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大红[1]2003年在《自我的神话》文中提出贵族意识在威廉·福克纳的创作中无处不在，根深蒂固。贵族意识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自然地流露出的美化贵族、神化贵族，即使是批判也是建立在疗救的希望之上的情感指向。它暗中影响并制约着福克纳的态度、情感、信念、认识和思想体系等因素。鉴于福克纳的贵族意识无处不在的特点，本文主要从他刻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以及这些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其贵族意识的渗透。 结合福克纳的贵族创作立场，本文把福克纳和他笔下的贵族称为“自我”，把印第安人、黑人、穷白人、北方人等弱势群体统称为“他者”。本文认为，自我的神话指贵族把自身理想化、英雄化、传奇化、美化，把他者物化、邪恶化、奴性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价值倾向。自我的历史指自我对自身的罪恶与溃败、对他者的发迹与上升的历史趋势所作的客观真实的描绘以及在描绘过程中流露出的正视现实的勇气。自我的神话与自我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构了福克纳的小说世界。 本文一共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对自我与他者的具体描绘入手，考察了自我眼中无与伦比、卓尔不群的自我以及野蛮落后、邪恶愚蠢的他者，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隐含的高贵与卑微、能干与狡诈、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关系中寻找自我的神话。 第二部分剥离出了建立在客观真实基础之上的自我的历史。它一反自我中心的神话，展示出了自我内部的罪恶与残酷、腐朽与败落。同时也强化了他者身上有感情、有尊严、有能力、有道德观等主体意识方面的特性，自我日薄西山的凄凉与他者蒸蒸日上的强劲势头也为自我所认可。自我优越感的幽灵正在消逝，自我的历史显示出了作者无比的真诚与勇气。 第叁部分指出了自我的历史与自我的神话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虽然自我 d迄了＼硕士学位论文 ＼ACy：1－y’、卜＼1R’n1uZ＼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自我的神话，但是自我和他者之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秩序规定根本没有被颠覆，自我眼中的历史是自我神话基础上的历史，历史仍然在神话中。本文认为虽然贵族意识在他的创作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担这并不影响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价值。他为人类的不屈前行而献上的贡任与良心、痛苦与欢欣、理想与寄托让人尊敬。虽然他的理想是后退的，是乌托邦式的，但是他探索南方出路的勇略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他为我们提供了伟大与渺小、痛苦与不幸、博爱与残忍的呼唤与呻吟，是人类绵延不绝的声音。
冯舒奕[2]2006年在《时隐时现的福克纳》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作家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始于二十世纪叁十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其重要着作均有中译本出版发行，国内也出现了一批研究福克纳的学者，不断有研究论着发表出版。但纵观福克纳在中国七十多年译介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过程呈现独特的冷热起伏的波浪形态，这样的现象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本文在详细梳理福克纳译介资料的基础上，从译介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出发，主要运用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对中国在译介福克纳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文化层面的原因分析，并以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状况这个具体个例来考察一个外国作家在中国的介绍接受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力量。最后通过分析中国当代作家的具体文本(主要以莫言、苏童、余华的创作为例)来考察福克纳译介进中国后，我国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哪些福克纳的影响因素。
朱宾忠[3]2005年在《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以构建“约克纳帕塔法”世界而享誉文坛的着名美国作家福克纳去世近20年后,一颗文学新星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这就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把大部分作品的背景置于家乡山东高密而营造出一个“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新锐作家莫言。这两位既不同时,也不同地,分属于不同文化圈的作家在创作上却颇有相通之处。研究者们首先注意莫言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这一事实,进行了一些影响研究的工作,确认了福克纳在哪些方面影响了莫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平行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在不存在影响的地方有何共同之处。与此同时,作为在本国文坛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家,福克纳和莫言也都飘洋过海,在对方国度的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福克纳在中国文坛显然是以巨人形象出现的,受到广泛的尊崇,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他的研究热情也如同温度计上盛夏的气温节节攀升,而莫言在美国也随着着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对他的好几部长篇小说的翻译和出版而引起越来越多读者的兴趣,学界对他的研究热情也如春起之苗,日有所长。随着中美文化、文学交流的日益密切,对这样两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作家本人和他们的创作,也将有助于两个民族、两个文化的了解和交往。鉴于此,本文拟从文学道路、文艺思想、创作主题、人物塑造以及创作特色等几个方面对福克纳和莫言展开平行比较研究,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比较长短,分出优劣,并尝试对他们的文学价值进行评估。 全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大部分。 绪论部分首先简要回顾了福克纳在中国以及莫言在美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福克纳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以各类文集的形式翻译在中国出版了,而他的19部长篇小说中也已经有8部译成了汉语,有的小说还有好几个译本。在研究方面,出版了一批关于他的传记,其中有中国学者撰写的,也有从外文翻译的。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部福克纳评论集。迄今为止,从《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可以检索到的研究福克纳的硕士论文已达28篇之多。中国的学术期刊在过去的十年间刊发了200余篇福克纳研究文章,涉及到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理论对福克纳的作品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莫言已经有四部长篇,2个短篇小说集(《红高粱》、《天常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师父越来越幽默》和《爆炸》)译成了英文在美国出版,学界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也有数十篇,这些文章有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肯定莫言的独特性,有的
魏旭[4]2009年在《论威廉·福克纳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文中提出威廉·福克纳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构建的“约克纳帕塔法”小说世界已经成为永恒的经典。论文试图从伦理意蕴与诗学美学两方面进一步深入福氏小说的独特魅力,使用了“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这两个概念,从这样两个视角出发来解析福克纳小说的伦理主题与小说美学,把握福克纳的文学伦理观。就“伦理叙事”这一维度来说,它是指小说的伦理主题。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它的内容必然无法与伦理撇清关系。威廉·福克纳的小说,他对于南方历史的描写,对于家族、种族等主题的描写,都为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储藏了丰富的道德材料,丰富、广泛而又典型、集中地提供了可以进行伦理分析的生活内容。伦理秩序、伦理意识与小说叙事具有宿命般的关系。“伦理叙事”即是“关于伦理的叙事”,通过它来挖掘小说主题学的内在深层伦理核心。就“叙事伦理”这一维度来说,它指叙事技巧、叙事过程、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小说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小说中的互动关系。文学作品在表达其伦理主题的同时,必然具有自己的呈现方式与美学诉求,而这种呈现方式与美学诉求也往往与其伦理倾向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通过分析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在诗学层面上达到对福克纳作品更加深入与精微的理解。叙事伦理即是“关于叙事的伦理”。本论文通过对福克纳小说叙事主题学本质“内核”的“伦理叙事”分析,把握其所蕴含的“叙事伦理”。“叙事伦理”在小说文本诸多伦理关系样态中构建“自身”,它和小说主题学之间具有密切的指涉关系,通过诸如叙事者干预、视点选择等叙事方式呈现出小说的伦理倾向与伦理取位。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的提出,不是伦理之维和叙事之维的简单组合,而是聚焦于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关系。威廉·福克纳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如《押沙龙,押沙龙!》、《八月之光》、《去吧,摩西》、《喧哗与骚动》等,以一种非常细腻的、敏感的、包容性的、反思性的、能够洞悉世界和人心之复杂性的写作和文体形式,表述了一个推崇勇敢、爱、荣誉与种族团结的伦理核心。本论文从历史、家族、爱情、种族、成长与生态这六大伦理视域来分析福克纳的小说。在这种分析阐释过程中,笔者以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作为切入视角,既研究福克纳作品的道德伦理主题,又剖析其中的美学特质与诗学手法,并进而探究它们之间的结构方式,以及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所呈现出来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之间不可机械分割的密切关系。
李玉佳[5]2010年在《酝酿于南方情结的疯子先知——达尔形象论析》文中研究说明威廉·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着名的地域作家与现代作家,其代表作品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我弥留之际》属于世系小说之一,它表现了在失去传统价值观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分崩离析和支离破碎,反映了当时处于新旧交替下美国南方的社会状况与南方人内心的悲痛,揭示了在失去理性的时代里人们心中的种种喧嚣与骚动。本文通过达尔形象的论析,对现代人身上的畸形和病态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把福克纳对南方及南方人民的热爱表现的更加深厚。论文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力求对达尔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全面的解剖,从而展现出这个形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论文包括叁部分:第一章介绍了达尔之渊源。从“约克纳帕塔法的达尔”和“西方文学‘疯子-先知’传统中的达尔”两方面来阐述达尔这个人物产生的生活基础,交代其时代背景及文化历史传承。同时阐明福克纳深厚的南方情结,在此种情结的观照下,更好的理解达尔这个人物形象。第二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达尔的双重性。在传统与现代新旧交替的时刻,福克纳本人呈现出双重价值观,他的这种矛盾性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一方面达尔的言行呈现出疯子的特征,现代社会的隔膜与异化及家庭爱的缺失导致达尔最后走向死亡。另一方面,达尔作为先知般的人物,全知全能的了然一切,对社会有着清晰深刻的洞察力,对人类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成为神话隐喻下的“另类基督”。此外,作为南方基督教作家,福克纳的创作深深的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作为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对于意识流、内心独白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第叁章阐释达尔的价值与意义。结合福克纳经常提及的“他们在苦熬”与“人是不朽的”两个观点展开分析,表现福克纳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深忧虑。达尔代表了南方穷白人的生存状态,达尔的反抗虽然失败但是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是不朽的,“苦熬”本身就是“不朽”,福克纳对此给与了非常大的信心。福克纳通过塑造达尔的形象,对美国南方穷白人及所有的南方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思考,并作出了积极地努力。达尔作为先知般的拯救本德仑一家的关键人物,最终却被关进了疯人院,间接地宣告了其人生的终结。而在隔膜与异化下的本德仑一家的愚昧的表现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达尔悲惨的结局令我们哀叹和深思,达尔的疯子-先知般的表现在文学史上增添了一抹灿烂的光辉。作品中福克纳所塑造的人物,都是他心中对古老南方传统及道德重建的希望,他不会放弃希望。福克纳在南方情结这根纽带下,探讨了整个人类的“苦熬”和“不朽”,肯定了人类凭借“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终将战胜困难“永垂不朽,流芳百世”。
石洁[6]2010年在《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及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福克纳因素》文中研究表明摘要:1934年,福克纳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此后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期,终于在新时期得到了重点的译介。彼时,福克纳小说中的艺术特色契合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话语,而译介活动的改写,又使之与中国文学内涵更加相符。经此,福克纳进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为中国当代小说注入了许多新鲜元素,本文将这种经译介改写后的影响称之为“福克纳因素”。这一概念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属于福克纳作品的独特文学因素,在其他作家笔下表现得不彻底、不典型;二,必须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存在着切实可循的影响。“福克纳因素”既是基于福克纳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也是与中国当代文学话语的需要和译介活动的建构密切相关的。本文将福克纳因素归为以下叁个方面:一,“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及与此对应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艺术世界;二意识流创作手法;叁,纠结缠绵深邃的语言特色。本文第一章论述的是福克纳艺术特色的构成。福克纳诞生在在纵向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横向的美国南方文学的结点上。这两点影响了福克纳的创作,也影响着人们对福克纳的理解和接受。在论述其艺术特色时,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择“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意识流创作手法和语言特色进行论述。第二章关注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及新时期的文学话语。在译介时期上,主要关注的是新时期。在综述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新时期的译介与中国当时的文学语境之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福克纳的改写和定位,也影响了读者对他的理解和接受。第叁章论述译介活动与中国当代小说中“福克纳因素”的关系,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语境的前提下,根据切实可循的影响轨迹,论述余华、莫言、苏童小说创作中的独特艺术空间、意识流以及语言特色等表现形式。
何非[7]2019年在《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与形式革新》文中提出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作品中,传统的小说观念和形式被弃如敝履,各种各样的形式创新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用游戏化的姿态对待小说语言的使用和文本的物质呈现,在叙事上以元叙述和碎片化的策略打破传统小说的封闭性和完整性,用各种体裁、话语的杂糅和拼凑打破小说的体裁界限,使小说成为形式上的四不像。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革新并非无意义地为新而新,在其驳杂的外观形式下,蕴含以“体验形式”为意义能指的表达方式:在其绵延无尽的形式体验中,后现代主义小说试图跳出被定义、被描述的窠臼,摆脱逻各斯的茧缚。从这一点来说,对后现代主义小说而言,形式即是内容。
陈必豪[8]2019年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福克纳南方庄园小说中的长子继承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上美国南方庄园采用长子继承制,这一传统在福克纳南方庄园小说中得以再现。《押沙龙,押沙龙!》《喧哗与骚动》和《去吧,摩西》这叁部南方庄园小说都涉及长子继承制,由此引发子嗣之间的矛盾冲突,凸现出转型时期的南方社会变迁。表象上对长子继承权的争夺,实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它具体表现在叁个方面:盲目崇拜与主体性觉醒的博弈,保守怀旧与世俗功利的博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博弈。其中有混血儿为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格向白人兄弟发起的挑战,还有白人子嗣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正是这些矛盾冲突加速了南方庄园的衰败。最终传统的长子继承制被现代社会理念所取代。
胡英[9]2017年在《怪诞与恐怖:《押沙龙,押沙龙!》的伯克式崇高美学效应》文中研究表明威廉·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里尽情描摹丑陋社会里的丑陋人性,再现美国旧南方逝去的可怕世界。然而,怪诞、恐怖、死亡等不仅没有吓跑读者,反而持续挑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令读者痴迷不已。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埃德蒙·伯克以“死亡”和“恐怖”为核心的崇高理论为解析福克纳对旧南方父性文化“丑”和“恶”的暴露与批判提供了别样视角。作家在作品里运用权威、黑暗、丑恶、怪诞、恐怖、死亡等元素,探讨两性的命运与家族的悲剧,营造出独特的伯克式崇高美学效应,体现出对不合理的父性社会秩序的批判与救赎意识。作品的虚拟世界之丑与艺术之美最终达到了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 自我的神话[D]. 池大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时隐时现的福克纳[D]. 冯舒奕.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3]. 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D]. 朱宾忠. 武汉大学. 2005
[4]. 论威廉·福克纳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D]. 魏旭. 山东大学. 2009
[5]. 酝酿于南方情结的疯子先知——达尔形象论析[D]. 李玉佳.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6]. 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及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福克纳因素[D]. 石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7]. 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与形式革新[J]. 何非.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8]. 传统与现代的博弈:福克纳南方庄园小说中的长子继承制研究[J]. 陈必豪.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9]. 怪诞与恐怖:《押沙龙,押沙龙!》的伯克式崇高美学效应[J]. 胡英.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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