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学哲学:根源、问题与展望_科学哲学论文

全球科学哲学:根源、问题与展望_科学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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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4)06-0108-06

       全球化科学哲学的问题与前景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的确,科学哲学已经基本实现了全球化。换句话说,科学哲学不仅是所有哲学学科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学科,而且也是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之一。科学哲学何以能够全球化?其根源是什么?全球化的科学哲学面临什么样的棘手问题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走出困境?全球化科学哲学是否有新的前景?怎样开辟新的前景?本文是对这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

       一、全球化科学哲学根源于全球化科学

       所谓全球化,主要指在全球范围内有着统一或相近的学科范式,包括统一或相近的问题领域、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等等。所谓全球化科学哲学,实质上就是英美化科学哲学,即在英美分析哲学的框架内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换句话说,英美分析哲学框架内的科学哲学就是全球化科学哲学。它为全球范围内科学哲学确立了统一或相近的学科范式,即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一旦离开其所限定的问题领域、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等等,就会被认为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甚至是“另类的”科学哲学,从而从根本上失去其专业意义和学术价值。其实,在全球范围内还有不少完全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范式的科学哲学类型,例如,在欧陆哲学中有许多对科学的哲学思考,在中国的儒家哲学中也有诸多这样的思考。但是,它们不可能被纳入正统的即全球化科学哲学范畴,充其量只能被打入非正统的或“另类的”科学哲学范畴。

       为什么科学哲学能够基本实现全球化,而别的哲学例如艺术哲学和伦理学等等,却难以甚至几乎不可能实现全球化?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而科学本身已经高度知识化、学科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统一的范式,无论是问题领域,或是研究方法,还是价值标准等等,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别的专业领域能够像科学那样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做得如此全面、彻底而成功。全球化科学哲学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全球化科学。正是全球化科学有力地推动着全球化科学哲学。然而,别的哲学研究对象是与科学截然不同的文化,例如,艺术哲学研究的是艺术,而伦理学研究的是伦理。尽管艺术或伦理等文化也有其特定的领域、方法和价值规范等等,但是,它们往往都有其很强的地域性,因国家和民族的不同而具有明显差异。从全球范围看,有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致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或相近的范式。由此可见,科学哲学应对的是全球化科学,而别的哲学应对的是别的难以甚至几乎不可能实现全球化的文化。这正是科学哲学为何能够基本实现全球化,而别的哲学为何难以甚至几乎不可能实现全球化的重要根源。

       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全球化科学哲学须采用英美分析哲学的范式,而不能采用欧陆哲学或中国儒家哲学的范式呢?关键在于:其一,英美分析哲学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因而这种科学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论。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以用逻辑和实证方法加以确证的,甚至被逻辑经验主义称为“真的经验命题”,因而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公认度。所谓全球化科学,实质上就是全球化科学的知识及其产生知识的方法。也正是这种全球化科学的知识及其方法,给了英美分析哲学的科学哲学范式以合法性。然而,欧陆哲学或中国儒家哲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因而他们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论。而文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用逻辑和实证方法加以确证的,而且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价值关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全球化。由此,全球化科学哲学难以采用欧陆哲学或中国儒家哲学的范式。其二,英美分析哲学的方法大多采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法,因而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具有普适性且易于全球化。而欧陆哲学或中国儒家哲学的方法大多采用直觉、思辨和综合的方法,因而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难以具有普适性且不易于全球化。

       总的说来,全球化科学哲学根源于全球化科学。全球化科学在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科学的知识及其方法。全球化科学的知识及其方法,不仅为全球化科学哲学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全球化科学哲学划定了范围。于是,这种科学哲学变成了一种关于科学的知识及其方法的哲学,也就是变成了一种知识论和方法论,其目的就是要使科学哲学变成“科学的逻辑”。

       二、全球化科学哲学的问题和困境

       全球化科学哲学的意义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科学做了相当精细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诸多富有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及其逻辑模式,包括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证实模式,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主义模式,库恩的历史主义的范式模式,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模式,劳丹的历史主义的科学进步模式和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以及夏皮尔的历史主义的关联主义模式等等。可以说,所有这些模式都从某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科学及其变化发展的逻辑和本质,因而颇有启发性。二是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不仅大大推动了科学哲学的科学化,而且也大大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全球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这种独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对于推进元科学的研究,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事实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至少还是所有元科学研究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学科,因而也是其中最发达的学科。

       然而,科学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与方法,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包括知识与方法在内的文化,并同全球多元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全球化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及其科学同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刻关联,来抽象地研究“科学的逻辑”,结果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

       其一,尽管全球化科学哲学在理论上几乎穷尽了各种逻辑可能性,但最终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科学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例如,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科学的进步性与合理性问题,以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等等。

       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本质上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历史的活动,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人文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观,因而就有不同的科学。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截然不同,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又有较大差异。同样,不同的文化背景,又有不同的科学观,因而就有不同的科学。西方科学根植于古希腊哲学,又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于是,才有可能呈现今天的西方科学范式。而中国科学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始终同儒家和道家哲学紧密相连,于是,呈现出类似于中医这样的中国科学范式。可见,离开历史和多元文化背景来抽象地谈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试图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划界标准,显然是有问题的,也是行不通的。

       所谓科学进步与合理性问题,在本质上也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像其他诸如艺术、哲学等文化一样,在本质上也是人的一种创造,而知识充其量只是人所创造的成果,是科学文化之树所孕育的成果。因此,科学进步与合理性问题,不仅仅只是关于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合理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应当是关于科学文化的进步与合理性问题,说到底还应当是关于创造知识和文化的人的进步与合理性问题。离开孕育知识的文化和离开创造知识和文化的人,来抽象地谈论科学进步与合理性问题,显然是肤浅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不同文化和不同的创造者很可能孕育和创造不同的知识,所以,难以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关于科学进步与合理性的逻辑标准。

       所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在本质上同样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科学不仅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且更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这种认识和探索不仅需要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且需要有崇高的价值目标指引;不仅需要有效地运用已有的概念框架,而且需要大胆地创造新的概念;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仪器设备,而且需要不断创建新的仪器设备;不仅需要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需要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这种认识和探索并非依靠“上帝之眼”,而是负载价值、渗透理论和依托文化的,结果并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赤裸裸的绝对真理。可以说,科学认识和探索的目标无疑是要不断接近并揭示客观世界的实在,但任何一项认识和探索的成果都未必能保证已经接近并揭示了那个实在。正如普朗克所说的,尽管物理世界趋向于不断接近实在世界,但是,科学认识和探索的世界在本质上还是物理世界。[1]因此,离开认识和探索客观世界的人和整个历史文化背景,来抽象地谈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显然是肤浅的,也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总的说来,包括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科学进步与合理性问题、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等等在内的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在以往分析哲学的框架内,按照“科学的逻辑”这种思路,几乎是无法解决的。费耶阿本德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声称:“‘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2]。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哲学中的几乎所有问题说到底都不仅仅只是关于知识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关于文化的问题。而要解决文化问题,单靠分析和逻辑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其二,全球化科学哲学的各种理论成果充其量只是抽象的逻辑模式,严重脱离科学研究、科学文化和全球多元文化的实际,因而不能对现实的科学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科学的进步。

       首先,这种科学哲学严重脱离科学研究的实际,无法真正起到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因而几乎不可能对现实的科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应当看到,在历史上科学与哲学一直有着紧密而深刻的关联。古希腊自然哲学就是西方科学的源头。近代西方哲学为西方科学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而近代西方科学的确立、成长和发展又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二者互动如此紧密,以致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可以说就是广义的科学哲学,不少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物理学革命中科学与哲学的互相作用。当时,涌现出一大批哲人科学家。这些哲人科学家既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颇有思想的哲人,在那里有一种别样的科学哲学。他们的科学哲学思想无疑对现代物理学革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科学哲学被专业化了,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于科学的全球化的学科,其结果是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从根本上失去了同科学的内在联系,变成了超越实际科学的抽象的“科学的逻辑”,因而无法对科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很显然,全球化科学哲学其聚焦点要么是静态的科学的逻辑结构或语言分析,要么是动态的科学变化模式或进步模式,因而二者都局限于应当如何解释科学及其变化发展,但却忘了最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应当如何推进科学。要是作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哲学,无法真正起到方法论的作用以推进知识创新,那么,这样的科学哲学就失去了其最根本的意义。

       其次,这种科学哲学不仅严重脱离科学文化的实际,而且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人性之根和文化之根,从而不但无助于促进科学文化的培育,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以狭隘的科学观遏制了科学文化的健全发展。显然,这种科学哲学蕴含着一种狭隘的科学观,那就是知识论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只关注科学的辩护和证明,而不关注科学的发现和创新;只关注人所创造的科学,而不关注创造科学的人;只关注科学同别的文化的区别,而不关注科学同别的文化的联系。这样一来,科学的人性之根和文化之根从根本上被切断了。科学似乎变成了一种脱离人类的文化母体的“客观存在”。

       这显然非常不利于科学文化的培育。因为在科学文化的视野中,人、文化、发现和创新恰恰是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概念。没有科学的发现和创新,当然无需科学的辩护和证明;没有创造科学的人,当然就没有人所创造的科学;没有科学与其他文化深刻关联,当然也就不可能孕育出科学文化。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同科学文化的培育密切相关的人性论、文化论和创造论,远比抽象的知识论更为根本,更为深刻,也更有实际的意义。前者试图从培育科学文化和培养创新人才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创新能力不足问题,从而推进科学的进步和发展,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对已有的科学知识做抽象的逻辑分析,因而很难对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有实质性的影响。如果用这种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观来指导科学,那么,不仅无助于人的创造或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的创造或创新能力的培养。

       最后,这种科学哲学不仅严重脱离全球多元文化的实际,而且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同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刻关联,因而既不利于使科学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多元文化的土壤,又不利于让全球多元文化有力地推动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西方科学的产生、成长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不仅有其西方文化的背景,而且还有其全球多元文化的背景。萨顿说,“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3]。这句格言说明东方人对包括科学在内的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东方科学怎样转变为早期的希腊科学当作一个迷人的课题来研究。巴拉的研究表明,即便是现代西方科学也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影响。[4]

       另一方面,要将西方科学移植到世界各地,也应当充分关注全球多元文化的背景,从而使其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进而茁壮成长。例如,关于当今中国应当如何发展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于知识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关于文化的问题,即不仅要充分汲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精神,而且更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中国文化因素,从而推进科学的进步。[5]否则,西方科学不仅难以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更难以茁壮成长。显然,科学与全球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使科学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多元文化的土壤,同时又让全球多元文化最大限度地推动科学的发展问题,应当是全球化科学哲学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但是,全球化科学哲学由于缺乏全球多元文化的视野,不仅无视这个问题,而且也从根本上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三、全球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科学文化哲学

       如何解决全球化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并摆脱其困境?关键在于,要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实现从科学哲学向科学文化哲学的范式转变。[6]既然全球化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特别是科学同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刻关联,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要重新连接科学的文化之根,特别是揭示科学同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刻关联。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全球化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须做重大改变,即从知识论的研究范式向文化论的研究范式的转变。科学文化哲学强调的就是文化论的研究范式。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更是一种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它不仅同包括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而且同全球多元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因此,健全的科学哲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科学知识做哲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对整个科学文化做哲学研究,并且将其置于整个人类文化,特别是全球多元文化的视野中加以考察。

       当然,科学文化哲学并非要完全否定知识论的科学哲学及其全球化。相反,它同样重视知识论,主张将科学知识作为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它所反对的只是切断文化之根的就知识而研究知识的抽象的知识论。它也同样重视全球化,强调全球化科学哲学需要全球视野的多元文化背景,并将科学置于全球多元文化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它反对的只是一味地将全球化科学哲学归结为脱离全球化多元文化的“科学的逻辑”。因此,所谓科学文化哲学,说到底就是要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知识和方法扩展到整个文化,重新揭示科学的文化本性及其科学同整个人类文化,特别是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刻关联,从而不仅更深层次地理解科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更深层次地理解科学的根源、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科学文化哲学将为科学哲学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其一,科学文化哲学将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知识论、方法论及其“科学的逻辑”这种狭隘的研究范式,将知识论、方法论和文化论融为一体,并将其纳入广阔的文化论的研究范式,从而为科学哲学解决其最基本的问题并摆脱其理论困境,指明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径。

       既然科学哲学中包括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科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问题,以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等等在内的最基本的问题,在本质上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问题,那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不仅应当采用逻辑的方法,而且应当采用历史的方法,当然重要的是还要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全球化科学哲学之所以陷入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涉及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深深地触及到文化论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论的问题,但它所采用的方法却是知识论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即便是历史主义者大都也热衷于构造各种关于科学历史发展的逻辑模式。显然,要用知识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解决本质上属于文化论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科学文化哲学就是要深刻揭示这些科学哲学最基本问题的文化意蕴,然后用广阔的文化论研究范式,去解决狭隘的知识论研究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科学文化哲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带来一种关于解决问题的新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还凸显了解决问题的意义。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关键并不是要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划界标准,而是要探寻科学与非科学在人性和文化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促进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于科学进步与合理性问题,关键并不是要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科学进步与合理性标准,而是要探寻科学进步与合理性背后的人性与文化根源和动因,从而以人和文化的进步推进科学进步与合理性;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关键并不是要以“上帝之眼”找到终极实在,而是要探究人认识客观世界的人性因素和文化过程,从而通过充分利用人性和文化的因素推进认识的不断深化。由此可见,科学文化哲学追求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结论,而是着力于探讨鲜活的人性和文化根源、动因和过程,从而以此来推进科学的发展。

       其二,科学文化哲学将从根本上突破从逻辑到逻辑、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范式,面向科学研究、科学文化和全球多元文化的实际,通过解决问题对现实的科学产生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科学的进步。

       首先,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从辩护和确证范畴扩展至发现和创新范畴,并将其与人性论和文化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诸多认识过程,特别是对发现和创新过程的考察和研究,既深刻揭示知识和方法的因素及其重要作用,又深刻揭示人性和文化的因素及其重要作用,从而不仅以关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认识来指导科学研究,而且更以关于人性论和文化论的经验来推进科学研究。以往的科学哲学之所以严重脱离科学研究的实际,难以对现实的科学产生积极影响,关键就在于:它对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辩护和确证范畴,因而只能停留于僵硬的“科学的逻辑”,看不到科学的人性和文化因素及其重要作用。

       其实,尽管辩护和确证是整个认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范畴,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范畴,也不是最重要的范畴。最重要的范畴应当是发现和创新。没有发现和创新,就不会有科学知识,辩护和确证也就无从谈起。也只有切入发现和创新范畴,才能真正切近活生生的科学研究活动,切近科学研究者生动活泼的内心世界,看到丰富多彩的人性和文化因素及其重要作用。因此,科学文化哲学所研究的不仅是辩护和确证范畴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而且更是发现和创新范畴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不仅是人所发现和创新知识的结果,而且更是人所发现和创新知识的过程。总的说来,科学文化哲学不再满足于像以往的科学哲学那样,站在科研活动的外围,以旁观者的角色来静态地描述科学及其知识;而是要站在科研活动的中心,揭示科研活动的鲜活过程,特别是发现和创新的鲜活过程,不仅揭示其普遍性的规律,而且揭示其个性化的经验,从而不再使科学哲学成为与科学无关的外在的哲学,而成为与科学密切相关的内在的哲学,甚至最终成为贴近哲人科学家的科学哲学。

       其次,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扩展至整个科学文化,既要研究其规范的方面,又要研究其非规范的方面;既要研究其理性的方面,又要研究其非理性的方面;既要研究其知识理性,又要研究其实践理性;既要研究其形而下层面,又要研究其形而上层面;既要研究其同别的文化的区别,又要研究其同别的文化的联系,从而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全方位研究,来培育健全的科学文化。

       显然,以往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其规范的方面,而大大忽视其非规范的方面;只关注其理性的方面,而大大忽视其非理性的方面;只关注其知识理性,而大大忽视其实践理性;只关注其形而下层面,而大大忽视其形而上层面;只关注其同别的文化的区别,而大大忽视其同别的文化的联系,因而不仅对科学做了片面而狭隘的理解,而且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人性和文化本性,于是,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的创造性及其创新之根源。科学文化哲学不仅要从根本上突破并超越这种对科学的片面而狭隘的理解,而且要深刻揭示科学的人性和文化本性,从而深刻揭示科学的创造性及其创新之根源,进而以健全的科学文化培育健全的创新型人才,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

       最后,科学文化哲学不仅要对科学文化做全方位的研究,而且要将科学文化置于全球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研究,通过对科学文化与全球多元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特别是二者之间积极互动关系及其经验的研究,从而在最大限度地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尽管科学知识已经高度全球化,但科学文化却有很强的地域性,因为它们分别深深根植于全球多元的文化之中,以致正如梁漱溟所言,“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7]。这也正是为何要将科学文化放到全球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根本原因。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全球多元文化的差异既是全球范围内科学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同时又是全球范围内推动科学创新的重要动力。科学文化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在全球多元文化中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有利于科学进步的所有元素来推动科学的持续进步,与此同时,在科学文化中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有利于全球多元文化繁荣的所有元素来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持续繁荣。

       *本文系作者于2014年8月21至22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的“全球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问题和前景”国际学术会议所作的报告,原稿为英文。

       收稿日期:201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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