避免“左”右倾错误的发生。超越阶段的空想，是毛泽东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收稿日期：200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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