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启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女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史
具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旧中国，女子教育一直被拒于学校的门槛之外，直到近代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以后，西风东渐，以往闭关自守的旧中国被迫登上世界舞台，古老的文明在更大的参照系下被撼动，女子教育便在儒家教育衰落与西方思潮影响的夹缝中产生。本文试图以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由思想启蒙、女子初等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以及女子高等教育在学制中的确立为线索，勾勒出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的历史过程。
（一）教会学校的创办与女子学校教育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发端于西方人在华以传教为目的所创办的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后，西方人获得在华办学传教的权利。外国人最早在中国本土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是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爱尔特税（Miss Aldersay）于1844年在宁波设立的爱尔特税女子学校（Aldersay Girls' School），该校设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课程，并组织女孩学习缝纫、刺绣等技术。继爱尔特税之后，长老会于1847年在宁波设立女学，公理会的裨治文夫人于1849年在上海设立女学；1851年美以美会的麦利和夫人在福州设立太茂女学（后改为毓英女书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设立文纪女校；1860年，美国复初会在厦门设立女学；美以美会在广州设立女学。据统计，从1844—1860年间，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共设教会女子学校11所。
由于国门刚刚打开，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表现得较为激烈，教会学校的发展起初十分缓慢，教会女子学校更是十分困难。中国人对洋人总有一种畏惧憎恨心理，对传教士所办学校也有一种抵制情绪。对于去教会女子学校读书的女孩及家长来说，他们必须能顶得住舆论的压力。如1850年，传教士在广州设立一所女子寄宿学堂，开学那天，原已报名就学的一名女生，因舆论压力未敢入学，后来通过当地教徒的帮助联系总算动员来了几位学生，但不久，不仅学生全部逃跑，就连介绍那些学生的教徒也因受邻居的攻击不得不舍家出逃。
对教会而言，在中国办女学“既须与习惯激斗，尚须战胜其生徒对于异邦教师之种种畏俱猜忌与牢不可破之成见”。在这方面，爱尔特税的做法较为成功，她在宁波办学之初就用种种办法笼络人心，以改变当地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她向愿意入学的女子施衣施食，施医施药，并免收学费。这一做法为其他传教士所效仿。后来有不少教会女子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反而提供给学生衣食起居等项费用，有些学校甚至还发给学生家长每天五文十文的津贴，以补助女儿不能在家做家务所蒙受的损失。所以，教会女子学校最初招收的学生一般均出身贫寒，富家女一般不会被送去冒与洋人接近的危险。
早期设立的教会女子学校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往往由传教士出面租赁民房，或在教堂中辟出一室作为校舍，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所开设的课程也以识字、经义为主，程度较低，一般都是小学。在这些早期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中，有些发展为后来的女子大学，最为著名的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开办于1905年，由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合办，1920年归并燕京大学；由美国美以美会主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08年建立。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创办是教育史上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如何对教会学校进行评价在学术界尚存有异议。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虽然教会办的女子学校和后来的女子大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虔诚的女信徒和未来的教牧人员，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女学可谓一大创举。史实也证明，教会女子学校的设立起到了女子教育思想启蒙的作用，为中国女子教育开了先河，教会女子大学亦为我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途径。
19世纪末期，通向女子高等教育的另一条途径也开始有人涉足，这便是女子留学教育。我国早先出洋的女留学生一般是传教士所携带、资助的家境贫寒的女子，或者是随其父兄漂泊他乡，又入乡随俗般地进学校读书，其中有些女子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完成了大学学业。第一个女留学生是宁波人金雅妹，1881年金雅妹随其养父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麦加缔赴美攻读医学，四年后毕业于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成绩优异。1888年回国，在厦门、成都等地从事医务工作。其次是福州人何金项，1884年，由美国国外传道会资助赴美深造，回国后在福州妇孺医院工作，医术精湛，热心负责，赢得卓著声誉，曾作为中国妇女第一位代表出席世界妇女协进会伦敦会议。另一早期女留学生是江西人康爱德，一生为中国患者服务，声誉极高，曾作为第二位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妇女协进会会议。另外，湖北黄梅县人石美玉与康爱德一起赴美留学，又相携而归，也终身从事医务工作和医学研究。早期四位女留学生虽然都因偶然原因赴美留学，但是她们回国后所作出的斐然成绩，无疑向国人证明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证明女子也同男子一样可以自食其力，造福人类，这些事实均有力地痛斥了“女不言外”的传统思想。
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与早期女留学生回国后作出的成绩引起一些人士的思想震动，同时，门户开放使他们有了可比的参照系。面对清政府的腐败，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清醒了，他们一方面从教会开办女学的事实中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看到西方国家实行男女义务教育的情形，开始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进行反思，初步提出“参仿西法”，“增设女塾”的主张。早期女子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郑观应于1892年发表《女教》一文，指出“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1895年甲午战争，中方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举国上下纷纷表示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日益高涨，又一批仁人志士认识到兴办教育的迫切性，掀起了女子教育思潮的又一次高潮，激进的维新派甚至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女学不倡。维新派杰出代表人物梁启超发表《论女学》，提出我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女子得不到教育而引起，他疾呼“欲强国必由女学”，同时向人们指出女子无知识就意味着中国有一半人民智未开，要真正做到广开民智，必须使女子受教育，女子受了教育则“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向社会呼吁女子教育应尽快地进行，并对兴办女子教育的办法及女子教育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之，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比前期有所发展，它开始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从人权平等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在女学不倡。
（二）女子学堂的兴办及《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
在女子教育思想传播的同时，维新派积极进行女学实践。我国女学堂的最早创办人为经元善。他认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因而拟“即就沪先创设一总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1897年10月，经元善同康广仁、严小舫、汪穰卿等人联名公禀南洋大臣刘坤一，请求批准开办经正女学堂，第二年，经正女学堂正式开学，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梁启超为经正女学堂起草《倡设女学堂启》和《女学堂试办略章》（这是我国近代最早一部较系统的女学堂章程）。经正女学堂开办之初有20名学生就读，年底增至40余人。遗憾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校主经元善被清廷通缉，逃往香港，学校经费顿时陷入困境，到1900年底，该校被迫停办。经正女学虽只存在一年多，但它毕竟是我国历史上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它的创办不仅锻炼了第一批从事教育工作的妇女教师及管理人员，如学堂内提调、教习、帮办和内董事等；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开通社会风气，提倡男女平等，如经正女学创办后，各地闻风兴起创办女子学堂的热潮，上海、苏州、松江、广州等地都陆续设立女学堂，尤其是上海，一时间成为全国女子教育中心，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爱国女学和务本女学。
1901年冬天，由蔡元培任会长的中国教育会开办爱国女学，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办学经费由上海的犹太巨商哈同之妻罗迦陵提供，最初由蒋观云任经理，后由蔡元培接任经理。于1902年正式招生，起初学生较少，第一班学生只有10人左右，多为发起人之妻女。后来经多方做工作学生逐渐增多。爱国女校教育制度较为完备，开设有预备科、普通科和特别科。预备科专为初学者而设，一年毕业。普通科学制两年，招收预备科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特别科一年毕业，“授高等学大意，以养成国家思想。凡普通科毕业生及考验而与普通科毕业生有相等之学历者入之”，爱国女学成为当时上海一所较为新式、正规的女子学校。
1902年，吴怀疚先生捐资在上海兴办女学，以女学乃教育之基本，定名为务本，将家塾扩大为女塾。创办之初，设有普通科和高等科，后应学生要求又开设特别班，到1906年基本形成了以中学科为主包括师范、正科、预科和中学科在内的完整的教育体系。由于务本女学的师资较好，管理较严格，培养目标也主要是有知识的贤妻良母，因而颇受中等阶层人士的欢迎，在当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上海的爱国女学与务本女学为全国女学的兴起树立了榜样，各地纷纷效仿，形成办学热潮，从1901—1907年全国共兴办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6人，女学堂遍布全国各地，在当时24个省份中只有吉林、甘肃、新疆三个省份未设立女学堂。
这时期女子学堂多为私人创设，清政府官方对女学的态度如何？1902—1903年出台的“壬寅—癸卯”学制中，对女学只字未提；在1903年《学务纲要》中，张百熙、荣禄、张之洞还振振有词地说：“惟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可见，在女学兴办之初顽固派对女学所持的反对态度十分明朗，这也预示着私人举办女学的艰难与曲折。当时，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苏等省就出现裁撤、查办、废闭女学堂之风波。1904年8月，光绪帝下令查办湖南女学堂，但此时各地兴办女学的风气盛行，仅1901—1903年间，女学猛增到17所，仅上海便有5所。面对民间办女学勃兴的局面，一些本来反对兴办女学的人，也开始有所动摇，甚至被这股女学风潮卷了进去，如1904年，张之洞原先设立在湖北省的幼稚园中成立敬节学堂，挑选粗通文理之节妇100名入学。同年，连顽固派总头目慈禧太后也准备在中南海内创设女学。到1906年2月21日，慈禧“面谕学部，振兴女学”。到此时，清政府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并且意识到女子学堂非但禁止不了，还有发展的可能，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确立和引导，其结果不但与事理情理相违，而且会导致种种“流弊”的出现。遂于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九条，这两章程的颁布成为中国女子教育列入教育制度之嚆矢，表明中国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第一次在法令上得到认可。章程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章程中确定女子最高教育机构为师范学堂。其二，政府既不设女子中学，更无论女子大学。其三，实行男女分校。可见，清政府对女学基本上是持谨慎与保守态度。
（三）《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与女子教育在学制中的确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灭，民国建立。革命派极为重视女子教育问题，认为要实现男女平权，需从女子教育入手。1912年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学校以《女子教育》为题讲演，他指出，“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也就是说，要建立真正的共和民国，实现男女平权，需要提倡女子教育。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规定，普通学校教育系统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在初等教育阶段中的初等小学四年，实行男女同校，高等小学三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阶段，专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另外，学制规定设立女子师范和女子实业学校等旁系学校体系。《壬子癸丑学制》基本确立了女子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职业学校、师范学校中的地位，规定了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目的，在思想上明确了男女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来，女子教育的发展远不及男子教育；女子中学只京师、江苏、福建、湖北、黑龙江等少数省份设立。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1919年以前政府设女子中学仅9所，学生622人。可见，虽然1907年《女子小学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的轨道，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也确立了男女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们收效甚微。
（四）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与确立
“五四”运动冲击了旧的思想和礼教，妇女要求解放、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更加高涨。在我国，由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当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该校由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展而来，1917年设国文、教育专修科，次年开设手工图画、博物专修科，其程度相当于高等专科或大学预科性质，1919年4月，教育部将其改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政府兴办的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此时，由于女子教育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入学。任南京高等师范校长的陶行知先生于1919年12月在第十次校务会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案”，获通过并定于1920年夏正式招收女生，由于反对者甚众，南高师与北大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以打破阻力。终于南高师于1920年公开招考女学生。此后，全国许多高校便陆续招收女生。
北大首开“女禁”标志着中国女子可以和男子并肩进入大学学习，这是男女平等在教育观念上的又一大进步。
1922年新学制确立，其特点在于新学制是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也就意味着不再以性别划分受教育者，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样就读于专门学校及大学。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1923年调查统计，女大学生所占百分比为2.54%，即百名大学生中女生有2—3人；女生中读师范占比例最高，为9.18%，其次为综合性大学和医科大学，分别为3.29%、2.04%，读农、商科女生人数及占比例最少。又据1928—1929年全国32所公、私立高等院校男女生统计数字，女生数及所占比例均比前期有所发展，百名大学生中，女生数增加到8—9人，其中公立学校为7人，私立为12—13人。
1929年4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其方针》，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这是政府对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第一次从法律条文上的明确肯定。我国女子教育至此才步入正轨。
（五）启示
从以上对我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女子高等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逐步确立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女子教育产生与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形成的主要障碍来自于社会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自己创办女学堂之初，传统观念也一度成为阻碍。蔡元培创办爱国女学之时，也曾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和非议，甚至一些发起人的亲属也持激烈反对态度，但蔡元培等人顶住了压力，终于使爱国女学创办了起来。
（2）从中西女子高等教育产生对比来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发展水平则是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与欧美诸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似乎都经历了相同的道路：从单独设置女子专门学院，发展到“开女禁”、男女共学。但是，从本质上而言，两者的发展却截然不同：前者为“后生外发型”，后者为“早生内发型”。首先，从时间上看，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比欧洲要晚近半个世纪。其次，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并不是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结果，而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在遭受外侮情况下维新变革派为实现自强求富向传统文化挑战的结果。同时，从创办者的性别来看，欧美国家女子大学的创办者一般均为女权主义者，也即意味着创办女子大学是女性自己的内在要求。如英国最早的女子学院格敦学院（Girton College）即为妇女参政运动的首领爱史莉·达维斯（Davies,Miss）。美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府蒙脱荷约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为玛丽里昂（Mary Lyon）的杰作。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却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在男性思想家摇旗呐喊下孕育；在男性实践家极力倡导下起步；在男性主动开门的大学里，与男性同窗共读；是男性为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作出艰巨的努力。区别两者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清楚地认识到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从产生孕育之日起，便带了某些先天不足的弱点：并非是女性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而萌生的内在要求，这便决定了女性自我觉醒的低水平仍然是今天我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