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狗”类成语认知语义及其理据研究论文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狗”类成语认知语义及其理据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刘国辉

摘 要: “狗”虽是人类的好朋友与忠实伴侣,但在中国文化中的社会地位没有西方那么高。这可以从各种汉语“狗”文化的成语表征上反映出来,其中绝大部分为贬义,极少褒义。本文试图利用汉语大辞典软件和汉语语料库对“狗”类成语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从共时角度看,“狗”以四字类成语为主,其中贬义应用最广,而褒义最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数量最多,而科技文本中则最少。从历时角度看,古代汉语中其褒义占上风,到现代汉语时贬义则占上风。换言之,并非贬义一直占上风,其主要理据在于“狗”的社会价值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后者。

关键词: 汉语语料库;“狗”文化;“狗”类成语;共时分布;历时演变

1. 引言

人与动物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动物不仅是人类早期猎取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比如“狗”(犬)不仅是远古时代猎人的好帮手,而且也是人类的好朋友,这在很多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表征。Smith(1925: 195)认为“狗和马在习语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地考古发掘表明,“狗”的确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其驯化在我国约有8000年的历史。《说文稽古篇》记载:“游牧时代,惟犬独多,穴居则畜犬守御,狩猎则携犬自随,因而人必畜犬。”可见,自从人类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时候起,“狗”就开始和人类朝夕相处了。(转引自魏书娟2011: 74)然而,汉语中带“狗”的语言表征基本上是“贬义”的,就连偏旁从“犬”的字词也如此,比如“犯”“狠”“狂”“狡”“狱”“猝”“狰狞”和“猖撅”等。由此可见,汉语中带有“狗”的或跟“狗”相关的语言表征几乎没有“好”字眼。那么,汉语成语中如何呢?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定性的主观随机研究,比如魏锁成(1996)、斯琴巴特尔(1998)、李灏(2008)、张运、刘付靖(2014)等;具有说服力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极少,如唐未平、梁欢(2006)。为此,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论证与考察:1)中国“狗”文化;2)有关“狗”类成语的研究设计;3)有关“狗”类成语的组构与分布规律;4)有关“狗”类成语的共时与历时考察;5)英语“狗”类成语的褒义与贬义问题;6)理据分析。从而构建一个有关汉语“狗”认知范畴的框架体系。

首先,很多学校由于师资力量的匮乏,导致没有专门的道德与法治教师,这门课程多是由其他科目的教师兼任。但是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的法律常识,只能是依照教材内容进行讲授,不能够深入分析相关案例并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导致学生的法治观念薄弱,不利于其综合发展。其次,很多学校的教材内容过于陈旧,案例不够典型,很难真正起到提高学生道德与法治意识的作用,导致学生的成长受阻。

2. 中国的“狗”文化

中国是否有“狗”文化?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中国的“狗”文化与西方有所不同。有关“狗”图腾崇拜最早的传说源自《山海经》。据《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大行伯”篇记载:“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刘向2008: 276)其意是说:有个人名字叫作大行伯,他手中总是握着一支长戈。他的东边就是犬封国。天神贰负的尸体也在他的东面。“犬封国”一篇记载:“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有文马,缟身朱鬃,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者千岁。”其意是说:犬封国又叫作犬戎国,犬封国的人身体和形状都像狗。犬封国里有一个女子正在跪着向别人进献酒和食物。犬封国里还有一种马,全身都是白色的,而马鬃却是红色的,眼睛是金黄色的,灿灿发光,这种马叫作吉量。谁能骑上它,就能长寿千岁。这两篇文章都提到了“犬”。第一篇文章提到了“犬封国”,必然与“犬”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犬”封国,此国必定以“犬”为荣,也就必然有着独特的“犬”图腾崇拜。第二篇文章中提到了“犬戎国”,对“犬封国”的情况进行了描绘,说“犬封国”里的人身体和形状都像狗,将人和狗在外形上联系起来,进一步反映出人们心目中有“狗”图腾崇拜的概念。这种“狗”图腾崇拜现象至今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存在,比如张运、刘付靖(2014)研究发现南方少数民族中信仰“狗”图腾的民族主要有苗族、瑶族和畲族等,“狗”图腾信仰不仅深深地影响着这些民族的生活习惯,也塑造着这些民族的原始姓氏。其实,早在6000年前的半坡和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有家养犬的记载。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我国已饲养马、牛、羊、鸡、犬和豕,是为“六畜”。《史记》中所谓的“五扰”“六扰”都包括家犬在内。可见“犬”是最早被驯养的家畜之一。人类驯养犬的最初动机可能是猎用,因为人们在长时期的狩猎实践中发现了野犬和狼的机敏灵活,善于捕获其他弱小动物等特性,因而设想把野犬驯化为自己狩猎的助手。(魏锁成 1996)

3. “狗”类成语的研究设计

中国人对“狗”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下面通过“狗”类成语角度进行实证考察。首先,根据上海亿辞网络科技服务中心开发的软件“汉语大辞典”进行考察。该软件是基于《汉语成语辞海》《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华大成语词典》《辞海》《新世纪字典》《中华诗词》《歇后语大全》及一些相关网站等而成的大型软件,涉及面宽、量大、操作方便。然后,通过三个大型汉语语料库——教育部的语料库在线、北京大学的CCL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的BCC语料库,分别从褒义、贬义和中性义三个类别考察,每类选10个(主要基于三个维度的平衡性和褒义量太少而定)。褒义的包括:狗吠不惊、狗吠非主、功狗功人、跖狗吠尧、呼鹰走狗、关门打狗、犬马之心、犬马之劳、犬不夜吠、犬马恋主;贬义的包括:狗仗人势、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皮膏药、狗眼看人、狗头军师、狐朋狗友、悬羊卖狗、鸡犬不宁、丧家之犬;中性义包括:狗窦大开、狗马声色、狗头生角、打狗看主、引狗入寨、嫁狗随狗、白云苍狗、蜀犬吠日、画虎类犬、犬牙交错。最后,从英语中选择褒义、贬义和中性义习语各10个,根据COCA、COHA和GLOWbE语料库进行考察。其中所涉褒义的有:come like a dog at a whistle(呼之即到)、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首领)、dog and pony show(盛大表演)、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帮助人渡过难关)、keep a dog and bark oneself(亲自操劳)、let the sleeping dog lie(不找麻烦)、like a dog with two tails(非常开心)、every dog has its day(人人都有得意之日)和work like a dog(拼命工作);贬义的有:a dirty dog(坏家伙)、a dog’s dinner(一团糟)、a dog’s life(悲惨的生活)、a dog in the manger(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a lazy dog(懒汉)、dog someone’s steps(纠缠某人)、go to the dogs(堕落)、put on the dog(摆架子)、throw to the dogs(挥霍掉)和treat somebody like a dog(不把某人当人看);中性义有:be dog at something(对某事有经验)、be in the doghouse(倒霉)、blow off one’s dogs(放弃要做的事业)、dog days(假日)、dog tired(累极了)、dog’s chance(毫无机会)、dog-eat-dog(残酷竞争)、rain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sick as a dog(病得很重)和teach the dog to bark(多此一举)。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语义划分是相对的,是脱离语境的,主要根据其词典义,它们可能会因具体语用语境而出现语义变异。

4. “狗”类成语的组构类别及其分布

根据对软件“汉语大辞典”的考察,我们发现有关“狗”(犬)的成语共有266个,类别很多,其中四字类235个,占绝对优势,达88.35%,而其他则不到12%。同时,第一格位出现“狗”(犬)的最多,为92个,占总量的34.59%;第三格位出现的则最少,为50个,占18.80%;这可能与首位表征的信息凸显有关。具体如表1所示:

表 1“狗”成语类别及其分布

下面我们重点考察相关的四字类成语,因为其量最多,更具代表性。

5. “狗”类成语的共时与历时规律考察

最后,从“狗”类成语的生态环境考察其使用状况,以“狗”的前后习语修饰语看是否也以贬义为主导(狗i/i狗,如“狗原形毕露/狐假虎威狗”;狗.i/i.狗,如“狗都玩物丧志/吃里扒外的狗”;狗..i/i..狗,如“狗也太幸灾乐祸/趋炎附势的烂狗”),从而由另一个侧面了解人们对“狗”的性质定位状况。以BCC语料库为例,考察结果表明(若超过100以100为计,100以内则以实际量计):贬义仍最多,为1011个,是褒义(502个)和中性义(595个)的2倍左右。具体如下页表4所示:

图 1“狗”成语语义类别(“语料库在线”中) 的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比较

历时考察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共时结果。另外,它们的使用并非一直处于增长或减少状态,而是处于波动状态,其中高峰期出现在1965和1995两个时段。

图 2“狗”成语语义类别( CCL语料库中) 的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比较

其次,倡导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教育引导和政策宣讲,注重转变城镇居民的生活能源消费观念。长三角城市群居民生活用电对人口因素的变化尤其敏感,珠三角城市群居民用电模式呈现“高收入高用电”的特征,这都与城镇居民的生活能源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密不可分。因此,通过教育的方式转变居民对能源的价值观念,引导和鼓励居民优化生活能源消费方式,有助于在满足城市群居民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促进生活消费模式向的高效、节能的方向转变。

就共时方面考察发现:“狗”类成语的贬义使用最广,达16 300个,褒义最少,只有1734个。这样,前者是后者的9倍左右。褒义方面的使用领域从多到少可依次排列为:文学>多领域>科技>报刊>微博。其中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最多,达1411个;而微博中则最少,为22个。这样,前者是后者的64倍左右。同时,“犬马之劳”和“关门打狗”最多,前者为1142个,而后者则为563个。“跖狗吠尧”和“呼鹰走狗”之类基本不用。贬义方面从多到少可依次排列为:文学>多领域>微博>报刊>科技。其中文学中也是最多,达11 537个;而科技类中则最少,为478个。这样,前者是后者的24倍左右。同时,“丧家之犬”和“狗急跳墙”最多,分别为3324和3198,而“悬羊卖狗”则基本不用。最后,中性义方面从多到少可依次排列为:文学>多领域>科技>微博>报刊。其中在文学作品中同样使用最多,有1400个;而报刊中则最少,有165个。这样,前者是后者的8倍左右。“犬牙交错”最多,达1320个;而“引狗入寨”和“狗马声色”则很少用。具体如表2所示: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HDR图像风格迁移技术······························谢志峰 叶冠桦 闫淑萁 何绍荣 丁友东 (4,524)

表 2“狗”成语语义类别在不同文体中的应用比较

这个结果与上面的考证基本一致,主要是其贬义的使用,而非褒义。同时,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非严肃的科技文体中。

历时演变又如何?根据COHA考察,发现不同种类的语义都呈现波动变化,既非不断增长,也非逐渐减少。总体来看,褒义最多,为3.60;而贬义则最少,为2.90。褒义在1950年代达到峰值,为1.26;贬义在1900年代达到峰值,为1.27;而中性义则在1950年代达到峰值,为0.97。具体如表6所示:

就历时方面而言,首先从古代汉语角度考察发现:褒义使用仍最多,有783个;其次是贬义,有367个;而中性义则只有207个。其中褒义方面“犬马之劳”最多,为320个;其次是“犬马恋主”,有167个;再后是“犬马之心”,有134个,而“关门打狗”则基本不用。贬义方面“鸡犬不宁”最多,有137个;其次是“丧家之犬”,有91个,而“狗胆包天”则基本不用。最后,中性义方面“犬牙交错”最多,有61个;其次是“狗马声色”,有34个,而“狗窦大开”和“狗头生角”则基本不用。然后,就近60年的使用情况考察发现:褒义方面量很少,只有8个,其中“犬马之劳”和“关门打狗”相对来说使用最多,有3~5个,其他则基本不用。贬义方面的量相对最多,有52个,其中“狗急跳墙”最多,有25个;然而,像“狗眼看人”“狐朋狗友”“狗头军师”之类的则基本不用。另外,不同时段的贬义使用变化较大,最多时(1965年)有13个,最少时只有1~2个。中性义方面的使用则居中,有25个。不过不同时段也有一定的波动,1995年最多,有8个;2015年则最少,只有1个。其中“犬牙交错”一直处于最活跃状态,有24个,其他则基本不用。具体如表3所示:

表 3近 60年“狗”成语语义类别的应用比较

然后,根据CCL语料库的考察,发现古代汉语中褒义最多,有113个;贬义次之,有95个;而中性义则最少,有33个。同时,褒义中“犬马之劳”最多,有76个;而“狗吠非主”和“跖狗吠尧”之类则基本不用。贬义中“丧家之犬”最多,有39个;而“狗胆包天”和“悬羊卖狗”之类则很少用。中性义中“嫁狗随狗”最多,有12个,而“狗头生角”和“引狗入寨”之类则基本不用。现代汉语中贬义最多,有480个;中性义次之,有194个;而褒义则最少,有57个。同时,贬义中“鸡犬不宁”最多,有103个;而“悬羊卖狗”则基本不用。中性义中“犬牙交错”最多,有110个,而“狗头生角”和“引狗入寨”之类则基本不用。褒义中“犬马之劳”最多,有37个,而“狗吠不惊”和“功狗功人”之类则基本不用。综上所述,贬义和中性义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达5倍以上,但褒义则相反,减少了一倍左右。上述结果如图2所示:

由此可见,古代汉语中褒义的“狗”类成语占上风,而现代汉语中贬义占上风,并非一直是褒义或贬义状态。同时,有的不仅在古代汉语时少用,到现代汉语也如此,比如“狗吠不惊”“跖狗吠尧”。然而,有的“狗”类成语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使用频次一直很高,比如“犬马之劳”“丧家之犬”。为了对上述结果进一步考证,下面再从BCC大型语料库进行“狗”类成语的共时与历时考察。

首先,我们对“语料库在线”中四字类“狗”成语进行历时考察,发现古代汉语中褒义最多,有41个;贬义次之,有17个;而中性义则最少,有8个。同时,褒义中“犬马之劳”最多,有23个;而“功狗功人”和“关门打狗”之类则基本不用。贬义中“丧家之犬”最多,有9个;而“狗胆包天”和“狗头军师”之类则很少用。中性词中“嫁狗随狗”最多,有3个,而“狗马声色”和“打狗看主”之类也很少用。现代汉语中贬义最多,有27个;中性义次之,有11个;而褒义则最少,有1个。同时,贬义中“狗仗人势”和“鸡犬不宁”最多,有5个;而“狗眼看人”和“悬羊卖狗”之类则很少用。中性义中“犬牙交错”最多,有7个;而“打狗看主”和“白云苍狗”之类则基本不用。褒义中只有“关门打狗”偶尔使用,而其他则基本不用。综上所述,贬义和中性义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略有增长,但褒义则急剧减少。也就是说,“狗”类成语的贬义是现代汉语中才多起来的,以前多以褒义为主导。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三种语义类别的发展变化,将上述结果表征为图1:

表 4“狗”成语修饰语类别在文体中的应用比较

6. 英语中“狗”类习语的褒义与贬义

英语中的“狗”类习语如何呢?根据张以文、辛全宝(1999/2001: 133-136)主编的《英语习语分类词典》和马凯(2008)主编的《美国习语词典》(第4版)等词典,发现英语中的“dog”习语同样存在褒义和贬义。对COCA、COHA和GLOWbE语料库分别进行考察,发现如下(频次以百万计,下同):褒义(3.10)是贬义(1.45)的1倍左右,其中中性义最多,为3.63。同时,期刊最多,为2.08;学术则最少,为0.35。具体如表5所示:

表 5“ dog”习语不同语义类别的文体分布比较

不管是新旧媒体,都是为用户服务。因此,在互联网思维下,想要促进二者的融合与发展,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新的关系,提高新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宽新媒体在社会中的受众面。媒体整合的目的是促进我国精神文化健康发展,满足大众日渐增长的精神需求,把新时代特点,把优秀的节目传播给每一位用户。所以,在明确了思想目标的前提下,就能与用户架构新的关系,以当代市场为出发点,以用户对于新的信息需求以及从旧媒体留下的习惯和特征,进而为用户带来高品质、高效、完美周到的服务。

表 6 200年来“ dog”习语不同语义类别的历时演变比较

最后,英语本族语国别如何呢?根据GLOWbE语料库的考察结果表明:褒义仍最多,为3.66;贬义则最少,为1.76;前者是后者的1倍左右。同时,不同国别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明显。其中褒义方面,美国最多,为0.89;贬义方面,英国最多,为0.50;中性义方面,加拿大则最多,为0.83。具体如表7所示:

任何事物的评价体系或方法都应考虑自身、外界、自身外界互动和历时演变四个维度,而不是单维、孤立地任意评说。具体来说,从事物自身的性质、生存的文化环境、自身功能及社会需求和时代变迁方面来考虑。

表 7“ dog”习语不同语义类别的本族语国别比较

总之,英语中不管是共时分布,还是历时演变,其褒义基本上都是最多的,贬义也存在,只不过是最少的。而汉语方面则有所不同,古代汉语时褒义占主导,到现代汉语时贬义则占主导。

7. 理据分析

(一)最急性型 突然发病,个别病猪未出现任何临床症状突然死亡,病猪体温达到41.5℃,倦怠、厌食,并可能出现短期腹泻或呕吐,早期无明显的呼吸症状,只是脉搏增加,后期则出现心衰和循环障碍,鼻、耳、眼及后躯皮肤发绀。晚期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和体温下降,临死前血性泡沫从嘴、鼻孔流出,病猪于临床症状出现后24~36 h内死亡。

7.1 从“狗”自身的性质看

事物的性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会决定其社会认可度或接纳度。首先,按照自然分类系统,“狗”在动物学分类中属于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哺乳纲、食肉目、犬科、犬属、犬种。也称为“犬”,有时被称作“地羊”或“黄耳”。达尔文认为“狗”的祖先是“狼”,最早由狼、狐和胡狼彼此杂交而产生“狗”。既然“狗”的祖先与“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狗”的“狼性”不可避免,即凶残、贪婪、狡诈、忌妒、争斗、忘恩负义等负面的特质。不过,“狗”通过驯养,对主人非常忠诚,同时有很强的怀旧、依恋心理等正面的特质。也就是说,“狗”集忠诚驯服和刁钻凶狠于一身,只要是主人的指令,无论好坏,它都拼命向前,这就是“狗”的表现。“狗”自身的这种特性不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或改变,这可从人类对其评价中看出来,比如George Graham Vest (1830—1904)有一段高度概括:“不管主人是贫困或富贵,健康或病弱,狗都会守在主人的身旁。只要能靠近主人,不管地面冰凉坚硬,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他都会全然不顾地躺在主人身边。哪怕主人无食喂养,它仍会舔主人的手和主人手上因抵御这个冷酷的世界而受到的创伤。纵然主人是乞丐,它也像守护王子一样伴随着他。当他所有的朋友都掉头而去,它却义无反顾。当财富消失,声誉扫地时,它对主人的爱依然如天空运行不息的太阳一样永恒不变。假若因命运的捉弄,它的主人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这只忠诚的狗也会依然陪伴主人,有难同当,对抗敌人,此外毫无奢求。当万物共同的结局来临,死神夺去了主人的生命,尸体埋葬在寒冷的地下时,纵使所有的亲友都各奔前程, 而这只高贵的狗却会独自守卫在墓旁。它仰首于两足之间,眼睛里虽然充满悲伤,却仍机警地守护着这份感情,忠贞不渝,直到死去”(转引自王丽平、王雁华2007: 68-69)。

7.2 从“狗”生存的文化环境看

任何事物的生存都需要一定的环境,因为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而这个环境的文化价值取向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或识解角度的选择。首先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只要能为我所用就“好”,否则就“不好”。其次,与汉民族崇尚中庸之道格格不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人际关系而言,“和”的价值目标意味着人际之间的和谐、和睦、和悦、和气;“中”的价值目标意味着待人接物的不偏不倚,不狂不狷,无过无不及。“贵和尚中”代表着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想方式和态度,而狗非过则不及,非狂则狷——不是偏激凶狠,就是驯服乞怜,难怪遭到人们的厌恶。同时,中国的文人讲究气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狗对主人摇尾乞怜在文人眼里就成了不顾廉耻、趋炎附势的小人形象。(唐未平、梁欢2006)最后,与地理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牛马牲畜为主要生产力。“狗”这种动物,相比牛马的力大、能干活,就不是那么重要。这就不难理解在汉民族传统心理中,“狗”是一种贱物,常用来比喻卑鄙丑恶的人,引起“卑贱、恶劣”等联想,如“狗头军师 ”专指在背后出坏主意的人;“狗眼看人低”指为人势利,瞧不起一般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比喻坏人嘴里说不出好话。总之, 我们的“狗文化”总是黏附着明显的汉民族文化心理色彩:“狗”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无是处, 因而在汉语里“狗”字多含“辱骂”之义。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对“狗”的态度与汉语文化刚好相反。正如吴戈(2000)谈道:西方人爱狗,总是把美好的品格赋予“狗”,比如形容好朋友忠实得像一条狗,即是说朋友像一条狗一样可以值得信赖,这在西方人听来,心里极其熨帖,当作为人处事的最高评价来受用。

7.3 从“狗”自身功能及社会需求看

一般来说,任何事物只要有一定的社会需求,且自身具有相应的能力,这个事物便有价值。如果自身功能大于社会需求,其价值肯定大;反之,其价值则小。魏书娟(2011)认为原始人面临的生活环境相当严酷,人们为获得神佑,趋吉避凶,便产生了动物崇拜,犬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少数民族奉犬为神灵的记载很多见,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多有犬的神话流传,尤以西南少数民族关于盘瓠的传说流传最广。传说在郭璞《山海经》注《玄中记》和干宝《搜神记》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叙,大致都称: 在高辛氏时,有“戎吴”作乱,帝所养的一只叫盘瓠的五色犬,深入敌营,为高辛氏取得戎吴将领首级,立了大功,因而取帝少女为妻,并得到封国,这个传说今天在苗、瑶、畲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广为流传。斯琴巴特尔(1998)认为养狗是蒙古民族社会生产及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习俗和文化,用狗捕猎其他动物或搬运东西。这样,在草原上没有一家不养狗。人们平常以“屋外听不到狗叫声,圈内看不到一只羊”来形容家境之贫寒。蒙古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养狗是为了防止牲畜和人被其他野兽及坏人等袭击抢劫,因此再贫穷的家也得养一条狗。同时狗的叫声象征着一家香火兴盛,否则就意味着销声匿迹或者有什么不测。这些功用自然会反映到语言中(唐未平、梁欢2006)。不过,在中国这种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狗”的功效没法与牛马相提并论。汤昱(2004)谈道,欧洲最早以渔猎和游牧文明为主,牛和羊是主要的肉食提供者,狗则成为重要的劳动和生产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农业社会中,牛马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而狗的作用相对比较小,除了看家外,就只能提供肉食。此外,在社会生活方面,西方英语国家的宠物狗早已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狗被视为家庭成员中的重要一员,视为人类的忠实伴侣;而在中国,主要用于看家护院的狗是不会被看成家庭一员的。这种差异也反映在“狗”所得到的待遇上,比如李灏(2008)谈道“狗”在巴黎堪称特殊阶层,市政府雇专门清洁工80名,每年开支折合美元达到300万。

随着养蜂产业的扩大,砂仁、花椒、魔芋、万寿菊等经济作物收成的增长,曼来村打赢脱贫攻坚战信心满满。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曼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出列35户133人;2018年计划脱贫出列97户341人,2019年计划脱贫出列3户8人,实现整村脱贫。

7.4 从时代变迁角度看

“狗”并非开始就是低贱的象征。比如对“狗”的葬礼文化在中国古代也有,魏书娟(2011)提到,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犬殉葬;至殷商时期,以犬殉葬已成风气,如郑州白家庄商夯地墙旁发现相连的八座长方形犬坑,分作南北两行,东西排列,共埋犬130多只,最多的一个坑中埋 30多只,最少的也有6只。这说明当时其地位相当高。其实,在古代神话中有一个广为人们熟悉的开天辟地的神——盘古,这个盘古就是狗首人身,是一个与天地齐高的神,位于三皇(盘古、伏羲、神农)之首(朱积孝1994)。这种形象伟岸和坚毅,并折射出一种豪勇的气魄、神秘的意识和果敢的信念。它积淀了人类从洪荒到炎黄、殷周时期的血与火的必然之力,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剧变和激烈震荡的时期,不可避免地使习惯了以前生活方式的人们不满或不适。这种不满情绪必然需要一个发泄渠道,“狗”这种“通人性”的动物就成了其最佳选择,因为“狗”一方面是靠主人生存的动物;另一方面是“狗”自身的特性,特别是不好的一面会被人们夸大,拿来消遣或泄愤。李灏(2008)提到,20世纪 70年代中国开始大范围打狗,大型狗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因为文革时期养宠物狗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城市里的人谁养了就会遭到批斗。但随着改革开放,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狗的数量与种类也越来越多,虐杀动物,特别是猫、狗的行为也越来越被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所关注和谴责。北京公盟咨询公司所做的一个市民对狗的态度的调查结果表明: 厌恶(7.53%)、恐惧 (6.24%)、可爱 (58.77%)、无所谓(25.07%)、其他理由 (2.38%)。(李灏 2008)“狗”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工具到厌恶再到喜爱的过程,其中夹杂着某些成见,主要原因正如热尼娅、王娥娜(1996: 170)所分析的:“中国人养狗一般来说或是作为玩物, 或是作为看家护院的工具。站在把狗视为玩物、工具的立场上来看狗, 就会把它看成是低级的、下贱的”。也就是说,人们还只是把狗视为可利用的工具而非朋友。

8. 结语

本文利用“汉语大辞典软件”和汉语语料库对“狗”类成语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从共时角度看,“狗”(犬)以四字类成语为主,其中贬义应用最广,而褒义则最少,且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多,科技文体中则最少;从历时角度看,古代汉语中褒义占上风,而现代汉语中贬义则占上风。换言之,并非贬义一直占上风。贬义为主主要出现在最近一个世纪。其根本原因在于狗的自身价值和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因为它们会改变我们的价值取向与选择,凸显事物的特性侧面(好的和不好的)会有所不同。此外,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也并非都是褒义,同样有贬义,只不过褒义的使用频次与汉语刚好相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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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23( 2019) 01-0010-07

(责任编辑 李淑静)

收稿日期: 2018-11-21

通信地址: 201306 上海市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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