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6—8世纪吐鲁番地区人口平均年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试论论文,人口论文,平均论文,年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和文物。学者们利用吐鲁番出土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在古代吐鲁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并为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吐鲁番出土的资料关涉甚广，既有经济史和政治史的内容，也有社会史的内容。其中，关于人口寿命的资料，就是学术界研究较少的一个方面。人口寿命，是现代人口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是现代人口统计学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样，历史人口的寿命也应该是历史人口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对于唐代人口问题的研究，现在只有两部专著，其中对于西州地区的人寿问题也略有涉及，但专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吐鲁番地区6—8世纪的人寿问题研究，尚未见学者涉足。
关于唐代人口及寿命问题的研究著作，目前有李燕捷先生《唐人年寿研究》和冻国栋先生《唐代人口问题研究》各一种。李燕捷先生以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唐代人口的年寿，主要依据正史人物列传及唐代人物墓志铭的资料，得出有确切享年记载的2944人，制成《唐人年寿总表》，计算出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7.55岁。作者考查唐人平均寿命的性别差异，得出唐代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约高于女性人口两岁，主要是因为产妇死亡率较高等结论。（注：刘健明：《〈唐人年寿研究〉书评》，《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8页。）冻国栋先生在书中，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分析了唐代前期西州的人口结构及相关问题，在提及西州人口的平均寿命时，他指出：“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难以推定这一时期西州地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但有迹象表明，男性的寿命可能偏低。”（注：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3、389、392页。）关于历史人口的人寿问题的研究，还有1934年刘汝霖先生所作的《南北朝人寿之研究》，根据刘汝霖先生的统计，南北朝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4.92岁。（注：李燕捷：《唐人年寿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这些著作，都是本文的重要参考论著。
吐鲁番地区6—8世纪的人寿资料，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出土墓志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之中。笔者所依据的吐鲁番出土墓志资料，是侯灿、吴美琳先生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注：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该书所收砖志包括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已被刊印发表的所有的328方砖志，是目前所见吐鲁番出土砖志中最为完备的资料。此外，笔者又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高昌国时期和唐代的户籍、手实和记账等资料，把其中有关死亡年龄的记载进行整理统计，并将其结果与根据砖志资料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得出高昌国时期和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人寿的大致情况。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资料的严重不足，我们无法使用现代人口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口的寿命，这里所做的也只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的一个探讨，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吐鲁番人寿情况的了解。
二
《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所收的328方砖志中，含人寿资料的有193方。如《高昌和平四年（554）孟宣宗墓表》（注：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3页。）的内容是这样的：
和平四年甲戌岁，九月
朔甲申五日戊子。镇西
事，迁功曹吏。但旻
天不吊，享年五十有二
寝疾卒，字宣宗孟氏之
墓表。
这一墓表中，有墓主姓名、身前所历官职、死亡时间、享年、死亡原因等内容，能够反映吐鲁番出土墓志内容的一般情况。笔者对此类资料逐一进行了翻检，并按墓主姓名、寿命、死亡时间、死亡原因、身份、备注等项内容列表格两份。表一为“高昌国时期样本死亡年龄统计表”，表二为“唐西州时期样本死亡年龄统计表A”。（因版面原因，笔者省去了这两份表格。）现将根据表格所统计出的结果公布如下：“高昌国时期样本死亡年龄统计表”含样本108人，平均死亡年龄为64.39岁。其中男性78人，平均死亡年龄为66.33岁；女性30人，平均死亡年龄为59.33岁。“唐西州时期样本死亡年龄统计表A”含样本85人，平均死亡年龄为59.60岁。其中男性59人，平均死亡年龄为60.27岁；女性26人，平均死亡年龄为56.96岁。读者如需查证，笔者将随时提供两份表格的具体内容（后文省略的表格三，情况亦与此同）。
《吐鲁番出土文书》（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全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图录本，全四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概观·录文》（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概观·录文》，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中的户籍、手实有反映个别人账后或籍后死的零星记载，如《唐武周载初元年（690）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载：（改原文书为简体横排书写）
1 户主宁和才年拾肆岁
2 母赵年伍拾贰岁
3 妹和忍年拾叁岁
4 右件人见有籍
5 姐和贞年贰拾贰岁
6 姐罗胜年拾伍岁
7 右件人籍后死（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414—415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98页。）
又如《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前后西州高昌县退田簿及有关文书七十六件》载：“大女康屯胜七十八死退一段贰亩”（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概观·录文》，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第403页。）笔者遍查《吐鲁番出土文书》和《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概观·录文》（大谷文书中无同类人寿资料），得有人寿资料的样本13人，并据此制作了表三，即“唐西州时期样本死亡年龄统计表B”。笔者遍查文书发现高昌国时期的文书缺乏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无法作出同类表格。现将表三的人寿统计结果公布如下：表三含样本13人，样本平均死亡年龄为35.85岁。其中男性6人，平均死亡年龄为27.67岁，女性7人，平均死亡年龄为42.86岁。表三的样本虽少，但相对于表一表二来说它出自异源史料，并且和表一表二的样本的身份大多为社会中上层的官员及其亲属不同的是，表三的样本的身份都为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注：这个判断的重要根据是墓志的有无。在以墓志为资料的前两表中，许多样本是有历官的。没有历官的样本，墓志本身就是其社会地位较高的证据。）这就使得表三所反映的结果对以上两表具有重大的参照价值。
根据上述三个表格，列下面一个简明对照表，以使相关数据一目了然。
高昌、西州人口平均死亡年龄对照表
高昌中上层
西州中上层西州下层 高昌中上层西州中上层西州下层
社会男性 社会男性 社会男性 社会女性 社会女性 社会女性
66.3岁
60.27岁 27.67岁
59.33岁59.96岁 42.86岁
从这个简明对照表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就整体的寿命而言，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西州时期低于高昌时期。作为相同社会阶层的人，西州男性比高昌男性寿命减少了6岁，女性则减少了2岁多。另外，表三所表明的情况，虽然数据太少，但是有限的资料所展现出来的下层民众的寿命更是短得惊人！同是西州时期，下层男性寿命竟然减少了近33岁，女性竟然减少14岁。
三
根据李燕捷先生的研究，唐代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约高于女性两岁，主要是因为产妇死亡率较高。表二反映出的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男性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60.27岁，女性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6.96岁。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男性比女性高3.31岁，如果样本所显示的情况与事实相去不远的话，则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人寿的性别差异与当时的全国普遍情况是基本吻合的。至于冻国栋先生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推论男性的寿命可能偏低，则与我们掌握的事实不符。李燕捷先生的研究结论，唐代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7.55岁，比刘汝霖先生所得出的南北朝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高2.63岁。根据笔者的研究，唐西州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9.60岁，比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2.05岁。
表三所反映的西州平民百姓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35.85岁，比主要为社会中上层人士的表二所显示的平均死亡年龄低了24岁。这一结果虽然因为资料的有限和样本采集不足，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所反映的社会下层百姓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社会中上层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
唐西州时期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59.60岁比高昌国时代的64.39岁低了4.79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唐灭高昌建立西州之后，吐鲁番地区的人口寿命有了显著的下降呢？
按照一般的人口地理学的理论，影响人口寿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营养水平和营养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等等对人口寿命都会有影响。但这些因素的变化相对缓慢，对一个特定的地区尤其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段里的影响一般是有限的。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如自然灾害（水、旱、地震、火山爆发等等），大范围的流行病和瘟疫，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的人口流亡、疫病流行、自然灾害的加剧等则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引起人口寿命的较大幅度的变化。考察吐鲁番地区6—8世纪的人寿状况，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的战争
关于侯君集西征高昌国、攻克高昌城的战争，两《唐书》都有记载。在这次征讨中，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新唐书·侯君集传》：“君集次碛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袭位，进营柳谷，侯骑言国方葬死君，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墟墓间，非问罪也。’于是鼓而前，攻其田地。”（注：《旧唐书，侯君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10页；《新唐书·侯君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26页。）侯君集作为此次西征的行军大总管，率问罪之师伐高昌，逢高昌国丧而避不袭其都城，显示了大国风度。数日后，唐军鼓行而前，攻城之前，又致书招降，守军不降，方才攻城。后来麴智盛致书侯君集，乞降。这次战役历时不长，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很快便结束，麴智盛出降。两《唐书》中都没有唐军入城之后杀戮百姓的记载，对于麴智盛及其他王族成员唐廷也都拜为将军，授以爵位，可谓优礼有加。这也与之前侯君集不袭高昌国丧的做法在精神气度上是一致的。另外，两《唐书》中的《高昌传》都有这样一条记载：“先是，其国人谣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文泰捕谣所发，不能得也。”（注：《新唐书·高昌传》，第6222、6221页；《旧唐书·高昌传》，第5296、5294页。）从这首童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高昌国的国人并不支持战争。一方面是唐朝军队怀柔远方，体现出大国风度；另一方面是高昌国人民对唐朝军队热情欢迎，我们可以断定，唐朝的出兵是顺应高昌民心的。统一之后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当地百姓自发掀起了服饰改革运动就是明证。（注：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340页。）据此可以认为贞观十四年唐出兵平定高昌虽然造成了一些高昌人的伤亡，但对当地的人口寿命影响不大，至少在我们所获的资料中没有反映。
（二）西州人力的紧张与徭役的繁重
唐朝平定高昌之后，在吐鲁番地区建立了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注：《新唐书·高昌传》，第6222页。）至此之后的历史表明，唐朝把西州变成了它经营西域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张广达先生在《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一文中认为：“从文献记载和吐鲁番出土文书资料来看，唐朝在西州采取的根本措施是：一，在建立中原体制的州、县之同时，推行整套的乡里、城坊、邻保制度，从而保证唐代律令规定的均田、租庸、徭役、差科等制度的实施；二，针对民族势力交错、变乱频仍的特点，在推行中原体制时确保唐朝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注：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唐朝在西州建立州县乡里制度、折冲军府和都护府机构都需要大量人力，而西州的户口，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侯君集灭高昌，得“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而《唐会要》记录更详细。（注：《旧唐书·高昌传》第5295页。《新唐书·高昌传》第6222页，作“口三万”。《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九五，第2016页，作“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以如此有限的人口来支撑当地庞大的军政机构的人力需求，必定导致当时西州地区徭役的繁重和人力的紧张。为缓解人力紧张的形势，唐太宗采取了移民西州的措施，“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注：《新唐书·太宗本纪》，第41页。）一个月之内，接连对西州实施新政策，以充实当地人力，当时人力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唐朝对西州有移民政策，但是从现有资料看，西州人力依然紧张。现将《唐西州某乡户口帐（草）》部分移录如下：（改原文书为简体横排书写）
3.
当乡新旧口二千六十四
4.一千九百八十二旧
5.八十二新
6.七百廿三杂任、卫士及职资、侍丁
7.三百七十三人白丁（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四册，第217页。图录本第二册，第123页。）
从这件文书来看，该乡共2064人，服各种徭役、兵役、杂役的人就达723人，占到当乡人口的1/3强。从事耕作生产的白丁只有273人，劳力如此有限，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徭役、兵役的繁重。据文书整理组的介绍，此件文书的时间当在贞观十八年，还在西州建立之初。后来的西域形势告诉我们，高宗和则天武后时期，西域的军事非常吃紧，西州的人力紧张只能进一步加剧，而不可能得到缓解。吐鲁番出土文书《唐残番役文书》有“一十二人逃走”的记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当时的徭役、兵役的繁重已非百姓所愿承受，其中有些人，除了逃役别无选择。据文书整理组的介绍，时间当在唐高宗永淳年间的一件《唐开除见在应役名籍》中也有“张绪德”、“李欢海”、“李多愿”、“高阿欢”等多人“逃走”的记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面对大量逃役现象当地政府必然进行追查，于是便有了下列一类文书：《唐开耀二年（682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违番不到驿丁事》（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六册，第568、570页。图录本第三册，第289、290页。），《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六册，第568、570页。图录本第三册，第289、290页。），《武周牒为请追上番不到人事》（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现将其中的第二件文书部分移录于下（改原文书为简体横排书写）：
2.丁
德 左辰欢 翟安住 令狐呼末 汜朱渠
3.龙安师 竹士隆
4.牒：才艺从去年正月一日，至其年七月以前，每番
5.各欠五人，于州陈诉。为上件人等并是阙官白
6.直，符下配充驿丁填数，准计人别三番合上。其
7.人等准两番上讫，欠一番未上，请追处分。谨牒。
8.开耀二年二月 日宁戎驿长康才艺牒
这件文书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徭役、兵役的繁重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人口状况。冻国栋先生在他的《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中认为，唐初西州地区的性别比例结构大体上是正常的，“仅就所见文书似可证明唐初西州地区每户拥有2～3名男丁并非罕见的事例。”（注：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3、389、392页。）到武后、中宗、睿宗时期，“从男女总数与性别比例来看，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死亡率偏高。漏籍者甚多”（注：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3、389、392页。）。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应绝不仅仅限于性别比例上，繁重的徭役和人力的紧张必然导致当地百姓的负担加重，不仅使百姓疲于奔命，也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这必将影响当地百姓的健康和寿命。翻检高昌国时期的出土文书，我们见不到类似百姓逃役之类的事情，则当时百姓的负担较唐西州时期为轻。反映在人寿上，就是高昌国时期的人寿比唐西州时期为长。
（三）西域频繁的战事
在唐朝建立安西都护府不久，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秩序很快受到了西突厥、吐蕃的挑战。在高宗时期，西突厥势力几度与吐蕃联合攻陷四镇。则天武后时期，东突厥汗国复兴，默啜强大，与吐蕃势力相呼应，构成对唐朝的夹击之势。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根据地的西州，处在西北的最前线，最直接地承受了这些压力。据王永兴先生的研究，安西都护府自贞观十四年建立之后到则天武后圣历年间，三次迁到龟兹，两次迁回西州。（注：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每一次安西都护府治所的迁移都必然是当时军事形势变化的反映，都是战争的结果。而每一次唐朝军队在前线失利受挫之后就考虑将治所迁回西州，则是唐朝始终把西州作为它经营西域的根据地的明证（关于西州地位问题的讨论另见他文）。唐朝在西域的战争，西州人多有参加，且人数当不在少数。
有唐一代发生在西域的战争有唐朝与突厥、吐蕃、大食之间的，还有突厥、吐蕃、大食相互之间的，数目之多，纷繁复杂。而其中有唐朝参加的战争，或因史料记载互有冲突，使得至今学界莫衷一是，也有因历史记载语焉不详，难以清楚地加以落实，以致目前尚不可能作出一个精确、完全的统计。经笔者初步统计，自唐朝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建西州之后，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发生在西域的战争有唐朝参加，且历史记载又相对清楚者就有54起。其中可以初步肯定有西州人参加的就有24起之多，占到总数的44％，所占比例不可谓不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发生在一千三四百年前的战争以及当时的行军制度的了解毕竟有限，笔者对西州人参加的西域战事的统计是相对保守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在大部分时间是在龟兹，对于这些时段里发生的由安西都护府都护组织领导的战争，除确可证明有西州百姓参加的之外，笔者一般都未计算在内。而作为西域最高统帅的安西都护（部分时段里称为大都护）战时征调西州府兵或百姓出征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一点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贾致奴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中有“一十二人庭州镇”、“一人先任焉耆佐史不还”的记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唐张义海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中有“二人去年安西镇”的记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现将《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部分移录如下（改原文书为简体横排书写）：
2.□人金山道行未还：左君定 何善智 汜和定
3.冯住住 翟武通 张海欢
4.四人救援龟兹未还：左运达 宋令智 张定□
5.康隆欢
6.三人八百人数行未还：何父师 麴孝实 赵□□
7.一十三人逃走 郭子生 白居住 李住隆 康
8.张智运 张奚默 马法住 康石仁 支惠义
9.翟丰
侯弥达
10.一十二人疏勒道行未还：令狐安定 刘守怀 
11.张文才 马君子 吴宝申 杜安德 白欢达 
静□
12.麴德通 田君褚 赵仕峻
13.二人安西镇：□□塠 张神力
14.□人孝假：竹石住 王默婢 石伯隆 王远达
15.□人昆丘道行 史德义 康善生 支隆德 翟胡胡
16.目君住 张君君 赵富海 王石德
17.五人狼子城行：白胡仁 张尾住 
真信 郭定君 康祐欢
18.一人庭州镇，今年正月一日
勘当：康憧海
19.一人金牙道行，未还：曹□□（后省）（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
以上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金山道行军、疏勒道行军、狼子城行军、昆丘道行军、金牙道行军、救援龟兹等等，我们已无法一一指出其所指为哪次战争，但它们都曾发生过，每一次都有西州人参与其中，而史书又大都失载，却是没有问题的。对唐朝参加的西域战争的总数统计因为前面所述的原因可能偏少，有西州百姓参加的占到总数的44％也可能会有出入，但从总体上来说，西州人参加了大量的西域战事，应当是可信的。
战争的频繁，必然导致百姓兵役的加重。孙继民先生在他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注：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7页。）和《唐代行军制度研究》（注：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91页。）中，都指出唐代征行制度中有“征发量的少数分散原则”。他还在其《唐代翰海军文书研究》“瀚海军兵源的地区构成”一节中，具体分析了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四年李慈艺勋告》。指出勋告中受勋者445人，来自17个州，其中西州军人11人；（注：孙继民：《唐代翰海军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44、148-150页。）又分析了敦煌石室出土的《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指出受勋者238人，来自62个州或地区，其中有西州军人8人。（注：孙继民：《唐代翰海军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44、148-150页。）我们从上件所引文书中，也确实看到似乎每次征行所发的西州人一般都仅为数人，最多的疏勒道征行也不过12人。这些都似乎证明，所谓的“征发量的少数分散原则”确实得到了贯彻，并由此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西州的兵役远非繁重！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在唐朝经营西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上述印象只能是一种假象。单独的一次征行所发的百姓的确不过数人，但如果在一个较小的时段里战事连连、频频征发的话，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上引《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这一残缺不全的文书中，仅西州一个县在高宗某年一年中各种名目的征发就达十次之多，我们稍作推想，西州下辖的四县的征发总共该有多少？而西州仅仅是一个边州，人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50314人，（注：《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卷174，第4558页，雍州下交河郡条。）对于西州兵役的真实情况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进行审视呢？现将《唐开元二年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部分移录如下（改原文书为简体横排书写）：
6.□主康安住年柒拾贰岁 老男垂拱贰年疏勒道行□落
7.弟安定年伍拾肆岁 白丁垂拱元年金山道行没□
8.弟安义年肆拾玖岁 白丁垂拱贰年疏
9.右件壹户没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八册，第281页。图录本第四册，第127页。）
在这件文书中康氏一家三口人全部被征发且全部没落，垂拱年间兵役的繁重由此可见一斑。唐长孺先生指出：“垂拱年间的西陲战事中唐军损失惨重，为了补充队伍，不论军人、白丁，不管丁中，滥行征发，‘父兄子弟不并遣’的规定完全破坏。”（注：詹长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8页。）黄惠贤指出：“垂拱二年，……征集兵募，不仅未能执行取户殷丁多的规定，单丁从役，甚至合户从戎，说明安西一带战争规模急剧扩大，斗争极为激烈。”（注：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城”政局之变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18页。）后来的西州军事形势如何呢？唐长孺先生在《唐先天二年（713）西州军事文书跋》中指出：“在这样全面防御的军事形势下，我们看到了诸乡队伍中包括了相当比例的奴和部曲，还看到在诸烽充当长探的还有个别本地无籍的行客……不论是奴、部曲或行客，他们充兵或长探大致都是通过征发强制入伍的，却正好说明按照法令常规的征发制难以适应当时的军事形势。”（注：唐长孺：《唐先天二年西州军事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99-500页。）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州的兵役在高宗朝的繁重情况至玄宗时并无减轻。
考察上件所引《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文书，我们发现，几乎在当时西域的所有军事重镇都可以看到西州百姓的身影。我们在这件文书中还看到大量的出征未还的例子。这些出征未还的情况，综合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有以下几种可能：一种为客居某地，如《唐开除见在应役名籍》中的某人“客居庭州”、“客居焉耆”（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一种为落蕃，或称没落，如《武周豆卢军牒为吐谷浑归朝事一》中有“落蕃人瓜州百姓”（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一种为当了逃兵，如本件文书所记载的“一十三人逃走”，又如《武周兵曹牒为申报前庭等府逃兵名事》中的记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七册，第303、403、44、171、176、173-175、403、233、58页。图录本第三册，第442、491、322、385、387、386-387、491、412、329页。）；最后一种，笔者认为也是占绝大多数的，应该是战死沙场或死于戍边的过程中。战死疆场的人必定不在少数，在吐鲁番出土墓志中，墓主死于战争的仅有一例，即刀柱柱以“右戎卫”的身份“死斫营事”（注：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下册），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647页。）。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战死的人当中，能够得到掩埋的当是少数，而能够像刀柱柱这样被掩埋且树碑的当是少之又少的了。不可否认的是，西北边疆的频繁战事使许多西州人随军出征，并有很多人战死疆场，这当是影响西州人寿的一个重要因素。相比较而言，高昌国时期，因其国小力弱，在对外政策上奉行事大主义，对突厥和中原王朝都不敢得罪，惟求保境安民。高昌国见于史籍记载的战争只有两次：一次是与突厥的一次接触性战役（注：马雍：《突厥与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向达先生纪念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3-364页。），另一次就是与突厥联合攻略焉耆五城（注：《新唐书·高昌传》，第6222、6221页；《旧唐书·高昌传》，第5296、5294页。）。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得高昌国的国祚得以久延，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反映在人寿上，就表现为高昌国时期的人口的人寿要比唐西州时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