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纪念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革命动员需要建构有解释力、感染力的革命话语，才能形成革命的集体意识，进而促使各方面力量认同、支持和参与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利用了多种契机，采用了多种方式和载体，五四纪念是其中之一。借助五四纪念的表达与动员功能，中国共产党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诠释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力量和前景，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精神支撑。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样本，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
2000年前后，农资流通体制改革的浪潮摧枯拉朽。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姜友善最终决定走出体制，自立门户。他不敢忘记“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特意将“忠仁”二字当做新公司的名字，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忠于服务“三农”的事业。公司、环境、人都在变，但姜友善与中阿撒可富兄弟般的感情却始终没变。
一、厘定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对于中国革命的阶段划分具有标识意义。阐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诠释中国革命的发展大势，这是革命话语建构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1925年4月，瞿秋白在纪念五四时提出，五四运动前，中国革命局限于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运动或士绅阶级的排外运动，没有群众的参与和反抗；五四运动反对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并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打破了天经地义的“尊洋主义”。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1]152。瞿秋白通过五四运动前后的对比，说明了五四运动较之以往革命的不同特点，并结合五四运动发生的国际背景，以世界眼光审视五四运动，将其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的分界线，实际上肯定了五四运动对于中国革命阶段划分的标志性意义。与此同时，张太雷回顾近代民族运动发展历程之后，认为五四运动是“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适应时代潮流的结果，“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2]86，87。这一判断将五四运动置于近代革命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五四运动组织性、群众性的特点，“新纪元”意味着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和新阶段的到来。
在此基础上，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3]558。这一定位为中国共产党内和学术界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奠定了思想与认识的基础，成为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的基本依据和时空坐标。此后，五四纪念成为常态化，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扩充了五四运动的价值内涵，确认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强化了对五四运动的意义认同。1940年5月，吴玉章在纪念五四运动21周年报告会上指出，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4]。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专文介绍五四运动，仍然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端的节日”[5]。类似评价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的基本判断，延续至今。尽管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官方的评价没有变化。确立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创设了前提，为进行革命动员、凝聚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才使中国革命话语建构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诠释中国革命的对象与任务
革命话语建构，需要明确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五四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尽管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表现了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态度，以行动诠释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6]133。借助五四纪念，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说明了为何革命、革谁的命等关乎中国革命合法性的问题。1924年4月19日，陈独秀、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开展五四纪念时，“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7]568。广义而言，五四运动包括五四爱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狭义而言，五四运动仅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五四纪念往往涵盖二者。“恢复国权运动”的实践指向是反帝，“新文化运动”的实践指向是反封建，这是中国革命任务的具体表达。1932年5月，瞿秋白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指出，“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8]520。这里同样阐释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权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利器。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依据五四运动的经验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3]562。因此，中国共产党借助五四纪念，重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强化了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的共识，为中国革命对象和任务的合理化提供了历史佐证。
三、阐释中国革命的力量
五四运动中，商人通过罢市表达对学生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在瞿秋白看来，五四运动的主力表面上是学生，“实际上上海商人的罢市要求及各地国货商人的努力参加，很明显的表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之第一步”[12]102。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作用的肯定。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参与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自身发展的要求。瞿秋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既然到了一定的程度，民族觉悟和社会觉悟必然要要求摧废一切旧式宗法社会的关系，以撤除资本主义发展之思想上、社会上的种种障碍。”[12]102～103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的诉求必然表达出来。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毛泽东在阐释推动五四运动的社会力量时，认为当时形成了“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3]558，实际上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应当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五四运动的历史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工人罢工是推动五四运动纵深发展的重要力量，若是没有工人的参与，五四运动既难以持续，也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五四运动“开始冲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从此发现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会的组织”[1]152。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使它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成为革命的组织者、引领者。在瞿秋白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8]520。这里借助五四纪念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重要标尺。革命需要政党领导，五四运动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张太雷认为，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政党领袖，“象一盘散沙样”，“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2]87。这里结合五四运动的历史，说明党的领导对于革命力量凝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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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推动革命的力量是什么，这是革命话语建构必须回答的问题。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发起，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参与使运动走向深入。借助五四纪念，中国共产党说明了青年学生、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并强调了农民阶级、党的领导的作用。1921年5月4日，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学生界以直接行动反抗世界强权，“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并期望中国学生“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9]292。五月一日是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将五四与五一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赋予青年学生世界责任和担当，是对五四运动地位和青年作用的重要提升。1923年5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纪念五四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要求学生参与政治，一是“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是“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10]177。借助五四纪念向青年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行动要求，以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大革命的实践，而不能成为革命的旁观者。1926年5月4日，张太雷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提出，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中国学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地位的重要从此闻名于全国及全世界”[2]139。肯定学生在全国及世界的影响力，旨在激励学生投身革命，成为革命的行动者。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国际性，更需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更需要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为此，1938年5月4日，周恩来给《新华日报》题词，号召全国青年保持并发扬五四的历史传统，坚持抗战到底，成为文化抗战的先锋。毛泽东寄望全国青年和文化界认清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3]560。如此，在动员青年投身抗战的同时，指明了青年成长的正确道路，既彰显了青年在抗战中的作用，也充分肯定了工农在抗战中的地位。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推出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特刊，发表朱德的题词，号召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发扬五四传统，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为实现民主作不屈不挠的奋斗”[11]。这是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对青年进行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青年的呼唤。因此，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注意利用五四纪念阐释青年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使青年认清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四、预设中国革命的前景
中国革命的前景如何，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什么，这是革命话语建构不可缺少的内容。预设明确的革命前景，才能激发革命热情，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参加革命。1924年，瞿秋白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残一切旧宗法的礼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13]526由民族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逻辑，也是五四运动带来的革命前景。1925年五四纪念时，瞿秋白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实行普通选举，仗着广大的农工平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1]154。这一关于革命目标的设想，初步表达了对民主、独立共和国的追求。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14]69。独立、自由、幸福是全民族的向往，毛泽东将这些要素嵌入新中国的蓝图，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和期待。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时，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后，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3]563，这是关于新中国国体的设想，表达了人民主体地位和对民主、共和的憧憬，成为新中国国体的雏形。194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社论稿时，再次号召“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15]186。如此，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利用五四纪念申明了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并赋予新中国新的内涵。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革命预设的目标成为现实。
五、揭示中国革命的精神支撑
投身革命就要奋斗、就要流血、就会有牺牲，革命需要精神支撑，五四形成的革命精神是激励青年和社会各界投身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纪念五四时，注意揭示五四运动蕴含的革命精神，在传承五四精神的同时，凸显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为中国革命提供精神支撑。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指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16]130，从这两个方面来概括五四精神，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因为革命只是开始，需要“直接行动”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实现革命目标；革命过程中将遇到不少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需要“牺牲精神”支撑才不会退缩或妥协。1924年5月，恽代英在论及五四时指出，五四运动之所以著名，不是因为打几个卖国贼，也不是因为排斥日本，而是因为“普遍于青年界的革命精神”，“不顾一切的前进”[17]302。五四精神是在反帝反封建过程中形成的，是完成中国革命任务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1924年5月，李大钊在《这一周》的短文中指出，五四是全国学生膺惩卖国贼的纪念日、对帝国主义实行总攻击的纪念日，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10]397。传承五四精神，目的在于完成五四运动的未竟之业，达成革命目标。张太雷针对大革命时期学生内部的分裂，要求“回复五四学生团结精神”[2]143。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其转化为支撑革命的精神力量，这是五四纪念的旨趣所在。为纪念五四，1939年、1941年《新华日报》分别发表社论《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发扬五四革命精神》，以求通过弘扬五四精神，激励青年和全民族投身抗日战争的实践。由此，五四纪念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动员，为中国革命提供精神支撑。
口语交际的评价涉及“说”和“听”两个方面。因此最佳的考试方式应是口试。命题必须预见到通过评价能正确了解到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应对能力，交流的和谐、文明程度。具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伴随五四纪念的延续，五四运动蕴含的革命意义被充分发掘和释放出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依托。中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话语之所以要借助五四纪念，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其一，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初形态，回溯五四、诠释五四的过程，即是中国革命话语建构的过程，话语建构在追溯历史的自然状态下进行，减少了话语建构的阻力。其二，五四运动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要素，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列问题，借助五四建构革命话语具有示范性和解释力。其三，参与五四纪念的中共领导人或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亲历者，或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对于五四运动有深切感受和体会，借助五四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增强了革命话语的权威性与说服力，提升了革命话语的可信度与亲和力。
[参 考 文 献]
[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吴玉章.关于五四运动的报告[N].新中华报，1940-05-07.
[5]五四运动介绍[N].人民日报，1949-05-0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1册[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五·四”廿七周年特刊[N].解放日报，1947-05-04.
[1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6]任建树，张统模，吴忠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中图分类号］ D231；K26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2－0005－04
［收稿日期］ 2019-0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52DB044
［作者简介］ 陈金龙（1963-），男，湖南益阳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马建强］
［附注］本文获得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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