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2-0017-20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化，人的主体性得到了高扬。在人学研究领域，人的非理性问题正在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内容。非理性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加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问题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一、非理性研究在认识论领域的展开及其突破
我国学术界对非理性问题的关注最初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方面，它主要表现在：1.在一些新编哲学原理教科书中，为了更加全面和客观地揭示人的主体结构，加入了无意识、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理性内容；2.在一些反映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专著中， 一些专家学者对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对非理性因素以及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张雄博士的著作之外，其他几部著作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在认识论方面，专家们就以下问题作出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和探讨：1，非理性的哲学内涵、要素、 特征及其生理基础和社会基础；2， 非理性与理性在人类认识和精神发展史上的分合及演化过程；3，各种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功能与作用；4，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表现；5， 非理性因素的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等。经过专家们的深刻分析和系统论证，在较短的时期内，我国非理性研究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然而，由于非理性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不足。一方面，关于非理性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就是上述已经得到系统研究的问题也不等于完全解决了，如对非理性的概念如何界定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在学界就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更为突出的是，我国非理性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认识论领域展开的，目前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也是从认识论角度来探讨非理性问题的。尽管学界也曾有人呼吁，非理性研究要超越认识论局限，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只有张雄博士《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一书的出版使非理性研究扩大了视野。在该书中，作者将非理性研究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具体地探讨了欲望、习俗、无意识及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与市场经济的内生关系。虽然有人对该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少疑问，但把非理性研究与现实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要使非理性研究走向深入，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的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可以说，张雄博士这部力作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非理性研究已经冲破了认识论的局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一书的开拓性和创造性价值远远超过其学术价值。
二、加强现代社会的非理性研究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非理性问题不仅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更主要的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不论是人的情感，还是人的无意识的欲望、人的意志，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非理性问题更要在社会发展领域，尤其应结合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加强现代社会的非理性问题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需要。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又是政治的转型、文化的转型和整个国民素质的转型，而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征确定了中国人在这一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中的基本生存坐标。而整个社会转型过程又必将在国人的“核心力”中得到实现，这种核心力只有在一种健全的核心价值理念的指导下才能形成。这种核心价值理念不是任何一种片面的理性，而是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和以人的价值与意义为核心的价值理性（或称意义理性）于一体的健全理性。要形成这样一种健全理性，人们必须正确处理理性、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否则，必然要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要正确处理理性非理性的关系，首先必须有意识地、科学地分析现实中有那些非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对社会发展有那些积极作用和负面效应，如何引导人的非理性因素，以便扬长避短，促进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具体来讲，目前我们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充分认识到人的欲望、情感、意志、 信念等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自觉引导非理性因素，发挥其积极作用。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但要明确人是怎样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就必须把人视为理性非理性的统一整体。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来看，人的非理性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没有人的欲望和情感，就不可能有财富的创造和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历史的前提时曾经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提高到首要位置。而这两种生产的动因就是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本能欲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特别重视人的欲望和热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强调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甚至认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3页。）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如果不注意激发人的物质和精神欲望，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市场经济本身就内在地蕴涵着对人的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激励。正如张雄博士所说，如果没有人类无限占有财富的欲望与社会资源相对不足这一矛盾的推动，就不会有以资源配置为主要功能的市场了。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通过各种社会机制，有效地激发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同时又要积极引导人的欲望和需要，使之得到规范，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人民的爱国热情、民族感情、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振兴中华的坚强意志。这一切都与激发人的非理性因素分不开。
2、对非理性的负面效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有效地控制它。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非理性的负面效应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传统观念中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非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会以新的方式在当今社会表现出来。用衣俊卿博士的话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过分强大，其非理性因素（包括血缘关系、天然情感、习俗、集体无意识等）严重侵蚀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大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转型本身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人不能理性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从而造成各种非理性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当前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包括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因此人群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障碍。而各种心理障碍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引导和疏通，就很容易导致各种非理性问题的产生。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十分现实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群中出现了逆反心理、攀比风、变态剥夺心理、模仿心理、怀旧心理、抱残守缺心理、“跟着感觉走”和“玩的就是心跳”的反理性心理、虚荣奢侈及金钱崇拜的心理等等。这一系列非理性问题已向我们提出严峻的挑战。它们会严重影响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每个个体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在非理性面前显得十分麻木和无知，甚至做了很多非理性的事，自己却以为是十分理性和革命的行为。这种情况在特定条件下，会形成一种非常庞大的非理性潮流，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倒退。令人心有余悸的“十年浩劫”、各种迷信活动的盛行、屡禁不止的“黄赌毒”之风、很多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违背的观念与行为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因此，研究当今社会的非理性问题，分析各种非理性现象的深层原因，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的控制，便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3、重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塑造现代理想人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国民素质的诸要素中，我们一般比较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培养，而对人的非理性因素却重视不够。这是传统教育的重大缺陷。美国心理学家丹尼斯·戈曼认为，毫无保留地肯定传统智商的决定作用，其实是一种糊涂认识；而忽略情商的存在，则是一种更大的错误。据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对“成功”因素做出的调查分析显示，在人的成功因素中，智力因素只占20%，而非智力因素竟占80%。这里所讲的非智力因素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意志、兴趣、好奇心、冒险精神、信念、忍耐力等。理想人格乃是人的信仰和情操、态度和兴趣、气质和习惯以及价值观的和谐统一，它是人的智力素质与非理性素质的有机结合。现代社会需要各方面素质都很过硬的综合性人才，否则难以应付来自社会、家庭、事业等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正如医学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杜博斯曾断言的：现代人已经不那么需要对抗严寒的天气、食物缺乏的窘迫及其他伤害身体的危害。但他们必须应付的是时刻表、交通、噪音、竞争以及其他人为的紧张环境。驱车的路上受堵塞，承担的工作受挫折，对竞争的紧张应付和事业失败的痛苦，同配偶的争吵不休……这些紧张反应像细菌、病毒、营养不良或有害的理化因素一样，能够成为人类健康的一种挑战。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前任总经理不堪忍受事业的压力而坠楼自杀的悲剧，以及我国目前不断升级的国民心理健康问题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一定要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引导和训练。另外，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开发人的创造力，需要培养人的开拓精神，而人的创造倾向就包括人的冒险性、好奇性等非理性因素。因此，充分重视非理性因素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加强以人的非理性因素为主要内容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和训练，已成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4、加强现代社会的人文教育和理性启蒙， 警惕高科技条件下出现的新的非理性问题。应该说，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原罪”，人类的一切非理性问题都是与人自身的精神和行为分不开的。因此，对高科技时代非理性问题的警惕，乃是人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防卫。科学技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工具理性”，它只关心相应的功能和作用，以及所能达到的直接目的，至于在发挥作用时会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哪些深层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不是科学本身力所能及的。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科学技术的作用和价值，又要看到科学技术的限度。科学技术万能论是不足取的，因惧怕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而拒斥或否定科学技术也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如何加强人文教育，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我们必须把以突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文精神的建设，视为现代化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把人文教育和不懈的理性启蒙提高到战略高度上来。而哲学领域的人学研究，应该成为现代人文精神建设的核心。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必须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避免因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文化价值而走向非理性。这既是西方现代化发展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也是时代发展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总之，非理性研究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