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波[1]2003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资本市场的发展引致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相应地，货币政策实施的金融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变；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在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对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对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巨大挑战，成为中央银行在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与挑战以及货币政策的抉择，国外许多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文献均是针对这一领域的某一分支所展开，具体参见Obstfield(1994)、Kyle(1984)、Diamond(1982)、Jensen & Murphy(1990)、Laffont(1988)、Rigobon & Sack(2001)等。从国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中央银行成立的历史并不长远，国内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仅有十余年历程，因此，对于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更是起步较晚，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问题更是没有受到广泛关注，即使是学术界与理论界也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且，从已进行的一些研究来看，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没有突破定性研究的框架，定量研究仍较少，其中的系统性研究更是鲜见，因此，这给本文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尝试采取多种研究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数理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等：而且，行文中注意紧扣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宏观经济改革背景，同时注重从新兴市场与转轨市场这种双重特征出发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具体分析，以求对渗透其中的货币政策抉择进行准确把握。在考虑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本文共分8章，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并试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力图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问题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内容提要 第1章为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此领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文章的研究方法与意义以及文章的结构安排与框架等。 第2章探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引致我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并直接影响着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从而对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3章探讨资本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而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单一化，为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指明了坚定明确的方向。 第4章探讨资本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利率不仅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且，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其自身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实现利率自由化，并且这些内容在相关各章均有较多论述，因此，在本章只对利率进行简要分析而将重点放在货币供应量上。 第5章探讨资本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工具本身进行改造与创新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项重要内容，本章在分析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间接化趋势经验，给出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构想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改革的方向。 第6章探讨资本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机制包括q值效应、非对称信息效应、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及预期效应等;而实证分析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所改善，但目前仍不是十分畅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梗阻问题。 第7章探讨资本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前文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探讨我国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第8章探讨资本市场发展趋势与货币政策导向。本章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趋势下的货币政策导向，从结构上看，本章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延伸与拓展。
于振荣[2]2004年在《在学科交叉领域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评介》文中提出欣闻挚友于洪波同志的博士论文《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目前已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笔者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也常涉猎到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所以先睹为快 ,一口气将其读完。该书以前沿的金融学理论为指导 ,以大量翔实的数据为基础
张龙[3]2018年在《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周期显着加快,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产生,再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危机”,无不对当时的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经济波动。与此同时,货币政策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日益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并在各国促进经济增长和抚平经济波动的进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在各国的频繁应用,各国央行以及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认识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不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逐渐成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自Keynes(1936)的政府管理及逆风向调控理论助力西方国家顺利度过大萧条时期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成为了各国央行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但随后“滞胀”现象的产生对凯恩斯理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Friedman(1960)提出的货币供应量规则进一步对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Kydland&Prescott(1977)提出的动态不一致理论标志着规则性货币政策“战胜”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性货币政策逐渐成为各国央行的重要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随后,Taylor(1993)对数量型工具规则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着名的“泰勒规则”。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波动的加剧,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又重新成为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选择。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虽然在全球宏观经济调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调控效果始终是各国央行和学术界激烈争议的关键所在,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与规则性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学术界始终未得到一个统一的定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效果的相对优劣也饱受各国央行的质疑。然而,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传导机制,而传导机制又依赖于经济系统中的重要经济参数,在经济周期明显加快的背景下,经济系统重要参数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不同经济时期会产生显着的差异性,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动态性,而以往基于常参数研究方法得到货币政策长期不变有效性的研究结论必定缺乏实际经济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探索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动态有效性问题。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通过调控货币市场的供给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然而,两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都较大程度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即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环境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对有效性具有差异性。因而,本文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经济目标的叁维脉冲响应,进而构建出波动指数来研究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动态有效性问题。研究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央行更希望促进经济繁荣,当以降低物价水平和促进公共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效;当以刺激产出增长、提高就业水平、促进私人经济发展以及推动金融市场发展为首要目标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效。在经济高涨时期,央行更希望稳定经济波动,当以控制物价和公共经济的经济波动为首要目标时,应采取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当以控制产出、就业、私人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为首要目标时,应采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另外,波动性成分分解显示了本文模型的优良性质,发现了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产生波动性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分析了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问题。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操作灵活,但容易产生动态不一致问题,规则性货币政策可以避免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但又无法灵活应对突发性经济冲击,并且,两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样会较大程度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即不同经济时期的不同经济参数下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和规则性货币政策的相对有效性具有差异性。因而,本文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方法对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基于社会福利效应和总供给、总需求冲击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经济时期及不同经济参数下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和规则性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发现,从社会福利效应来看,在经济高涨时期,除了价格刚性较弱的情况下,都是规则性货币政策更有效;在经济萧条时期,除了价格刚性较弱、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前瞻性行为比例较小、产出缺口权重较小以及在实际利率权重较大的情况下,都是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更有效。另外,从总供给与总需求冲击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调控总需求冲击还是总供给冲击,都是规则性货币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更有效,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更有效。再次,本文研究了叁个典型的规则性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问题。规则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无非是为了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然而,不适当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导致经济系统不存在唯一均衡并且无法达到政策效果,另外,规则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同样会依据于不同经济时期的不同经济环境而变化,因而,本文以货币供应量规则、泰勒规则、前瞻性利率规则为研究对象,并构建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叁个典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政策空间、福利损失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研究发现,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随着不同经济时期的政策目标及外部环境而变化;货币供应量规则最不可取,它的政策空间最小、福利损失最大;另外,在中央银行更希望稳定宏观经济指标并且货币政策偏好较大的时期,泰勒规则是最佳选择;如果中央银行更希望刺激经济发展,并且货币政策偏好较小,则前瞻性利率规则更适合。最后,本文在规则性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同时带有相机抉择成分和规则性成分的货币政策,并证明了其“自动稳定器”作用。以往“泰勒类”货币政策规则都未在中国体现出较好的适用性,在部分时间段内不但不能平滑经济波动,而且还起到了顺经济周期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传统泰勒规则发展为具有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泰勒规则,并采用基于EM算法的MLE方法估计了该货币政策规则,证明了其自动稳定器作用。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中规则性成分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存在动态性,在区制一内,规则性成分不存在自动稳定器作用,在区制二内,规则性成分有较强自动稳定器作用;货币政策中相机抉择成分可以影响各区制的自我演化概率,在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又可以引导经济系统转向规则性成分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区制。另外,本文根据该货币政策规则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机制给出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在经济下滑时期,中央银行应该以增大基础货币增长率和宽松型窗口指导为直接操作工具,以短期名义利率为中间目标;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央银行应该以提高直接标价法的中美汇率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直接操作工具,以短期名义利率为中间目标。综上所述,本文首先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对比研究出发,分别从促进经济发展和抚平经济波动的角度探索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动态有效性;随后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和规则性货币政策的层面,挖掘了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参数下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和规则性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效应及应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冲击的动态有效性;然后从政策可实施性空间、资源配置效率、政策目标达到程度等视角,对比分析了叁个典型规则性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最后基于其中一个典型的规则性货币政策设计出同时具有规则性成分和相机抉择成分的货币政策,并证明了其良好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本文旨在从动态变化的视角探索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不同货币政策决策模式、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问题,然而,其内在传导机制、微观基础、混合型货币政策并未在本文做大篇幅分析,但采用CGE及DSGE研究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及传导机制是作者即将展开的工作论文。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不断健全以及货币政策分析工具的完善,我们将会对货币政策理论及实践有更深入的认识。
严洪[4]2011年在《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公司财务战略,是公司组织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整体性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公司财务管理的纲领。在资本市场条件下,上市公司进行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抉择,是关系着公司发展、结构调整与公司重组的重要财务战略。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鼓励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的政策以来,上市公司整体上市成为我国境内资本市场的一个热点现象；2009年10月之后,随着创业板的成功开板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逐步建立,上市公司分拆上市又迅速成为了另外一个市场热点,并形成一种发展方向和趋势。作为我国境内资本市场的两种新兴现象,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分拆上市从逻辑上看似两个相悖的路径,那么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两个看似相悖的现实路径?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分别具有哪些类型、模式和特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实施选择来促进企业财务战略目标实现?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两种战略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哪些,应该如何根据这些变量进行相机抉择?从国家财务的视角,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需要如何发挥国家财务机制与调控作用,从而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和战略性结构调整以及传导和支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当前资本市场的现实问题,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对这两种看似相悖但又相关的现象进行足够的、系统性的结合研究。在一个动态的、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时间、空间和行为变化将导致风险与收益的动态波动运行,从宏观经济面、中观产业面到微观企业面,都客观地存在着周期性和波动性,而资本市场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环境也具有着相同特征。由此,上市公司财务战略并不是一个孤立和封闭的系统,要有效实现企业财务战略目标,就必须针对内外部环境和变量的周期性与波动性,权变和相机地采用适应性甚至是逆向性的动态财务战略。市场中的企业都是一个多产品甚至多产业的投资组合,周期性和波动性的经济金融环境下不同产业投资组合决定了不同的风险收益预期,而这种周期与波动的存在本身也为无风险套利提供了可能。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实际上就是一种动态调整上市公司产业组合边界的财务战略,从而实现整体或者局部的扩张型财务战略、稳健型财务战略和收缩型财务战略目标。根据上述思路和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试图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财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两种财务战略,以及这两种财务战略相机抉择机制和组合模型进行研究,并进而从国家财务视角,对通过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安排,以促进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有资本发展与结构调整问题进行应用研究。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该部分从研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出发,对整体上市、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的概念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评价和界定,旨在提出本文研究对象——整体上市、分拆上市、财务战略。财务战略是公司战略中涉及财务资源配置协调方面的战略,不同经济环境下需要采取不同的公司战略,不同的公司战略具有不同特点和要求,需要不同的财务战略配合,从而形成一个“相机环境—公司战略—财务战略”的适应性动态有机体系。上市公司整体上市涉及对未上市资产的投资和证券化,并产生了相应筹资问题,进而又带来了公司经营扩张、资产定价与交易、资本结构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变化等一系列相关财务变化；上市公司分拆上市涉及到已上市资产的再次新股首次公开发行(IPO),以公开发售分拆资产的部分股权为代价在资本市场上募集权益资本,产生了募集资金投资问题,进而又带来了相应的IPO定价、股权关系调整甚至控制权转移、公司产业投资组合变化等财务变化。无论上市公司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财务战略,都涵盖了上市公司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各个方面,其战略实施不仅是相机环境下的扩张、稳健与收缩宏观战略抉择,也是公司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各个方面战略的具体策略问题。第二部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研究的理论基础”。该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平台,主要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以及财务学理论对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相机抉择的理论支撑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两种财务战略相机抉择机制的设计和运用打下理论基础。对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研究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周期理论、产业经济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规模效益理论等几个方面；涉及到的相关管理学理论主要包括：效率理论、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管理层激励理论等几个方面；而相关财务理论则主要包括：国家财务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财务战略理论等几个方面。第叁部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财务战略”。该部分首先阐述了整体上市财务战略的类型和模式,并对其财务战略抉择的动因和限制条件进行了分析,并进而就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对自身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公告日前后超常累积收益(CAR)以及东方电气整体上市案例研究对其财务效应进行了验证。广义上的整体上市可分为整体改制后首次整体上市、母子公司合并后重新整体上市和借助其控股上市公司实现整体上市叁种,由于前两种类型都属于未上市公司选择某种资产(整体还是部分)进行IPO的问题(第二种类型仅是增加了之前的对上市子公司要约收购和注销环节),与一般的IPO并无差异,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借助其控股上市公司实现整体上市的狭义整体上市,也即上市公司的整体上市。上市公司整体上市财务战略抉择有其内生的动因,并受到监管政策和导向的约束。而上市公司整体上市财务战略的实施,又必然会给企业自身和资本市场带来相应的经济效应及影响,这一点在本文事件研究和案例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第四部分“上市公司分拆上市财务战略”。本部分首先在阐述上市公司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类型和模式基础上,对分拆上市财务战略抉择动因和限制条件进行了分析,最后就上市公司分拆上市对母子公司的影响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分拆上市有广义与狭义的两个界定：广义的分拆上市是指,母公司将部分业务或某个子公司从母公司中独立出来单独进行IPO,而不论母公司是否为上市公司；狭义的分拆上市则仅指其中已上市母公司将其部分业务或子公司独立出来单独进行IPO。非上市公司的分拆IPO与非上市公司的整体IPO相对应,其核心是选择部分资产还是整体资产上市的问题,与一般的IPO并无差异,因此,本文研究的分拆上市也是狭义上的分拆上市,即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在此基础上,依据分拆前后母子公司在产业链上的关系,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横向分拆、纵向分拆和混合分拆叁种类型,而这叁种不同类型也具有不同特点和效应。上市公司分拆上市财务战略抉择,同样有其内生动因并受到监管政策和导向约束。上市公司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的实施,也同样会给企业自身和资本市场带来相应的经济效应及影响,这一点在本文的案例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体现。第五部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相机抉择”。该部分首先通过公司财务战略的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论述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的相机抉择原理,进而从经济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和资本市场波动等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运行层面,分析了相应周期性与波动性下不同阶段的经济运行特征,并在动态投资组合和周期性套利框架上,建立了相应的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组合模型。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是一个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变量下的财务战略相机抉择行为。宏观经济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和资本市场构成了两种财务战略抉择的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环境,各个经济层面的周期性和波动性特征,为上市公司进行动态的产业投资组合调整提供了套利空间和相机抉择可能。在内外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复杂财务环境下,需要财务主体采用适应性、协调性甚至逆向性的财务战略制度安排,调控企业财务行为和方向。企业首先需要识别内外部财务环境因素,对各种财务依存状态进行客观判别,进而选择与之相应的财务战略来确保企业财务目标实现。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分拆上市本身既是一种财务战略,又是财务战略的实施过程,在战略层面需要根据特定的周期性和波动性趋势进行相机抉择和相机组合,在具体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相应筹资、投资、股利分配等微观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策略,也需要采用相机决策①来支持财务战略目标实现。第六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相机抉择”。该部分从国家财务和发展财务的宏观视角,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对发展国有经济和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以及对传导和支撑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等方面的财务机制与调控原理,并就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相机抉择进行了探讨。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抉择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具有其战略目标的差异性和自身特征。在宏观经挤发展和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主体发展与结构调整——国家财务机制与调控逻辑下,国有上市公司不仅具有一般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战略目标,即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目标,还担负了发展国有经济和调整国有经济结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宏观职能,而且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导向最重要的微观传导和执行载体。因此,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相机抉择,是一种多重和多层次目标权衡下的相对均衡结果,这也正是第六部分与第五部分研究重点的差异所在。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系统性地对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进行了结合研究。本文同时研究了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两种资本市场中看似反向的行为现象,对两种行为各自的类型、模式和路径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和分析,并对其各自可能的财务后果及相应财务战略组合进行了研究。二是揭示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相机抉择原理。分析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并行的悖论逻辑关系,提出了两种反向路径是在复杂财务环境下,财务主体根据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变化,采用适应性、协调性甚至逆向性的相机财务战略安排,从而调控企业财务行为和方向,进行公司价值管理的动态过程。叁是构建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相机组合模型。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和资本市场波动,研究了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的动态组合机制。试图揭示企业如何根据对各种财务依存状态进行的判别,运用投资组合原理和套利机制等,对两种宏观财务战略抉择及相应产生的微观财务策略决策进行相机安排,从而实现企业财务战略目标。四是拓展了国家财务理论和国家财务机制与调控理论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国家财务的视角,对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下的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财务机制与调控原理、与资本市场发展逻辑关系等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在微观层面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在宏观层面支持、强化和传导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中观层面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叁个方面的作用与机理。五是提出了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实施的微观安排。借助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抉择相机组合的通用原理和模型,结合国有上市公司在经济微观面、宏观面和中观面的作用与机理,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应该如何组合性和动态性地运用两种财务战略,以及在两种财务战略实施过程中相应的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应该如何安排。
李欣欣[5]2015年在《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处于转型和渐进开放时期,伴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和作用越发重要。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成长的历史、制度和开放路径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中小型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仍存在很多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例如,中国渐进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特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开放所要面对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是什么,更开放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有哪些等等。本文以中国渐进开放的市场为背景,研究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包括动因、风险及影响等现实问题。以中国市场环境为背景,围绕国际资本流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研究。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存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扩大等市场特征,这一部分将Metzler Diagram和Mundell-Fleming模型结合从理论角度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因,并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联系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市场特征,讨论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等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影响。第二,开放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渐进开放的市场环境会因为“叁元悖论”中“角点”的转换,因此会更多地面临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政策的选择权衡,这其中估值效应带来的风险会伴随开放的深入不断增加。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估值效应的理论模型对资本市场开放存在的风险根源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货币危机的基础,而估值效应的影响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增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而在维持国际资本账户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稳定汇率是资本账户开放后更可行的政策目标。第叁,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和产品市场均衡的联立,从理论上得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价格影响的叁个可能的渠道:流动性渠道、货币政策渠道及财富效应渠道。此后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实证分析发现渐进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持续升值和货币政策束缚在开放初期抑制了货币政策渠道并促使流动性渠道发挥作用。这一结论与中国渐进开放过程中的货币主要基于外汇储备的发行特点是一致的。第四,从跨市场投资组合角度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识别问题。这一部分借鉴Sharpe ratio的思路,通过将跨国投资过程看作是一个对金融市场和对货币市场这两大块资产的投资组合,建立一般性国际资本流动条件,在比较单位风险净收益的基础上来判断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中国期货铜市场的信用证投机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条件的稳健性。第五,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特征---周期性和冲击影响出发讨论风险识别。国际资本流动存在周期性,这一周期性源于不同市场间宏观环境差异,同时国际资本往往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会出现波动增加的情况。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拐点以及突然的外部冲击影响会对本国经济带来风险。这一部分基于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方面提出利用AR(1)-GARCH(1,1)-时变Copula模型和NARMAX(Nonlinear 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with eXogenous inputs)模型作为风险识别的方法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汇改后数据能够显着反映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特征;而逐利效应(return chasing effects)和资产组合再平衡效应(portfolio rebalancing effects)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来源。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冲击的风险识别以次贷危机后美国QE政策冲击及中国4万亿刺激政策为背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NARMAX模型能够较好预测流动冲击对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1)将Metzler Diagram的均衡分析方法引入分析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利率均衡方程,得到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开放程度扩大、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这些特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逻辑。(2)从市场非均衡的角度讨论由估值效应带来的市场开放风险,这种讨论风险的角度不仅可以囊括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投机风险模型,还能对不同政策抉择提供理论支持。(3)利用货币市场均衡和投资市场均衡模型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国内市场的叁个渠道:货币政策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并通过实证论证了渐进开放过程中流动性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结论与渐进开放下中国的货币发行特点是一致的。(4)提出以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础判别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动力和方向的方法。
邓敏[6]2012年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时机抉择及政策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都表明,金融开放将加快一国经济的增长,但实证研究不仅未发现金融开放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据,而且这些国家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也引起大家对金融开放的反思。本文以金融开放综合效益为视角,通过研究初始条件对一国金融开放效益的作用,并总结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从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实践提出政策建议。论文一共分为六章。论文的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的主要目的和分析方法,以及全文的主要内容和整体框架安排。论文的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学者在金融开放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文献综述,我们按照研究逻辑分别从对金融开放的定义、金融开放的衡量、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金融风险效应等四个方面进行评述。论文的第叁章讨论了金融开放初始条件的理论来源,并对初始条件对金融开放效益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论文的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建立金融开放初始条件评估系统,并基于金融开放综合效益,检验估计了各初始条件的门槛目标值。论文的第五章通过简单回顾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和开放初始条件的发展状况,运用上一章建立的金融开放初始条件评估系统,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80年到2010年)实施金融开放的经济金融条件成熟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我国金融开放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第六章通过总结新兴经济体实践经验,给出发展中国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政策建议。
关大宇[7]2010年在《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条件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有关货币政策的决策对经济运行具有深远意义,其变化既能影响名义变量又会在短期内影响实际变量,即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为综合考察金融市场价格的货币政策信息功能,度量货币政策条件的松紧状况,有的经济学家构造了包含金融市场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他们指出如果金融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反映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货币现值,央行应将其价格膨胀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内。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使用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同金融市场价格构造一个资产的价格指数,根据资产涵盖范围的不同可分为货币条件指数(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 MCI)和金融条件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FCI)等目前,尽管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恶性通胀似乎也早已销声匿迹,但宏观经济波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近二十年来,多数国家经济波动的原因往往是源于金融领域,特别是资产价格迅速膨胀然后急速崩溃,造成了宏观经济波动的关键性因素。同时,随着房地产价格飙升而带来的泡沫化趋势也深深威胁着经济的稳定运行,由于政策调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累积和破裂最终也会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甚至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所以在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的金融市场价格、数量的基础上,有必要把能体现非货币资产的变量加入到MCI中来,这样才能更充分的考虑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才能更准确的说明一国的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形势。对于非货币性资产市场发展迅速的国家,就越应该考虑到其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此,在MCI的基础上,Goodhart和Hofinann (2000)提出了金融条件指数,它是在MCI中加入了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同样有影响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得来的,并指出由此得到的FCI可以显示出MCI中未能反映的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状况和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更系统、全面地解释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本文正是对与FCI相关的问题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这主要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FCI的构建和检验以及评价、货币政策实施中规则或相机抉择的使用等,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介绍了本文选题背景,意义和理论研究方法。总结之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创新以及不足之处。第2章对货币政策相关理论和传导机制进行概述。利用图形和数理模型对不同传导机制的作用方式进行说明。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对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因素加以归类,这主要有定性和定量因素。并根据不同指标对国民经济主要目标变量的影响着重讨论了定量因素代理变量的选取,为后文构建中国的FCI遴选出合适的基础指标。第3章考察了宏观经济总量和通胀与之前提到的货币政策传导可量化因素间的系统性变化。在现代宏观经济冲击理论的基础上,利用VAR这一系统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的金融市场价格传导机制、金融市场数量传导机制和非货币性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尽管响应期数不尽相同,但结论发现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和信贷规模以及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确实可以显着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化,肯定了这几个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存在。基于对各传导变量相互影响的认识,采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传导对产出影响的非对称性,统计量说明非线性STR模型中,货币数量增长率、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和其二阶滞后、股票价格增长率的一阶和四阶滞后较适合作为转换变量,控制非线性模型在不同状态间的转变,因变量对以上指标也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特征。非线性模型中市场利率不适宜作为转换变量,这与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货币政策执行中利率影响的非对称性并不一致,利率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干扰了的金融价格内在平衡机制；货币数量增加对产出的整体促进作用随着非线性部分的加强而逐渐减弱,而非线性部分中利率的影响则趋于消失；不论是线性或非线性部分,房地产价格对实际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都要强于股价,并且平滑参数说明房地产市场对实际产出的非线性作用比股票市场更强,样本期内多以双线性模型迭加形式出现；BDS检验说明,同远期值相比,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增速的近期作为转换变量时可更好满足残差独立同分布要求,说明我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使得其波动较大,致使短期内波动就可改变宏观经济整体发展趋势。第4章介绍了以往FCI的发展进程,提出可在宏观经济学AD-AS框架下推导FCI的数理模型形式,总结之前学者提出的计算FCI各个方法的特点,为进一步衡量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度量整体金融经济形势,在加入非货币性资产价格因素和货币规模等变量后,分别使用总需求模型的缩减式、VAR模型、SVAR模型、主成份回归模型以及联立方程模型构建了中国的FCI,其中使用联立方程方法在国内尚属首次。通过图形比较,动态相关系数,非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方法综合考察了各种方法的优劣及对我国情况的适用性,对指数进行了检验和评价,说明其与环比通胀可以较好地拟合,相关性和因果关系较强。FCI上升表明金融形势宽松,反之则是金融形势从紧,并且其时间变化与我国现实金融环境波动有显着联系,由不同方法得出的FCI中当利率和汇率权重较大时对通胀的反应时效性较好,其对金融形势的波动也比较敏感；而当房价和货币数量权重较大时,指数对货币政策微调导致的非趋势性改变则反映不够,但却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际金融货币政策的趋势性变化。说明房地产市场确实对货币政策有很强的反馈作用。最后,利用不同的FCI对通胀做了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使用VAR无条件预测改进了样本内预测的精度；引入“适应性预期”假设,在调整速度为1的理想情况下,把随机游动模型和VAR模型相结合,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得到的FCI可以改善样本外预测精度。从实证上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形成带有一定的适应性特征,对于金融条件的变化等新信息则主要作用于通胀的非趋势部分,居民和企业还是以过去的通胀信息为主要依据进行判断。第5章通过对货币政策的规则行事或相机抉择的阐述,进一步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是如何实施的。在短期动态分析中指出以货币数量为目标的政策规则要比以利率为目标的规则更可能使宏观经济整体达到一个稳定状态。而且只要央行对经济的反应内生于规则中,那么规则与相机抉择是不矛盾的,规则行事只是相对稳定的相机抉择,作为货币政策的指导,特别时期偏离规则是允许的。当对McCallum规则和Taylor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做考察时,GMM估计中使用了上文得出的反映金融条件变化的FCI做工具变量,结论指出McCallum规则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并不是很吻合,而且基础货币对通胀还出现了顺经济周期的行为,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而Taylor规则的估计结果则证实该规则与我国利率实践吻合的相当好,央行反应函数也表现出较强的平滑性特征,名义利率目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较慢,对通胀的反应则仍显不足,出现了实际利率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现象,不利于价格水平的稳定。根据短期动态分析的结论,此时财政政策的密切配合对缓解利率调控的不稳定性就至关重要。第6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对我国货币政策传递的疏导,提高FCI对货币政策的信息指示作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方式以及金融市场协调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吴韵雯[8]2010年在《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逐渐加大了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各国学者也纷纷研究股票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研究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应将股票价格列入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股票价格的波动吸引着大量货币资金进出资本市场,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影响到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效应,而货币政策的实施也会间接地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发展。因此,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互动效应、疏通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新课题。文章以国内外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实情,利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股票价格的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挖掘实证研究结果的深层内涵,为相关决策部门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文章首先综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现状,指出股票价格的波动已构成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冲击,进一步从理论分析研究股票价格的波动如何影响货币需求、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同时也从另一角度研究一国的货币政策改变,会如何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通过ADF检验、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最新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互动效应的关系进行分析,从分析中得出,股票价格的波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较大,而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众多,因此货币政策对股票波动的贡献度相对较低。最后,以实证检验结果的内涵为基础,提出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央银行应关注而非“盯住”股票价格的波动；建立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减小股价波动对经济的冲击；疏通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等一系列政策建议,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王柏杰[9]2011年在《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末至今,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利率、物价和国内实体经济较为平稳的情况下,出现了经济的剧烈波动,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的经济长期萧条,九十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偏离实体经济导致2007年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正如Bernanke (1999)断言：“过去的二十年,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皆大体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尽管要说通货膨胀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时尚早,但可以预料的是,未来中央银行家的主要战斗将在另外战场。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已经引起政策决策者的高度重视,那就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性显着增加,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关于“中央银行是否要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这一问题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议。最着名的争论是Bernanke (1999)与Cecchetti(2000)之争,他们争论的焦点问题资产价格泡沫成因的区分问题,以及即使资产价格泡沫能识别,货币政策可能不是抑制泡沫的有效工具。在我国也存在着争论：面对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2008年我国面临着政府是否该“救市”的争论；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2010年至今政府对房地产价格已进行了叁轮大规模的调控。中央银行将资产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函数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利率、货币供应量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比如通胀率、产出增长率,是否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第二,资产价格波动是否已经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第叁,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函数是否能降低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其福利和损失是怎样的?第四,央行是否有识别资产价格泡沫,成功控制资产价格泡沫的能力?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与利率、货币供应量、CPI、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等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和显着的相关关系,且资产价格波动不但对通胀具有指示作用,而且还影响产出增长；但利率、货币供应量对资产价格波动没有反应或反应微弱。第二,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传递机制作用于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对居民的消费效应、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家庭的流动性效应等形式来作用于实体经济。在着重对我国房地产财富的居民消费效应的考察中,发现我国房地产财富的总体短期消费效应为0.11,长期消费效应则为0.29,可见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波动足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第叁,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拟分析了不考虑资产价格与考虑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函数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影响、福利和成本,发现央行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函数有利于降低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尤其是当其拥有足够的资产价格波动信息时,因此,央行有足够的理由要将资产价格波动纳入其货币政策目标函数。第四,为了识别和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央行应该构建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同时也应加强对资产价格波动的信息的搜集和识别能力,这就需要提高央行的独立性与透明度,成立专门的资产价格波动监管职能部门。货币政策还应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相配合、协调,构建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审慎性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有利于降低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概率和减少泡沫破灭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刘朝阳[10]2007年在《基于经济预测的货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典型的周期性特征，由于预期的偏差和政策本身固有的滞后性，使我国经济不能逃出忽冷忽热的怪圈。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旨在烫平经济的剧烈波动。如果能找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先行指标，对经济周期进行准确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实施超前性的货币政策，对于旨在烫平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缺少在经济预测的基础上来系统地研究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在这方面尚没有形成系统的实际应用经验。因此，加强对先行指标的研究，建立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体系，加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测，及时掌握经济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水平，使货币政策更具前瞻性、科学性和高效率。本文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是相关文献综述；二是探讨我国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时间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叁是通过实证方法筛选出与经济波动相关的主要的先行指标；四是理论分析先行指标与货币政策的内在联系，运用先行指标采用综合评价法建立经济增长预测模型；五是建立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预测模型；六是建立我国货币需求函数并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七是对我国货币供给机制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八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经济预测的货币政策框架并提出相应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D]. 于洪波.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2]. 在学科交叉领域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评介[J]. 于振荣. 财经问题研究. 2004
[3]. 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D]. 张龙. 吉林大学. 2018
[4]. 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研究[D]. 严洪.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5]. 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D]. 李欣欣.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6].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时机抉择及政策选择[D]. 邓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7]. 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条件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D]. 关大宇.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8]. 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D]. 吴韵雯. 天津财经大学. 2010
[9].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研究[D]. 王柏杰. 西北大学. 2011
[10]. 基于经济预测的货币政策研究[D]. 刘朝阳. 暨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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