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183;考德威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先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声论文,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威尔论文,克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激进社会思潮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如日中天，流派纷出，极一时之盛，但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对于西马的要旨和现况，除了佩里·安德森等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学人还闻所未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三十年代“人民阵线”时期，把它完全等同于经济决定。即便是雷蒙·威廉斯，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也作如是观。直到1970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造访剑桥，连开两场讲座，威廉斯才恍然大悟，马克思主义并非全都主张经济决定论。对此，威廉斯感慨万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地理临近，但文化相距遥远。①其弟子特雷·伊格尔顿也深有同感。他以一贯的戏谑的口吻调侃英伦学界敌视欧陆理论的狭隘作风：欧陆的新思想跨过英吉利海峡登陆多佛港，须经海关检验，证明无害方能入岛，否则一律发回原产地。②这种文化隔阂的主因，源于政治和文化传统。按照佩里·安德森的分析，近代以来，由于改良主义在政治领域大行其道，经验主义在哲学文化占据主流，英国学界始终抵制欧洲大陆的时新思想和系统理论，因而缺乏一套总体性的社会研究理论，也缺乏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③很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患上了理论自卑症。伊格尔顿曾激愤地写道：“目前，任何企图建立一门唯物主义美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这不仅因为这个领域牵扯的问题众多，而且还因为，从英国背景入手介入这一领域简直就是自动取消了发言权。英国让人敏锐地感觉到，它缺乏一种传统，是欧洲收容的房客，一位早慧的、但都是寄人篱下的外来人。”④英国学术文化注重经验分析，不擅长系统的提炼归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如果就此推断，英国向来缺乏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绝对是无根之词。实际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虽说总体成就与欧陆西马无法比肩，但它的若干论断和命题，已发后世西马文论的先声，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人只顾凸出它僵化教条的一面，而未能审视其烛照之见。
19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而来，英国政府应对无术，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左翼政治异军突起，知识分子左转蔚然成风，文学创作和批评也日益激进，出现了《左翼评论》和《现代季刊》等名重一时的左派刊物，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运而生。由于草创之初，更兼时政需要，此刻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多为政治宣传和社会鼓动的应时之作，鲜见广博精赅的名篇巨制。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遵循的路数，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生产方式、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经济决定论色彩浓厚，机械教条的弊端显著。在这一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当中，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拉尔夫·福克斯和埃里克·韦斯特最负盛名，堪为翘楚。而在这三人当中，考德威尔的成就最为卓著，影响也最为深远，有“英国的卢卡奇”之美称。⑤
考德威尔(1907-1937)出身于报人世家，中学毕业后投身新闻界，当过记者，办过航空出版社，写过大量的侦探小说，出版过好几种科普读物，还发明过一种无级变速器。他素有打通文理、成就一家之言的壮志，寝聩文史哲社，旁涉自然科学。1934年，他在友人的影响下，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于同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5年，他完成了《幻想与现实》一书的初稿。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底，他响应英共的号召，远赴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政府。1937年2月，他因掩护战友撤退而牺牲。在考德威尔遗留的大量手稿中，最重要的是两部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幻象与现实》(1937)和《传奇与现实主义》(1970)，涵盖了他文学思想的全部精义。
《幻象与现实》为英国首部马克思主义文论专著，1937年首发，1946年出新版，后来多次重印。全书12章，分两大部分。前六章旨在探研诗(即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变，后六章重在阐述诗学的基本原理。考德威尔把诗的起源流变与社会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平行比较，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诗的性质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关，诗的发展与社会劳动分工同步进行；诗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状况，而且在思想风貌和形式技巧上也与社会发展阶段遥相呼应。《传奇与现实主义》是一部短论，大体承袭了《幻象与现实》的思路，主要探讨了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文学的形式内容如何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相互对应。其中诗歌部分与《幻象与现实》多有重复。
由于时代的氛围、撰写的仓促、斗争的迫切，这两本书的经济决定论色彩浓厚，个别论断牵强附会，不过，考德威尔的失误并不在于他在经济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寻找对应关系，因为在一些文类和作品当中，这种对应关系的确存在，有时还相当明显；他最大的问题是，过度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决定作用，仿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文学的方方面面，并由此而得出了一个十分笼统的结论：近代英国文学都是资产阶级文学。例如，15世纪之后，英国社会开始具备资本主义性质，他就把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概定性为“资本主义诗歌”，显然这有悖于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内，还出现过大量的反资本主义诗歌，例如，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疾苦的民谣俚曲，反映封建贵族思想情趣的田园诗歌。考德威尔过于强调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影响文学创作的其他因素：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作者境况、读者接受以及文体演变。对于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而言，这些因素的塑造作用可能更加明显。
考德威尔在行文论说之际，正值苏式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盛行之时，乔治·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著作还没有译成英文；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大规模译介到英国，还要等到三十多年后。因此，在他的参考文献中，只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而不见西马理论家的踪影。这足以说明，他对于当时欧陆新兴的西马理论不甚了了，但是，他的诸多论断却与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西马理论家有契合之处，显示出惊人的预见性和洞察力，放在同时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更显得戛戛独造。他的艺术幻想功能与恩斯特·布洛赫的艺术乌托邦功能、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文学解放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对长篇小说认识论的探讨，与吕西安·戈德曼对拉辛古典悲剧的论述多有交集；他对大众文化的性质的研判与西奥多·阿多诺等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如出一辙。
艺术的乌托邦功能和解放功能
从标题到内容，《幻象与现实》一书始终在暗示：作家总是以幻想的方式去解决现实世界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功能，无论在早年的节庆仪式中，还是在后世的神话、诗歌和小说当中，或明或暗，均有体现。考德威尔认为，诗产生于部落生活的节庆仪式，是严酷的生存现实在人的脑海中催生的幻象。诗对来年五谷丰登的憧憬，成为激发人们辛勤劳动的精神动力，“在剧烈的舞蹈动作、刺耳的音乐和韵文催眠性节奏的震撼下，人脱离了不播种就没有收获的现实；他被投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谷物和果实在幻想中应有尽有。幻想的世界变得更为真切。音乐逐渐消失后，那没有耕耘的收获如同就在眼前，促使他为获得成功继续努力”。⑥在这里，诗充分发挥了乌托邦幻想功能，为人们创造了五谷丰登的理想世界，去补偿现实生活的困苦和乏味，“要是没有异想天开地描绘充盈的粮仓和收获的欢愉的仪式，人就难以正视从事收获多需的艰苦劳动。有一首丰收歌助兴，工作就进展顺利。”⑦而以艺术为手段逃避丑恶的现实，憧憬美好的未来，正是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最重要的美学观点。
恩斯特·布洛赫早年以《乌托邦精神》一书闻名于世，晚年以三大卷《希望的原则》为压轴之作。终其一生，布洛赫以批判异化劳动、揭露经济剥削为己任。犹太教的救世主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明暗交织，贯穿精神历程的始终。但与绝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布洛赫对无阶级社会的追求矢志不渝，对人类的未来高度乐观，虽说他本人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布洛赫没写过系统的文学理论或批评专著，他对文学和艺术的见解都是零星的，散见于各式哲学著述，后人从中辑录出文集《艺术与文学的乌托邦功能》，为总结布洛赫文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言以蔽之，所谓文学的乌托邦功能，指的是文艺作品具有憧憬未来理想社会的功能。在布洛赫看来，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但可以反映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体现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烛照出当前社会中没有、但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为读者和观众带来希望，为社会变革提供动力。⑧他在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文化价值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阶级的目标：它的话是针对未来的。任何重要的哲学或艺术都有助于(人类)未来的成熟”。⑨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演进而逐渐展示出来。他对文学艺术乌托邦功能的阐发和优扬，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思想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处主要在于，前者突出上层建筑(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后者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以上层建筑的发展来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文化批判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正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夙愿。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对马尔库塞多有启发，后者的艺术解放论即脱胎于布洛赫的文学乌托邦功能论。
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方殷，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反共氛围凝重，左翼人士纷纷变节，解放事业渺茫无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陷入低潮，实证主义主宰的社会科学研究，千方百计为资本主义现状辩护；在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故步自封，沦为机械的教条；在欧洲，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力的西马理论家热衷于批判资本主义自身，无心另起炉灶，勾画另一幅社会图景，取而代之。而马尔库塞却怀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沧海孤舟，逆流而上，试图从艺术中发掘出社会解放功能，做文化上的抗争。为此目的，他在《爱欲与文明》中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突出了社会因素对个人心理形成的作用，揭示了性心理压抑与经济压迫之间的隐秘联系，使之由个体心理学变成社会心理学。他在书中着重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借助于幻想，创造出生活幸福、无忧无虑的形象，从而颠覆了压抑性的现实生活。⑩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阐述了精神分析学一个核心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压抑为代价的。主要依据是，人类在获得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强制性劳动和压抑性本能，是不可或缺的。由于物质匮乏，人必须勤奋工作才能生存；人的无意识中潜藏着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需要用法律和秩序加以驯服。马尔库塞则提出，非压抑性的文明是可能存在的。首先，压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匮乏问题终会得到解决，人类就不再承受压抑之苦；其次，人类无意识中储存的记忆与幻想具有解放的潜能。记忆当中包含着满足的形象，对以往自由和幸福经历的回忆，可以质疑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劳动和压抑行为。在马尔库塞看来，一切真正的艺术的目的在于“否定不自由”，(11)通过创造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景象，表现了幻想中的解放性质的内容。幻想替未来提供了幸福生活的形象。艺术反抗现存的秩序，拒绝服从压抑和支配，投射出现存秩序的替代物，至少超现实主义者就这样做过。(12)
认识论与世界观
在前人眼里，18世纪的长篇小说与同时代的牛顿物理学，二者并无交集，当年没有哪位小说家与牛顿过从甚密，对他的物理学感兴趣，受过他的启发，而牛顿本人也不是小说的爱好者，更没有对小说创作说三道四。然而，深谙物理学的考德威尔却发出惊人之论：从18世纪的笛福到19世纪末的哈代和吉卜林，英国传统长篇小说的认识论模式，与牛顿经典力学的认识论模式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众所周知，自从创设之日起，直到20世纪初，牛顿的经典力学一直是物理学界的不二法则，在考德威尔看来，它的认识论中暗含一种主、客体相互分离的思维方式：自然界是一种绝对客观、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封闭世界，其运行规律有待于人们(主体)去发现。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有其对应物，那就是18世纪兴起的传统长篇小说的认识论：作者基于社会现实，在小说中创造出一个模拟世界，然后，他与读者一道，以貌似超然的客观态度去审视这个世界：“作者总是以艺术家的眼光瞄准着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物理学的封闭世界，他可以从外部对它进行观察，并且像一个机器似地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它进行了解”；(13)“这个世界像一个自成系统的、四壁封闭的西洋景，只有一面墙壁留有一个可供读者窥视的小孔，它被抛进语言的社会天地中，作为一个单独的客观存在物躺在那里，供任何读者观看”。(14)由此可见，长篇小说的认识论模式与牛顿经典力学的认识论模式遥相呼应，二者有着形式的相似性，形成一种同构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考德威尔只指出了这种同构关系的存在，却没有深入探讨这种现象的由来。
到了19世纪末，新的科学实验证明，观察对象并非绝对客观，其性质随着观察者所在时空的变化而改变，牛顿经典力学的认识论陷入危机，相对论应运而生，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用考德威尔的话说，资产阶级在艺术、社会和物理学领域确定的种种规范，原本认为是绝对的，现在被发现是相对的：资产阶级观察者的思维本身，是由周围环境所决定的，这些规范是在资产阶级观察者的思维中确立的，资产阶级又把这些规范强加给了环境。(15)这种相对认识论，又与现代主义小说的认识论遥相呼应。在詹姆斯、康拉德和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小说里，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复存在，作者对文本世界的呈现，不再是“一孔之见”，而是多角度齐下。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排除了牛顿物理学和早期资产阶级小说中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观察者”。(16)叙事视角不再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切换，从一个观察者转向另一个观察者，康拉德、乔伊斯等人的现代主义小说即为显例。
考德威尔的这些论述已经颇具结构主义的雏形，与吕西安·戈德曼的研究路数不谋而合。戈德曼是二战后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家，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尤为注重研究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起源。他早年师从瑞士结构主义大家让·皮亚杰，并以卢卡奇的私淑弟子自居。他最重要的文学论著是50年代出版的《隐蔽的上帝》以及后来问世的《小说社会学》。在戈德曼看来，文学作品既是作者个人思想的结晶，也是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是“超个体的”(transindividual)东西。他全力关注的不是作家个人的生平阅历、思想渊源、风格变化以及他人影响，也不是作品如何反映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显现了何种阶级立场，他着重去论述，作者所在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或精神结构，在作品中的形式表现。
世界观是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一个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就是这个集团的精神结构。作者在行文运思的过程中，总是或明或暗地受到自己所属阶级的世界观的制约。作家在写作时，固然可以自由想象，但他的立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受制于他所在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从而使作品世界的精神结构与作者所属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高度吻合。一部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下，取决于它与世界观关系的远近亲疏。(17)
戈德曼倡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批评，旨在发掘作品所表现的世界观与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最能体现这种批评方法的是他在《隐蔽的上帝》中对拉辛古典主义悲剧的精彩分析。(18)作者援引大量例证去说明：以描写古代题材为主的拉辛悲剧，内容与当代生活毫无关涉，然而，剧中主人公的那种不与世俗妥协而消极避世的精神气质，却与拉辛时代法国的一个宗教流派詹森主义的神学主张惊人的一致。詹森主义因世界浮华虚荣，而反对信徒积极入世，要求他们遗世独立，远离政治和社会。这种愤世嫉俗、退隐避世的神学主张和生活态度，得到了当时法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集团“穿袍贵族”的响应和拥护，成为他们的集体意识。在17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主政期间，法国王权上升，资本主义发展，君主集权制进一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该政治集团失去了许多特权，对王室不满，可是，囿于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他们又不敢公然作对，只好忍气吞声，对世事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虽说拉辛本人就是詹森主义者，但是，戈德曼在书中并没有去论证，拉辛作品中的哪些内容来自詹森主义，他反复说明的是，拉辛悲剧的精神气质与詹森主义神学有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与穿袍贵族的世界观遥相呼应。
戈德曼自出机杼之处在于，他没有从文学作品内容人手去探讨创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作品的“形式”入手去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形式”，不是指情节设置、修辞手段、叙事视角等常见的文学手法，而是一种“内容的形式”，即组建作品的精神结构，也就是作者所在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戈德曼的“形式”就是考德威尔所说的“认识论”，二者都是思维模式。
大众文化批判
30年代，大众文化在英国刚一出现，即遭到两股力量的夹击。一是以利维斯为首的自由派批评家，二是以考德威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利维斯认为，在19世纪之前，农业时代的英国文化是全社会共享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雅俗共赏，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为各个阶层所喜闻乐见，但近世以来，这种共同文化却一分为二，一边是大众文明(mass civilization)，也就是广告、报纸、收音机、电影、小报、流行小说等盈利性文化产品，另一边是小众文化(minority culture)，即品位高雅的严肃文学—因为欣赏者数量有限，所以才说它是小众的。大众文明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必然结果，品位低俗，形式单一，了无个性，机械重复。它们迎合了读者大众的卑下欲望，因而盛行一时，而高雅文学的社会影响却日渐式微，可堪忧虑。总的说来，大众文明的危害在于，降低了人的文化格调，刺激了大众的物质欲求，降低了社会的精神和道德水准。(19)
如果说利维斯这一派人马对大众文化(文明)的批判，主要是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考德威尔则更进一步，他为大众文化批判增加了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内容，意在揭露大众文化隐含的麻醉性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其消费主体为无产阶级，内容机械重复，技法一成不变，水平低劣，了无新意，唯一的作用还是负面的，它可以有效地麻痹群众，使之安于沉闷乏味的生活：
“大生产的艺术结果造成一种停滞的平庸的水平。好的艺术很难售出。因为艺术的作用现在是让大众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死气沉沉而机械的生活，在那里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力，泯灭了他们的本能，闲暇时就用电影中不值一钱的幻想，用单纯满足愿望的作品或用纯粹麻痹感情的音乐来麻痹心灵——因为这样，作家赚钱的技术也便同管机器的人的艺术一样沉闷而讨厌了。新闻成为这一时期特有的产品。电影、小说和绘画一样堕落。大量的技术性消遣和人类精神的不断堕落与程式化，成为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工厂生产和工厂技术的共同特征。任何一个不得不依靠新闻工作或者靠写‘惊险小说’为生的艺术家，都会证明他的艺术的无情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现代的惊险小说、爱情故事、牛仔传奇、廉价电影、爵士音乐，或者星期天的黄色小报，构成了今天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即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广大人民的不幸和本能贫乏而来的文学。这是使得作家无产阶级化的文学。它既是真实不幸的表现，又是对这真实不幸的抗议。这种艺术，流行各地，千篇一律，荒唐无稽，充满了对被现代资本主义弄贫乏了的本能的轻易满足，塞满了热情的爱人、豪侠的牛仔和惊人的侦探……”(20)
毫不夸张地说，考德威尔的这段话，预示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阿多诺等人看来，大众媒体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它向大众灌输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大众耳濡目染之下，沉迷于它们创造的幻象之中而无法自拔，偏安于资本主义现状，消磨光了反抗的意志，对于这些文化垃圾，大众毫无辨识能力，最后沦为甘心上当的受众；文化工业的最大危害之处在于，它遮蔽了美好生活的理想，让人误以为眼前的幻象便是美好的生活，(21)有鉴于此，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即在于，指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欺骗性质，进行理性的批判，使其负面意义昭彰于世。
考德威在撰写代表作之际，社会局势动荡，行动优先于思想，很难静下心来全面思考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关系这一复杂问题，另外，他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过滤，这就使他的著述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决定论的痕迹，很多论断简单机械，有生搬硬套之嫌，但其中若干洞烛先机的灼见，却有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显示出他超常的原创性和预见性，遗憾的是，后世的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只强调他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局限性，大加挞伐他的缺陷，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他的理论独创性和预见性。由此可见，思想上的“弑父情结”，影响的焦虑，不仅存在于那些为走出前人阴影而别出心裁的诗人中间，也存在于那些为视角翻新而偏锋取胜的批评家中间。
注释：
①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 and Sociology:In Memory of Lucien Goldmann",in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London:Verso,1983,p.11.
②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Perry Anderson,"Compon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1968),in English Questions,London:Verso,1992,pp.48-102.
④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New Left Books,1976,pp.77.
⑤⑧Christopher Pawling,Christopher Caudwell:Towards a Dialectical Theory of Literature.London:Macmillan,1989,pp.2.,pp.119-19.
⑥⑦(20)考德威尔：《幻象与现实：诗歌起源研究》，载陆建德等译《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1-22、25、110-111页。
⑧Ernst Bloch,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Selected Essays,Cambridge:MIT,1988,pp.141-155.
⑨Jack Zipes,"Introduction:Toward a Realization of 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in Ernst Bloch,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Selected Essays,Cambridge:MIT,1988 pp.xii.
⑩(11)(12)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n:Beacon,1955,pp.140-158,p.144,p.145.
(13)(14)(15)(16)考德威尔：《传奇与现实主义》，载陆建德等译《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34、333-334、378页。
(17)吕西安·戈德曼：《小说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0页。
(18)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19)F.R.Leavis,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Cambridge:Minority Press,1933,pp.13-15.
(21)Theodor Adorno and Max Weber,"The Culture Industry: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An Anthology of Western Marxism:From Lukacs and Gramsci to Socialist-Feminism,Ed.Roger S.Gottlieb,New York:Oxford UP,1989,pp.1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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