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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是1936年中共北方局设在东北军中的秘密组织机构。它在东北军中进行联共抗日宣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实现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军事大联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由于“东工委”存在的时间较短(1936-1938年春)，又一直与上级党组织实行单线联系，留下的史料有限。另外，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又众说纷纭，所以一些问题在史学界一直十分模糊。笔者通过几年来对“东工委”一些疑惑问题的研究、考辨、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 最初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的组成问题
“东工委”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呢？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首先面对的是处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共同抗日。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一些东北籍共产党人以不同的社会关系、从各地前往西安开展救亡活动，争取东北军走到抗日战线中来。其中，共产党员刘澜波从九一八事变后就投身东北军中，以东北军高级将领黄显声秘书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统战工作。经黄显声推荐，他于1936年初到达西安，任“西北剿匪总部”第四处第一科科长，更加深入地做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共产党员孙达生受上海党组织派遣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安，由于持有张学良重要幕僚杜重远的亲笔信，得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任，在六十七军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共产党员苗浡然于1935年底到达西安，因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孙铭九为同乡好友，遂结识了张学良身边的很多人员，积极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此外，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及受南汉宸①委派的栗又文等人也来到西安，他们及时取得联络，沟通思想，研究与探讨如何开展党的工作问题。刘澜波认为，东北军早期的党组织大多已遭破坏，存在的个别党组织比较分散，不能担负起统一领导的重任，于是提出建立东北军内统一党的领导机构的设想。在与党内一些同志商议后，他亲赴天津向中共北方局领导做了汇报。1936年6月②，在北方局的支持下，“东工委”在西安正式成立，刘澜波为书记，苗浡然、孙达生为委员。
关于“东工委”最初的委员问题，一般说法都是依据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写的《中共东北军党史丛书》中的表述，认为“北方局指定刘澜波、苗浡然、宋黎三人为委员，刘澜波任书记，苗浡然为组织部长，宋黎为宣传部长”。③不过，笔者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刘澜波1936年写给中央的报告，却发现他是这样表述的：“工作委员会由M、S和我已经建立起来。兵委因为干部的缺乏，到现在还未能健全起来。群众的党团由S、宋、张负责。”④笔者推断，M是苗浡然，S是孙达生，宋即宋黎，张即张坦之。⑤苗浡然已被确定为“东工委”成员，这样，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宋黎与孙达生身上。
孙达生在《艳晚事件⑥的真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搬来后⑦，澜波又找来苗浡然同志，我们三人利用横的关系建立一个临时工作机关，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约定取得党中央的领导关系后，再改组成正式的党委。”⑧台湾《张学良评传》的作者司马桑敦认为，“刘澜波负责的中共军委组织里，另有组织部长孙广德(孙达生)和宣传部长苗勃(浡)然”⑨，其依据是项乃光⑩的口述。另外，刘向三(11)在接受高崇民(12)之子高存信采访时说：“1936年3月，我去王以哲军部，5月左右去西安，当时东北军与西北军中没有党组织，宋黎开始不是东工委的，他和马绍周住在一个小店，有个油印机印点宣传品，东工委开始就有刘澜波和孙达生。”(13)这些都与刘澜波所说的内容吻合，故可推断，最初的“东工委”委员是刘澜波、苗浡然与孙达生。
那么，宋黎是何时增补为“东工委”委员的呢？
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中提到，“当年(1936年)九十月间，东北军委经过了一番改组，原任组织部长孙广德，因为陕北方面怀疑他在上海市委工作时，向国民党投降过，乃调他回陕北，改由苗勃(浡)然任组织部长，宋梨(黎)任宣传部长”。(14)他依据的还是项乃光的回忆，认为是在九十月间增补宋黎为“东工委”委员的。但实际上，孙达生是11月13日去陕北(15)的，所以按照此说，宋黎是11月中旬增补的。显然此说在时间上不甚准确。
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朱理治(16)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刘澜波出狱后，“听刘澜波说，东工委除他外，委员还有孙达生、苗勃(浡)然、宋黎”。(17)刘澜波出狱时间为1936年9月中旬，从朱理治的回忆可推断，宋黎是9月中旬前出任“东工委”委员的。朱理治在1936年10月13日写给中央的信件中还叙述道，“这里的领导机关极努力，但工作尚缺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推动。刘、宋二人因现在所处的环境，适宜于做公开的抗日活动，决定把他二人造就成抗日的群众领袖，党的秘密工作由苗及孙(孙达生)或另一人参加，同时把各小组形成起来，严密分工”(18)，这，也说明宋黎当时是“东工委”委员。笔者仔细查阅了刘澜波1936年8月1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他没有明确指出宋黎是“东工委”委员，只是提到由宋负责一些群众的党团工作。笔者分析，这可能是刘澜波在积极培养他，有意吸收其为“东工委”委员。1936年9月左右，当东北军学兵队、抗日同志会相继建立起来时，刘澜波才委派宋黎正式以“东工委”委员的名义担负一些党的工作。因为反映此方面材料甚少，笔者只能从上述回忆中初步得出结论：宋黎应该是8月末之前(即“艳晚事件”前)增补为“东工委”委员的。
二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与东北军少壮派的关系问题
由于东北军少壮派在“二二事件”中杀害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给东北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于是，许多人便认为东北军“少壮派”是肢解东北军的罪魁祸首，一些原东北军人员谈其色变，不愿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在东北军党史中，对于东北军与“东工委”的关系更是讳莫如深，不加提及。而事实是怎样呢？
这里先弄清一个概念：东北军少壮派。东北军内很早就有老派与新派之分。在张作霖时期，形成了以张学良为中心的新派，代表人物有郭松龄、高纪毅、黄显声等人，他们支持张学良，反对汤玉麟、杨宇霆等旧派。东北军到西北后，张学良为了联共抗日，提拔了孙铭九、应德田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其实为新派的延续。他们逐渐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参与决策与机要，权力日益增长，成为东北军的新兴实力派，又称东北军少壮派。少壮派在东北军中发展得很快，五十七军副军长黄显声、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五十七军六二七团团长万毅、张学良的副官解方、“西北剿总”第二科中校参谋贾陶等人都为少壮派，他们为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毛泽东曾对少壮派有过这样的评价：抗日、反蒋、联共。但是后来，权力日益增长的少壮派与元老派军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少壮派偏激与盲目的特点便暴露出来。两派在主战与主和问题上矛盾达到白炽化，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主战，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主和。最后，主战的少壮派制造了“二二事件”，杀害了主和的元老派王以哲，使东北军产生分裂。少壮派此举令中共中央都十分震惊，毛泽东要求严惩凶手，当时在西安的周恩来从全局出发，将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送往云阳红军总部，避免了东北军内部的相互残杀。所以，少壮派在历史上有功也有过。
由于东北军少壮派的重大过错，在东北军党史中对于“东工委”与少壮派的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加以充分阐述，许多人对之并不了解。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不应该加以掩饰。事实上，“东工委”与东北军少壮派有着较好的关系。
在张学良联共抗日初期，“东工委”对于少壮派的抗日行为表示支持，与少壮派保持着较好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由少壮派为核心的抗日同志会(19)组成后，“各种工作，事实上非党的帮助与指导不能开展”(20)，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东工委”领导同志多方联系他们，做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在军中做抗日宣传。同时，少壮派也想通过联共抗日之事来赢取张学良的信任，确立他们在东北军中的地位，为此也和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关系。如朱理治到西安后，就住在孙铭九的家中，得到孙的照顾；苗浡然与孙铭九是同乡、又是朋友，关系很好；刘澜波、宋黎也与他们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少壮派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也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了解，认为他们“对扭转东北军当时的状况，努力而热情”(21)，为此也增加了与其合作的机会：应德田写了《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与刘鼎合办《文化周刊》，宣传团结抗战思想，苗剑秋也做了些突击性的宣传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抗日同志会初期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22)。“东工委”在同志会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1936年11月，张学良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部长，苗浡然为宣传部副部长。(23)
在对待老派王以哲问题上，“东工委”与少壮派也有相通之处。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六十七军军长，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东北军少壮派的权力日益增长，几乎与东北军军长们平起平坐。面对东北军少壮派“控制了东北军的人事权、控制了东北军与共产党联系的外联权，控制了东北军的核心机密”(24)，王以哲心中不免有些许被冷落的惆怅感。他曾比喻少壮派是“宦官包围皇帝”，认为“张学良举棋不定，并有些偏听青年人的意见”(25)，称“副座豢养这群人物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26)，时常发表对少壮派过激的言语，尽量回避少壮派，不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此举不仅直接导致与少壮派的矛盾，而且对于一直支持少壮派抗日的“东工委”来说，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阻碍。1936年七八月间，刘澜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王以哲对联共抗日工作不予支持、回避积极抗日的少壮派的情况。他这样写道，“他回避和张左近的进步青年见面”，“他竟公然同张的亲信天水专员卢乃庚(27)谈称，张先生初回国时，主张拥护中央，现在又反抗中央，这不仅是背叛信义，而且这样冒险行动引用积极分子(少壮派，笔者按)，是十分容易地(把)东北军的团体生命断送了！”(28)刘并向朱理治、潘汉年做了汇报。朱、潘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王以哲担任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期间，少壮派向张学良反映：王以哲“所倡导的内容，都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的那些东西，如《大学》、《中庸》等，灌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守旧思想”(29)，并举荐在北平闲居的黄显声(30)担任教育长。“东工委”书记刘澜波是黄显声的密友、秘书，他当然支持少壮派举荐黄显声担任训练团教育长之事。1936年9月，黄显声果然取代了王以哲担任王曲军官训练团第4期教育长。关于黄取代王担任教育长之事，有两种说法。说法一，高崇民在《西安事变杂谈》中谈到，“张为调和起见，终以黄代替了王以哲”(31)，说明张学良为了调和黄显声和王以哲之间的矛盾使然；说法二，高存信、白竟凡在“评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文中认为，“张学良将军不让王继续担任教育长，是调他到西战场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一九三六年九月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王以哲在陕甘交界处接应。这个任务是别人担当不了的，它比王曲军官训练团更为重要”。(32)笔者认为，张学良委任黄显声担任教育长可能有这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张学良也为东北军内新旧两派的矛盾而烦恼。8月下旬，他曾对卢广绩说过东北军内部新旧老少之间不和的情况，希望他到总部后多做些团结工作。王以哲举荐的缪徵流担任五十七军军长后，张学良为了调和矛盾，让少壮派举荐的黄显声担任第4期的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接任王以哲的职位。另一方面，王以哲是张学良所倚重的大将，所以在联共抗日的大事情上，他十分信任王以哲。在王以哲与少壮派矛盾尖锐时，调他去西北战场上执行联共抗日的新任务，由黄显声担任教育长，既调和了矛盾，也完成了东北军新的任务。
在抗日同志会后期，张学良也想一度扩大其发展规模，吸收王以哲在内的高级军官参加、入会，少壮派及“东工委”都加以反对，所以一直未吸收王以哲。当时，王以哲虽是老派军官，但他是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曾作为东北军代表参加与中共中央的洛川会谈、延安会谈，并与中共中央直接有电台联系。在对待王以哲这一点上，笔者认为，“东工委”领导人应该从抗日的全局出发，尽量争取、团结在联共抗日方面做过贡献的王以哲将军，而从个人利益或宗派主义出发的片面认识，正好与少壮派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促使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是“东工委”应该汲取的教训。
然而，笔者必须说明，“东工委”与东北军少壮派保持较好关系是基于共同抗日基础上的。由于不同党派的不同信仰，东北军少壮派对“东工委”并非完全信任，而是在一些方面加以戒备。如抗日同志会成立后，“东工委”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多争取几个党内同志进去，能发挥党在同志会中的主导作用，但这项工作的开展异常困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对共产党员有很大的戒备。孙铭九依据同志会章程规定的“凡参加过其它任何政党活动的，必须在加入同志会之前，报告出来”的内容，曾两次向刘鼎要共产党员名单，“东工委”领导人当然拒绝此种暴露党组织的做法。(33)这说明“东工委”与少壮派在合作过程中也有斗争。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澄清两点：第一，因为少壮派所犯的错误，就力图掩饰“东工委”与其之间的关系不可取；第二，因为“东工委”与东北军少壮派的关系较好，就认为“东工委”并不坚持党的原则、甚至支持少壮派的错误行为，这种看法更是主观的、不切实际的。
三 “东工委”书记刘澜波是否参与“二二事件”问题
基于“东工委”与少壮派关系较好、又都同王以哲有矛盾的事实，一些学者便认为，“东工委”支持少壮派参与制造“二二事件”。著名学者吴天威在《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书中认为：“2月2日晨，约50名军官集会，包括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105师旅长高福源，高部团长康洪泰、何贵、109师团长万毅，工程兵团长杜维纲，以及李永新，会上亦有中共党员为刘兰波(刘多荃之弟，即刘澜波)，马绍周、何乃光等。在会上，他们认为高级将领同意的和平条件，实际上出卖了东北军及少帅，叛徒就是敌人，必须消灭。列出了黑名单：何柱国、王以哲、缪征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越、李金洲、徐方、蒋斌、谢诃。”(34)除此之外，一些其他人的回忆中则含糊地说明有30名(35)少壮派军官参加，并没有提及共产党员的名字。而吴天威提到的刘澜波是否代表“东工委”参加“二二事件”前的集会了呢？
笔者认为，“东工委”书记刘澜波参与“二二事件”之前的30多名军官集会的可能性不大。原因之一，如果刘澜波参与此次集会的话，即便刘澜波对杀死王以哲会表示同意，他也不会同意少壮派杀死他的族兄刘多荃的(集会上列出黑名单不仅有王以哲，还有刘多荃等人)。刘多荃，刘澜波的族兄，当时是一○五师师长，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刘澜波在东北军中能顺利开展党的工作，一直与族兄刘多荃的保护分不开的，在他多次危难之际，都是由刘多荃出面加以解决的，他们兄弟之间有着很深的情义。少壮派当然清楚这一点，如果刘澜波参与此次集会的话，他根本不会同意少壮派做出枪杀刘多荃的决定，或者会后一定将这个决定转告给刘多荃，那样的话，整个计划就会泄露。
原因之二，刘澜波与少壮派保持着较好关系是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实现与东北军共同抗日所然。事实上，由于不同党派的不同信仰，少壮派并非完全信任刘澜波。如前所述，少壮派对共产党员有戒备。孙铭九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长，专职逮捕、关押、暗杀活动。在“艳晚事件”中，孙铭九在逮捕刘澜波时，也没有将张学良“秘密逮捕”的实情全部告之，所以刘澜波也不知凶险，就将孙达生掩护起来。(36)19％年11月，刘澜波匆忙离开西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董道泉案(37)的牵连，刘澜波受孙铭九的追捕，没来得及与朱理治商量就随黄显声到河北五十三军了。(38)如果与孙铭九关系亲密的话，刘澜波根本不会这样匆匆离开的。所以少壮派在牵涉到东北军前途的重大事件上，根本不会与“东工委”负责人刘澜波事先商量。实际上，少壮派制造“二二事件”是受托派(39)分子张慕陶、徐惟烈、张子奇等人的鼓动，这些人在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挑拨离间，宣传反共言论，主张“打一下再和”(40)，这种思想对于主张武力解决的少壮派来说，不啻“火上加油，使他们更加不顾一切，狂热于‘打’的鲁莽灭裂的举动”。(41)特别是中共确立了主和的意见后，他们认为武力救张无望了，“认为共产党也不够朋友，丢开张学良”、“王以哲、何柱国主和是投降南京，是内奸。(42)在这个时候，认为“共产党不够朋友”的少壮派，根本不会让共产党人刘澜波去参与他们的计划的。
原因之三，刘澜波一直遵照着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贯彻党的方针、路线，从不对党组织有任何的隐瞒。他在自传中清楚地表述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但他承认作为党的东北军工作的负责人对于“二二事件”的发生估计不足所负的责任。他说，“二二之前，少壮派苗剑秋、孙铭九等悲观失望的言语中(如苗说，副司令为了东北人的出路搞了个‘双十二’，我们为了副司令的出路，难道不可以再搞一个‘双一二’吗？)我也警惕到少壮派的不满，可能有意外的行动，也报告了当时负责同志，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在工作上组织上做什么必要的准备，以致二二事变在工作上特别是党的方针上以很大的损失。又如二二以前的形势以及我们所得的材料，如果我们有意识问题本质的能力，那我们就有可能预计到二二事变的发生，二二事变对于我们(党)是不速之客”。(43)刘澜波勇于向党组织承认自己在“二二事件”中的错误足可以表明其对党组织的坦诚和光明磊落。
以上是对笔者对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三个问题的探讨，将其表述出来，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注释：
①南汉宸(1895-1967)，山西省赵城县(现洪洞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冯玉祥、杨虎城等部任职，长期从事党的秘密统战工作。1935年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下属的联络局主持情报搜集等工作，不久转入中央特科，继续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35年底1936年初到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的爱国党内外人士，其中不少人是接受其指示前往西安的。解放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等职。
②刘澜波在自传中称5月，而孙达生回忆及大部分人回忆称6月，笔者暂从后者。
③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④刘澜波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存，档案卷373：7。
⑤笔者访问过孙达生，他说张坦之是东北大学毕业生，“东北特支”的成员，1936年初由张希尧介绍到西北帮助孙达生做军运工作。后来张坦之为“东工委”通讯处的负责人，1936年末调回中共北方局工作。
⑥艳晚事件，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按韵目代日，29日为艳)。蒋介石下令逮捕在西安从事救亡活动的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栗又文，宋黎、马绍周、关时润在此事件中先后被捕。宋黎在被押往陕西省党部途中，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拦截，杨虎城通告张学良，张学良派人将宋黎接回，然后保护性地逮捕了刘澜波、孙达生，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艳晚事件为西安事变前的一次预演。
⑦孙达生于1935年11月到西安后，住在高崇民租的双仁府8号。高崇民因“活路事件”的牵涉，被张学良秘密送往天津，孙达生就搬到六十七军留守处。不久，又与刘澜波同住在刘多荃与黄显声合租的新城坊15号，两人共处一室。
⑧孙达生：《艳晚事件的真相》，《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⑨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出版1986年版，第233页。
⑩项乃光，历任北平CY书记、CP北平西区委书记、北平学运书记、东北军委驻平凉特派员、东北军委组织部长，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委书记，后来叛变革命，随国民党入台湾。
(11)1936年3月，中共中央委派的驻六十七军的红军代表，接替李克农。
(12)高崇民，(1891-1971)，张学良的幕僚与朋友，东北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前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参与组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活动。1935年到西安对张学良做联共抗日的说服工作，向东北军将士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参与并积极拥护西安事变。1937年6月参与成立东北救亡总会，1941年在重庆主持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以东总名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秘密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被选为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等。
(13)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14)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237页。
(15)《孙达生回忆录》，未刊稿，存于作者手中。
(16)朱理治(1907-1978)，江苏省南通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区委书记、青年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副书记、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等职。1936年6月-1937年6月担任为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领导“东工委”的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书记等职。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7)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主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18)朱理治给中央的信(1936年10月11日)，转引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9)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为了联共抗日在东北军内秘密成立的政治组织。其领导核心为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东工委”领导刘澜波、苗浡然等人也加入此组织，帮助他们实行联共抗日。
(20)朱理治11月4日给中央的信，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主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2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页。
(2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9页。
(2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9页。
(24)王海晨、胡玉海：《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7页。
(25)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26)刘禹：《张学良大传》，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27)卢广绩(1894-1993)，号乃庚，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幕僚好友。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东北救亡活动。1935年被张学良任命为天水专员，1936年被任为“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
(28)刘澜波给中央的信，1936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存，档案卷373：7。
(29)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9页。
(30)黄显声为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内战、不与红军为敌的态度，1936年初，离开骑兵军，到北平闲居。
(31)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32)见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33)高存信、白竟凡：《对应德田等人控制下的“抗日同志会”的剖析》，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
(34)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484页。
(35)除吴天威记述为50多名军官外，而在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中，都记录有30多名军官参加。故采用30多名军官一说。
(36)孙达生：《三位一体的发展》，《孙达生回忆录》，未刊稿，存于作者处。
(37)董道泉案，董道泉受刘澜波的影响，坚决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9月，他被派与中央红军交战时，将情报告之红二方面军，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但因此事被告发，张学良受蒋介石方面的压力，无奈将其杀害。
(38)孙达生：《艳晚事件的真相》，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39)托派，是中国的托洛茨基派。1928年，一批拥护托洛茨基的留学生回到中国，成立托派组织，以陈独秀为首反对共产党六大路线，主张进行合法活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其开除出党。在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一些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主张抗日，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对抗日战争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40)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41)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第37页。
(42)孙达生：《王以哲为什么被杀》，《孙达生回忆录》，未刊稿，存于作者处。
(43)刘澜波：《我的思想工作反省》，中组部档案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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