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目标，是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石，它们不仅应该结合，而且应该有机结合。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收入分配和格局进行调整，尽量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实现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的统一。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均等分配相互兼顾、协调统一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而那种靠牺牲均等分配来谋求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也就容易呈现不稳定性和周期性。这是因为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还往往是经济畸形和不平衡发展的反映。如上个世纪韩国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国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不如人意，而且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从这些重大的经济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当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时，存在不存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二者兼顾和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呢？
二、中国20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格局演变
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繁荣：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1989年的16909亿元，并一路猛进至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4％，超出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即使是在1989-2001年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9.3％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一路跃升至世界第6位，（注：中国经济时报：《中国20年改革的成就》，2002年10月14日第1版.）成为世界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81迅速上升至1995年的0.388，是世界上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注：世界银行：《中国收入分配差异》，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另外，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至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至0.49。（注：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不仅整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在持续上升，而且，在过去4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也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人数达到1850万人，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人数达到了3595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人均月收入223元。在1996-2000年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同期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呈现一种：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王绍光，胡鞍钢，2002），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加大。
三、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在二者关系上，美国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通过对美、英、德少数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状况，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the secular income structure）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这说明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也即是后来经济学说中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据库兹涅茨估计，倒U曲线从上升到下降，在英国大约经历了100年，在美国和德国大约为60-70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要更大。
另外，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则从另一方面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认为：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要保证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够向利润倾斜，通过收入相对集中于少数人（占人口10％左右）手中来加快资本积累，进而推动二元经济增长和二元结构转变，因此，收入不均等成为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收入分配不公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必然结果。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可以在一个较低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获得无限劳动供给，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大，而劳动占有的份额相对缩小，资本和劳动相对收入的差距开始加大；其次，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看，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同时（刘易斯估计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高出农业部门30％左右），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不断扩大。而一旦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后，劳动力便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必然导致实际工资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差距减少，其次，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资缺口逐渐消失，劳动者个人分配差距缩小。当两个部门的工资差别完全消除时，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也就停止，这被称为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理论分析结论同库兹涅茨依据统计数据得出的实证分析推论完全一致，其寓含的政策含义也即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可以容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的经济增长，经济体系的运行会自发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不必为追求公平目标而损失经济增长的效率。
但是，从理论分析而言，二元经济模式的发展也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第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工资保持一个稳定水平，以保证利润向工业部门的积累。第二，利润和高收入者的收入能够用于国内资本积累和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如果资本积累不能用于实业性投资，而是转向一些奢靡消费或转向国外，则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第三，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要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第四，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失业者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才有可能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
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采取了具有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特征的“赶超战略”，但上述理论分析的二元经济模式所具备的条件并不是完全具备，相反，该战略对于收入分配具有相当的恶化作用。
第一，利润和高收入者的收入不能保证用于实业性投资，而是转向奢靡型消费或转向国外。眼下，各地办公楼越建越豪华，硬件设施齐全，而用于研发的经费严重不足，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不到1％，而此比例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用于研发经费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另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为26.2％，机械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水平的不到5％，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8倍，劳动生产率低下，如煤矿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8％（于祖尧，2002）。
第二，我国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来。相反，当前就业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大难题。据统计，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到了1999年，失业登记人口增长到600万人，登记失业率3.2％。2001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2002年情况，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预计，由于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此消彼长，失业总量还会增加，如果能新增就业800万人，登记失业率可望控制在4.5％左右。（注：赵晓：《论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中评网.）我国二十年左右的“赶超战略”虽然迅速实现的国家的工业化，但其结构调整时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忽视。
四、促进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调整策略
没有平等，则易从内部产生反社会的力量，而没有增长，则易从外部产生反社会的力量。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鉴于我国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同时也应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所导致的潜在不稳定因素。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以促进平等，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动态协调。
第一，进行权力结构改革。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转型时期的无序性联系在一起的，在二十多年开放过程中，随着向企业、个人放权让利的进行，由于法规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使得掌握经济、行政和资源配置权力的一部分阶层人物拥有了大量可以任意享用的以权谋私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官商结合、以权谋私，利用部门垄断、行业垄断进行“设租”，利用内部人控制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资产进行侵蚀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权力改革应集中于打破不平等和僵硬的经济、社全等级，强化法规，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所在，矫正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
第二，打破行业垄断。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与垄断部门的存在也密切相关。垄断部门基本属于高收入行业，垄断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部门的超额净利润是以利润的形式上交给国家，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垄断部门的超额净利润则是留在垄断部门内部，形成一个个的小金库。并且垄断的存在也和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公平竞争原则相背离，因此，打破行业垄断不仅是解决收入分配的一项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建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促进资源在部门间流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保证。
第三，改革教育制度。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和经济、社会分层决定了教育向上等阶层的倾斜，而这种教育体制反过来又加固了不平等的权利、经济和社会结构。在我国目前的教育资金分配上，一方面义务教育的资金严重不足，基层财政负担严重，而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补贴逐步增多，而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又多是富家子弟，众多农家子弟面对高额的教育收费，也只能是望大学而兴叹。教育本身正趋向于增加社会鸿沟，扩大阶层差别。据周文兴的研究表明，教育因子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都有明显的正相关作用，（注：周文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2.1）我们应在进一步增加教育支出的基础上，对已有的教育资金分配使用状况进行调整，保证初等教育的优先权。针对义务教育普遍存在的资金匮乏问题，是否可考虑建立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为经济发展培养对口的专业人才，避免“高级钳工比研究生都难找”的笑话出现。
第四，改革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障碍，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了显著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对劳动力流动严格限制所造成的原有格局，并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福利制度、住房制度、用工制度等，虽然在迄今为止的改革中已经解除了很多，但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因此，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今后宏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手段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整。初次分配经由市场，再分配经由政府。在当前价格已经放开的形势下，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形成，政府不宜再对价格进行规定以影响国民收入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但政府可以运用财税收手段来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在税收调节上，应进一步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登记制度，进而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实施创造条件；结合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和利息税的开征，可否考虑对利息税的征收采取累进税制；在支出方面，加大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增加对农林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