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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994（2003）06-0072-04
本文并不是要否认科技革命的作用，但是这里笔者试图从全球化条件下当代中国的改革路径及发展抉择分析，说明制度创新是中国迎接世界挑战的真正动力。
一
为什么制度革命和创新仍然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变革的首要因素呢？笔者认为，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路径，放在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中，就可以提供一种分析和说明。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发起的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没有直接关联的、主要发自中共党内关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种制度性选择斗争所导致的内省式改革。
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间，中共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存在深刻的分歧，因此在实践的制度安排中，始终出现两种制度和体制的争论。一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以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越大越纯的社会主义理想，它致力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分工、消灭商品货币，特别是在将这种制度安排付诸实践中遇到极大的阻力和困难时，毛泽东不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大革命来推进；另一种是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毛泽东的战友们，坚持毛泽东原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后，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坚持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时运用适度的市场调节以修正完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上述两种制度实践的争论，最终以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政治斗争，形成了他晚年理论所指导的、同时被野心家所利用的中国越来越“左”的制度环境而结束，并且使中国持续地遭受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由此而来。从外部来说，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或者其他什么因素，即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科技革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革命等等，都不足以使中国改革开放，因为当时的中国对这些没有多少了解。从内部来说，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晚年“左”的制度安排以及所导致的走向灾变的制度环境，出现了两种引起内省式改革的动因：一是从总结建国30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出发，特别是对“文革”十年灾难性教训的反思，认识到长期以来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失误，直至发展成为极“左”的制度安排，使中国耽误了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的步伐，隔绝了自己并失去了与世界联系以及利用外部有利因素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文革”灾难性浩劫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包括人们的心理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一种发自全党全国人民内心的欲望，即中国不能再依照这样的制度环境发展下去，必须彻底改变这种极“左”的制度安排！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猛烈地喷发出来。二是随着对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失误的总结，特别是对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形成的极左思潮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清算，从50年代中后期起就存在的另一种与毛泽东不同，坚持计划经济模式并运用适度市场调节，而且长期受到毛泽东压制的主张，重新置身于启动改革开放的主流之中。因此，他们一方面批判极左的制度环境和相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重新唤起人民对50年代中后期起就确立的但是被动荡的政治运动所破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怀念，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想的巨大热情。一场发自党和人民从自身过去的教训中寻找出路的改革就这样产生了。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发起的中国内省式改革，由于其自身有限的视域和发展的开放趋势，从而使原有的制度和体制资源逐步耗尽。
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创新的安排几乎都是5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的延续，因为长期以来被毛泽东逐渐否定以及极左思潮的破坏，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制度环境的记忆，随着对极左思潮的清算，它们又一次被搜寻出来作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加以肯定，进而用以修复被“文革”破坏的制度体系。其中，中国改革之初最具有内省式改革象征意义的莫过于中国农民伟大创造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了。的确，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制度革命和创新，而是50年代中后期曾经出现过的“包产到户”的同义语。究竟怎样进行改革，特别是从哪里冲破长期以来极左思潮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桎梏，当时的中国不会也不允许向外部世界寻找制度创新的根据，而中共党内对如何改变既定制度环境也十分慎重。正是在最初寻找突破口的徘徊时期，中国农民充当了制度革命和创新的先锋。事实上在中共内部一直存在对这一体制的争议，加上在农村这种体制限制农民财产和身份自由对生产力的禁锢，早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创建之初就被农民所不满，1955年浙江永嘉县就萌发了第一次包产到户的浪潮，1961年安徽、湖南和广西等省再次实行家庭责任制，在中国公社制度的20多年中，农民和地方干部多次试图脱离公社制度而回到以家庭为主的生产制度上来，特别是农业生产出现下降以及农业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时，这种突破公社制度的尝试就变得特别强烈。因此，70年代末安徽凤阳农民又一次勇敢地分田到户，立刻得到50年代中后期中共内部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在80年代初的又一次肯定，然后迅速地被几乎全体中国农民所拥护，中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成为一种必然。
但是，内省式的改革随着制度革命和创新的深化，由于其视域的局限和发展的开放趋势，越来越凸现出从内省式改革向外生型改革转型的必然性。所谓视域的局限，是因为80年代的中国与50-60年代的探索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农村包产到户等还比较适合当时的制度环境的话，如果仍然作为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安排的全部设定，就有点缘木求鱼的味道了。事实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几年中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家的统购包销，而且农民手上出现了剩余，怎么解决这部分剩余产品，国家不得不承认了它的商品性，双轨制出现了。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加复杂，农村改革包产到户的制度记忆除了在解放思想方面以外，对其他方面，例如怎样改革城市企业似乎没有现成的制度安排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制度安排对于解决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进一步开拓制度安排的视野成为必然。所谓开放趋势，是指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出现一种使中国的发展路线向着世界发展一极运动的倾斜，长期以来中国自己的发展与世界全球化进程两条平行的直线开始出现相交的可能。一方面，对外开放使中国现存的制度环境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几乎在内省式改革开始之初，中国就决定在少数几个地方设立“经济特区”。所谓特区最初是以引进技术，发展出口贸易，获取宝贵的外汇为宗旨的，或者说是一种市场的开放而不是规则和制度的开放，主观上并不允许它形成对既定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但是经济特区的试验告诉我们许多没有预料到的东西，它填补了长期以来因为封闭而造成的信息环境、制度环境和体制安排的许多差距。随着我们在经济特区建设方面不断取得的进步，随着我们企图利用经济特区的扩大来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客观上越来越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同时我们在封闭制度环境中形成的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也越来越受到外部世界的直接挑战。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我们内省式的依靠制度记忆和搜寻进行制度安排面临困境时得到外部体制的启发，面对改革的深化，农村两种体制摩擦，城市双轨制的矛盾，企业行为的失范，市场的不成熟等等，越来越成为中国内省式改革所面对的生疏的课题，从过去的制度记忆和已有的制度安排中也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而恰恰是对外开放使我们在这种内省式改革的困境之际，了解到象对计划经济起纠偏作用的市场机制、股份制、各种经济管理制度、公务员制度、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不可缺少的法律体系等等，这些都是解决我们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借鉴、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体验和制度储藏中所没有的。随着改革的推进，使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原有的体制和制度资源已经逐渐耗尽，从内省式改革走向外生型改革越来越成为必然。
再次。从内省式走向外生型的改革。打破了原有制度环境的封闭式平衡，使制度革命和创新成为推进改革的主题。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的深入进程中，越来越面对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挑战。首先，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又不断证明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例如，农村包产到户之后，独立的财产权利重建和自由决策权的获得，我国的农民大大提高的生产效率，由于缺乏相适应的市场经济的组织构造而正在遭到交易费用急剧上升的抵消，农村的继续改革遇到能组织危机不是象发动包产到户改革初期那样，许多计划经济的制度资源越来越面临枯竭。其次，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被证明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例如，多种经济成分的蓬勃发展不仅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创造了超出中央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分从本质上是反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它们与中央强制性能计划发生冲突，它们之间彼此竞争，而且突出是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竞争，而面对竞争，一些国有企业无法生存，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反对政府的管制。因此，探索与多种经济成分生存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成为紧迫的课题，这些已经超出在自身制度基础上创新的限度。再次，对外开放越来越使现存的经济体制面临最普遍、最具有建设性的挑战。为了对外开放，整个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卷入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调整之中，每朝着开放的世界走近一步，我们就深刻地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与当今世界潮流的直接对抗，尤其是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日益迫使我们感到必须为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设立新的规则并且改革其制度，从而使中国的经济能够在各个方面与其他国家在类似的规范和制度下开展竞争与合作。
二
面对这些挑战，80年代末至90年代，终于在一系列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事件中，打破了内省式改革原有的内部制度平衡，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走向外生型的改革。
1.中国国内的“六四”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根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年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摩擦，邓小平称之为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肯定要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从这场事件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邓小平指出了两点：第一点是改革开放没有错，“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第二点是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即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307、320、370页。）在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面临极其严峻挑战的时刻，邓小平确定了中国面对世界进行制度创新的方向。
2.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进入90年代，几乎所有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面临困境，特别是它们在改革中，都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所奉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修补，但是他们也遇到了与中国同样的课题，即随着改革的深入使原来体制的资源日益枯竭。但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因为存在对当代世界全球化的实质缺乏深刻理解，导致了在改革中对全球化世界体系的封闭性，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体系外符合全球化规律的体制和机制采取批判和排斥态度，改革出现停滞和经济陷入绝境。最终，以放弃制度创新而全盘接受自由主义制度重构而出现内乱。邓小平在谈到怎样汲取它们的教训而进行自己的制度创新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乱不乱，“首先是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307、320、370页。）苏联东欧的改革失败，不但没有阻止中国制度创新的步伐，相反使中国更加坚定制度创新是唯一抉择。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的“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307、320、370页。），成为了中国新一轮面向世界进行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进军号角。
3.邓小平的逝世以及面对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对制度创新进一步的探索。90年代中期邓小平的去世给中国改革开放严峻的考验，面对世界对中国的瞩目，即新世纪的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面对改革攻坚的各种艰巨任务，面对制度创新中各种矛盾和人们的种种疑惑。特别是90年代初我们毅然与计划经济体制决裂，面向世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新的制度建构带来成就与问题并存、人们利益得失俱在，甚至有的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中国实质上面临着80年代初同样的选择，要么继续面向世界进行制度创新，克服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中的阻碍；要么倒退到制度创新初始的状态中去，继续在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制度体系中坚持抽象的原则。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作出了继续面向世界推进制度创新的抉择：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作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制度层面的拓展，将股份制、产权制度、资产组合、资本经营等全外生型的制度资源引入我们的制度体内，并且作为进一步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跃上一个新的制度和体制平台，越来越成为全球化世界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4.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迎接挑战的制度学习。外生型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每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没有一个不是在外来的压力和挑战下被逼迫出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从外部的制度资源中借鉴而来的。1997年下半年，一场金融危机突然袭击亚洲，98年蔓延到全世界，同时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发达资本主义的资本垄断集团在发展中国家危难之时渔翁得利、落井下石。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改革的挑战。江泽民指出：“这次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国外，但给我们上了现代金融最生动的一课。一个国家，金融如果出了问题，就会给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注：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1月12日。）从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更加突出了对全球化世界中新的制度和体制层面的学习性质，越来越注重学习我们所不熟习、但是经济全球化中越来越重要的现代财政和金融体制、国家对经济的监控体制、市场有效运行的法制规范等等。
5.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这里我们谈到科技革命的作用，但是它是制度创新之果，而不是制度创新之因。整个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革命呈现加速发展势头：电子信息技术迅速在各国的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高技术使现代市场经济极快地反映当今社会的变化，信息、网络技术普及到国民经济、军事战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生命科学取得重大突破，生物工程技术开始影响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全球化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不断被加速，中国在它的冲击下感到“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具有革命性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极为重要”。（注：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8月6日。）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呢？面对开放的世界，我们恰恰不是缺乏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而是真正苦于制度和体制的动力匮乏；我们恰恰不是缺乏重视人才和科技创新的口号，而是真正需要人才辈出和全民创新的体制与氛围。江泽民在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谈话时，清醒地谈到：“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很重要的一项条件是形成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会生产和市场需求、社会投入、政府支持之间的良性体制，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有机联系，促进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注：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8月6日。）这一制度环境对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来讲完全陌生的，是外生型改革长远未来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大课题。
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路径分析，说明在20至21世纪之交的中国，与19至20世纪之交的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是唯一没有变化的是社会前进和变革的动力，即制度和体制的创新！中华民族自己改变自己的程度，决定着她在世界的进步和前进中的适应和生存能力。从来没有一次中华民族的深刻变革，包括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因为科技革命所决定的，而恰恰相反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社会变革和制度革命，决定了她迎接世界科技革命挑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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