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纲——对当前这一理论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这一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而需要改变理论研究的落后状况，重新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作者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特殊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源在于特殊的中国近代社会三大矛盾。因此，必须以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秩序性、层次性及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规律。
作者王庆五，1957年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副主任。
一、革命性的变革要求
（一）党的十四大高高举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充分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向现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提出了必须与之适应的革命性的变革要求。
（二）当前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一种矛盾现象：即理论的研究落后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已经深深感受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学术界却还停留在对党的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的解释、说明层面上，甚至有的仍然继续运用陈旧的思维方式和教条式的僵化原则，来附会这一实践中具有蓬勃生机的科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鲜明的不同步现象。这一学科在研究方法、创造精神以及体系等方面都面临挑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三）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大体有两种体系。一是苏联体系在我国的翻版，这一体系以前苏联科学共产主义教程为模本，从框架结构、名词概念到基本原理，都搬进了我国科社研究领域；在8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刚刚恢复这门学科的我国理论界，有较大影响。二是苏联模式的中国式改良版本，它将前苏联体系的两个“版块”，即革命篇浓缩，重点突出建设篇，运用大量的中国事例来充实已经模式化的基本原理。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一体系的影响较为深广。
第一种体系，其鲜明的特点是脱离中国实际，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这种体系结构模式化，结论僵化。第二种体系，其鲜明的特点是力求说明中国的实际，但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它试图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新经验，与已经模式化的原理调和起来，论证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中国式创造，并不违背或者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程中现成的公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创造性结论，该体系采取整体支解方式，分类塞进版块式的框架中去。
（四）在上述两种体系之外，近来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试图从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现实视野出发，展开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的研究，但核心主线和基本结论还是经典教程的延伸；二是企图更紧密地与我们党历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论述结合起来，以党的文件、报告为主线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改良的经院式体系仍然改变不了其根本上脱离中国实际的弱点，而用路线方针政策来代替理论的思考，则使人们对这一学科的严肃性、严密性、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因为，路线方针政策与理论毕竟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总之，在这些体系的基础上，无论怎样改良都不能得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结论。
二、又一次伟大革命的启示
（五）理论的革命来源于现实的革命。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这是对中国所面临的又一次伟大革命的现实含义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7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道路40多年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崭新结论。
（六）“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深刻地端正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指出了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特有的本质含义，即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一结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将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起来，表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创造。
“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它深刻地蕴含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质，即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这一结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把原来人们头脑里空中楼阁式的社会主义，重新放在现实中来认识，指出了一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优势的唯一道路。
（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改革这场革命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是摆脱贫穷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些立足于又一次伟大革命现实的结论，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呢？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自身规律，重新确立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程中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光辉结晶。对其科学体系的创立，要深入到其特定的思想渊源和直接的思想材料中去认识。
（九）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就是这一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吸取的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根本的意义的科学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以及他们晚年对世界历史可以跳跃式前进和只要内外部条件具备，某些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思考；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以及他晚年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思考，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人民，可以首先通过革命争得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前提，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渊源。
从马克思到列宁，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光辉、对世界社会主义最有指导意义的，莫过于上述思想。随着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这些思想逐渐从极其博大的理论体系中沉淀下来，作为精华中的精华，构成了一条主线，从基本原理的层面，以深刻的科学内涵及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逻辑，揭示了落后国家可以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律。它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这一理论渊源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最富有生机活力的体现。
（十）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材料，就是这一学说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所吸取的、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作用的经验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重大挫折，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再认识的科学结晶。它在基本理论、思想路线方面与过去的实践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但作为理论整体而言，决不是过去某些结论的简单重复和某些经验的简单照搬。首先，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是一次革命性飞跃。其次，在社会主义建设一段时期内的某些正确结论，确实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思考。但是这些还不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点，它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所提供的，还是一些有益的观点和走自己道路的初步尝试。
（十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创立的，并以党的十四大把这一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志，走向进一步成熟的。它是革命性的创造，革命性的理论。只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客观环境，才具备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
（十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创立的客观历史条件，必须高度重视三个方面：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经验教训，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过程及当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现状。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挑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相比较，共同的经验教训和特殊的发展规律等等。因而，也就具备了通过对这些历史现象和本质的分析，进而科学地说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可能性，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可能性。
（十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成熟。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后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邓小平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创立，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从而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创立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石。15年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每取得一个方面的突破，都离不开这一理论的基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块基石。最近，我党一位著名的理论工作者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5年中，究竟什么才是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最持久深刻的内在动因呢？无疑，思想作用、路线作用都是巨大的。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才是保证这种活力得以不断解放的最深刻的基础和内在动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践来源于对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这两个长期被认为格格不入的东西结合起来。可以说，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都与此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科学依据而建立起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将这一理论彻底突破，将市场经济充实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三、特殊条件下的中国道路
（十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革命性理论，其研究对象应更集中于特殊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十五）特殊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逻辑的起点当然是这一特殊道路的必然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以往的缺陷是历史现象的描述代替逻辑的深化。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基本原理，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提供了正确的方法。
（十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原理，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结论本身就包含着不可缺少的两大前提，即完成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变，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
其实，人类社会在近代面临三大基本矛盾的困扰。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上，自然经济的衰落与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抗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在社会技术形态上，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告别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又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在社会制度形态上，随着19世纪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固有的矛盾又充分暴露出来。这三大矛盾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社会某一个领域，它们都以不同的层面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当然，导致这三大矛盾的最终动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解决这三大矛盾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分析，是建立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形态矛盾和社会技术形态矛盾充分暴露并相继解决，最后都将社会冲突的焦点集中到社会制度形态矛盾上而充分展开的。
（十七）特殊的中国道路，根源于社会独特的基本矛盾。1840年，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也将人类社会在近代所面临的三大矛盾几乎同时在中国社会展现。但是，直至1949年解放，近代社会的三大矛盾在中国仍然没获得充分展开。
近代社会三大矛盾运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在西方社会，三大矛盾的逐渐展开和充分暴露，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和明显的时间顺序性。几百年历程中，随着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农业社会与工业化社会的矛盾相继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才更加尖锐和突出。而在中国近代社会，三大基本矛盾以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方式运行。首先，三大矛盾不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展开和充分暴露，而是随着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同时地迅速在全社会展开；其次，三大矛盾在近代中国100多年的运动中，没有一个矛盾得到充分展开和完全解决；再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在中国以特别脆弱的形式暴发的特殊性；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同时也留下了解决近代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社会与工业化社会两大矛盾的历史任务。正是这三大矛盾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特殊形式，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十八）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正确判断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
从中国近代社会遗留给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包袱来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仍然面临三大基本矛盾，其中，第三大矛盾在社会政治关系上表现为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社会经济关系上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三类矛盾构成有机整体，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质和所处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三大报告正是基于我国社会这种客观现实，指出：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一个社会性质判断，又是一个历史方位判断。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的转变；实现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变，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十九）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革命性意义，还在于它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本质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甚至有时处于矛盾状态。当然，人们认识社会主义是随实践而深化的。但不可否认，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容易造成人们认识的不定性，甚至造成认识的模糊和思想的混乱。对此，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很有启发的。
第一阶段，1978年－1983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全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完成由落后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的转变，达成了高度共识。从邓小平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更注意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要求全党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意义在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既不是停留在经典作家100多年前的个别论断上，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其意义在于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第二阶段，1984年-1988年。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接着，在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我们党深入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从而开始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最深层次的矛盾的研究，也为社会主义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说明。沿着这一正确的认识轨迹，直至党的十三大，我们党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有机地联系起来，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三阶段，1989年－1992年。随着1989年发生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急剧变化，我国人民更加深入地冷静地反思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要冷静地思考中国的过去，也要冷静思考中国的未来，他在那篇著名的反思讲话中，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接着，1990年12月，他又针对理论界在争论中出现的对商品经济理论的怀疑，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与市场这样的内容。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对这一理论的阐述更彻底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在党的十四大上，它终于成为全党的共识。
从上述理论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出什么启示呢？(1)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是抽象地从所谓特征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在认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本质时也没有拘泥于某一教程的规定；(2)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彻底化，即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对社会主义所谓特征的认识，并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特征认识的教条化、抽象化倾向，重新回到了从现实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点上；(3)正是商品经济理论的彻底化，才使得我们党得出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它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4)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只有从其根本任务和本质出发，才能科学地得出与这一本质和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原则，而不是去刻意规定从中国到外国、从过去到现在千古不变的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二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历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笔者并不否认其地位的重要，而是着重提出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问题。
从研究角度看，现有体系是“板块”式，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一块，拼凑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体；从研究方法看，现有体系是横向展开式，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方面面，先是理论溯源，然后再到今天的方针政策阐述。实际上，这种角度和方法，既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特点，也是这门学科力所不能及的。尤其对独特的中国道路，只能流于一般的说明。事实上，其他相关学科都从某一个方面超过了科社学科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这门学科面临挑战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中国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同样被决定了必须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
（二十一）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正确判断出发，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首先体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秩序性。
所谓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秩序性，不是指从制度层面讲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次之，而是在社会全面发展前提下的优先性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社会主义三位一体之一的经济发展，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头等重要位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由不发达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够格的社会主义。
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秩序性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商品经济理论，以及根据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三大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彻底地说，就是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完全实现创造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的阶段，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是条件的条件、基础的基础。当然，我们不否认政治、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和目标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研究，其重点不是去研究这种独立性和目标性，因为某些相关学科会更深入这些领域。而科社学科必须深入研究它们三者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宏观特殊性质，即政治发展对实现首要战略目标的保证作用，以及由此决定的自身建设内容；思想文化发展对实现首要战略目标的支持作用，以及由此决定的自身建设内容。
（二十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三大矛盾的判断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还体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的层次性。
制度建设的层次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层面的重要内容。从目前科社学科对我国制度层面的研究来看，对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具体制度，概括为一元性的主体层次，即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主导制度，过渡性的对主体制度密切相关的以完善主体制度为目的的亚制度；多元性的对主体不起伤害作用的非主体层次，即与主体制度在性质和目标上不相一致，但受到主体制度的约束的社会结构体。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非常鲜明，但问题在于这一结论的现实起点。商品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个重要理论基石，是指整个体系而言。但这一理论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理论特点。解剖这一制度层次性的现实起点，是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阶层结构，以及研究其在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形成过程中的 变化和发展趋势。实际上，对这一现实起点的研究，在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问题在于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起点的阶级状态、阶层变动，社会力量结构模式以及发展趋势，缺乏全面透彻的了解。尤其是在量的研究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导致了很难对质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层次性规律的揭示上，可以说知之不多，研究水平还停留在概念演绎上。
（二十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缺少的内容。但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政党学或党的建设学，它有着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相对特殊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则更集中于对这一特殊道路的定向、前进中的掌舵，以及对各种战略策略的制定和调整。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研究，其范畴应包括它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控制以及操作艺术等等。
（二十四）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其理论重点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根本任务出发，进一步揭示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即它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在生产力性质上的先进性和为全中国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质的规定性。然后，根据这一本质的科学界定，对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必然性，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领导的民主方式、具体体制，以及如何通过这一体制实现工人阶级政党意志的具体程序、措施等等进行研究。实际上，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许多丰富经验，但目前缺少理论的总结和科学的升华。
（二十五）关于工人阶级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其研究重点也不是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怎样才能被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其中，建立正确的机制和高明的操作艺术，是关系到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的问题。因此，在研究内容上，首先要解决怎样才能维护工人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其次，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操作艺术，要着重研究如何使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制度层面、在理论科学层面、在社会观念层面，以何种体制、何种载体、何种形式，深入人心，成为激励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十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是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那么，逻辑的终点也应是揭示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规律。
过去，凡科社教程都在终节揭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这一问题今天当然还要讲，但问题在于怎么讲。如果空泛地罗列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把它描绘成尽善尽美的社会，丝毫无助于增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反而给人造成虚无飘渺的幻境意识，这是亵渎共产主义理想。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谈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科学立足点，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简要要概括为：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原则，始终不渝的现代化建设，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既是中国人民今后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前提条件。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重要、更迫切、更现实的是研究这一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这里，必须注意三个方法问题：
其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定位问题。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历史长河中，仅限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早期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出现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社会与工业化社会矛盾最终解决的结果。从共产主义实现的最终条件来看，唯物史观无疑揭示了最本质、最科学、最全面的人类社会运动的真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要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特殊地说，这一实践还处于人类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早期实践阶段；还局限于东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也许到下世纪中叶，乃至下世纪末，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真正称之为够格的社会主义，成为彻底摆脱了社会主义早期实践阶段和东方落后国家局限性的社会主义。
其二，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动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长期奋斗中，能否获得强大的动力。纵观社会主义实践，可以说长期存在着一种目标与动力的背离现象。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有过深刻的认识，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问题上，却出现了认识上的深刻对立。唯物史观揭示的真理说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其目标与动力之间有着根本上的一元性，即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始终坚持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如果从更特殊角度来说，中国实现由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变，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中国取得社会主义“够格”的证书，奠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基础。那么，推进生产力发展，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一动力的获得以及动力机制的建立，在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过程中，是多么重要啊！
其三，全面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其本身不容许有任何价值系统的偏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历史的教训常常是在价值取向上的背道而驰。一是对现代化的偏离。以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一切宝贵经验一概排斥；另一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错误理解，不是将现代化视之为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等全面发展的系统，而是将现代化归结于某一个产业的畸形发展，因而使社会主义走上了越来越狭窄的脱离人民需要、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共性的道路。
二是对社会主义的偏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同样提醒我们：一方面是极“左”思潮偷换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右的思潮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这两者都导向唯一的结局，即葬送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从多种不同表现形式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结局。
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须臾不可分离的过程。当然，这一整体性，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辩证把握和有机衔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实现现代化为最近目标的社会主义。所以，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过程中，始终不渝的现代化建设与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原则，有一个科学的、历史的、长期的衔接过程。那种只顾推进现代化建设，而不顾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教训，以及抛弃现代化目标，一味追求空想社会主义原则的教训，都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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