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方风卜辞看五行学说的发生
尹秋月，陈良武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现存的甲骨卜辞中有两篇记录了四方之名及其风名，体现了殷商时代的方位观和季候观的形成，蕴含着殷人的四时五方思想，奠定了后世五行学说的思想基础。同时，四方风卜辞中也孕育着音乐与五行之神的胚芽，为将五声、五行之神纳入五行学说提供灵感。通过对四方风卜辞的研究，发现此时构建五行学说大部分的材料已经出现，五行学说在甲骨卜辞中已经具备较初步的形制。
关键词： 卜辞；四方风；五行
五行之说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思想，内涵极为广博。庞朴曾说：“(五行、八卦与阴阳)在战国后期更是发生了一次大融合，形成了一种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中庸思想为内容、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文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类型的文化。”[1]可见，五行理论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在五行学说研究中，虽然五材相生相胜的关系、方位与节气的联系、对中医学的影响、对现实世界规律的把握等一直受到极大关注，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五行之说发生的年代依然难以确定，从殷商时期到思孟学派，众说纷纭，难下定论。
事实上，甲骨卜辞中已有五行之说的萌芽，学术界早已熟知的两篇四方风卜辞就是重要证据。这两篇甲骨刻辞乃是对四方神进行祭祀以求受年，因此记录了四方之名及其风名，可与《尚书·尧典》和《山海经》的记载参看。结合传世文献深入研读这两篇甲骨卜辞，有助于探究五行学说的发生。
一、四方风卜辞的释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厚宣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中介绍了两片甲骨，一片是刘晦之所藏的牛肩胛骨，一片是“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发掘殷墟所得的龟腹甲，这两片甲骨都记录了四方之名与风名，可相互印证真实性[2]265。两篇四方风卜辞甫一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就引起一阵研究的热潮。杨树达撰写《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一文，对四方风卜辞进行研究释读，借助一年之中物候现象变迁解读四方之名及风名，考释东方曰析，意为草木甲坼，其风名协，意为和舒；南方曰荚，意为草木生长，其风名岂，即凯风；西方曰枣，意为硕果累累，其风名彝；北方曰宛，意为草木潜伏[3]77。郑慧生《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与后世春夏秋冬四时之关系》在前人基础上整理并进一步考辨四方神名及风名，认为东方之名析及风名
都有草木萌生之意；南方名为因，意为草木生长，南风名
，意指草木长养；西方为夷，通彝，意为芟夷草木，西风为
，又作
、
，意指束薪以芟；北方为氐，与隩、
相通，意为根底，指的是冬季草木凋零，生机伏于根底，北风为伇，意指弃旧易新[4]。这些学者认为，四方与物候联系紧密，其命名来源于商人对一年之中物候变化的认识，从中可见商人对农事的重视。
当启蒙把目光从神恩移植至理性，用知识填充神性存在，使之成为神学新的源泉时，“神变成了一个无限的幻影，它离我们很远”［18］32，退化为空洞的、非人格的、抽象的机械存在物。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人们关注人的灵魂是为了控制被拯救的途径。但是人们在分析中前进得愈远，他们的目标就愈是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19］21
另有一些学者将四方与四季联系在一起，从四时的变换中考证四方之名及其风名。《尚书·尧典》将四方与四时一一联系，并指出有四人居于四方，名字分别为析、因、夷、隩，后人推测为四方之神的名字。《尧典》的记载证明了四方与四时确实有关，但是四时观念出现的确切时间则不可考。陈邦怀指出，四方的名字正是来自四时，东方为析，风为协；南方为炎，风为长；西方为彝，风为；北方为夗，风为役。四方神名与风名对应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5]1。于省吾在《释四方和四方风的两个问题》中指出，从甲骨文字来看，商代没有四季，只有春秋两季的记载，但就四方和四方风的相配合来看，已经为由两季向四季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6]123，因此四方名来自四时是合理的。
在卜辞中不难看到殷人的方位观，前文所述的两篇甲骨刻辞中有关于四方受年的记载，可见殷代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四方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四方观念需要一个“中”作为参照，有“中”才会有四方，这意味着对四方的认识中蕴含着对五方的把握，正如谢耀亭考辨“五”的初文为两条线相交，意为“东西与南北相交，四方相交后凸显中央”[12]。胡厚宣发现，殷人称商为“中商”[2]277，可见殷人心中的“中”正是自己的位置。刻辞中“四方”的“方”也暗含着与“中”的区别。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察“方”为方国，是殷以外不同种姓的集合，卜辞中记录了许多异族方国，如“土方”“亘方”“鬼方”等[13]269，暗示了“方”有“自己以外的区域”的意思，与之共存而形成对比的就是自己所处的位置，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中”，因此从卜辞中“四方”的记录可以推论，殷商时代已经出现五方的观念。这种五方观符合殷人对数字“五”的尊崇，甲骨卜辞中常见的“帝五臣正”“帝五丰臣”“五火”等记录即体现了数字“五”在殷人心中的神圣地位。
通过“出入日之祭”的研究，方位与季候的联系明晰起来，四方风卜辞中正是蕴含着方位观与季候观，因此，四方风卜辞中酝酿着五行之说思想理论，殷商时代已经具备五行之说产生的重要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四方之名及其风名的释读工作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名字之后，隐藏着殷商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无论是物候说还是四时说，抑或是两种观点趋同为一，都认同殷人已具有相当清晰的方位观和初具雏形的四时观，并且在两者之中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对方位和季候的科学认识在殷商时代已经形成并广为流传，直至被看作常识记录到卜辞之中。
二、四方风卜辞中的五方四时
方位与季节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答案在方位的顺序中埋下线索。四方风龟腹甲的记录中，其卜问次序先东、西后南、北，加之其他甲骨文提及四方的时候都是先东、西后南、北，故有学者据此认为：“在中国早期的方位宇宙观念里，是先认识‘东西’，后才有‘南北’的。”[14]567这种顺序的形成与“出入日之祭”有关。常正光解释卜辞中所谓“出入日之祭”实为通过日影的测定来确定东西方向，在此基础上引出南北方向，并通过对日影长度的测量确定分至日，进而推定历法[15]245。可见在殷商时代，通过对太阳运行进行观测来把握方位，进而了解季候，在此基础上制定律历，刘宗迪所说的五行之基础、历法月令制度便是产生于此。
溶剂化效应对反应有一定影响，适当的溶剂选择对提高产物产率有一定的影响。本反应首先在180 ℃以n(邻甲基苯甲酰氯)：n(亚铁氰化钾)=4∶1进行反应，然后在室温条件下，加入下列溶剂，再加入吡啶水溶液反应40 min，考察溶剂对反应产率的影响，结果见表4。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心脏占位性病变的发生率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已经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占位病变主要为指心腔内、瓣膜上、心包腔内、心肌上的异物。常见的心脏占位性病变包括血栓和肿瘤等，肿瘤又包括原发性及转移性，且转移性肿瘤的发生率更高[4]。原发性肿瘤包括黏液瘤、脂肪瘤、纤维瘤等，其中黏液瘤最常见。心脏占位性病变会对心脏及周围组织产生压迫，危害患者生命健康，早期判断病变性质及类型对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季候观的形成与发展，如上文所述，四方风卜辞的研究中已经有许多学者关注到四方与四时之间的联系，杨树达等大多数学者在释读卜辞四方风时，将四方与四时相配，默认以“殷商时代出现成形的四时观”作为前提。甲骨卜辞中只出现了“春”“秋”而没有出现“冬”“夏”，因此商代是否已经形成四时观这一问题难以下结论。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是关于季节观念的形成，间接的证据并不少。先人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了解昼夜时令，进而制定律历，换句话说，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程度是判断四时观之形成的重要证据。根据胡厚宣的整理[2]813，甲骨刻辞中已经存在不同月份的气候与农事的记录，如一月至三月降雪，一月与二月栽种黍，二月与三月收获去年的黍或贞卜今年种下的黍。为了进行农事活动，在观察总结的基础上对一年进行季节划分并不奇怪。由此可见，殷人已经有意识地观察和记录一年之中的种种风物变化，并且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更重要的是，胡厚宣发现刻辞中有十三月之称，其中有一个月在十二月与一月之间，实为闰月，闰月正是为了调节四季而产生的[2]622。因此可以推测，四时观念在商代已经形成并应用于农事生产。
既然五方四时之观念已初步形成，那么五行之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推论五行之说起源于甲骨卜辞是没有问题的，决不能因为卜辞中尚未出现五材或者五材在卜辞中未成系统，就断定五行与甲骨卜辞无涉。
长久以来，学者在对五行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从五材入手，认为五行说源起于殷商时代的学者通常在甲骨卜辞中寻找五材的痕迹，但是卜辞中鲜少有五材的记录，在殷商时代五材也没有成为一个系统。实际上，五材并不是五行之说的核心，试看《尚书·洪范》：“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9]452再看《白虎通·五行》：“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头……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10]168五行学说每每出现，都重在讨论五材背后人为赋予的意义及关系，五材有其味道、有其方位、有其特殊的属性、作用于万物，已不再是自然界中的物质。正如刘宗迪所说：“凡是五行说作为一个系统出现，凡是在阐释五行说的系统涵义和功能的地方，总是以四方五时为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并非源于对金木水火土的认识，而是源于历法月令制度。”[11]因此，要探索五行之说的源头，就要探索方位观与季候观的形成及律历的产生，这才是五行之说的思想基础。
五行之说将音乐五声与五材相配，这在甲骨卜辞中难寻踪迹，但是考察风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材料。四方风卜辞中记录祭祀风以求受年，可见先民对风极为尊崇，这种对风的崇拜不仅见于卜辞，传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周礼·春官》中有“保章氏”，其职责为“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怪别之妖祥”[16]1023，这是借听风以辨吉凶。此外，风也与节气产生关系，郭沫若指出，卜辞以“凤”为“风”，殷人以风为天帝使者，卜辞中“于帝史凤，二犬”[17]378，到了《左传·昭公十七年》进一步演变：“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18]1387可见风与节气亦有所关涉。于是，对风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听风之礼，借助对风的观测以确定节气，《国语·周语》中记载：“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19]17这种听风之礼由瞽者完成，瞽者为乐师，拨动音弦，听弦震动的张弛缓急来确定空气的温度和湿度，进而确定季节[20]。
值得注意的是，物候说和四时说两种观点有微妙的区别，前者着眼于草木禾谷的生长和鸟兽的生息，后者重视的是季节的变化带来的气候现象变化。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正是气候的变化带来物候的变化。因此，也有许多研究者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如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辨甲骨文中东方神名为析，析训为分，意指春风之时昼夜平分，东方析应即司掌春分之神，风名为协，意即阴阳合和而交，《尧典》中说“鸟兽孳尾”，动物交配正是春分时节的物候。南方神名为因，因意为长，指夏至的时候白昼时间长。神名又作迟，迟通夷，同指夏至日长。南风名为微，意为稀少、细小，《尧典》说“鸟兽希革”，指夏至之时鸟兽羽毛稀疏，是暑热之征，南风亦作景风，指阳气盛。西方神名夷，其意为平，意为秋分日夜齐等。西风名为、、
，本意同为草木初繁，垂花待盛，《尧典》说“鸟兽毛毨”，意为鸟兽生出羽毛御寒，正是秋分时候的物候。北方神名为
，呈人屈身之状，通宛，意为短小，指冬至白昼短。北风名役，可读为燊，意为炽盛、丰盛，《尧典》记载“鸟兽氄毛”指毛多温暖，此冬大寒之征[7]481。要而言之，殷代四方神即分至之神，四方风则是物候征象。又如江林昌《太阳循环与甲骨文四方风及一些哲学术语新探》一文将四方之名与风名起源于太阳循环，究其本义，亦是指太阳运行带来的季节变迁和物候变化。江林昌指出，东方曰析，意为春季太阳和煦，气温转暖，草木破芽，“析”在《尚书大传》通“皙”，暗示着和太阳的关系，东风曰协，即合风，表示太阳承育万物、男女生育后代；南方曰因，通“殷”，与“夏”同义，夏季太阳烈照，因而其神名因(殷)，其风名微，有弱小之义，正是夏季风的特点；西方曰夷，有割、杀之义，意指秋季太阳偏西，草木凋零，西风名韦，意为木垂华实，秋季正是果实成熟、庄稼收获的时节；北方曰勹，意为伏藏，指的是太阳潜伏于地府幽都，此时天气寒冷，因此其风曰烈[8]。可以看出，虽然将太阳运转作为命名源起，但是同样是四时说和物候说的结合。
实际上，在典籍记载中，音乐正是产生于风，《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21]123《诗经》之“风”也有歌唱的涵义，正如钱钟书所说：“言其体制，‘风’者，风咏也，风颂也，系乎喉舌唇吻，……今语所谓口头歌唱文学也；《汉书·艺文志》不云乎：‘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2]58可见“风”最早的意义是与音乐有关的。正因为如此，江林昌将四方风卜辞与古代乐律对比，发现四方神名及风名在古代音乐中留下了许多痕迹，如东方之协风正是和风，古代钟名有“和钟”“协钟”。南方曰荚，十二乐律中有“夹钟”。西风曰韦，从木弓声，弓读曰函，周律有函钟。北风曰役风，也称冽风，周律有厉宫[23]。可见，四方风卜辞的记录开后世听风之礼的先声，为古代音乐创造提供了许多材料，也为将音乐纳入五行之说的举动提供了灵感。
三、四方风卜辞中的五声与五神
五行理论是将五材与五方、五时、五色、五味、五声、五神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套严密的思想。在甲骨刻辞中，四时与五方已经联系起来并形成较为完整的观念，成为五行学说的基础。除此之外，五行学说的其他方面在卜辞中也有迹可循。在四方风卜辞中，四方之风蕴含着后世对音乐的创造，四方之神与五行之神也有所关联。
(一)音乐五声
海归新生代企业家需要重视亲缘、地缘关系。新生代从海外学成归来，对亲缘、地缘是陌生的，容易忽略亲缘、地缘在企业日常经营中的重要性。中国自古强调，“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每个人的价值即体现在为组织良好运行提供了支持，每个人的成功也正因为处在组织中才能得以展现。中国强调的亲缘、地缘关系网，与西方强调的社交网络有些差别，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利益链。像古老神话中的双头蛇，两者利益共存，当一者处在攸关生死的困难时刻，因为另一者的存在，将能获得支持继续活下去。
据调查发现，部分从事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的人员，其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不高，专业知识积累不够。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兴职业，近年来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工作价值观从接纳到内化,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理论学习到实践运用,仍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之接受过高校相关专业培养的学生因为待遇、社会地位等原因，能够真正进入婚姻家庭服务领域的并不多,同时现有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普遍实施通才教育,缺乏对婚姻家庭社会工作人才的专门培养,因此仍需要在婚姻家庭服务领域的实践中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5]。
(二)五行之神
五行理论中包含五行之神，《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公布了一篇由七支简组成的重要简文，释读者将其命名为《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其中将玄冥、祝融、句芒、司兵之子(即蓐收)、后土五位神灵列为五祀，分属五材，这标志着五位神祇被纳入五行理论，成为五行之神[24]158。这五位神灵在卜辞中尚未出现，但是并不意味着卜辞中没有相关的神灵。
事实上，四方风卜辞的四方神与后世五行之神有极大的关联。五行之神分别为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且将后土置于一边，前四个正是四季之神，卜辞四方风的四方与四季相关，因此四方之神同时也是四季之神，两套四季神是传承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中提出，四方神名是句芒、祝融等神名的前身，句芒、蓐收与草木仍有关涉，可见其中有演变的关系[3]77。丁山认为，甲骨文中的四方神正是四季神，在后世，名称变为句芒、祝融、蓐收与玄冥，甲骨卜辞中的“帝五臣”就是甲骨卜辞中“帝使凤”与上述四方之神的集合，这五位神灵在后世化身为五行之神[25]142。帝五臣是否由四方神与凤鸟组成，与五行之神之间又能否直接划等号，这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从字面上来看，句芒即句萌，《礼记·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其神句芒……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达尽，不可以内。”[26]674可见句芒的名字与春天万物生长有关，东方之神析也有草木生发之意，可见二者意义相同。于省吾释读西方之神为彝，通夷，与《尧典》记载相同。夷意为杀，与《白虎通》中“西方杀伤成物”[10]171相似，再看《国语·晋语二》中形容蓐收的外貌为“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神格为“天之刑神”[19]319，西方之神夷与蓐收都主刑杀，有其共通之处。
能够看出，四方神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后世不断演变更名，直至成为五行之神，这是十分合理的。四方风卜辞中记载的四位神灵既是四季神又是四方神，五行之说形成的时候势必会将神灵纳入理论体系之中，而不是就此摈弃，重新加入新的神灵。
通过对四方风卜辞的研究，可见四方风卜辞中已经有了五行之说的初步酝酿和思想基础，四季五方之观念已经形成，四方之风与音乐有莫大的联系，四方之神与五行之神亦有关联。四方风卜辞证明：在殷商时代，五行理论需要的大部分材料已经出现了，只差后世对其进行整理归并，形成以五材为代表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余论
庞朴认为，阴阳、五行与八卦原本是互相独立的文化，在战国后期发生融合。这种融合正如庞朴所说需要“距离上的密迩”[1]，同时也需要相似的思想基础。卜辞四方风可以证明，殷商时代的甲骨中已经孕育着五行理论，四方风的记录以及后世的种种演变乃是殷人对方位季节的观测成果，这是无需赘言的。据典籍记载，阴阳学家正是负责观察天象季候以制定历法的官员。《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27]1734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记载：“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28]3289由此可见，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都来源于对天体运行的观察和对季节气候的测定，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二者能够融合的条件。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在四方风的记载中看到八卦的痕迹，连劭名注意到四方神名与八卦卦图中的四仲卦名相合，东方神名析，与震同为破裂之义；南方神名因，或曰微，南方卦名离，离、丽古音通，微、美古音近，美、丽同义，因此离即微；西方神名夷，西方卦名兑，兑卦有毁折之象，与夷相通；北方神名伏，北方卦名坎，坎为隐伏，因此伏、坎相通[29]425。通过对四方神的解读，连劭名认为四方之名即后世的四象，天地即后世的两仪，这种推论是有道理的，周代商而治，在殷商钻龟卜算之法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八卦枚占之法，因此对殷商文化思想也有所继承。不难看出，阴阳、五行、八卦之间原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后世融合为一体，进而发展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是合情合理的。
除《住房公积金条例》规定的各类城镇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必须依法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外，与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聘用、劳务派遣等从业人员和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将被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
总之，四方风卜辞证明，在殷商时代，四时五方观已经初步形成，五行之说具备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基础上，四方风为“五”的数字崇拜奠定基础，方位、季候与风联系在一起，对音乐的创造及将五声纳入五行理论系统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四方之神与五行之神之间也有承袭的关系。因此，五行之说肇始于卜辞时代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阴阳学说、八卦学说与卜辞四方风中孕育的五行理论也有关联，可见四方风卜辞中蕴含极为广博的思想文化之发端，亦可见民族文化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庞朴.阴阳五行探源[J].中国社会科学，1984(3):75-98.
[2]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郑慧生.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与后世春夏秋冬四时之关系[J].史学月刊，1984(6):9-14.
[5]陈邦怀.殷代史料征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6]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C]//宋镇豪，段志洪.甲骨文献集成：第3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8]江林昌.太阳循环与甲骨文四方风及一些哲学术语新探：太阳循环文化之五[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3-11.
[9]尚书正义[M].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陈立.白虎通疏证[M].吴泽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11]刘宗迪.五行说考源[J].哲学研究，2004(4):35-41，95.
[12]谢耀亭.“五”数发微[J].文博，2012(1):89-93.
[1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江林昌.甲骨文四方风与古代宇宙观[C]//宋镇豪，段志洪.甲骨文献集成：第30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5]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C]//艾兰，汪涛，范毓周.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6]周礼注疏[M].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卜辞通纂[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20]吴郁芳.舜家族与季风观测[J].浙江学刊，1988(5):113-114.
[2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
[22]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3]江林昌.《九招》《九辩》《九歌》乐舞的源起以及先秦若干音乐美学理论的形成[J].文艺研究，1997(2):65-76.
[24]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M].上海:中西书局，2018.
[25]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26]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9]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C]//宋镇豪，段志洪.甲骨文献集成：第30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The Origin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from the Oracle Bones
YIN Qiuyue，CHEN Liangwu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363000，China)
Abstract :Two of the existing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recorded the names of the four sides and their styles，embody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orientation and seasonal outlook in the Yin and Shang Dynasties，containing the four seasons and five directions thought of the Yin people，and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five elements in later generations.It contained the seasons and directions thoughts of the Yin people which were the basis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Simultaneously，the music and the god of the Five Elements were also bred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which provided inspiration for incorporating the five tones and five gods into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two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had already had a relatively preliminary shape in the Oracle bones.
Key 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Winds from four orientations;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060( 2019) 09-0042-05
doi: 10.3969/j.issn.1673-6060.2019.09.008
收稿日期： 2019-08-04
作者简介：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史论”(14XZW019)，主持人：陈良武
作者简介： 尹秋月(1995―)，女，安徽马鞍山人，文学院2017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陈良武(1967―)，男，安徽和县人，博士，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文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