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出版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进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表明[1]，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的巨变之后，目前正步入信息化进程。当信息的触角日益深入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之时，社会形态及其产业结构同时也进行着信息化的转型，表现在信息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社会生活中的信息成份比例越来越高，信息对社会发展逐渐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于此背景之下，将出版业置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这一新的条件中进行研究，或者说，以信息社会的视角反观出版业的历史、现状以及出版业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出版业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出版业对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信息社会是以信息的广泛传播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信息依据载体特征分为非记录信息和记录信息。前者是一类即生即灭的瞬间信息，后者可以分为非公开出版信息和公开出版信息。尽管从数量、品种和使用的频率、广泛性方面，非公开出版信息均大大超过公开出版信息，但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看，公开出版信息的影响力却毫不逊色，这正是出版物信息的价值所在。
出版业是从事公开出版信息传播的行业，出版物通常是指图书、期刊和报纸三大类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它还包括以声频、视频等用磁性材料、感光材料为载体制作的音像出版物，以及通过视频显示终端上的文字图像信息，即电子出版物。可见，出版业承担着全部公开出版的记录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职能。
出版业的社会分工特点，决定了它在社会信息传播场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信息总会伴随着各种具体的社会活动，如辅助决策、驱动行为、启发思想、沟通往来等。尽管出版物（或其中包含的信息）毋庸置疑地影响到人类的各种行为，但它毕竟不同于那些直接解决生产活动、商业活动、科学活动问题的即时实用信息。这也是出版机构与其他信息机构、咨询机构行为目标的差别之处。从功能观点看，出版业生产和传播社会信息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
1.实施教育。出版物的教育功能不仅体现在通过教科书成为教学实践的必要手段，还体现在它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源泉。这里的教育是广义的，人们阅读书刊文献得以掌握大量系统的知识信息作为日常信息贮备，或实践中遇到疑惑有针对性地查阅学习有关书刊资料。因此，出版物信息比通常所指的那些片断、分割、独立单位的事实、数据或消息类信息内容更丰富、更全面，但它在解决单个具体问题方面的作用也就表明出间接和隐晦性，需要人们去提炼和加工处理。
2.文化积累。出版物的文化积累功能应视为出版工作对社会信息传播的最重要作用。在谈到图书的价值时，有人深中肯綮地指出：“一个国家的书籍作为一个整体，并经岁月筛选保留下来，可称之为该国的主要文化宝库。”[2]通常，信息转瞬即逝，又多是在用过后随着对使用者价值的消失而被无情地丢弃。出版物则因其可保存的特性使得包含的信息内容虽历时千年仍可被使用。
3.知识传播。出版业传播信息偏重于各类知识信息。出版物是科学工作者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和开展学术争鸣、社会管理阶层公开和推行政策措施，以及生产、商务部门发布广告、促进销售的媒介，同时，也是广大读者了解社会、掌握时事动态、汲取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具。具体到三大出版物，它们传播知识的种类各有侧重：图书主要传播系统的专业和综合知识，期刊主要包括学术性和文化娱乐性两大类知识，报纸主要介绍、评价社会新闻，并刊载大量的商业信息（如广告）。
可见，出版业在极大的程度上培育和促成了社会信息化的历史进程。
出版业对社会信息进程的有力促进作用，只需从它在社会信息传播场中的特有地位，或者从它对社会信息传播举足轻重的影响便可一览无余了。翻开历史的卷轴，自从出版业步入了人类文明进程的行列伊始，出版物便出色地担当起了世界文明的见证者、社会发展的基石、人类精神成果的卓越代表。认识出版业对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重要贡献，还可以通过考查它传播社会信息并进而产生出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搜寻确凿的证据。正如许力以先生精辟指出的：出版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强大杠杆。[3]出版业搜集、记录信息，物化成出版物存贮信息，在历史的横向空间广泛地传播信息，在历史的纵向空间世代传递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出版业的参与，社会信息化进程无法启动，同时也就更加无从运作了。
二、出版业对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参与及其融合
出版业是以全方位地参与社会信息传播，以传播社会信息为己任，实现着与社会信息进程的合拍、交融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出版业传播社会信息的特征来认识它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密切联系。
出版业是社会信息传播的中介。它一方面需要汇集、加工有关信息，另一方面又运用各种出版物形式将信息传输给读者。出版业传递信息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受到传播行为效用性的极大约束。只有当出版物被读者接受（购买），该项行为过程才能被视作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效的。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如国家的出版政策对出版工作的规定性。可见，出版业传播信息的特征既是其固有属性的反映，也是外界因素施加影响的结果。
出版活动往往是与“公开”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公开出版”通常又叫“正式出版”，如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的刊物。出版活动的公开性是出版业传播信息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一特征奠定了出版行业参与社会分工的独特秉性，使其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为保障出版物信息健康、顺畅地传播，充分地占有社会市场和发挥社会效益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我国出版行业在机构组成上包括出版社、期刊社、报社、新华书店系统、书刊报的批发及零售部门、激光照排部门、印刷厂等。其中激光照排部门和印刷厂主要从事物质性的生产，故通常又被视为工业的一部分。多年来，出版业一直是纯国有性质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出版物的印刷、销售环节开始出现集体和个体的所谓“第二渠道”，这对于搞活出版物的流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国家对出版社、报刊社等则明确确定了其全民所有制性质。事实上，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新闻出版事业的建设，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这也反映了出版业传播信息的国家性。国家通过对书报刊出版机构设立的严格控制和对出版物品种数量的统筹规划，使得出版计划符合国民经济总体计划的要求，出版信息的传播适应社会总体发展的需要。
出版业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信息传播行业，它有完备的信息生产体制，稳固和不断壮大的信息传播渠道，其信息受众亦异常广泛，图书、期刊、报纸三大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接受社会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出版物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①出版机构的权威性和较高的可信度，②出版物传递网络布局的纵深发展为销售带来的便利，③出版物知识内容的多层次、多方面和传递公开性的优势，④记录型信息出版物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便使用，⑤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全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
出版业传播社会信息还有一个本质特征是宣传性和商业性的有机统一。其中宣传性是指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及各种信息。商业性则是指出版物信息产品的交换必须遵循经济法规，通过市场销售活动实现信息的传播。在出版界讲得较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即出版工作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同时要注重经济效益。出版业传播信息的活动不是无偿的，出版物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物质产品，其价值的实现应以社会效益的取得为前提。
由此不难看出，出版业参与社会信息进程，既是其特有社会属性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信息化的客观要求，而这两种内驱力的结果，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出版活动及其发展方向时应当牢固树立为信息传播服务的宗旨，用是否有利于社会信息传播作为衡量其时代特征及其社会价值的尺度，努力改进行为方法，调整工作重点，以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神圣历史使命。
三、出版业对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适应及其对策
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发展，强化了出版业的社会功能，出版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从社会信息交流的观点，出版业将为自身的存在寻求到一种全新的社会角色，即它是社会信息传播内容的决定者，是社会信息传播过程的组织者，是某些类型社会信息的主要传播者。
首先，出版业是社会信息传播内容的决定者。美国学者怀特在研究传播过程时，提出了著名的“守门人模式”。[4]按照该模式，信息总是沿着包含设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通的，信息能否被允许进入流通渠道或继续保留在流通渠道里，取决于门区“守门人”的意愿和决策。譬如，一则新闻是否可以发表，取决于媒介组织（如报社）内的行动，或可以说是编辑所决定的。守门人模式是对一般大众传播过程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诠释，理应适用于出版物信息的传播过程。当众多的原稿送交出版机构待通过时，这些出版机构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守门人”吗？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可，原稿才能转化为正式出版物，从而进入流通领域，否则便会被摒弃于大众传播过程之外。倘若仔细推敲，我们也可以发现，用守门人理论来解释出版工作对传播内容的影响还存在着某些偏颇。我们说出版工作是社会信息传播内容的决定者，除了它充当着机械的“可”与“否”的守门人作用之外，还应包括出版工作策划和发掘选题，即对知识世界能动地选择，对原稿微观内容的取舍、优化，以及对原稿蕴涵知识正确性、先进性、时效性、适宜性等的确证并决定去留等。
其次，出版业是社会信息传播过程的组织者。出版机构制定计划，组织选题，向作者约稿或自己撰稿（如派出记者采编），启动信息的传播过程，从原稿到出版物的形成，到出版物传递到读者手中，无一不凝聚着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和智慧。出版发行体制的日益完善，为出版信息的畅通建立起坚实的传播结构保障。出版管理是一项科学的管理活动，它依托于现代的管理理论并时刻顺应着变化了的出版环境特点，通过不断提高出版管理水平，在造就高质量的文献生产力的同时，努力实现信息传播的高效率。出版业对社会信息传播过程的决定性影响，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一个虚拟的设问：假如没有出版工作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们将视野追溯到出版工作产生之前，回归到远古时代，必定会为在没有出版物——哪怕是甲骨文、铭文、竹简、木牍形式的著作物——的背景下，先辈们信息交流的局限和陕隘而生发“悲哀”，同时也会为智慧的先祖们创造出出版物这种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而无比庆幸。即便时至今日，在各种声电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广泛普及，电子计算机日益显示威力，音像版、电子版读物对传统印刷型纸质媒体产生强烈冲击的情形下，我们也无须为出版行业的前途和命运忧虑，相反，这正是出版业前景兴旺发达、生机盎然的标志。可以预测，随着社会文明的快速发展，出版业将会成为社会信息传播更加优秀的组织者。
第三，出版业是某些类型社会信息的主要传播者。出版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某些类型社会信息的传播状况，其中对科学知识传播的影响尤为显著。“17世纪以前，新的科学观点公布于众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印刷出版的书籍”[5]。而当17世纪后期期刊这种新的媒介物出现以后，科学期刊便逐渐成为科学交流的重要中介，并沿续至今。图书、期刊传递科学知识具有其他媒介如电视、广播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作为教学手段，教科书是世代学生学习必备的基本工具。科技期刊则以其言简意赅、主题集中、快速便捷、利于思想交锋和吐故纳新等诸多优点受到科学工作者格外的青睐。印刷型出版物收藏、携带、阅读方便，加之经过正规专业出版机构筛选、加工形成的权威性等，都是其高使用频率和使用效率的基础条件。出版物从深度和广度上概括了人类几乎所有的科学知识，是科学体系及其发展演变历程的客观写照。因此，出版业是科学知识信息最主要的传播者。还有国家发表重要文告，议会、政府颁布法律、法规等，也选择便于保存、传递和阅读的出版物形式。
无疑，出版业在社会信息进程中担当新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并非意味着出版业工作性质和方针政策的转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述分析中已经是明白不过的。客观、冷静地认识到社会变革时期新的历史使命，并主动的适应新的形势，制定相应的对策，应当是出版界同仁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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