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伟[1]2003年在《“高尚”与“卑贱”的距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众社会”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范畴，集中表现为“生产高度工业化、生活高度城市化、文化高度大众化”叁大特征。在以往的教育研究中，对于“大众社会”及其表现出的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征的关注尚不多见。为弥补该领域的一些不足，本文禀承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旨趣，运用“社会文本”分析方法，以“大众社会”为范畴，将“学校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视野，着重发掘学校与社会的文化关联，并将大众文化与学校的关系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本文将“社会控制”作为文章的理论核心，在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中所着力凸显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这一命题的内涵。考虑到目前在“大众”概念的界定及使用中存在的混乱情况，本文独创了“形式大众”与“意义大众”两个新概念，将以外显的物质性因素联合起来的大众称为“形式大众”，而将以内隐的精神性因素联合起来的大众称为“意义大众”。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基本理论假设：大众社会中的学校是社会支配集团试图把“形式大众”转换成“意义大众”，以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高尚”及“卑贱”这样两个对立的概念作标题，其目的在于通过概念上的对立来隐喻性地映射一种文化上的对立状态。本文即旨在揭示学校文化如何生产、制造并利用这种文化的对立状态，从而如何通过这种对立状态来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 在方法论上，本文借鉴了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综合性视野，突破了以往同类研究中所采取的单纯的教育学关怀取向，并将研究的价值导向升华为一种超越了基本教育问题的生存论意义反思，即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必须体现一种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本文并非要描述一个“对象化”了的学校文化，而是着力挖掘学校文化背后折射出的教育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来阐述这样一个生存论命题：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
吴锦[2]2016年在《身体的印记：乡村教师生命形态研究》文中认为在深化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然而,在当下社会,乡村教师不断遭遇边缘化,社会地位迅速下降,沦为“边缘化的打工者”,乡村教师整体的生存状态堪忧,其生命质量亟待提升。本研究聚焦乡村教师生命形态,并以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关怀乡村教师生存状态,超越教育学的视角研究乡村教师,试图从本真层面理解乡村教师的生命形态。研究从身体理论出发,面向乡村教师身体,结合笔者对Y村小乡村教师生存状态的调查以及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再解读,考察了国家权力规训下的乡村教师真实而多样的身体形态。研究发现,在乡村教师身体不断国家化、专业化过程中,国家、社会、个人、文化、历史等因素的重构使得乡村教师的生命形态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一方面是乡村教师积极地以充满爱的身体、力的身体以及主权的身体,践行着乡村教育事业,展现了其身体主体性张扬的一面;另一方面是透过乡村教师的身体,进入其内心世界,所观见的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与隐忧。伴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教师已跌出了乡村精英的圈外。乡村教师的身体不断遭遇边缘、分裂与污名,身体资本匮乏,沦为新时代的“犬儒”,致使乡村教师整体的生命呈现无意义与无价值感,严重影响了乡村教师身体主体性的张扬,抑制了乡村教师生命深处的教育活力与创造力。基于以上分析,为进一步改善乡村教师生存状态,丰富乡村教师生命品质,不断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必须从国家政策系统、社会支持系统以及乡村教师个体等维度着手改革和完善:在政策之维,应切实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政策,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正义性,并促进行政理念由管理到服务转变,提升对乡村教师的人性化关怀;在社会之维,应致力于提高乡村教师的文化资本,增加其社会资本,使其成为乡村社区的知识精英,进而摆脱原子化生存状态,获得广泛而稳定的社会支持;在个体之维,应从重塑乡村教师“公共性”身体与促进其身体主体性的回归两方面来提升乡村教师内在生命品质,使其获得自主性发展,铸就崭新的生命形式。如此,方能系统地建构指向幸福的乡村教师生命形态。
张丽琴[3]2007年在《在场与缺席》文中认为本文是以学校场域中学生话语的文化生态为主题开展的研究。本研究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为背景，认为在学校文化生态这一小系统中理应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只有和谐平衡的生态环境才能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发展。而在任何看似稳定和谐的背后却充斥着争夺、抗争、不和谐的因素，同样对于看似平静、没有任何纷争的文化传播时空中的学校来说，其文化生态系统也不例外。研究者选取了学生话语这一微观层面来力图透视其背后所折射的文化蕴意，即学生文化，从而揭示学校文化生态的实然状态。在调查研究中运用了人种志的研究方法，深入一所普通中学进行实地研究，透过其教育场域我们看到的是代表各自文化势力之间的冲突与磨合。教育传播的背后隐藏了一个话语对抗的非和平空间。一方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老师：他拥有自己的话语形式，体现出其主流文化的宰制性；另一方是学生，在传统与经典的教育传播范式中充当“戏剧的观众”，无法插手传播的制作与传递。“人是符号的动物”，话语是人言说自我显示存在的特有方式。话语代表着言说者的立场、文化，学生话语是学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构建和谐平衡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作为学生文化表现形式的学生话语理应受到尊重、理解，但是在学校场域中，作为主流文化的教师文化仍然占据话语霸权地位，而代表学生文化的学生话语被遮蔽，造成了学生身份的在场与学生文化的缺席。学校文化生态系统中各文化之间应有的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由于学生文化的缺席而导致文化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破坏，造成了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如何构建和谐平衡的学校文化生态环境?研究者认为首先要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去检讨自己的文化，使学校间的文化类型达到整合，保持各类型文化之间的弹性和必要的张力。在学校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时空建构中，特别要关注被遮蔽的处于边缘化的学生文化，了解学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而能够从深层意义上去理解学生文化，尊重学生文化。
杨跃[4]2004年在《理性与躁动》文中认为“培训”这一大众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教育活动，却长期处于教育研究视域之外。本研究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将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近乎全民的“培训热”这一文化现象作为透视时代文化特质与社会性格的窗口，将大众“培训热”的考察深进社会学的核心主旨和潜隐议题：“现代性与焦虑”：分析了“培训热”投射出的种种大众“焦虑”心态：个人(包括家长)的“饭碗焦虑”、“成功焦虑”、“身份(自我认同)焦虑”甚至“身体焦虑”以及企业与员工间的“信任焦虑”。正是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种种“焦虑”造就了培训的火红和混乱。繁荣与无序并存，理性与躁动共生，正是当下中国“培训热”的真实写照。在现象白描的基础上，又着力分析了“培训热”所蕴藏的“社会焦虑”如何被社会本身所建构?“全球化陷阱”、“专家神话”、“媒介权力”这些“匿名权威”如何为大众焦虑的社会建构推波助澜。 本研究秉持“面向现象”的研究方法论，借鉴了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符号学等视角和方法，尝试多维度的社会研究，综合运用了访谈、现场观察、文本分析等多种方法，透过不同视角洞察种种“培训热”表象，解读当下中国大众情感的生存境遇及其困厄的社会根源。本研究不是对“如何进行和选择培训”等问题进行的规范性研究，而是试图透过“培训热”的各个“窗口”揭示出其背后的众生百态和社会特质；并且着力从社会批判视角进行“重思”与“否思”，通过对“培训(教育)公平”和“培训市场化”的追问以及对大众“培训热”的文化审思，加深对“培训热”的人文反思。 本研究通过揭示“培训热”的复杂性说明，表面红火的“培训热”正是中国大众遭遇传统与现代力量的冲突而心生出莫名焦虑的折射!其背后深隐着大众的无助、无力和无奈!透过“培训热”这扇窗口，触摸到中国大众对社会剧变持有的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和缺乏理智的群体躁动。社会的焦躁风气与个体的浮躁心理，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强化、互为因果。“培训热”绝不意味着我们正迎来一个凯歌高奏并人人受益的“终身学习”时代，也绝不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之建构会如此迅速而容易!我们呼唤信仰和理性的回归，呼唤新的信仰和理性的重建!
闫旭蕾[5]2006年在《教育中的“肉”与“灵”》文中指出多年来，教育研究对身体的定位是：身体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可能性，在心理学中身体甚至被缩化为脑。正是由于这种认识，身体在教育研究中没有被问题化，没有成为理论的增长点，身体之于教育、个体自我建构的意义和作用没有得到重新审视。然而，身体仅仅是我们生命的物质载体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成为诸多视域的研究热点，身体现象学探究身体之于人的本源性意义；身体社会学探讨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性意涵，身体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组织过程所起的作用；身体政治学试图揭示身体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身体文学把本能、欲望作为一种叙事资源。既有的研究突破了身体生理认识框架，身体本身具有了精神性，身体能动起来，身体是行动者，身体是一种实践模式。 既有的身体视野为本研究提供了看问题的“眼睛”。通过身体视角，可以看到“治人”与“治身”、“成”人与“修”身、“身”与“在”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教育场域中通过叁个层面的运作得到体现：教育话语中的身体：承受教育影响的身体；作为实践活动模式的身体。 受“抑身扬心”传统影响，教育研究中身体一直处于“隐身”状态，强调人的能动性、精神性一面，身体被“物化”，身体之于人的本源性意义没有凸显，人的“异化”从“根”上被设定。教育实践中，身体成为权力“规训”的对象，权力对身体进行设计、管理、训导，“役使”身体实现权力的要求。在教育话语抽空了身体、权力“规训”身体的境况下，“身体主体”活动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主要活动表现为听、说、看、读与写。由于受传统文化及功利性价值观的影响，身体主体活动并不利于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这既表现为读与写的功利化、模式化，又表现为他们的活动是在一种压抑与被宰制的氛围中进行的，其切身体验并未真正成为教育资源。教育不重视身体之于个体的本源性意义，并不等于身体不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身体的外部属性、内部感觉、遭遇体验在其自我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面对教育研究中及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身体问题，本研究旨在重新审视身体，探求教育研究“显身”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与生成。
王吉春[6]2006年在《地方、国家与教育变迁》文中指出在传统社会，地方力量在地方社会建构中起主导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具有自主、自治的权力。地方社会的教育就是以一套适应乡土生活所必需的行为规范塑造乡里人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当地社会生活和地方文化整合在一起，是地方社会再生产和文化传承的基本手段。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力图通过传播有利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达到改造地方、巩固政权的目的。在国家的规划下，乡村大力兴办学校。清朝初年的统治者延续了这一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国家逐渐以乡村小学教育取代了传统的教育。但回溯历史，这远非一个线性过程。乡村小学的确立乃是地方力量与国家冲突、妥协和联盟的产物。 当下，“面向现代化”的乡村小学教育，实际上扮演着传播主流文化，体现、实现国家意志的角色。教师、学生、教科书乃至课堂中的文化传承都被打上“国家”的烙印。 与此同时，民族传统文化日益萎缩，濒临灭绝。在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应该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实现这一转变正如已经发生的变迁一样，有赖于国家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和二者的良性互动。
姚剑文[7]2006年在《政权、文化与社会精英》文中研究表明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与转型,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时“道德失范”、“诚信危机”、“信用危机”等频频印入眼帘。今日,当我们承认中国的道德建设问题同样面临着西方开启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冲击的时候,应该说中国理论界对西方学者回应现代化进程而作的对道德危机问题的理论思考的借鉴和参照,就尤显得必要和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问题在于,我国当前遭际的道德危机问题可能更复杂、更深刻,不仅存在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断裂,而且有着中国和西方在不同地域上形成的文化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因此,思考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就不仅需要关注时代性的因素,更需要关注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与西方在文化和社会政治结构差异上所展现出来的独特性因素,亟需作中国社会政治史和伦理实践史的考察。虑及于此,这里遂转向社会政治结构分析的视角,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结合伦理学的分析,以“道德维系机制”为立足点,在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当代中国遭际的道德危机问题。其实,道德能否发挥其功能、保持自身的稳定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践行,不仅有社会道德体系本身的原因,也不仅有法律制度建设、信仰等方面的原因,而且也离不开相应的道德维系机制。一般说来,凡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实现了道德维系机制的转型。路德的宗教改革,恰恰在基督教通过外在的教会维系道德的机制出现危机时,成功实现了基督教通过内心对“上帝”的信仰维系道德的机制转型,为西方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基础,避免了大范围道德危机的出现。本文以结构功能分析和比较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探讨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结构及其解体与当代启示。其中,对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及其解体的分析,并不过多关注道德之合理性、科学性或真理性的形而上学式回答,而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政治结构转型,将道德置于历史过程和社会政治结构当中,探讨道德维系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关系。因此,将道德问题的分析从哲学、伦理学维度转向社会政治学维度,则成为本文的着力点和力求把握的主题,并试图从道德维系的角度,对中国在近现代转型中所遭致的深刻道德危机给予另一路向的解释,继而,从中探讨道德维系与政治、国家政权的关系,将道德的维系置于更稳定、更坚实的基础之上,走出现代化进程所引致的道德危机困局。本文结构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四章。导言以当代中国遭际的道德危机为分析对象,在评述理论界思考道德危机及其解决之道的路向的基础上,引出本文的分析思路,即在社会政治结构当中思考道德维系问题。第一章,主要考察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生成。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孕生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和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社会政治动荡与秩序整合中逐步成型。期间,伴之于历史主体的实践选择: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原始儒家基于“天道”认识的文化道德使命对其的理论型塑和政治统治者基于政治秩序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而对它的自觉接纳与模塑。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生成是
季水河, 季念[8]2019年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源自于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性观念,受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学人民性思想的滋养,得益于“五四”前后所倡导的平民文学观念和中国古代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的主要内容是:提出了人民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肯定了人民是文学艺术的表现主角,强调了人民是文学艺术服务的主要对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复兴之势,但同时也遭遇了挑战,具体表现为人民性内涵向公民性泛化,人民性思想的重点向艺术性偏移等。
参考文献：
[1]. “高尚”与“卑贱”的距离[D]. 周宗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身体的印记：乡村教师生命形态研究[D]. 吴锦. 西南大学. 2016
[3]. 在场与缺席[D]. 张丽琴.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4]. 理性与躁动[D]. 杨跃.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5]. 教育中的“肉”与“灵”[D]. 闫旭蕾.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6]. 地方、国家与教育变迁[D]. 王吉春.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7]. 政权、文化与社会精英[D]. 姚剑文. 苏州大学. 2006
[8].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J]. 季水河, 季念.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