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题词的传承看平行散文的叙事模式_文选论文

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文选论文,所选论文,方式论文,碑传文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7)03-0021-03

《文选》卷五八至卷六十,有碑文、墓、行状三体,选录蔡邕、王俭、王、沈约、任昉的作品共七篇,大体属传记性质,其中碑文五篇,居主要地位。碑文、墓体制相同,前有篇幅较长的序,叙述人的事迹,后有篇幅简短的四言韵语铭文。故《文心雕龙·诔碑》称碑文曰:“其序则传,其文则铭。”行状则只有传而无铭。综观这些篇章的传记部分,都以骈体写作,注意骈体文所崇尚的文采或修辞之美,即对偶工整、辞藻华美、声韵和谐、用典精切等要素,它们对传主的德行、功业等,只作概括的叙述,而以典雅华美的文采来代替具体的叙述,因而与散体文传记(如《史记》、《汉书》)着重通过话语、行动、具体事件来显示人物的性格、作风等特色的写法迥异。骈文要求表现文采或修辞美,不便于径直叙事;如果径直叙事,就很难发挥骈文的特长。就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感染力而言,《史记》等散体传记展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流利写实的语言美,而蔡邕等的骈体传记展示的则是骈体文章的修辞美。后者碑文内容对传主以颂扬赞美为主,运用富有文采的骈体行文,也自有其优长之处。

下面先以《文选》所选蔡邕的《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两文与《后汉书》郭、陈两传比较分析。蔡邕擅长写碑文,前人对他评价极高,《文心雕龙·诔碑》篇有曰:“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在汉晋碑文中,刘勰对蔡邕评价最高。蔡邕《郭有道碑》叙述郭泰的学问、影响曰:

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

其叙事相当概括笼统,而在对偶、辞藻、声韵、用典等方面则锤炼功夫甚深,具见骈体文章的优美。反观《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记郭太事迹则曰:①

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尝于梁陈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

同样是写郭太的学问与对时人的影响,却是通过若干具体事件来表述,人物的形象比较鲜明,文辞运用质朴的散体,比较自然,但不具有骈体文所崇尚的文采。

再看《陈太丘碑文》。碑文叙述陈实的德行、政绩有曰:

于乡党间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徼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德务中庸,教敦不肃,政以礼成,化行有谧。

其叙事也是颇为概括,文辞多对偶或接近对偶的匀称句式。《后汉书》卷六二《陈实传》的记载则曰:

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旬月,以期丧去官。复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实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实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手?”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乃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

实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实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实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同样写陈实在乡里、为地方官时的德行教化,其特点是以朴素的散体文笔,着重通过具体事件,通过话语、行动来显示传主的特点。蔡邕所撰碑文颇多,其中一部分富于文采的篇章,叙事方式大体与上述郭、陈二碑文相似。

《文选》所选碑传文,除上述蔡邕两篇外,尚有五篇。其中王《头陀寺碑文》叙述对象为佛寺而非人物,任昉《刘先生夫人墓》仅有四言韵语铭文而无前序;此外王俭《褚渊碑文》、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三篇,体制大致同于蔡邕二文。这三篇作品序文篇幅加长,文辞趋于繁富,但是叙事方式着重以骈体词句叙述传主的德行事迹这一特点与蔡邕二文仍然一致。以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为例,它叙萧子良为会稽太守时的事迹曰:

越人之巫,睹正风而化俗;篁竹之酋,感义让而失险。邪叟忘其西昃,龙丘狭其东皋。

邪叟、龙丘,用后汉会稽太守、会稽都尉的典实,可参看《文选》李善注。而《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叙子良为会稽太守时的事迹则曰:

子良敦义爱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赐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给其薪苏。……夏禹庙盛有祷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约服玩,果粽足以致诚。”使岁献扇簟而已。

同样写萧子良注意规范风俗,提倡德行与节俭,乃是以散体文字通过具体事例来表述。

沈约的《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一文,叙述南齐宗室萧缅一生行状,文辞特为繁富,华艳的骈体词语络绎不绝。萧缅除在朝廷任要职外,先后在吴郡、郢州、会稽、雍州等地出任地方高级长官,碑文于各处均有文采斐然的描绘。如叙述他在任会稽太守时情况曰:

禹穴神皋,地埒分陕。江左以来,常递斯任。东渚巨海,南望秦稽,渊薮胥萃,雚蒲攸在。货殖之民,千金比屋;郛鄽之内,云屋万家。刑政繁舛,旧难详一。南山群盗,未足云多;渤海乱绳,方斯易理。公下车敷化,风动神行,诚恕既孚,距靡用。不待赭汙之权,而奸渠必翦;无假里端之籍,而恶子咸诛。被以哀矜,孚以信顺。南阳苇杖,未足比其仁;颍川时雨,无以丰其泽。公榄辔升车,牧州典郡,感达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怀,途歌里咏。莫不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车卧辙之恋,争途忘远;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弥结。

这段文字历叙会稽的地理形势、民情风俗,萧缅在会稽的政绩与民众对他的爱戴,运用了许多典故,文辞华美典雅,充分显示出骈文文辞富丽的特色。碑文其他各段风格也是如此。

唐宋时代,古文运动开展,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古文家所写的碑传文,文辞以散体为主,其叙事方式,与《史记》、《汉书》等的史传文风格相近,改变了汉魏六朝碑传文以骈体行文的方式。这里举韩愈的作品为例:

禄山之乱,公年几二十,进言于其父曰:“大人守官,义不得去。王室在难,某其行矣!”其父为之请于戎帅,遂率诸将校之子弟各一人间道赴阙,变服诡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赐勋上柱国。(《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柳予厚墓铭》)

其后宋元明清时代,古文家所写的碑文、墓铭、行状一类碑传文,均以散体写作,以较朴实的文辞叙事,其风貌大抵与史书中的传记相似。

在汉魏六朝骈体盛行时代,文士们认为那些讲求对偶、辞藻、音韵、用典等修辞美的作品才具有优美的文学性,而那些散体写实的传记则缺乏文学性。因此他们写作碑传文,大抵以骈体行文,以华美的词句代替写实的叙事,传主的事迹往往显得笼统而不具体。这一特点,在《文选》所选碑传文的篇章中表现得颇为鲜明,从上面的介绍分析可以获得证明。萧统认为史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因为不具有骈体文的修辞美,不是具有文学美的篇翰,故一般不予选录。但其一部分赞论序述,则富有辞采、文华、翰藻,即具有骈体文的修辞美,故选录若干篇章。② 试看所选录的《后汉书·宦者传论》叙述后汉宦官逐步得意擅权的过程曰:

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图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闱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划,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竞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宠光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东汉到南朝各代史论往往采取夹叙夹议手法,此篇亦然。此篇骈句络绎不绝,文采缤纷,与上述碑传文中的叙事方式,颇为类似。《文选》卷四九、五十中所选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三史的八篇史论,其叙事方式大抵相同。《文选》不选史书中的散体传记部分而选录一部分史论和四言韵文体的史述赞,即因它们具有骈体文章的文采美。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骈文的叙事方式和《文选》的选文标准。

注释:

①据《后汉书·郭太传》注,《后汉书》撰者范晔父亲名泰,因避讳改泰为太。

②参考拙著《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一文,原载《复旦学报》1988年第6期,后收入拙著《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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