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刊本论文,稿本论文,日记论文,翁文恭公论文,兼论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重臣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日记之一。该日记于1925年影印出版后，便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根据影印本标点整理的排印本。在近代史研究中，翁氏日记始终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献史料。
然而，现在看到的影印本《翁文恭公日记》并非日记稿本的原貌，因为当年影印日记时主持者曾对稿本做过遮盖，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删节了一些内容。也就是说，稿本中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在现行刊本（包括影印本和以影印本为底本的各种标点排印本）中均无法看到。
《翁文恭公日记》稿本由其五世孙、现居美国的翁万戈先生保存。在万戈先生的支持下，我们对日记原稿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将坊间流传的翁日记刊本与稿本进行了斟比考证。本文将对这些被删节的内容进行分析，同时也将结合原稿对翁同龢删改日记这桩历史公案略作探讨，相信这项研究对于全面认识翁同龢这位历史人物将会有重要意义。
一 关于《翁文恭公日记》之版本
现存翁同龢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止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即他逝世前七天，持续时间长达46年之久。这一点稿本和刊本完全相同。翁同龢去世后，日记稿本一直由其后人珍藏。
1925年在张元济先生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据手稿将翁同龢日记影印出版，取名《翁文恭公日记》；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时，曾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等丛刊中，根据影印本选录了部分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内容进行标点和整理。此后，台北中研院的赵中孚先生穷数年之力，根据影印本断句标点，整理编排，于1970年由台北的成文书局出版了排印本，取名《翁同龢日记》，并附有人名索引和主要人物小传；197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又据1925年影印本出版了缩印本。在此基础上，从1989年开始，北京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陈铮、陈东林、吴广义、吴杰诸位学者（署名陈义杰），“以1925年商务影印本为底本，对原稿加以辨认，校订和标点”，将翁日记用简体宇整理排印，（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说明”。）仍取名《翁同龢日记》，分6册陆续出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出版除影印本的内容外，整理者还把1938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手稿影印的翁同龢《军机处日记》（即《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一并加以整理，附录于该书之末。这部分日记记事起自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1883年8月9日），迄于光绪十年三月一日（1884年4月6日），具体内容可与影印本《翁日记》相补充。所以，虽然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内容又有补充，但其主体仍是1925年的影印本日记。
二 影印者对翁氏日记的有意删节
影印本日记之所以非全貌，是因为主持影印者通过遮盖处理对日记进行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删节，对此，世人罕知。虽然与全部日记比较起来，删节的部分微乎其微，所占比例极小，但对于研究者全面细致地评论翁氏一生的功过是非而言，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据翁万戈先生告知，影印刊行《翁文恭公日记》是由其尊人翁克斋先生与张元济先生共同主持的。这在张氏为影印本日记所书的跋文中即有清晰的说明。跋云：
有宋名臣，以文学政事显者：曰欧阳修，曰司马光；求之近今，足以媲匹者，其惟吾师翁文恭乎？虽然，吾读宋史，未尝不叹二公遭际之隆，而悲吾师之独厄也。英宗初立，光献临朝，大臣奏事有疑未决者，辄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时左右交构，母子几成嫌隙，修与韩琦从容谏诤，后遽释然还政。哲宗嗣位，宣仁垂廉，光任使相，谏行言听，尝自称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兢兢业业，卒成元祐之治。此故二公之忠诚感格，而亦后之贤明，有以訢合于无间也。文恭当同光两朝，荐登枢要，维时冲人践阼，母后临政，强敌凭陵，国势寝弱。士大夫昌言变法，新旧交争，渐成门户之见。国步艰难，与二公所处正同。公以一身榰柱其间，而卒不免于得罪以去，其困心衡虑，必有甚于二公者。世之人莫由知之。迄于今时移世易，亦几淡焉若忘矣。公之从孙克斋，以公手书日记示余。余受而读之，四十余年大事，粲然具备，小心寅畏，下笔矜慎。然记载所及，偶有一二流露之处，观微知著，益不能不叹公之遭际为可悲也……呜呼，公既不见容于朝，遽被谴谪，正人退而佥壬进，遂酿成庚子之祸。回銮以后，天子幽囚，权臣柄政，国事益败坏不可闻，而公亦抑郁以终。于以知文忠、文正生际圣明，得行其志，以致君而泽民，垂令名于千古者，其中固有天幸在也。余既悲公之遇，且痛世人知公者少，因请以日记行世，克斋韪余言，畀余景印，鸠功岁余，今始竟事，敢述所见，以告读者。乙丑仲秋门下士海盐张元济谨跋。（注：《翁文恭公日记》，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本，“跋”。）
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进士，而翁同龢则为是科主考官，故二人有师生之谊。他把翁同龢比作宋朝的欧阳修与司马光，感叹翁氏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贤明的皇太后，虽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对翁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张元济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并参与了戊戌新政，故尔对翁充满景仰之情。或许正是这种深厚的师生情结，促使张元济决定说服翁克斋，由自己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来影印恩师的日记，并为尊者讳，在影印时使用遮盖等办法，对日记内容进行了若干处小的删节。当然，在删节这个问题上，翁克斋先生所起的作用可能更为直接和重要。现在日记原稿中，凡有删节之处，均夹有长条，指明某页某行遮去不影印。而这些删去的文字，几乎使外间研究者无法觉察出来。可见，张元济、翁克斋在影印日记前做了十分细致的准备工作。
关于这些被遮去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分类对比，大致可区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类系日记所述之当事人在影印时去世未久，直系后裔均尚健在，为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将日记中之微辞，略作删节。
如光绪七年正月初六日，稿本中记云：“午初二敷衍毕，饭后退。访晤绍彭，以风大未拜客归。伯寅以疏稿见示，虽明快，不免粗疏。醇邸以李相复信见示，力驳去信，仍委婉以为一时难办，窥其意，不过为刘铭传圆此一谎耳。忙甚，夜风定。”（注：“翁文恭公日记”，原手稿本，翁万戈先生提供，以下凡引手稿本不再一一注明。）（其中加横线的部分为影印时遮盖删节的内容，为影印本中所无者。下同）日记中醇邸指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当时在皇帝的书房毓庆宫“常川照料”，与翁氏关系密切。李相则指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很显然，这段话反映了翁同龢对李鸿章、刘铭传印象极为不佳。考虑到人事关系，影印者决定删除。
又如，光绪八年三月初八日，稿本记云：“访绍彭，方去腐，极委顿，奈何？杨森荣，庆竹前辈子，号子俊，湖南知县，今无选期，来见。其人能干而过滑，从前在京时似曾冶游也，赠二十金，以世交不得不受。孙世兄传曾，号小吾，生员，心农之侄，两祧。便衣来见。”翁氏对杨森荣为人处事，多有指责，而杨氏与翁家颇有世谊，故被删去。
再如，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稿本记云：“张蔼卿来辞行，谈越事，深诋合肥之偏执畏葸，其尊人颇欲有为，而苦粤东之空虚，甚为难也。此君甚正派，将来可用。夜未雨。”删去“合肥”，显然是为了不影响翁氏后人与李鸿章后人之间的关系。张蔼卿，名华奎，乃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因直隶总督李鸿章丁忧免职，由张树声暂时署理。而其子华奎财在京师广通声气，上串下联，兴风作浪，且与对晚清王朝命运影响深远的甲申易枢事件颇有关系。由这则日记看，翁氏亦涉足其间。近人祁景颐在《
谷亭随笔·同光间之南北派》中说：
甲申三月事，实起于清流李文忠丁母忧，夺情未起。张靖达署直督，其子华奎，小有才略，向附清流，与二张稔；方谋请以丰润帮办北洋军务，外间传丰润已首肯，而为南派所摄，于是有致高阳书，中有某忝值赤墀，岂疆吏所能乞请，若临以朝命，亦必坚辞。合肥回任，其事乃寝。华奎乃草一疏底，以丰润曾保唐、徐，时法越事起，唐、徐败退，为举非其人，且词连高阳。因王仁堪达于盛祭酒昱，祭酒乃更易其词，严饬全枢。正值慈宁不惬恭邸，与醇邸议，而有大处分之下。外传孙济宁预其事，谕旨即出其手。然济宁已先奉命出外查办事件，早出都门矣。常熟同罢，而留书房，亦颇有人言翁亦知其事也。（注：庄建平编《晚清民初政坛百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此文所述，极关重要。祁景颐乃清季大臣祁世长之孙，另一位重臣李鸿藻之外孙，因家庭渊源之关系，故对清廷高层派系斗争情况颇知底细。其中文忠，指李鸿章；靖达指张树声；丰润指张佩伦；高阳指清流之魁首李鸿藻。二张应指清流中之代表人物张佩伦、张之洞；唐、徐则分别指云南巡抚唐炯与广西巡抚徐延旭。从这段叙述看，轰动一时的甲申政潮，居然是小人物张华奎因个人恩怨而掀起的一场狂涛巨澜。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的时间是从光绪八年三月至次年六月。翁氏记的正是张华奎于其父交卸直隶总督后来京向翁氏告辞回广东时的情况。翁氏称赞“此君甚正派，将来可用”，表明了他对清流派人物的赞赏之情。
第二类是影印者出于对翁同龢的景仰与尊崇，对于那些特别有损于翁氏形象的文字予以遮盖删节，这种文字对于研究翁同龢本人及晚清史的学者来说，恰恰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兹将被删节的文字略述于后：
其一，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初十日，稿本记云：“晴，晚阴，酿雪。谒温丈。送任昂千。阅张生登瀛文数首。荣侄言，今年有东洋人到上海，英夷畏之如神，东洋凡七国，大约日本、琉球之类。其人椎譬佩刀与剑，格杀英夷辄不论，两行英夷为之张盖，今在浦东建屋，将制英夷之出入也，果尔亦快事也。御史刘庆劾按察使李元度情重罚轻，交曾、左查办。”翁氏所记的这些道听途说的传闻，正反映了他当时仇外的心声，故记之尤为详尽。这段反映翁真实心态的记述却被删节了。
其二，同治六年三月初三日，稿本记云：“军机文、汪两公至懋勤殿传旨，将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事折交倭相阅看，并各督抚折奏及信函均交阅。复奏折语多姗笑，大略侈陈咸丰十年保存大局之功，并详陈不得已苦衷，而力诋学士大夫之好为空言，视国事漠然，并以忠信礼义为迂谈；而以正途人员为必能习其算法而不为所用云云，约二千言。督抚折信中，惟李鸿章四次信函推许西士，竞同圣贤，可叹，可叹。伊理堂交部议处。”
在“信函均交阅”之后被删除的这段文字记述了同治六年三月围绕同文馆而掀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同文馆于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成立之后，发展迟缓，科目单调，只有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各馆，由洋人任教习。同治六年正月总理衙门王大臣奕等与文祥联名上书，建议增设天文算学馆，并咨取进士、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生，翰林院之编修、检讨、庶吉士及同等出身之京外各官，即所谓正途人员，经考试合格后录取入学。奕等申明，学习天文算术之目的，乃是为了制造轮船、洋枪之用，因为经历过英法联军之役，奕留京与夷人交涉，感受深刻，故而迫切要求“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此议一出，即遭到守旧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大学士倭仁上书称：“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0页。）对请洋人为教习尤为反对。奕等则据理反驳，并通过皇帝颁布谕旨，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明事体，而倭仁则称疾乞休。数月之间，京师沸沸扬扬。双方在殿廷之上，激烈争吵，几至拂衣。日记中被删去的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翁是同倭仁、李鸿藻等人站在一起的，通观这年三月间翁氏所记，即可知翁氏当时守旧愚昧、闭目塞听之情形。
其三，同治八年三月十一日，原稿记云：“斌椿者，总理衙门当差者也，前数年尝乘海舶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主，称其官为某公、某侯、某大臣。盖甘为鬼奴者耳。”斌椿，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旗人，原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因病呈请回旗，后经赫德延请办理总税务司文案，同治五年受总理衙门派遣，随赫德赴泰西游历，归国后将此行所闻所见著成《乘槎随笔》，介绍泰西风俗，翁氏日记中所讥诮的正是此书。日记稿本中的寥寥数字，反映了翁氏当时对西学之反感与排斥。
其四，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稿本记述天津教案曰：“天津义民杀法国领事，焚其教堂两处，并杀其从人数名。先是，迷失幼孩者多，或言外国剜眼珠及心配照相药，有篷匠乘高见二小儿尾一人，纵迹得之，鸣于官。”这些荒唐愚昧的语言或被认为有伤翁之形象，故而删去。
其五，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稿本原文为：“晴，雪，风甚寒。写诗于图。饭后出城，晤伯寅，以铁云事托函致孙省斋。适郭筠仙来，遂论洋务，其云：滇事将来必至大费大辱者是也。其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直是丧心狂走矣。回横街，答陆绅甫。入城，夜绍彭来谈，至子初始去。致书范楣生。复铁云电。”
文中所言之“滇事”，系指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一案。郭嵩焘光绪元年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次年，被派赴英国，对马嘉理一案表示“惋惜”，并首任驻英公使。郭氏思想开通，眼光敏锐，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力主向西方学习，“以立富强之基”，却遭到昧于时势的顽固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攻击。日记原稿中这段被删去的文字，充分说明翁同龢在那个时期，还与郭嵩焘的思想格格不入，根本说来，仍属于顽固派那个营垒。
三 影印者对翁日记的无意删节
在影印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性的原因，也造成了对日记的无意删节。例如在翁氏手写日记前面与后面的空页上，偶尔还有一些文字和批注，这些文字因不属于日记之正文，也许影印者以为比较零碎，无关紧要，故没有影印。其实，这些文字同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如翁氏光绪十九年日记手稿后面有以下一段文字，被弃而未影印，其文曰：
钱念劬所论人才：
通法文：庆长，郎中，见小；陈季同，滑有参案。
英文：罗丰禄，通人亦好。
西贡有广东人张霈，其子癸酉举人，能主持华人不受法人虐使。
新嘉坡领事，黄公度，有才。前旧金山领事。
礼部主事夏曾佑，庚寅会元，通西法而深稳不谈。
——关期不得用英历；一税务司须归中国人管；
——丝茶宜立公司，先令中国人一在伦敦，一在香港考校；
——使馆食用烟酒宜有定额，不准任意索带。
上述记载，系翁同龢与钱念劬的谈话要点记录。这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史料，涉及当时的几位通达西学的人物。钱恂，字念劬，浙江吴兴人。早年曾入宁绍台道薛福成幕，奉命整理宁波天一阁书籍，编有《天一阁见存书目》。光绪十六年作为参赞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接触西洋事务，眼界大开。归国后，以洞悉外情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倚为心腹。丁酉、戊戌间张之洞一意联日，即派钱念劬前往日本，充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与日本朝野人士广泛结纳，上下周旋，极力扩大张之洞在日本影响。同时，也为张之洞之内政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光绪三十一年钱氏任赴东西洋考查宪政大臣的参赞官。三十三年任出使荷兰大臣，次年又出使意大利。为什么翁氏对钱恂如此器重，对钱氏的谈话要点详细罗列？这又与翁钱两家的戚谊很有关系。
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所记：“钱篪仙为其兄楞仙司业开吊，送奠分四千，楞仙名振伦，戊戌翰林，告归二十余年，主扬州安定书院，遂卒于扬，年六十四。其人颇孤介有学，常熟翁文端，其乙未乡试座主也，以女妻之，而翁婿不相能，每诋翁为不学，士论以此少之。所著已刻者有示朴斋骈文，闻其胎息义山，甚有唐法。又尝与其弟共注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余皆未之见也。近来翰林家居有文名者，司业与临川李小湖。”（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上诲商务印书馆，1920年影印本。）
李氏所说文端，系指大学士翁心存，同龢之父。钱振伦在京师时为国子监司业，乃翁心存之女婿。篪仙乃振伦之弟，钱恂之父，时官京师，与翁同龢往来密切。据翁氏日记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记载：“钱篪先来长谈，饭而去，今日住城内矣。伊与袁君昶爽秋者以口舌有隙，袁欲杀之，并作丑语痛诋，余力劝不足介意，将往平之。”（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455页。）光绪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又记曰：“钱篪仙之子钱恂来京，送中外交涉表，甚好。”（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272页。）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又记曰：“晴，无风，雪未消尽。照常人，来时较晚，四刻退。访晤龚仰蘧星使照瑗，侍郎衔，三品京堂出使。以钱念劬恂属之。归，念劬来，留饭，与谈泰西事，有识见，于舆地讲求有素，可用也。仰蘧以其与薛叔耘有违言，颇致疑，余切箴念劬令改。”（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643页。）
由内容分析，上文所揭被删去有关钱恂论人才的谈话要点，应为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七日日记内容的补充，是日翁氏先为钱恂之事，拜托出使大臣龚照瑷。接着钱氏即来翁宅探问拜托之事。翁氏不但留钱恂吃饭，而且还有许多推心置腹的谈话，这些谈话要点当然不应该被删去。由此亦可窥见钱念劬政治上的发展亦与翁同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 翁同龢本人改删日记的问题
由于我们得以逐页检阅翁日记的原稿，从而又有机会对翁同龢删改日记这个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问题进行新的探讨。翁同龢是否删改过日记，现存稿本应该是最好的物证。
众所周知，《翁文恭公日记》影印出版之后不久，一些细心的学者便发现日记的内容有错乱之处，因此推断翁氏在戊戌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被牵连，曾动手对日记进行过改缮。甚至有学者称日记有。“讳饰与捏造”之嫌。（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第206页。）于是，有关翁氏日记是否曾经删改过以及删改程度如何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最早提出翁同龢改删日记的是金梁先生。20世纪30年代金梁在编写《近世人物志》时，仔细阅读了翁氏日记，分门别类，抄写编排，故得以发现疑点。金氏曰：“翁记似有重缮改易处，如李莼客卒于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翁次年闰五月初九日尚记李莼客来，初颇不解其故，继思翁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甲乙数年，正值枢要，凡所记载，尤虑触讳，自取删缮，亦属常情，甲午之事，误入乙未，盖一时疏忽耳。”（注：金梁辑录《近世人物传》，台北：国民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序”。）金梁眼光敏锐，发现症结，并明确指出翁氏“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曾对自己的日记进行删缮，并指出了一例改动之处。
汤志钧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也谈到翁同龢日记改删的问题。汤先生认为，翁同龢支持康有为，主张变法，为饰人耳目，以开脱其“罪戾”，“避免贾祸”，在职时既自焚其奏稿，黜退后又自改其日记。他指出：“翁同龢日记关于变法部分的记载是不真实的，是经过他自己改删的，翁同龢是与戊戌变法有很大关系的。”汤志钧先生在肯定金梁指出的破绽外，又提出了两处改删的证据。其一，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日记云：“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按原为‘杰出’）者也。”汤先生认为“桀傲”原为“杰出”。其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记云：“传康有为到总署，交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汤氏指出，“狂甚”二字，在行之最下端，又挤又小，当系添出。（注：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2、98-100页。）所以足证日记是经翁自己改删的。
陈恭禄先生在南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时，亦谈到翁氏日记中有不可信之处。对于日记中所见翁氏批评康有为之言辞，陈氏谓：“翁氏小心谨慎，所记既多简略，又多隐讳不书”，“翁同龢传达帝意于康有为，二人往来甚密，事无可疑，日记所述乃为避祸。”（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第206页。）此外还有一些论著也谈到翁日记戊戌部分删改问题。（注：例如有论者认为，翁同龢在戊戌政变后曾将其戊戌年四月初七日日记中“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一句删去了前半句。详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4-253页。）
从现在一些材料看，翁同龢削职家居期间确实翻检过以往的日记。翁日记庚子年正月初十日记云：“连日看从前日记，拟自撰年谱也。”同月二十八日记云：“检日记至甲午年，怅触多感。”同年二月初四又记：“一日只检日记一本，甚厌，怅触。”（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250、3252、3253页。）这几条零星的记载表明，庚子年初翁氏欲编撰年谱，开始检阅历年日记，在此过程中，他的心绪始终不佳，如果对甲午前后的日记删改，应该是在这期间完成的。证之日记稿本，我们可以肯定翁氏确有改缮过日记。
其一，金梁所揭出的，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此处“李莼客”三字，系挖补贴上去的，但做功十分精细，几乎看不出明显挖补痕迹。但是，如将日记原页以强光透视，即可清晰看出挖补轮廓。该处原应为“康祖诒”或“康有为”三字。当时康氏因高谈阔论，久已被京师官僚视为“狂生”。
其二，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日记影印本有一句记载维新派活动的话，原文如下：“陈次亮炽来见，吾以国士遇之，故倾吐无遗，其实纵横家也。南学诸生等寓书求见。拒未见。”（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12页。）对照原稿，“南学诸生等”五字，为挖后贴上去的，痕迹至为明显，“拒未见”三小字，疑为后来添写的。被挖去的文字可能与康有为及变法人士有关。很可能是康有为上书请见，翁氏允诺后，才有闰五月初九日的翁康正式见面。
其三，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系重新改写的，其中有半页日记被剪去，而另外补贴了半页，有明显补贴痕迹。现在的刊本曰：“早人，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反，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67页。）
这里翁氏可能隐瞒了一个重大史实，即他屈尊往访康有为，劝康氏留在京师，鼓捣变法。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曰：“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许应睽阻之于恭邸，常熟再持之，恭邸乃谓：待臣等见之乃奏闻。奉旨令王大臣问话。”（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38页。）《南海先生诗集》中《怀翁常熟去国》一首，诗云：“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苦，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裙，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康氏对该诗加有附注云：“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人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342页。）康氏的注解揭示了翁同龢往访康有为的细节，只是把时间推后了一天，应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联系到翁氏后来重新抄缮这天日记的实情，翁氏此日的行踪可能是在朝见过光绪皇帝之后，并非像日记中所书“往总署发罗使电”，而是前往位于宜南的南海会馆去拜访康有为，进行恳谈。翁氏此举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至为关键，倘若没有这一举动，康有为则已束装南归，执教于万木草堂了，根本就不会有以后高燮曾的上书举荐，也不会有光绪皇帝召见，那么，戊戌维新的历史肯定会重新改写。守旧派刚毅等指责翁氏“招引奸邪”，并非无稽之谈。因此，这一页日记翁同龢是非改不可的。
翁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记曰：“高御史燮曾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酌核办理。”（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68页。）翁氏没有明言，这出戏正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注：参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页。）
其四，翁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记有他被开缺后，即将离京，许多同僚送行，最后又记曰：“任筱沅书来索写件，遍寻未得。”（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5页。）其中，“任筱沅”三字，系挖去后重新补贴上去的。任道镕，字筱沅，江苏宜兴人，曾任河道总督与浙江巡抚。此处所挖去的是谁，不得而知，未必就是任道镕。
其五，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翁氏记曰“热不可耐，检乱纸难下手……倦甚，屡卧屡起，盖肝热也。”（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7页。）其中的“盖肝热也”四字，系经挖去后贴补上去的。“盖肝热也”四字是否值得翁氏不怕花费气力去挖补，或者替换了什么重要人物，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经过斟比对照之后，可以清楚看出，乙未至戊戌间的《翁同龢日记》确实有所改删，但是，这些改删大体上局限于本文以上所罗列的内容。换言之，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的记述除了本文指出的外，基本上应该是可信服的。因此，学术界关于《翁同龢日记》“讳饰真像”，“有关戊戌变法的记载是不真实的”，这一说法过于片面与笼统，容易造成错觉，仿佛翁氏日记关于变法的部分均不可信，其实这种论点是有违事实的。这种流行的说法夸大了翁氏生前对自己日记的改删，因此应该予以纠正与补充。
翁同龢是对晚清中国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与戊戌维新关系的了解并不全面。清末从康有为开始就对翁氏早期活动评价不够准确。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翁同龢很早就站在变法的立场上，一开始即促进改革。如果把翁氏日记原稿中被删去的文字重新审读，便可知那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翁氏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甲午战争前，他属于典型的守旧派官僚。只要看看他对同文馆的立场和对郭嵩焘的态度，即可看出他的保守倾向。促使翁氏发生转变的是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翁氏具有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他要探求摆脱危机的道路，就不能不走向西方学习，更张旧制的道路。他在戊戌变法中极力拔擢维新派人士，目的就是要变更祖制。
翁同龢被罢黜后，特别是戊戌政变后，惟恐受到牵连，故对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日记中与康有为联系的，做了一些改动，这些改动都是只言片语，而且非常有限，对整个日记的价值的影响并不大。至于张元济先生与翁克斋先生在影印日记时，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有选择地将数处遮去不印，这种做法亦是人之常情，无足深责。对这些掩盖与修饰的做法，今天同样需要历史地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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