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称谓NV结构的来源、属性及整合效果_语义分析论文

事件称谓性NV结构的来源、属性及其整合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称谓论文,效应论文,属性论文,来源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现代汉语中2+2的黏合定中NV结构显示出较强的能产性,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能产性也越来越强。典型实例如下:

(1)报刊审查 财务管理 产品销售 产权转让 成本控制 船舶制造 干部选拔 感情交流

观念转变 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 黄金储备 交通管制 经验总结 空气调节 煤炭运输

能源开采 汽车修理 情报评估 人才培养 人事安排 人员培训 日程安排 石油勘探

商品交换 食品生产 市场监管 体制改革 外币兑换 外资引进 污水处理 物资调拨

项目申报 语法研究 职能转换 制度建设 住房分配 资产评估 资金积累 资源配置

学界对此类格式早有关注。有些研究基于汉语韵律模式来考察此类NV结构,如吕叔湘(1963)指出汉语四音节(2+2)优势的倾向表现在某些组合里一个双音节成分要求另一个成分也是双音节,其中有一类就是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组合,整个组合是名词性的,如“钢铁生产、余粮收购、货物运输、地质勘探”等;杨建国(2009:100—107)较为详尽地描写了一类黏合定中NV结构,如“技术转移、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导弹防御”等。有些研究立足于句法、语义分析来考察此类NV结构,如齐沪扬(2004:19—71)提出了“定心动词”的概念,指出“安排、保养、处理、研究、制造、建设、总结、交流”等这类动词在“N+V”短语中只能跟前边的名词构成定中关系;傅爱平(2004)用以下三个条件来界定黏合式名词短语NP(即NV):一是属于自足的名词性结构;二是不含有结构助词“的”;三是直接成分中含有表示事件意义的动词。

既然学界都将NV结构定性为黏合定中结构,属于名词性短语,那么就需要对V的功能作出解释,这就涉及汉语动词的指称化问题。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动词是否具有指称功能,而在于揭示哪些动词具有可指称化的特征,而它们在指称化程度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差异。朱德熙(1982:60)较早提出了“名动词”的概念,从分布特征界定了这个动词次类,即可以充任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可以被名词修饰的动词,其中最后一个分布框架就是本文讨论的NV结构。吴怀成(2010)比照英语动词的功能形态,把动词的指称化程度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三个等级:“个体事件”类动词(相当于英语动词的不定式)、“类别事件”类动词(相当于英语动词的分词形式)、“物化事件”类动词(相当于英语中带-ing、-tion等名词后缀的词)。本文所讨论的NV结构属于“物化事件”类动词,其中的V是指称化最高的动词类。

Gilles(1994)、Gilles&Turner(1998)等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所谓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指对两个来自不同认知域的概念有选择地提取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复合概念结构的过程。该理论认为,语言成分的整合效应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整合“框架”,即蕴含了结构、语义以及韵律等参数的“模式”;另一个是输入“元素”,即被选择、提取出来参与整合的语言成分。在“框架”的作用下“元素”产生整合效应,产生“浮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本文即以上述理论框架为背景,进一步对现代汉语中的NV结构(2+2)的来源、属性及其整合效应进行考察,试图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 NV结构的来源与自主动因

对于现代汉语中此类结构的来源,学界倾向于把它看作是语言接触的后果,是一种欧化格式。王力(1944:493-494)最早提出这个观点,他认为:

依中国语法,叙述词(动词)必须在它的目的语(宾语)之前。例如“杀人”不能倒过来说成“人杀”。若要把这种谓语形式转成首品,必须加上一个“之”字,例如“爱莲”可以转成“莲之爱”;单说“莲爱”是不成话的。自从欧化以来,这种拘束是被打破了。西文里有action-nouns(行为名词),而中文没有,于是那些action-nouns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动词或动词性仂语。例如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只能译为“工商管理”。

汉语的NV结构确实常常用来对译英文的类似格式。例如:

(2)business management企业管理

gas and smoke emission烟气排放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基础建设

physical examination体格检查

但是这无法证明NV这种结构不是汉语自身就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格式。

贺阳(2008:52-64)赞同王力的观点,也认为这种结构是五四以来受到欧化格式的影响才兴起与发展的一种书面语现象。下页表1是他提供的文献调查的统计结果(略有删减)。

表1表明,从14世纪到18世纪,文献中并没有出现NV格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NV结构开始出现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同样无法证明NV结构就一定是受到欧化格式影响才产生的。

笔者认为,语言接触的后果对词汇而言比较显著,表现为语言中的“借词”,但对于句法格式就必须谨慎对待了,因为一个新格式的出现很可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产生的。事实上,汉语NV格式在书面语中的出现就属此类现象。贺阳(2008)就提供了一些古代汉语的NV用例,如宋代负责为朝廷祭祀活动供应牛、羊的官署叫做“牛羊供应所”(《宋史·职官志四》);清代负责批验盐引的机构叫做“盐引批验所”(《清史稿·职官志三》),负责批验茶引的官职叫做“茶引批验大使”(《清史稿·食货志五》)。这说明汉语中本来就存在NV格式,它通常出现在一个更大的复合称谓结构中,作为官职或机构的称谓,使用语域相对单一。在现代汉语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使用语域也更为广泛。例如:

(3)a.事故调查小组文物管理局婚姻登记处户籍调查科

b.人口普查督导贵宾接待员地质研究者电影评论家

c.商品销售计划火力配置图违章处罚单日程安排表

d.信息发布专栏废品回收站文物陈列馆商品展示区

a组指称某类机构,b组指称某类人员,c组指称某类文件,d组指称某类区域。因此,我们认为合理的解释是汉语中本来就存在NV格式,当英文中含有action-nouns的短语需要译成中文时,我们就很自然地采用这个格式去对译,并由此广泛进入书面语域。在这个过程中,英文的action-nouns短语格式是“外因”,汉语本来就存在的使用于官职或机构的NV结构是“内因”。

英语名词中有action-nouns这个次范畴类,词典明确标注为名词,依据是形态标记。其实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如NV中的V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事件指称义的动词,实际上它们在词库里就应该属于“行为名词”,即朱德熙认定的“名动词”。只不过汉语中动词的指称用法没有形态标记,所以词典仍然标注为动词。例如:

(4)pollute[vt.]pollution[n.]污染[动]:污染环境/环境污染是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manage[vt.]management[n.]管理[动]:管理酒店/酒店管理是一门学问。

construct[vt.]construction[n.]建设[动]:建设公路/公路建设必须由地方政府负责。

emit[vt.]emission[n.]排放[动]:排放污水/污水排放属于环保部门监管。

examine[vt.]examination[n.]检查[动]:检查食品/食品检查一定要落到实处。

explore[vt.]exploration[n.]探索[动]:探索空间/空间探索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实例显示,对应于英语中的两个词(动词和行为名词),汉语是一个动词形式有VN和NV两种用法,后一种用法与英语的行为名词相当。

三 NV结构的属性与构式赋义

黏合定中NV结构中的V是行为类动词,对V来说N的底层语义角色是“受事”或“产物”,是V能直接支配的论元。事实上有些定中NV式可以变换为述宾VN式(如“语法研究>研究语法”),于是给人的印象是定中NV式是述宾VN式换序的结果。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假象,语料表明,定中NV能否变换为述宾VN是有条件的:N的语义越具体,换序的可能性就越强;N的语义越抽象,换序的合格度就越有问题。我们以“制造”和“管理”为例来加以说明:

(5)a.汽车制造 飞机制造 潜艇制造 船舶制造 机械制造

制造汽车 制造飞机 制造潜艇? 制造船舶? 制造机械

b.酒店管理 学校管理 城市管理 信息管理 制度管理

管理酒店 管理学校 管理城市? 管理信息? 管理制度

a组中的“船舶”、“机械”,相对于“汽车”、“飞机”、“潜艇”,在认知范畴层次上都属于上位概念(语义抽象的集合名词),一般不能直接进入述宾VN结构充当宾语;b组中“信息”、“制度”,相对于“酒店”、“学校”、“城市”,意义显然更抽象,也不能直接进入述宾VN结构充当宾语。可见N的语义具体性和VN的可换序性都存在由强到弱的正向共变关系。

对于上述现象,笔者的解释是:N在NV结构中充当定语需要具有“区别性”,不论N的语义具体还是抽象,也不论它们处在认知范畴的哪个层次(上位层次、基本层次或下位层次),只要外延义具有“类”区别性,就可以充任。而N在VN结构中充当宾语(“受事”或“产物”)则需要具有“受事性”,陈平(1994)指出,“受事性”是一个典型范畴,包括许多特征。据笔者考察,其中之一就是充当宾语的N对于V来说在语义上要能自足(具有配位要求达到的具体性)。N的语义越具体,受事性就越强,充当宾语就越自由;反之合格度就会受到质疑。比如说“制造船舶”、“制造机械”我们觉得很别扭,而说“制造高吨位远洋船舶”、“制造高端自动化机械”就较能接受;我们一般不说“管理信息”和“管理制度”,但说“管理市场信息”和“管理财务制度”就没有问题。这是因为添加的信息强化了语义上的自足性,表义相对具体了。因此,认为定中NV式是述宾VN式换序的结果是一种误解。

从方法论来说,也许具有承继关系(inheritance link)的构式之间会具有可变换性,但不能认为凡具有可变换关系的不同构式都一定具有内在的承继关系。比如朱德熙(1982:187)曾指出,过去有的语法著作认为“把”字的作用在于把动词后头的宾语提前,因此“把”字句可以看成是“主—动—宾”句的变式,而这种说法是有困难的,因为大量的“把”字句是不能还原成“主—动—宾”句式的,其实跟“把”字句关系最密切的不是“主—动—宾”句式,而是受事主语句。朱德熙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本文讨论的NV结构属于在线构成,其构成动因是称谓性黏合定中结构类推的后果,是构式能产性(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的体现。因此要揭示NV结构的形成机制,就必须先弄明白称谓性黏合定中结构的形成机制。陆丙甫(1988)曾用“称谓性”和“非称谓性”的对立来概括朱德熙(1982:148)提出的“黏合式”(例6a)与“组合式”(例6b)定中结构的语义区别。例如:

(6)a.黑鹅 老歌 白衬衫 新房子 木头 桌子 呢子大衣

b.黑的鹅 老的歌 白的衬衫 新的房子 木头的桌子 呢子的大衣

上面所举黏合式都是称谓性的,组合式都是非称谓性的。所谓“称谓性”就是“可命名性”,即用黏合定中结构的形式给某一类事物赋予一个通名(genere),如生物分类学给某一物种命名。其中前一成分具有“分类性”,对后边成分加以某种规约性的分类(参见张敏1998:232—252)。就句法层面来分析,中间不能插入结构标记“的”,这是因为结构标记“的”的基本功能是“描写性”,陆丙甫(2007)对此有详尽的论证。称谓性黏合定中结构是名词性的,就原型性来说,该构式中心语成分都是名词,是一种“事物性称谓”。但该构式成型后,动词也能进入该构式,NV结构后边的V是一个具有事件指称性的动词,可以认定是一种“事件性称谓”,N是从关涉的对象范围方面对V加以分类的。事实上,NN事物称谓和NV事件称谓具有句法、语义上的同一性。试比较:

(7)a.市场份额 干部素质 情报数量 图书质量 信息特征 环境状态

b.市场监管 干部选拔 情报搜集 图书出版 信息处理 环境保护

a类的中心语是典型名词,属于NN事物性称谓;b类的中心语是“名动词”或“物化事件”类动词,属于NV事件性称谓。但是从语感上我们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中心语N从名词到动词,整体构式从“事物性称谓”到“事件性称谓”,表现为一种非离散性的连续统,显然具有同构性。

上述解释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NV结构中的V的属性,即哪些类型的动词具有进入事件称谓性NV结构的资格?陈宁萍(1987)采用Ross的连续统词类分析模式,使用分布标准测量汉语的动词是否具有名词的功能,得到的结论是汉语的名词类正在扩大,双音节是动词移向名词的必要条件,使汉语由普遍动词型向普遍名词型漂移。那么为什么双音节动词是移向名词的必要条件呢?王灿龙(2002)认为双音节动词跟单音节动词在基本层次范畴和原型性方面有较明显的对立。从表义方面看,单音节动词通常表示的都是人或动物的基本动作,动作性都较强,动作义也很具体,在人们的认知范畴中有一个明晰的、有界的关于某一动作的意象与该动词相对应。而双音节动词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它是两个语素的结合,无论其中的两个语素或某一语素的动作性有多强,整个词的语义只能是两个语素义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所得的语义就相对比较抽象、比较间接。那么是否所有的双音节动词都能进入事件称谓性NV结构呢?张国宪(1997)的研究发现双音节动词的语义抽象性与内部构成方式有密切的关联,双音节动词的“动性”强度存在差异,根据语料的概率分析他给出了双音节动词的“动性”强度等级序列:

前加/后附>偏正>补充>陈述>支配>联合(强→弱)

该等级序列表明:联合式双音动词的动性最弱。也就是说,动词性功能的弱化导致了名词性功能的强化。事实上,本文所列举的NV结构实例,后边的V主要是联合式双音动词,这可以说是事件称谓性NV结构对动词准入条件的限制。

笔者认为,从概念整合的角度来看,整合“框架”和整合“元素”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这就好比适宜的环境(时间、温度)能使鸡蛋孵出小鸡,却不能使一块石头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所谓“框架”就是一个“构式”,构式一旦成型就会产生一种句法、语义的“规定性”,能激活输入元素潜在的语义因子,导致“浮现意义”的产生。NV中的V都是联合式双音节动词,它们的动作性最弱,具有潜在的事件指称义,进入名词性称谓的构式框架,这种潜在的语义因子被激活,于是产生了“称谓性”的浮现意义。这就是“构式强制”(construction coercion)的效应(参见Goldberg 1995,2006)。

四 NV结构的整合与非离散性

上文论述表明,黏合定中NV结构是名词性称谓结构类推的后果,整合效应为“事件性称谓”,属于名词性结构,具有较强的指称性。虽然我们不赞同定中NV结构是述宾VN结构换序的结果,但是通过某些可以换序的用例作为分布上的对立格式来甄别结构的指称性强弱,还是一种可行的分析方法。陆丙甫(2009)基于谓词性宾语的指称性强弱来考察谓宾动词的分类,根据他的研究,除了模态动词和体宾动词之外,能带谓宾的动词依据谓宾的指称性强弱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真谓宾动词”(如“以为、打算”等)的宾语虽然没有指称化,但却可以“指代化”;“一般谓宾动词”(如“开始、继续”等)的宾语可以不同程度地指称化,但指称化的强弱取决于语境;“准谓宾动词”(如“进行、加以”等)的宾语根本没有指称化,其指称性是先天“胎里生”的,不需要“化”就已经有了,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它们在词库里就具有指称性功能。笔者认为陆文的结论是符合语言事实的,本文讨论的定中NV结构与述宾VN结构相比,指称性的强弱处于两极对立,它们在上述三类动词宾语位置上的分布呈如下状态(下加着重号的为NV结构):

a组的动词为“真谓宾动词”,VN结构能较自由地充当宾语,而NV结构受到限制;b组的动词为“一般谓宾动词”,两类结构都可以进入;c组的动词为“准谓宾动词”,NV结构能较自由地充当宾语,而VN结构受到限制。这种分布上的对立印证了定中NV结构与述宾VN结构在指称性上的对立。

称谓性结构作为一个通指类名指称性极强,其重要特征就是具有非离散性,表现为在更大的组合中总是保持结构层次上的稳定性,可以延伸却不可以离散。事件称谓性NV结构自然也不例外。杨建国(2009:104)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语料中切分出来的四字段“公路建设”,在约2700万字的语料中一共出现178次。作为一个2+2的NV四字段,要么单用,要么包蕴在更大的结构串中。只有1例呈离散状(非黏合定中结构):

(9)把四川省川主寺至九寨沟的公路|建设成公路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示范工程。

其他用例都是黏合式,或单用或跟别的词语构成更长的复合称谓形式(延伸的黏合定中结构)。例如:

(10)a.高速公路建设/村级公路建设/西部公路建设/乡镇公路建设/高等级公路建设

b.公路建设者/公路建设项目/公路建设事业/公路建设文明单位/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局

笔者也对本文所举实例在CCL语料库(网络版)逐个进行了调查统计,超过400次以上用例的列于下页表2。

从表2可以看到,NV结构在实际使用中呈离散状的用例极少,两者比例极端悬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就NV结构来说,如果置于更大的结构中,至少有两种能使NV离散的结构框架(N和V分归两个非定中结构关系的直接成分)。一个是“把N/V … … … … …”(“把”字句)。例如:

(11)a.环境保护:把环境/保护好……

b.产品销售:把产品/销售到……

另一个是“N/V……”(受事主语句)。例如:

(12)a.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了….

b.项目承包:项目/承包给……

但事实上,此类可能出现的形式在实际语料中出现频率极少(见表2),这说明事件称谓性NV结构具有非离散性的特征。Goldberg(2006)提出了“统计优选”(statistical preemption)的概念,主张以实际语料使用频率的统计作为构式优选的依据。笔者认为,对语言事实的判定,实际语料统计数据不是必要条件,但作为充分条件却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如何调查,如何统计。上述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能说不能说是一回事,会说不会说是另一回事,即使会说还有一个说多说少的问题,不能全凭主观臆测。从这一点来看,Goldberg提出的“统计优选”的主张,还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

五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第一,语言接触的后果对于词汇而言比较显著,表现为语言中的“借词”,但对于句法格式就必须谨慎对待了,因为一个新格式的出现很可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产生的。汉语事件称谓性NV结构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书面语中的大量出现就属于此类现象。

第二,NV结构是一种“事件称谓性构式”,它不是VN述宾结构换序产生的,而是称谓性黏合定中构式类推的结果,是构式能产性的表现。从方法论来说也许具有承继关系的构式之间会具有可变换性,但不能认为凡具有可变换关系的不同构式都一定具有内在的承继关系。

第三,判断语言事实,实际语料的使用频率不是必要条件,但可以作为充分条件却是毋庸置疑的。语料表明事件称谓性NV结构具有非离散性特点,使用频率占绝对优势,可能离散的两种结构用例实际上很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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