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到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理论表达
□刘 佳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理论表达。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要遵循从“语义”到“历史”再到“制度”的认识路径。语义是概念的外化，历史是概念的根蒂，制度反映概念的行动逻辑。只有在回归历史逻辑和结构化的制度分析中，才能避免“外部反思”，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实体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语义形态、历史形态和制度形态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工会制度；工人阶级；群团组织；工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术语提炼，关联中国工会改革与制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国工会的性质和特点，是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1]习近平在同十六届、十七届全国总工会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都重申了这一观点。检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研究，存在一个隐而不显的问题，即注重对政治文献中的“工会文本”进行演绎和延伸，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佐证材料和话语素材。这种研究范式，对于新概念刚刚“出场”，亟待进行大众化普及、推进概念范畴的社会认同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会在政治形态、社会治理、劳资关系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整体性重塑，这种解释路径恐怕难以适应工会改革的“加速度”。因此，很有必要从语义、历史和制度的整体性维度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学理内涵。这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工人与工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语义认知
语义是概念的外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基本前提就是了解这个政治术语的语义内涵。任何一个政治术语的提出，都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事实和学理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会在历史、实践、制度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理论集成。我们要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横坐标”，以中国工人运动史为“纵坐标”的理论象限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进行语义素描。
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业余举措在西王方面是不胜枚举，其实，这也是这个俱乐部仓促接手山东男篮之后的一个“恶果”，而在之后甚至是直到赛季中段球队的表现，都跟这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关键词是“道路”。道路，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专供行人和车辆行走、行驶的基础设施，能行人过车的通道，都可以称为道路。它的引申义就是达到某种目的、实现一定目标的过程和手段。因此“道路”的概念化就是“路径”，“路径依赖”可以理解为对方式与手段的依赖。首先，道路具有区间性。区间就是对距离长短的描述。道路的区间性表现为它是由起点和终点共同规定的。起点是指道路的历史起点，即在历史和时间意义上道路是何时开始形成的。终点是指道路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理念层面的，也可以是现实层面的；可以是实体性的，也可以是虚拟性的。目标总是存在的，道路的终点一定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达成某种夙愿。形象地说，道路是一条线段，并非一条射线。其次，道路具有可测量性，正因为道路是一条线段，这就具备了可测量性。测量主要是指对道路作出评价，这既可以是实然评价，也可以是应然评价。前者是对道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评价，后者是对道路理念和未来的设想和憧憬。人民群众是道路的开辟者，也是评价者，具有道路“测量”的最高权威。最后，道路具有形态性。有的道路蜿蜒曲折，有的道路笔直坦荡；有的道路敞亮宽阔，有的道路黑暗狭窄。道路的形态是由开辟和建构道路各方力量的综合较量和利益博弈共同决定的。
第二个关键词是“工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会是大工业发展进程中劳资关系矛盾的产物，位于资本的对立面。工会最基本的面向是作为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组织机制。在“劳资关系”中，作为生产资料占有一方的资本家阶级处在社会权力的制高点上，对只靠出卖自己劳动能力为计的工人阶级实行全方位地剥削和压迫，通过吸吮工人阶级剩余劳动实现资本增值和资本循环运动，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处于社会权力的最底端和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劳资关系”本质上是由资本权力主导的非对称性霸权关系。工人阶级要想颠覆非对称性霸权关系，就必须组织起来，实现本阶级的团结统一和集体行动，“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2](p128-129)以此为基点，在工会运动中形成第二个面向，即工会制度，它是工人阶级以工会作为集体行动形式而采取社会行动的制度形态，以及关于工会组织自身建设、运行的原则与规定。工会的第三个面向可以概括为关于工会组织及其制度形态的价值抽象，如工会文化、工会理念、工会理论等。因此，“工会发展”就对应地涵盖工会组织发展、工会制度发展、工会价值发展三个方面。
最后是“理论”视野下的道路。王沪宁在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十七大的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贯穿了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和工运学说，为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理论集成，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国工会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把握，与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中国工会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这样一来，我们就从“道路”“工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核心概念入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政治语义轮廓作了素描，并得出以下基本判断：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紧密联系，两者在学理层面上可以相互解释和论证；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在实践上可以把握，在制度上可以建构，在价值上可以阐发；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其术语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如果说，上述分析较为粗略，对核心要义的把握还不是那么深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历史运动中，透过中国工会运动的实体性内容分析这一概念提出和建构的必然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根蒂
这一时期中国工会运动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中国工人运动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具有民族解放和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工会运动不仅是满足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更关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前者是经济利益，后者是政治利益，经济解放必须以政治解放为前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会运动超越狭隘的经济主义，更加关注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阶级要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政治革命目标就是建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第二，中国工会运动注重与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的相互配合、支援和协作，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经历若干次“试错”后得出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一场人民战争，因此必须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这意味着，中国工会运动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动员系统，既要充分吸纳黄色红会、招牌工会、民间行会等工人组织，也要与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相互配合。政治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巩固和发展的时候。”[7](p18)第三，中国工会运动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工人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当家作主，工会由此也被赋予了“国家政权社会支柱”“人民政协重要参与方”的政治功能。
（一）帝制国家解体与工人阶级组织化兴起
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工会在“党制国家”的政治形态中明确组织性质，强化政治能力，发展社会功能。现代国家建构逻辑、社会革命逻辑、后发国家工业化逻辑、中国大一统的文化逻辑共同塑造了党制国家[9](p43-53)，在党制国家体系下，政党通过国家政权兑现政治承诺，社会团体和企业生产被纳入国家体系中从而成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此时中国工会具有下列特征：其一，中国工会进入党制国家体系。工会在国家政治形态和权力结构中历经曲折，有时被强化，有时被边缘化，甚至在“文革”中一度被取消。但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工会的总体态度是积极和接纳性的，并没有因为革命任务的完成而“取消”工会。只不过受到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工会与党和国家的关系曾出现严重扭曲和非正常化。其二，在工会理论问题探讨上，存在明显争议，即工会应坚持政治主义至上还是应坚持经济主义优先。工会理论问题的争议，与当时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党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模糊认识不无关系，与当时党内政治运动存在因果关联。其三，工会被定格在政治国家结构中，成为计划体制下“单位政治”的一个组成要素，“工会绝不是纯粹的社会团体，而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工会的此种性质既赋予工会行使权力的基础又限制了工会活动的空间”[10]。
（二）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工人阶级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重要论断。毛泽东同样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存在一个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过程，“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7](p17)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担负实现上述转变的重任，时间跨度可以从1925年全总成立延伸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
政治主体建构政治术语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以政治实践为前提，以社会历史条件为规定性。“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5](p533)任何政治术语都有深厚的历史根蒂，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内涵，要在术语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其历史性内容之中。
（2）重视核心技术研发，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美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掌握诸多领域核心技术，占据长期科技创新发展优势。中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及产出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虽然基础研发总投入在不断增长，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总研发投入比重较小。未来中国不仅要形成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模式，更要集中力量打破因核心技术缺失带来的桎梏。
（三）党制国家下的中国工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是中国工人阶级成长为政治阶级的准备期。此时中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是：第一，近代工人阶级呈现二元性特征。在西方商品—资本输出和军事干预中，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封建帝国政体瓦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在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席卷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外资企业、官办工业开始出现，近代工业孕育形成了近代产业工人。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与工厂机器化大生产联系紧密，同时也被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不少工人是由农民直接转化而来，因此在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上还保留小农传统。这就决定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阶级在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上兼具进步性和保守性、先进性和愚昧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的二元性特征。第二，中国工人运动组织化趋向明显。受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和民间习俗影响，近代产业工人以空间、职业、性别作为结社中介，组建工人共同体。特别是，中国现代政党加速了工人阶级组织化进程，国民党、共产党等效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实践，建立外围性工人组织——工会。工会是政党与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6](p304)，与政党互构为结构性联动体系，以政党“外围组织”的名义进行社会整合与动员。第三，近代中国工人组织形态复杂，充斥分裂与斗争、矛盾与冲突。因此，破解工人组织分化僵局，实现中国工人运动及其组织形态的全国性大联合，迫在眉睫。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四）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形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鼓励商品经济的经济改制、弘扬效率优先的价值转型共同作用下，中国工会从政党体系、国家体系逐步进入到社会体系、市场体中，作为政治术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呼之欲出。2005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四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六次全会制定《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决议》首次以全总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这一政治术语，其要点是：（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2）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3）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4）坚持切实表达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5）坚持工人阶级队伍和工会组织的团结统一；（6）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会对外交往；（7）坚持推进工会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工作创新。其中第一条是政治原则和指导思想，第二、三条规定了工会与政党和国家的基本关系，第四至第七条分别从维权、组织、外事、能力等方面规定了中国工会职责和功能。
全总之所以在此时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与进入新世纪后，党对于加强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紧迫性的战略判断密不可分。此前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为，“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保持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增强党长期执政的专业化能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和党的生死存亡。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上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后，如何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在理论上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工会，怎样建设工会”就成为一项摆在全总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一项重大理论命题，作为中国工会建设的基本政治准则被正式提出了。在2008年中国工会十五大上，习近平在代表党中央的祝词中把工会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结”为一体，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体现了时代要求与中国国情的统一，体现了工人阶级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11](p7-9)
（五）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理论内涵
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不同，它不是在社会空间自主生成的与国家权力相抗衡，与政治团体相竞争的压力集团，而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缔造建立的“外围性”组织，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向、干部人事、资源配置、功能定位、工作空间等方面的全面领导和塑造。1949年开国建政后，中国工会从政党体系进入国家体系，称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人民政协的重要参与界别。这样一来，工会的“传动带”也延伸至国家权力体系中，工会以其延展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以维权为重点的社会功能、与党政系统稳定的伙伴关系等制度优势，在保持国家宏观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整合工人阶级人力资本，实现人力资本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高效利用。对工会与国家的关系在理论上存在一些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工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典型的法团主义结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工会主要是在国家、企业和工人之间扮演着一个中介性的角色，以协调三方利益，辅助国家治理，这种中介性角色并不具有法团主义的性质”[16](56-57)。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工会不同于美国工会谈判型组织，它不可能像美国工会那样以对抗姿态同雇主集体谈判[17](p60-66)。这为转型社会理论关于“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断裂，经济发展必然被要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判断提供了一个“经验反例”。
其次是“治理”视野下的道路。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13](p188-189)现代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主体多元，对象复杂，操作难度大。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同利益相关方给出的方案和路径是截然不同的，甚至还可能存在紧张和对立。面对众口难调、充满利益纠葛的复杂性社会治理难题，我们为此划定出一道“治理边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底线”和“外框”。越出这个底线，跳出这个外框，治理的性质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在当下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大力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完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理论研究的“底线”和“外框”。
第三个关键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的基本关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也体现了现代化运动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逻辑”，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普遍性和民族性何以统一的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工会发展道路”的定语，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凸显工会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工人阶级最终会走向大团结、大联合。但历史经验表明，由于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迥异、政治体制和社会自主性的异质，致使不同国家工人运动在规模、组织化程度、斗争领域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千差万别，泽尔博格（Zolberg）将此称为“例外主义”[3](p182-203)。中国工会运动同样如此，既体现出世界工人运动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特质，也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其二，对中国工会研究起提示作用。正是由于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存在，研究中国工会要最大限度避免“外部反思”，即防止“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4]，不触及中国工会历史与实践的实体性内容，从而陷入西方工会理论的假说和论证中，导致工会实践中的“偏航”与“变色”。其三，这体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对中国工会发展道路自主性、本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有力维护。
4.1 TOFD由于是利用缺陷波的衍射原理和采用一发一收的至少两个探头进行检测，所以对于直管对弯头处焊缝，就不能采取TOFD技术。相控阵技术不受此结构的限制，可以单探头进行检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制度结构及其现实展开
从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研究不难看出，引导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已经成为了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农业科研人员所在的农业大学和部分农业科研院所开始推行具有自身特色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黄国清[23]、祖智波[24]、汤国辉[25]、高秀军等[26-28]认为，高校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技推广的模式有农业专家大院模式、农业综合开发模式、农业信息咨询模式、农业科技大篷车模式、“双百”工程模式、专家负责制模式、“科技小院”“西农模式”等。王笑颖[29]分析河北省粮食丰产科技工程课题，指出农业技术示范辐射模式包括辐射中心、一级辐射点和二级辐射点3级体系。
由于直线电机牵引运载系统的特殊性，直线电机与感应板之间的垂直方向最大存在50 kN的相互吸力。在交变吸力的作用下，直线电机出现垂向吊杆橡胶关节老化，以及垂向吊杆断裂的现象，从而引起直线电机下沉，导致多起直线电机与感应板之间的接触碰撞发生，造成直线电机和感应板之间损伤，影响地铁线路的正常运营。在我国广州地铁4号线首次引进并成功运用了日本的直线电机牵引运载系统。为了实时在线监测气隙的变化，以及实现系统对超出限值自动报警，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国相关企业共同攻关，相继研发了广州地铁4、5、6号线直线电机气隙在线监测系统。
为了实现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组织化，即把工人阶级对共同利益的理性认知转化为规范性的政治力量，就必须形成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制度结构。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制度逻辑，这是贯彻于工人运动之中的制度学原理。具体来说，第一，制度体现社会对资源配置的理性主义原则。人要生存，就必须依赖资源，人在同资源交换中实现个人与社会再生产。但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根据一定原则，比如经济主义原则、实用性原则、公益性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等，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作出某种限定，这种限定就是制度。第二，制度体现政治权威。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即以强制性力量促使社会成员共同遵守制度规范，否则就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制度就是一种政治权威，而政治权威的实现必须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第三，制度是社会秩序和个体行动规范的总和。总体制度由一整套首尾衔接、互为补充、彼此支撑的具体制度构成，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从形式上看，制度就是制度体系。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制度逻辑，旨在解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生产，把工人阶级分散化的个体行动整合为目标一致、整齐划一、组织有序的社会行动和阶级行动，从而掌握社会总体制度的制定权和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阶级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是一场制度革命，工人阶级集体行动是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跃进的推动力。
在市场化条件下，制度对于工会的意义在于，“工会不仅因为改善了工人待遇而成为提高工人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制度装置，而且扩展了劳资合作秩序，提高了社会公平程度，维护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正常运行”[15](p120-127)。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工人运动存在不可忽视的刚性制度边界，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制度、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限定，这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制度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制度形态可称作为“中国工会制度”，是指中国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社会制度体系中的纵向结构位置、在企业生产空间中的横向结构位置以及工会组织制度的结构化制度体系。作为结构化的中国工会制度，它由外部制度、内部制度和工会组织制度等三方面构成。外部制度主要是指国家政治—社会领域的制度结构，包括国家与工会的制度结构、政党与工会的制度结构；内部制度主要是指企业资本—劳动领域中的制度结构，包括企业与工会的制度结构、职工与工会的制度结构；工会组织制度主要是指维系工会组织内部机构稳定有序运转的制度结构，包括工会组织系统内的权力运行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干部人事制度等。
（一）中国工会制度的外部性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其理论内涵也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首先是“主义”视野下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的支撑主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趋势”[12]。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大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就是这条“大路”中的一列“车道”，两者历史根蒂、政治属性、发展方向高度一致。
（二）中国工会制度的内部性结构
追根溯源，工会是资本运动的产物，是由资本力量塑造形成的工人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与劳动构成一种矛盾关系：一是相互依存，资本吸吮剩余价值的运动必须借助工人“活劳动”的力量，否则资本就只能是“死劳动”；同样，作为除了自身劳动能力可以自由出卖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的“活劳动”与资本的“死劳动”相结合，“活劳动”才能转化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维系自我生存的生活资料。二是相互排斥，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因此必须把工人的“活劳动”压缩到最小限度，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加强生产组织和管理是资本削减“活劳动”的主要途径；同样，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获得更多生活资料，就必须与资本的社会权力进行抗争。西方工会的主要功能是，将资本与劳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使劳资双方达成妥协，避免发生激进运动。这也是马克思生前曾极力批判的“拉萨尔主义”的论调，“在一个健全的国家体系中呼吁工人的福利和权利，以至于将工人身份局限于拥有自身‘合法权益的’职业群体，这正是拉萨尔理论的核心”[18](p112)。
李攀攀(1996-)，男，四川工商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嵌入式系统。E-mail：2381702292@qq.com。
中国工会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限度下，资本与劳动在政治层面上的阶级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经不复存在，计划与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两种手段，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和摩擦仍然存在，但这是在现代国家建构和公民身份强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以职工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和满足为内容的纠纷。企业工会的功能就在于，在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框架中代表职工利益，维护职工权益，妥善解决劳资关系纠纷。企业工会发挥上述功能的法理条件和制度平台就是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三）中国工会组织制度结构
中国工会制度结构关涉工会组织自运行的状态及其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工会制度位于国家政治制度和企业生产制度中，受到这两方面的限制，因此中国工会不存在学术意义上的组织“自运行”状态。学术意义上的组织“自运行”状态是不受到任何外部压力和限制的绝对性、自主化的理想运动状态，这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是有限的民主。本文的“自运行”，可以理解为工会组织在国家民主和法治框架下，以工会法和工会章程为基本准则，围绕党和国家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公共议程，实现工会组织建设、日常管理、资源配置的良性运转以及对党和国家公共议程的有机嵌入。习近平指出：“群团组织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团结服务所联系群众、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有机统一起来。”[12]在当代中国群团组织中，工会组织制度体系的法理性最强、体系也最为完备，因为《宪法》把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基层民主的实践平台，《工会法》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规定了中国工会的性质、功能和权力运行体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也对工会在企业生产和管理空间中的性质与功能作出法理规定。工会组织的制度变迁是现代国家制度成长和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与绩效。
制度结构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到什么阶段，制度变迁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否则既有的制度很可能就会异化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阻力，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制度崩塌，触动国家安全的报警器。在开放环境和社会转型条件下，中国工会制度也在发生急剧性的制度变迁。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得尤为显著。一方面，工会制度的再生产能力更强，体系更加完备，内容更加充实，制度网络越织越密，中国工会制度体系正在发生全方位转型。有资料显示，“《全国工会改革试点方案》提出的七个方面27条改革举措均如期完成，原定制定25项制度文件而实际出台了35项，探索和总结了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19](p144)另一方面，工会制度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制度相互衔接，工会制度嵌入国家制度的能力更强，体现了工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价值。比如，中国工会积极推动劳动关系领域立法，“截至2017年底，全国各省（区、市）颁布35部企业民主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30个省（区、市）人大或政府出台41部集体协商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5个省（区、市）颁布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或政府规章，六个省出台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专项地方性法规”[20]。工会制度的执行力、贯彻力更强，制度虚空、制度弱化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以制度变迁为契机，工会组织及其能力体系得到全方位重塑，这是工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成果。
1.3 纳入标准 患者纳入标准，年龄在20岁以上，65岁以下，痔Ⅲ°伴脱出，符合痔诊断标准。排除标准，年龄在20岁以下或65岁以上，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液病以及其他严重危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及不适宜手术者，妊娠及哺乳期患者等。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理论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语义形态、历史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有机统一。语义是概念的外化，历史是概念的根蒂，制度反映概念的行动逻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核心议程是：构建与现代国家建设相适应，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工会制度结构。这是实现从概念到行动的关键一跃，未来仍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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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10.003
[中图分类号] D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10-0023-07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劳模政治：劳动锦标赛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2019FDMYC04）；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19年度立项课题“新时代劳动伦理青年化研究”（2019B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佳（1989—），男，辽宁抚顺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杨 幸
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论文; 工会制度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群团组织论文; 工会论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